1977年冬，被文革封禁十一年之久的全国高考，在匆忙之中重新开考。在当年的中国乃至世界，这虽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但对广大考生而言依然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经过十一年的漫长等待，终于重新获得平等参与高考选拔的机会。忧的是，有限的招生计划在特别庞大的考生大军面前又分外相形见拙。国家虽竭尽全力，依然只能以4.7%的高考录取率创下建国二十八年来的新低。1978年，国家再次发动所有高校挖潜扩招，录取总人数从七七年的27.8万人上升至七八年的40.2万人，高考录取率也随之上升至6.6%。尽管如此，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现状，一时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当年的高考“独木桥”现象，与其说是特定年代留下的特殊印记，不如说是由十年文革酿成的群体性悲剧。一场高考，有积聚十来年的生源参与竞争，仅有不足5—7%的考生，侥幸跨过“独木桥”而成为天之骄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考生注定要跌落于“独木桥”下，成为高考中的失败者，其竞争的惨烈程度史所罕见。
现如今，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每年近千万人的高校招生规模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年平均录取率，使得高校录取的门槛一降再降，有的高校甚至不看考分，申请注册即可入学。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终于成为历史。现今的家长和考生们，关注的焦点早已不再是能否被大学录取，而是能否上清华、北大，能否上985、211。万一上不了一本，能否在二本院校中选择一个自己心仪的专业。最终，还有民办类三本及职业类大专院校负责托底。家庭经济条件好的，还可自主选择到国外自费留学，几近普及的高等教育，令世人刮目相看且羡慕不已。和现今幸运的孩子们相比，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机会充分享受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高考红利，却还饱尝了当年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百般艰辛，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苦涩记忆。
1978年8月，是我们全家人最扬眉吐气的岁月。我年迈的父亲，用桑木扁担挑着行李在前面领路。怀揣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我，亦步亦趋地尾随在父亲身后。父子俩脚下踩着的，依旧是从乡间通往集镇的粘土小道，但这一次出行和往常不同，对我和我的家庭而言，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父亲肩上担着的，不仅仅是我上大学的全部行李，更是全家人沉甸甸的希望。脸上写着的是满心欢喜，心中装着的是分外自豪。家中最小的儿子，在离开学校和告别书本五年半之久，居然还考上了大学。在乡亲们面前，这绝对是有头有脸的大事，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意外惊喜。而尾随在父亲后面的我，却另有一番不同的心境，既有终于跳出农门之后的几分欣喜，也有即将离家远行的几分不舍和将要独自面对大学新生活的几分迷茫。更有终于跨过高考“独木桥”后的几分悲壮和释然。
遥想当年，盼星星、盼月亮，经过五年多的漫长等待，终于盼来了全国高考的恢复。原以为，此后的高考之路将会是一马平川，不曾想，踏上高考征途后却是格外的崎岖不平。
1977年底，在事先毫无征兆的背景下，全国高考在突然间恢复。既为千万莘莘学子们带来意外惊喜，也使若干考生感到措手不及。由于身在农村、信息闭塞，当我从时断时续的有线广播中得知当年高考预考的报名消息时，距离考试仅剩十来天时间。来不及作任何准备，也不知道从何做起，仅凭一腔热血，几乎是从农田中拔腿就迈进了考场。参加过预考后才知道，离开学校和书本五年有余，拿惯了锄把子的手，重新去握笔杆子已很是生疏。所学的有限知识几乎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更为要命的是，传统的高中数、理、化教材，在文革中被当作“封、资、修”毒草受到了严厉批判，取而代之是毫无体系可言、完全以实用性常识普及为主旨的拼盘式、杂烩型教科书，诸如军事上的三角测算、工业机械制图、三机一泵的工作原理、化肥农药的成份构成及使用等内容，和当年预考的内容几乎风马牛不相及。所考非所学，所学非所考，预考后名落孙山，便成了大概率事件。参加首轮预考就遭遇滑铁卢，对一个迫切想逃离农村并将高考视为唯一可靠途径的农村青年而言，如同当头挨了重重的一棒。高考信心遭受重挫，一时间情绪低沉，深感茫然不知所措。正值忧郁苦闷之际，七七年底的冬季高考刚刚结束不久，七八年夏季高考又紧锣密鼓地开始部署。在预考失利的阴影笼罩下，还要不要参加七八年高考?参加高考成功的把握和胜算到底如何?这些问题又一直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有人说，国家既然已正常恢复了高考，每个符合条件的考生都自然拥有复习迎考及参加高考的权利，城乡知识青年若想参加，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农活前去复习迎考便是，哪里还会有什么困难?当然，的确有不少人的高考之路顺风顺水，而我的高考之路却一波三折。
