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革命生涯四二春，风风雨雨信仰真;不图虚名求实效，心底无邪天地宽。”这是我于1993年4月退休后有感。人虽已老，离开了岗位，照理说，工作了四十二个春秋，应该享受一下晚年的幸福生活，尝试一下天伦之乐。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上讲过，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所以应该说还有一条与普通老百姓不同的社会义务，这就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要想真正履行好这一光荣使命，活的时候就应时刻想到如何发挥自己最后的一点余热，死后更应留点精神财富给后人。如果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都能这样一代一代想下去、做下去、传下去。我们党就真正伟大、光荣、正确，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就一定繁荣昌盛，敌人的和平演变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就一定不会得逞。
人的生命开始，也就是死亡的开始。万岁纯属骗人的假话，争取活一百岁或者在超过一点是有可能的，但总有一天要离开人世的，这是自然规律，要说公平，这是最公平的。在这个问题上想利用“权威”是没有天地的。问题是人对离世后只有两种选择：有的人留给大地的是香花，可以流芳百世;有的人留给人间是毒草、臭气，遗臭万年。一个人，进入老年阶段，很自然的产生温故之感。看来这也是一种发展规律。我在告别五十六岁生日之际，这种回忆往事之感就自然而然的逐年加深。我很欣赏诸葛亮在他的《诫子书》中有句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这就是说，人的一生，只有淡化了个人的功名、利禄、权势、身望等等庸俗的观念之后，才能强化对党的忠诚热爱，报效社会主义祖国，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志向。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讲过：人总要有点精神，什么精神呢?我认为就是：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党的血液，融进社会主义祖国之中，便可于心无愧了。这就是我写回忆录的宗旨。
在我写回忆录之际，正是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十四年来的伟大成就。但也存在精神文明不足的问题，在当前某些人热衷于升官发财、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寡廉鲜耻之际，就更需要“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名言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准。让淡泊的春风多吹拂，让淡泊的时雨多滋润，让淡泊的阳光多照耀，让淡泊的灵泉多灌溉，从而清心寡欲、净化心灵，以提高思想境界，增益精神文明，这也是我写回忆录的目的。
追 根
听祖辈讲，天下程姓是一家。多数的祖辈们讲，他们是从江西瓦屑坝迁出的，而我们祖先传说是从河南迁至安徽的，隋唐程咬金，很可能是我们程家祖先之一。先是迁至黟县十三都，宗祠为遗箴堂，迁至安庆城，具体年限不详，但有一点是可以推算的。
