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1934年10月出生于北京，1948年14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1949年开始做青年团工作。1953年，他开始文学写作。1956年，他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了全国以及世界的注意。1963年，他到了新疆，曾任文学杂志的编辑。1965年，任新疆伊犁巴彦岱公社二大队副大队长。1987年他获得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与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并成为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2003年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荣誉博士学位。2009年获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17年获日本樱美林大学博士学位。2020年出版《王蒙文集》(新版)50卷。他的著作和作品曾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翻译出版。已获得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多个国内文学奖项。出访过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王蒙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现为中央文史馆馆员。2019年9月17日，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从前的初恋(节选)
王蒙
缘起
从前，有这么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儿，一个是女孩子。
他们是唱着“我们的青春像火焰般地鲜红，燃烧在布满荆棘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地英勇，飞翔在暴风雨中的天空”长大的。
他们也都曾唱着“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那光明的路”向着高压水枪与刺刀冲锋。
从前，就是说七十多年以前了，一次，曾经，仍然，最初的，爱。
后来，他，也就是我，找到了曾经写下的这一段故事，稿纸已经变黄、变脆，文字依旧完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具店的蘸水钢笔、稿纸、骆驼牌与北京牌墨水，还有少年王蒙的写作，经受了相当长期的考验。倏忽一别，六十六年。
为它写下三首七律诗：
往事深情恋逝川，稚文六十六年前。钟声荡漾黄昏夜，口号高扬碧落天。一笑一颦全历历，初肠初意俱端端。少年挥洒多雄论，鲐背重温更俨然。
陈迹苍茫两万天，关山踏遍人翩翩。初温犹热暖米寿，往事无常思百年。感遇柔情称进取，应无俗态益欣欢。屈指九旬读少作，一词一字亦涟涟。
一切悉熟自在身，少年英气正纯真。青春万岁犹回味，组织新人继沉吟。往事如歌声未老，今宵说梦语何亲!为有文学多记忆，风风雨雨砺初心。
但想不起写作的确切时间。应是一九五六年稿吧，根据是一九五六年一月全国主要出版物由竖排改为横排，而作者书写使用的是那一年市场开始提供的大张单面横写500字型格纸，此前的稿纸都是折叠双面竖写小张的。这一年公布了首批简化汉字，文稿上写的却是大量不规范的民间简体字。
如果确是一九五六年，那么有趣之处在于，它与同年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互通互生互补互证同胎同孕异趣。
给过一家刊物，回答是“不拟用”，退还。然后六十六个春秋来去，从北京西四北三条(报子胡同)、北新桥到乌鲁木齐南门、团结路，到伊宁市解放路、新华西路，到北京前三门、北小街、奥森公园……经过了“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引自旧作)的迁移，许多东西都丢失了与淘汰了，此旧稿却完整地、寂然冷然地保存着，坚守着，与我为伴，我再没有翻起过它。它与我共度了两万多个不平凡的日夜，比我本人更静谧、耐磨、沉得住气。
它是我的纪念和从前，直至今日。
至于文稿内容，写的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七十年后心血来潮，打开，热气与稚气腾腾。它是往事，是昨天，比昨天远，但比前天近。仍然保留着笑容、多情、歌曲、好梦，包括“最宝贵的”(一九七九年我的复出小说的题名)，包括一条条大义凛然，永生永世，天地人心，必须、笃定、坚决、当然。
我尽量少动原文，原汁原味。日记体，是因为一九五六年前五六年，我确实坚持写过详尽的日记。此后小说写多了，公务事务也大增了，日记基本失守失踪失忆，写也不成样子了。小说与公务事务，对于日记，是推动也是妨碍。不太忙也不太不忙的人可以试着写点小说，不然就写点日记手记，留点印迹。
到了一九五六年，写作此稿时，参考了抄录了移用了几年来的“非虚构”日记，包括某些日子的天气标记，应该都是有根据的。从前的真实日记，写在三十二开横线笔记本上。在《组织部……》轩然大波之时，我写下了孪生的《初恋》。
往事如烟?非烟?那么请问：你是谁?你是不是文学地写了下来?你生活得很急很热，你写得很动情很火，晾了一点一个甲子，它仍然乒乒乓乓欢蹦乱跳。文章何处哭秋风(李贺)?如火如荼势如虹，且掬黄河泼大墨，文心文气岂雕虫!