在当年的农村，一个强劳力要跳出农门外出谋生，需要生产队、大队、公社共同出具同意外出的三级证明，三级证明上加盖的三枚公章，如同压在青壮年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翻越其中的任何一座，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要同时翻越这三座大山更是难上加难。和我在同一生产队的一位年轻人，仅仅为了能进县砖瓦厂当一名临时工，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风雨无阻，天天晚间去大队书记家中哀求放行，他越是坚持不懈，大队书记越发反感，磨蹭到最后，也未能敲开书记的金口。当临工、跳农门之梦就此破碎，从此选择背井离乡、浪迹天涯，依靠跑个体运输谋生。七八年的春节之后，我如果去向生产队、大队干部们请假，准备赴县城參加高考复习，不用猜测，同样会遭到无情的拒绝。迫于无奈，我只好选择鞋底擦油，悄悄溜之大吉。在生产队、大队干部们的眼中，未经他们的批准，我就擅离职守，简直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是对生产队、大队干部权威的公然挑衅。因此，他们三番五次派人追到县城高考复习班，强令我回村参加春耕生产。在多次遭到断然拒绝后，便以扣除我全家的劳动工分和停止我叔父大队通讯员资格相要挟。好在我父母和叔父无惧生产队、大队干部们的威胁和恐吓，做好了失去当年全部工分或丢掉手中饭碗的最坏打算，义无反顾地坚定支持我参加高考复习。
和生产队、大队的这些土皇帝们硬杠且拒不回村，看似暂时占据了上风，但肩头上的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因为，七七年的高考，但凡达线入围的考生，在录取前还要进行政治审查，政审合格后方可录取。农村考生政审是否合格的决定权，恰恰就掌握在生产队、大队干部们的手中。在崇尚政治挂帅的年代，如果你的政审不能过关，文考成绩再好也是枉然，录取时将被一票否决。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左的遗毒尚未完全肃清。文革之中，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和事俯拾即是。高考录取前的政审关，如同悬在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箭”，常令我惴惴不安、坐卧不宁。因为，你一旦得罪了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们，即便高考成绩达线过关，政审这一关注定是无法通过的。政审关过不去，高考复习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此外，高考一旦失利，我还得继续回到生产队务农。高考落榜后又回到原点，反过来又证明他们阻止我参加高考复习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我的高考落榜，无疑将成为他们口中的笑柄，成为他们进一步打压我的极好借口和理由，我的农民生涯也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
人逢逆境，出路何在?眼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低头认怂，任人宰割。要么破釜沉舟，突出重围。为了生活的苟且，更为了心中的梦想和未来，在巨大的内外压力面前，我只能而且必须选择放手一搏。决心下定之后，反而不再瞻前顾后，不再怨天尤人，不再为尚未发生的未来事件所累，一门心思全力以赴，率先争取文化课考试能一炮打响、一举成功。至于政审能否过关，我坚信自己从没犯过任何政治错误，无任何政治上的把柄可抓。届时，如果生产队、大队干部们果真颠倒黑白、一意孤行，我也下定决心准备和他们斗争到底。由此可见，原本再平常不过的高考之路，到了我的脚下，反而平添了几分悲壮和绝决的色彩。
心中有了方向，前行有了目标，脚下也有了力量。为了在复习迎考中做到精准施策，我认真分析了七七年预考失利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离开学校和书本时间太久，大部分基础知识已经遗忘;二是高中学业存在先天不足，基础不牢才地动山摇;三是七七年的预考未分文理，备考的科目多、难度大，所需时间也长。有鉴于此，七八年的复习备考必须坚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从足够多的时间投入入手，选择走超低空飞行的路径，一方面努力寻求复习内容和高考内容间的无缝对接。另一方面，适度控攻坚克难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把复习的重点始终放在基础知识的掌握、基本技能的拓展和基础知识试题得分率的提升上。尽最大努力，把基础知识试题的应得分值，稳稳当当地装进“口袋”并加上“拉锁”。此外，七七年的高考破天荒地选择在冬季举行，一方面，说明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建设各类人才的培养有着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仓促出台的高考相关政策也肯定会逐步加以完善。