童年时代我们家有一部宗谱，在父亲身边保存，我很爱看，而且放学回家或工作下班之余经常翻阅。记得宗谱上共有二十字的辈分：“斯帮肇令谟，植德引遥绪，芝兰应时新，能恩必待举”。我是绪字辈，谱名为“绪宽”，但我一直没用过。父亲是遥字辈，谱名为“遥其”，但也从未启用过，实用名为程登云，大伯父为“遥璋”，小叔为“遥发”，他二人一直使用谱名。说也奇怪，父亲一共有七个子女，四男均未用过谱名，而三女均用谱名一直用至今。大妹绪兰、二妹绪英、小妹绪华，均用了“绪”字辈。说来也奇，我的三个男孩，也没有一个引用谱辈“芝”字取名。如果按此辈份推算，我们祖先迁至安庆城已有十一个辈，也就是十一代了，每代平均年龄按二十五岁推算，至今已有二百七十余年历史了，估计是明末清初就已迁至安庆城了，现在遗憾的是原留在我们家的宗谱，因父亲胆小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烧毁了。宗谱上不仅有父辈分支姓名，而且还有祖先坟墓图。
我的祖父、母及大伯父坟墓在城郊大龙山上，少年时随父上山扫过墓，目前有碑，祖父为程引文，祖母为江氏，是表哥江学敏的姑祖母，记得墓旁有三个自然形成的大石头堆积在一起。按照这一推理，长居安庆城的程姓均为一个宗谱，县城的程姓由于解放前四七年来协商好统一修谱，可能均为分支了。其实为程姓追根找一点片段是一种乐趣，这是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就有一本《百家姓》的书。
真正的一家应该是志同道合者，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俗话讲“远亲不如近邻”，也就说明了彼此了解，互相帮助，助人为乐，就能亲如一家。
多灾多难的童年
一九三一年安庆古城发生了特大水灾，江圩全破，长江水直流西门老城墙门近，按阴历算我是一九三二年腊月初三(阳历一九三三年初)出生于安庆市西城外新义街顶头的狗儿山一座有十几层小石坡的平房里。紧对门有一座庵庙，记得有一位老师姑带了两个女徒弟，据长辈讲，我生下地母亲就害奶病，没喝上母乳，全靠米汁喂养，虽然家境较贫，但我作为老二房长子，还是受到家人器重的。
祖父是相当穷苦，为人忠厚老实，曾在一个酱园里当工人，一天到晚一双手均泡在盐水里。祖母江氏虽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门庭，为人善良贤惠，自嫁给祖父以后，过的是清苦生活，自己宁可在外面做点洗衣活计来帮助祖父维持一家几口的生活，也不找富亲求助。祖母娘家比较富有，但从不依靠娘家救济，祖母的哥哥认财为命，十分小气，可祖母的嫂嫂很贤良，据说，每年春节，祖母不要祖父上她娘家拜年，原因是人活着要有志气，而祖父谈话之中遇有伤心时，容易落泪，怕给人笑话。祖父、母育有三男一女，父亲排名老二，据说从大伯到我父亲之间还夭折了几个叔伯，所以大伯比我父亲大十几岁，小叔程遥发小父亲两岁，小姑程秀英比父亲小五岁。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只读了两年私塾，就被送到资本家店里充当学徒，小叔幼小就在江边沙漠洲拾柴禾帮助家里度日，小姑十三岁就被送到吴家当了童养媳，祖父在处于这样一个家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上、精神上双重压力，曾几度用火柴头寻短见，以泄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但均被他人早发现未遂。即便这样，由于劳累过度、忧伤过重，仍然早早离开了人世。
祖父病故时我的父亲只有十几岁。这样一个贫寒之家的主心骨就落在祖母身上，唯一的生计靠大伯父帮工工资收入养家糊口。父亲成家后，小叔也相继成家，自然就形成了三个小家庭。祖母是一家住一个月，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生于狗儿山住点。大弟吉发于一九三四年阴历十一月出生，大妹绪兰于一九三七年阴历五月也相继出生了。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安庆古城又发生少有的大旱灾，我还隐约的记得，不知哪一个把我抱在怀里观看了许多化妆成神、鬼的求雨人群。