1951年12月23日星期日
再有一个星期，光荣的、伟大的、深沉的一九五一年就要过去了，时间如飞，小心自己不要落在时间的后面啊。
到了冬天，到了新年，我就想起雪，白白的、可爱的雪，雪使世界庄严而纯洁。今年寒冷偏偏来得晚，一场正经的雪还没下呢。
一九五二年我就年满十八岁了，的确，年龄自有它的真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感觉到，我已经大了，我已经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有多少力量、又有多少幻想啊。
从前我为自己年龄太小而羞耻，好像一株小树，没有发育好，就生长到伸展到风暴里去了，结果年龄，嗯哪，妨碍了我的工作，这样一说，我觉得自己不免失笑于众。众精灵、老干部，革命与战争培育出来的精明与犀利的一代，他们怀疑地打量我并且信且疑地询问我的岁数，当别人窃窃私语“团区委来了一个小娃娃”的时候，当我不能参加某些正式党员的会议的时候——我入党三年多了，岁数不够，还没有从候补党员转正，我总羞愧于自己为什么小，如果大一点，就更可以有所作为了。
现在呢，不再想这些，没有人怀疑我不是二十多岁。区委书记老伴，办公室的老田大姐，从一开始一直称呼我为“老刘同志”，工作里，我已经显示了一点点沉着与老练。本来嘛，成为脱产干部已经三年了。
环顾四周，朋友、亲人们，也已经有了许多变化。爸爸和妈妈离婚了，这很好，也很不容易，结束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十年的残酷和痛苦的变态，固然还有尾巴。最近几个月，我首次在家里感觉到了平静和幸福。姐姐从学校出来，走上了工作岗位，她变得沉稳而且严肃。上次她批评我不该对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兴奋与入迷：滑冰、小说、唱歌、欣赏风景……说话也不应该动不动夸张激动。她提出要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工作和学习中，对极了。她还告诉我，她已经有了一个男性好朋友了。
过去我觉得，她虽然比我大一岁半，可是我帮助她在政治上“进步”起来的，而最近，我越来越感觉到，许多地方，是我需要向她学习了。
还有学校里的一些同志，中学的团总支干部们，我与他们的亲密，超过了与本机关的同事们。说实话，他们身上的担子够重的。一个中学生，每天七节课，团区委给他们布置了繁重的任务。就说两次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吧，他们下了课后与校长们一起做新生审查工作，同学们对他们的要求又特别高，一次早操缺席，同学们就会说他们是“带头作用不够”。结果呢，一个学期结束了，他们的考试成绩比一般同学还要强，甚至于，他们学会的新歌与集体舞、新诗与新知识，即使是读报，也比其他同学们读得更多。
市委领导彭真同志说了，大讲学生党员干部的负担如何如何繁重，是没有意义的，前所未有的繁重任务，你靠谁去呢?只有一个办法，要吃点苦，必须加油努力。
市委领导的指示让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惭愧而又振奋。
我常常回忆今年年初参与的中学生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的情形，这些孩子们自我检查起来，比谁都沉痛，眼泪会在检讨会上流下。不，这是保尔·柯察金式的对自己的苛刻与无情。他们如果发现自己身上有一些不利于党的缺陷，他们会万分地痛苦。高兴的是，培训班结束后，他们一一地入党了。小李还送我一本“革命日记”，其实是我应该送他们一点什么纪念品的。我也怀念参军上了干部学校的同志们，前天，收到建群的信，他们马上要开赴朝鲜前线了。而省立高中的地下党第一支部书记，参军以后立即保送到沈阳的空军学校，他将驾驶着战鹰在蓝天白云中万里飞翔，与敌人短兵相接，瞬时胜负存亡生死。我羡慕他们，也祝福他们。
我们这里的张昌，常常嬉皮笑脸地叫他们“小干部”，我不喜欢。老有老的伟大，小有小的庄严，不容亵渎，不容轻薄。
我自己呢，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们的书记黎银波近来几次颇有深意地对我说：“你很不错，你真的大了……”可以想象，比我大十七岁，抗日战争前“一二·九”时期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她，对于火爆的小人儿刘夏有多少期待。