果然，七八年开年后不久，全国高考的新政策也陆续出台。和七七年相比，高考政策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取消全国统考前的省级预考，但凡符合条件的考生，可直接报名参加全国统考。考生的两次备选改成一次备选，不再面临在预选中可能被淘汰的风险。二是实行分文理科报名考试，使考生能根据自身的情况，作出更加有利于特长发挥的选择。三是正式取缔高考录取前的政审环节，主要依据考生文考成绩和志愿填报情况，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四是高校年度招生计划总数比七七年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些高考新政的陆续出台，不仅切实解除了高考考生们的许多后顾之忧，还极大地提振了考生们参加高考的信心和决心。
经过对主客观条件的反复权衡，复习迎考的基本思路也逐渐清晰了起来。在高中时段，我的文理科学业成绩总体均衡，没有明显偏科。但相比之下文科成绩还略占优势，于是将报考文科类专业作为首选。当年的高考科目中，语文、数学为文、理科必考科目，但文科数学考题的难度要求略低于理科。文科的政治、历史、地理，即便在高中阶段没有系统学习过，通过自学和短期突击也能收到明显成效。而理科中的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科，知识点太多、专业性太强，遍地开花式的复习，不仅难度较大，而且收效也不明显。在选定文科之后，我又把薄弱学科数学成绩的提升列为重中之重。因为，高考的数学得分，对确保高考总分入围至关重要。于我而言，在文科的各考试科目中，数学虽是最薄弱的学科，如果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和产出比会更高，考分提升的空间反而会更大。
在复习迎考的方向、目标、重点和基本路径厘清之后，关键就在于能否舍得在时间和精力上加大投入。在此后的三个多月的集中复习期间，我坚持做到每天早六点准时起床，深夜十二点至凌晨一点之间就寝。困了、累了，用冷毛巾擦把脸继续学习。在农村时，看电影曾经是我的最爱。为了看一场在外大队或外公社放映的电影，和小伙伴们一起扛着小板凳，来回摸黑走上十几乃至几十里路也在所不惜。复习期间，县文化部门曾经在县城体育场举办年度电影节，有多部影片同时上映。我所住的宿舍，和体育场仅有一路之隔，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宝贵复习时间，始终没迈出宿舍大门去看一眼电影。上大学后，在一天之内，我曾经在苏州观前街毗邻的几家影院，连续观看了四部故事片，还外加了一部新闻纪录专题片。
由县中牵头举办的高考复习班，因报名人数较多，授课老师人手不足，只能在借用的一座礼堂里上大课。超百人以上的复习生规模，也没设置固定的座位，只能按先来后到的顺序，依次在长条凳上就座。如果来迟了坐在礼堂后排，常常无法看清老师的板书，有时候连老师的讲话也听不完整。复习课上，我每天去得很早，目的在于抢占礼堂中的前排座位。这样，既能听清楚老师讲话，还能看清楚老师的板书，对一时未能理解透彻的复习内容，还可将老师板书快速记在课堂笔记上，课后再利用晚自习时间慢慢去消化。放学时也常常走得最晚，抓紧一切时间及时向授课老师请教尚未弄懂的知识点。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拼搏和不懈努力，在由千军万马参与高考的激烈竞争中，以超过当年江苏录取分数线69分的成绩，幸运地跨越了高考这座“独木桥”，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于我而言，七八年的高考成功，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非同寻常、意义深远的历史性跨越。从我拔腿离开农村，前去上大学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自此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成功地跳出农门，彻底终结了咱家世代务农的历史。昂首迈进大学校门，彻底摆脱了自身在社会最底层反复挣扎的宿命。尤其值得庆幸的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彻底改变自身命运的成功实践，在精神上给我带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自此以后，藐视一切困难的强大自信、克服一切困难的巨大勇气，成了我日后行走天涯的重要精神支柱，成了我继续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俯仰之间，七八年至今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已匆匆流过，本人亦步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古稀之年。重提跨越高考独木桥的陈年往事，不为炫耀成功，不为歌颂苦难，只为面向未来。唯有把曾经的苦涩，有机转化成为砥砺前行的动力，曾经的苦才没有白吃，曾经的难才没有白受，今后的人生才会变得更加踏实厚重、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