在两岁多一点，母亲带我到外祖母家，记得是在北门外蔡家桥与南庄岭之间一个姓马的酱坊隔壁住处，由于玩玻璃弹子不小心，放入嘴中吞下肚里了，母亲兄长直发急，幸好第二天大便时同粪便一起出来了，也就是在我解大便时，南庄岭周围住有部队，还有不少骑马的兵，由于马受惊冲跑，我被马蹄踩翻，腮部流血受伤，让家里人受惊自己还无所谓。也正在这样幼小年龄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东北已经沦陷，学生已流亡于北京城，也正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掀起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标志着我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这一天，一九三八年阴历五月二十五日，虽然我只有五岁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已快到安庆城了，天下着大雨，我们全家五口，于这一天开始跑日本鬼子反了。父亲推了一部独轮木质土车，一边是装了急用之物，一边是母亲怀抱刚满周岁的妹妹绪兰，我牵着刚三岁半的吉发弟，父亲紧靠木车边，在天下着大雨，地踏黄泥浆土的土路上艰难的行走着，走一步，滑一步，而且鞋子还经常被黄泥巴弄掉。吉发弟弟边走边哭着讲今后不走这个路了，他哪里知道这是“跑反”，是逃避日本侵略者砍头逃命啊!其实我也只比他大两岁，也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我们也只是距离安庆主城二、三十华里，靠一个大湖边，叫汪家冲的一个汪家老屋租居下来，但鬼子进入安庆城后，仍然时常侵犯郊乡，目的是寻找“花姑娘”为其作乐。有一次我的表姐江学兰为了怕鬼子发现，在逃躲前，用污泥把自己脸涂黑，以防日本鬼子沾身，还有的年轻母亲为了逃避忍痛将自己啼哭的亲骨肉，活活给掐断了气。说来，我的童年是多难的，记得我们一家借居在汪家冲姓邵的人家，每天吃过中饭后，我就坐在邵家门前的石凳上，几乎每天坐后都要发脾寒，连发了十几天。父亲每天早上到茅家岭买菜，因汪家冲离茅家岭只有一、二华里路程。
汪家冲紧靠大湖，我们去的时候正是发水季节，大湖几乎看不到边，因为我们家原在安庆城狗儿山居住紧靠长江边，所以我也将这大湖误以为是长江，每天无事就在湖里、湖边玩耍。到了深秋退水季节湖里全干了，我很奇怪，为什么“长江”会无水呢?老人们不是常讲“江无底，海无边”吗?事后才知道这就是七里湖、八里湖，是血吸虫流行最严重的地方，这个汪家冲很多人家都绝了后代。邵家有一房为了后代好养，想托我们家“福气”，还为她的孩子认我母亲为干娘，这个姓邵的人家，如果按土改政策对照，不是地主成份也是富农成份，因为邵家是青砖门头，大门两旁还有两个石头凳子。在乡下大约住了半年之久，父亲失业在乡，而且又是五口之家，生活处于困境加上全家轮流发病，确实无奈，父亲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带了全家重返被日本鬼子占领的安庆城内，我们自己的房子被日本鬼子烧毁，利用地基做了日本鬼子的海军基地码头，回城后，只有借居祖母娘家县下坡居住。
我们进屋时，共有十几户人家的住房，唯独只有我们一家先住，住在这样一个深屋里，我们都有点害怕，晚上不敢出门，而且县下坡口就有日本鬼子一个班站岗放哨，稍有不慎，轻者重打，重者砍头。当时由于母亲娘家变穷，外祖母同我们一起“跑反”后一起回城，而且还重病在身，脸部颜色很黄，后来才知道是黄疸性肝炎，也就是肝病病危后才回西门外观音巷大舅父家离世。我的父亲是最善良、最孝敬老人的，为了料理外祖母后事，他日夜奔城外，有一次心急不小心，路过城门岗哨没对日本鬼子行礼，被小日本鬼子打了几个耳光，回来后闷闷不语，我见此情景，虽然年幼，但心里非常难过。外祖母生前病中，在我们家住养，虽然我只有六、七岁，但我对外婆也很孝敬，每天洗脸水及一日三餐都由我端送。外婆也是高度近视，记得有一次外婆没有注意，把水泼了我一身，我也发了小脾气。