一年当中有多半年我参加全区的一揽子中心任务，没有更多的时间取得她的理解与指导。但是她的敏锐与友情，她对旁人的观察深度，使我相信她永远了解着关注着指引着我。
我爱一揽子的突击任务、中心任务，它像火焰一样地把干部把群众燃烧起来，平常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一下子就做成了。
我也怕这一类工作，一开动，我就必须连基层的党支部带团支部一起抓。有个别党支部的老爷故意与我这个毛孩子找麻烦。“立仁”厂的支部书记不执行区委的指示，我与他吵了一架，我很难过，虽然区委领导支持了我，我仍然长久地不安。我们毕竟是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最后斗争中的战士，英特纳雄耐尔，等待着我们一道去实现。
……朝天每日地开会、写材料、谈话、听报告、读文件，但是一年过去，我好像更爱玩了。对不起，正是玩——让我真切感动地体会到，我们用双手正在建立着的新生活的幸福。有时候周六晚上开了一晚上会，我仍然愿意会后用十分钟走到近处新盖好的电影院的门口看看。美艳的灯光照耀着鲜明的影片广告图片，图片上的中苏影星与散场后走出来的欢喜的人群，脸上仍然停留着关注、沉醉、迷恋与感动，我分享他们的兴奋与满足。我觉得如此轻松快活，生活中给我们的不仅是压弯脊的任务加任务。我还爱音乐，一唱起歌来就进入了一个远远更伟大与悲壮的殿堂，更辽阔与深沉的世界。
“我们生在美丽的祖国原野，我们生在劳动战斗的地方……”
这是《人民日报》上刊载的歌颂斯大林的歌。我喜欢这两句歌词的情调。
(插话：后来不喜欢斯大林了，一直喜欢从前歌颂斯大林的歌曲旋律与歌词。)
这一年，我看了许多小说，普希金的诗，巴甫连科的《幸福》，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也许我还不能够充分理解它们，但我是忠实的，我爱书，我要按照书本来做。我坚信生活应该像书上写的那样美好，那样崇高而且纯洁。如果还没有完全一样的美好纯洁，那就正是对于革命与日常工作的期待。我不满足自己，我想的是对自己的全盘重塑和推进，我要的是近卫军队长奥列格，队员万尼亚、邬丽娅，和《幸福》里的伏罗巴耶夫式的人格、品性、美好与圣洁的精神世界。
天啊，我写了那么多，每天记日记，记得多，做得不够。
我必须结束日记了，我还要赶写原教会学校现第九中学教徒们对于教会自传、自立、自养三自革新运动的反映材料。
后来想到了的是
革命高潮的特点之一是革命群众革命志士的年轻化、低龄化，咸与革命，不分老幼。影片《小兵张嘎》《红孩子》《闪闪的红星》，演唱、歌剧、连环画等艺术形式中表现的《刘胡兰》《鸡毛信》《王二小》，已经脍炙人口。同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学里也发展建立了地下组织，包括一个学校的数个平行党支部与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主青年同盟”“中国青年激进社”。为了迷惑敌人，隐蔽自己，故意弄出了些翻新的花样。但地下革命组织力量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有的学校革命力量雄厚，如北京的河北高中，从“一二·九”运动时期就有了不容小觑的革命力量。有的学校反动政治背景强大，如军阀政客张荫梧担任过校长的北平四存中学，还有洋教会学校、专业学校，基本上没有革命力量的种子。再有就是，学校中，学生中的地下党员，远远多于老师中的地下党员。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最初一两年，各校大体由原班人马留守管理，同时，在各校积极建党建团，起初也是学生中的团组织建立与发展更迅速。青年喜革命，革命育青年，三番五次后，青春燃火焰!这样，该时期的中学，大量党的任务，很大程度上通过各级团委团总支团支部代为至少是配合协助进行。中学生参军、参干、南下到新解放区、一直到参加五一、七一、建国各种纪念庆祝大典活动，中学师生这一群体的组织工作，许多是由团委系统运作的，直至此后逐渐向各校派遣了领导干部，改造了原来的中学格局，取消了私立、教会学校，实现了从男女分校到男女合校的转变，中等学校党政系统健全有力了，上述模式，乃告结束。
1952年1月2日周三晴
有七个学校送来了自制请柬，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除夕晚会，结果没有去成，那天晚上，区委书记召集全体干部，传达区各界代表会议①决议，中心是反贪污的问题。