我们重返安庆城后，只有我们一家住在县下坡这一深屋实在孤独，父亲在外面遇见了原老板韩子祥，约他同住县下坡，后来父亲也在他的名下找了一份工作，记得就是现在的步行街清节堂前屋。因为父亲工作多数是跑外码头，就是现在讲的到外地跑供销，每月工资，只要父亲外出，均由我到店里代领。县下坡这里，除了韩子祥外、还有他老大全家，以后相继住了有姓郑的海狗一家，姓林的裱纸匠，雷老四(日伪汉奸)何海晏一家，江学忠一家，盛奚三一家，这些人家均是抗日战争期间居住的近邻。我家在县下坡这座屋里，共住了三处，抗日战争时期先住在祖母娘家，现在的表兄江学敏家，后来他们一家从乡下罗家岭搬回来后，我们就搬到汪洋(汪和平)家，抗战胜利后，汪洋从东流回安庆居住，我们就搬到原盛奚三居处，也就是现在的居住处，盛奚三因在龙门口购买了房子，做西药生意，在解放前夕，因对共产党政策不明，胆小怕事，服安眠药自杀了，这是后事。
我们搬进城里以后，乡下邵家还来往，这是结了干亲的缘故，其实没过几年就不见来往了，这是因为血吸虫使其全家几口先后去世，也无后代接传，据讲若干年后，汪家冲一个村变成了无人村。县下坡，这一条街，与电视剧《四世同堂》相似，各种人物都有，主要是中、下层人物。我们家对门住有两家，一家姓周，抗日前开钟表修理店，家主死后，寡母带了几个孩子很是贫寒，几个子女都没上过学，经常约几个孩子在家小型聚赌，我有时也参与玩过几次;另一家叫“二妹”，也是一个寡妇，在胡广源酱坊附近摆设香烟摊，先后有两个日伪警长为姘夫。县下坡顶头有一个鸦片馆，专门供应下层烟鬼过瘾，还有一个土地庙，两旁有黑、白无常鬼像。因为我从小就不相信神、鬼。正当群众道信甚浓之际，我约了同街坊几个孩子一起，在某一个夜晚，到土地庙把“白无常”的泥巴头下了下来。庙内还经常住有一个既是乞丐又是酒疯子。
在县下坡中间“鸣凤里”里面还住了一个日本家庭，有一个男孩同我一般大，我们还在一起玩过，有一次我到他家约玩时，遇见了孩子的母亲，她用日语说了一大堆，观其态是不高兴我们约她孩子一起玩，这样我们就没再约过了。我家紧隔壁一位姓鲁的人家是从日本迁回国的，据说很早就去日本以厨师为生，在抗日期间回国了，也是一个寡母带了二男一女，其女绰号“大屁股”，当时同日伪汉奸队高队结婚，其小儿与我同岁，又同过学。日伪汉奸还有“钱老四”“雷老四”，但没有什么大的罪恶，民愤不大。在我们家斜对门姓查的人家，有一个老三叫小罗，参加了日伪建国军，有一次下乡“剿匪”被杀了，其未婚妻叫斯芳珍，以后经人介绍同邮政局的人结婚了。县下坡还有几家印象也是比较深的，这就是谢家理发店只有唯一一个儿子有肺病年少就离世了，比我大几岁，生前我们还一起采过桑叶喂蚕，江家茶炉一家也是我经常取乐的地方，跛子扎死人纸桥纸马，他年岁要比我大二十多岁，但为人喜欢热闹，我们也能谈得起来，再就是隔壁王家面饼店了，我幼小就是他们的常客了。当时日本鬼子侵占安庆城，每到傍晚县下坡路口就用铁丝木栏给拦住了，不准随便进出巷口。
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了一个老乞丐又是大烟鬼，长居县下坡顶头的，不知怎么回来晚了，日本鬼子已用铁丝网封锁了，这个老乞丐仍直接进来，日本鬼子用刺刀直向他戳来，看势十分危险，而这个老乞丐纵身一跃，跳过了铁丝网，急急忙忙往里面直跑，日本人也就没追赶了，估计日本鬼子也认识他是常居户，大人均发有“良民证”，这是由日伪镇、街坊、保、甲层层分发的，在日伪时期也实行保、甲制。记得我们街坊的坊长叫邬锦池，家主胡广源隔壁，严凤英年少唱黄梅戏后，经常上邬家玩，因为邬是严凤英的干爸。当时的街坊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德宽路办事处，保也相当于现在的居委会。表伯江汝芳也担过甲长。在我们同屋里韩子祥搬走后，被日伪汉奸雷老四占住了。其夫人看来较贤惠懂理，子女也很好，就是雷老四本人很横，有一次我和同屋几个小孩在堂屋也就是江翠珍现在的住房踢毛键子，被其甩到了屋顶上，当时我又气、又怕，但我始终恨在心里，看来我的自尊心很强，从幼小时就开始了。
一九三九年阴历十月二十六日，三弟晓顺就在后屋现表嫂住的那样的床位上出生了。记得这一年的寒冬腊月，各家都开始忙碌年货，我们家也请来了二舅妈等人帮忙炒炒米，晚上收工时，由于二舅妈眼睛不好，火星落入灶门边，加上芦柴也没收拾干净。半夜里，也不知二弟还是三弟哭闹，母亲醒来，只听见厨房内像放鞭炮一样爆炸声不断，大家急忙起床，跑进厨房，只见碗橱被烧毁，饭、菜碗也被炸破，火光已接近屋顶，经过大家抢救，终于将火扑灭了。否则日本鬼子发现了家主就要杀头的。当时我只有七周岁，但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因为我们家的厨房一方墙紧连西城城墙，而日本鬼子也就在城边站岗放哨，确实太危险了。
一九四零年，表伯一家也由乡下罗家岭搬回城里了，我家就迁到对面汪洋(聋子)家居住。一九四二年，二妹绪英就在汪聋子屋里出生了。当时生下来，母亲乳汁不够，家里人就在街上买来一只白公鸡发乳，杀后，发现鸡肚内有一个硬壳鸡蛋，周边还有不少小蛋，这说明“洋鸡”种这时已传到安庆城了，估计是从日本传过来的。由于战争关系。我从八周岁才开始上学，是当时安庆市有名气的模范小学(现今的第四中学)，二舅妈的儿子学海在四年级，在学校里是学海表兄照应我，有一次在操场上荡秋千，学海叫我坐在板上，两手抓紧绳子，秋千荡得很高，并问我怕不怕，我嘴很硬，说不怕，其实我心里害怕极了。
我在模范小学一直读到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校舍移交给了怀宁中学(四中前身)，我们全校学生自找门路。西门城内、外的同学，均就近上了太平寺的伯禄小学(教会小学、太平寺小学前身)。在我的童年时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岁月，虽然幼小就吃了不少苦，但进城后父亲由于为人忠厚，工作勤奋，很受店主器重，所以生活也开始慢慢好起来，我们家弟妹逐渐增多，还雇请了八、九年的女佣人料理家务。父亲从乡下回来，总带很多副食品供家里使用，日子基本上说得过去。我现在还能理解，我为什么从幼小时开始就不怕神、不怕鬼，而且又顽皮，是县下坡小巷的孩子王，还经常组织孩子们同巷外的孩子“交战”，在小学读书时也是很有名气的，在高小两个年纪时，还是全校童子军大队长。
我的命也比较大，有两次重病无救的情况下还是死里逃生了。一次是一、两岁时发生重病，祖母一边帮人洗衣，一边伤心落泪;一次是伤寒转高烧，母亲带我坐黄包车在安庆城找遍了中医，多数说不知病因，最后在孝肃路找到一家老中医潘少钱，按脉后下了重药，吃了药第二天就转危为安，真是重病不病，也有可能鬼神也怕我三分。有一次学校组织野营，到了“二里半”，有些古坟露出土外，我就站在棺材板上踩，说也奇怪，外祖母严重的黄疸性肝炎也没传染给我，汪家冲的血吸虫也没染上我身。虽然我很顽皮，但心底很善良，有一次上学途中，看见了北方水灾逃难来安庆城的难民的痛苦生活，心里十分难过，随手将母亲给我的早点钱全部抛给了难民，事后才知道这些都是1942年黄河水灾的难民。一九四三年日伪建国军独立团团长刘迈在安庆城做了一件好事，发动全城学生和社会青年横扫了一下全城的妓女院和鸦片馆，我也积极参加了，并拿了童子军木棍走进全城有名的“万花楼”妓女院(现杨家拐，已改建为龙山路了)打烂了院内各类酒水、食品，撕破了绸缎被面，同时又返回县下坡上头鸦片馆没收了两只烟枪，真感到高兴，虽然年少大道理不懂，但知道是除害。
日本鬼子占领安庆的这八年，罪孽深重，现在的吴越街新华书店，原是日本鬼子的宪兵队，里面死伤人数不详，主要是被狼狗活活咬伤、咬死。据说后来建新华书店挖地基时发现有人的尸骨，今日的司下坡工商银行是日本鬼子的特务机关，机关长是一个上校八字胡须的人，因为当时小学还经常听他训话，训话地点就是对门小操场(现工行宿舍)，日伪时期，安庆老百姓最怕、最恨的是汉奸卖国贼，很多无辜老百姓就死在这帮汉奸摇头或点头的暗示之间，其中最有名的汉奸称为“四大金刚”，我所记得的有潘大嘴、萧长旺之流，抗战胜利后，这班人均关进了“二狱”，我还亲眼看见了他们在“二狱”门前附近的可耻下场。潘大嘴像头肥猪，血迹较多，萧长旺骨瘦如柴后没什么血可淌。
我多灾多难的童年，也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一段痛苦历史。我们定要发愤图强，让八年的亡国奴的悲惨生活，一定不要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