今天报纸上刊登了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新年团拜会上的讲话，毛主席特别强调：现在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战线。
新的一年是在紧锣密鼓的备战气氛中来到的。
1952年1月31日周四晴风
我又被抽调到区节约检查工作组，与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的联系学校支部的同志一起，抓本区中、小学的“三反”运动。
今天晚上，我受命去旁听了男二中节约检查委员会②负责人与查办重点人物廉维仁的谈话。廉是留用旧总务主任，有名的“三只手”，几天来检查账目中发现疑点四十余处，说是竟有购买坤袜的发票混在体育用品支出项目中。他们的谈话进行了四个小时。廉维仁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后来进入具体账目质疑，他竟然装聋作哑地推托什么“年老昏聩”。我实在忍不住想插几句嘴，揭露一下，想起了领导的叮嘱，贪污浪费发生在我们机构的内部，开始揭盖子恰如京剧《三岔口》，几只手在黑暗中摸索攻防试探发力，作为区委干部，要从倾听各方、观察分析、调查研究做起，切不可主观印象，轻易有所倾向表态。而我的在场，我的全无表情，我的认真记录，我的莫测高深，已经是推动运动进展与获胜的一个因素了。
参加完这次谈话，夜里十一点半，接着参加了校节委会碰头汇报，直搞到次日一点多。
从学校出来，迎面大风，街灯吹得抖抖颤颤，明明灭灭，沙石打脸堵嘴，我穿着的旧军大衣一吹即透，前胸冰凉，这才想起，没吃晚饭，饿呀，嘴一动，吞进去的是大口冷气。更蹬不动自行车了，只好下车推着走，瑟缩地弯腰，把上身弯到车把上，一步步地艰难移动。
街上稀稀拉拉地走过一些人，他们竖直拉紧了大衣领子，用手捂着嘴说话，随风送来一些声音，好像也是在说什么：“老虎”“坦白”“攻守同盟”“斗争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年三个多月，毛主席屡次敲响了贪污腐化、脱离群众、蜕化变质、重蹈覆辙的警钟。一九五二年一月，全国五亿多人口，有一亿在反贪污。
有的商店仍然灯火通明，隐约听见人声嘈杂，门口停着汽车，是叫违法资本家胆寒的工商检查组乘坐的。这边的运动叫“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们那边的“三反”，则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两大战场，相呼应，相配合，相促进，连成一片、惊天动地。
古老的封建社会，贪污中饱已经是千年万人痼疾，看来是有一拼。
大风里我默默地向同道的同志们致敬，我们是友邻部队。我也默默地想念朝鲜前线的同志，向吕建群小鬼致敬，他们会比我们艰苦得多。
于是我的冻饿似乎给了我一点安慰，我并没有在五十年代的艰苦奋斗中只知享受北京的舒服日子。我有了劲，把自行车推进了区委会。
回到我的办公桌前，桌上有同志们给我留下的馒头与熬白菜。碗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写“你母亲来电话，说你好久没有回过家了”。老天，我是该看望老娘亲啦。
饭菜已经冰凉，办公室的炉火，剩下星星余温，我拿起饭菜走到廊子上，看到秘书室里开着明晃晃的灯，便走了过去。
秘书室里生着一个特大号日式“新民炉”，我将拿过来的菜碗放到炉盘上，把馒头烤在炉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唏嘘着烤手。区节委会秘书室的同志还没有睡，与我聊天。身上的寒气渐渐消失在懒人的暖意里，哈欠于是连连袭来。这时我听见一声快乐的孩子气的叫喊：
“刘夏同志!”
我揉揉眼睛，转过头，从大文件柜后面看到了一个女学生，她个子不是很高，我看到了她的天真的目光、浅浅的酒窝、永远的笑容，和最能表现出她的良善、朴素、稚气与纯洁的上唇微凸的紧兜着的小嘴。我认出了这是女六中高中一年级的党员，学生会主席凌蕊园。她的略显肥大的供给制干部通用的所谓苏式系带“列宁服”，并不能遮蔽她的活泼伶俐的身躯。她叫着我的名字，他乡遇故知般地向我伸出手，她一边笑一边急急地说：“记得我吗?认出来了吗?你怎么这样晚才过来?”
我不解地问：“你……怎么……在这里?”
她说：“区委调我来，利用寒假期间到节委办做统计员。已经搬来两天了。他们说这几天你都是早晨七点钟就走了，晚上十二点才回来。你可真忙啊!”
她说我真忙，我欢喜，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垃圾废料，新中国的每一个成员，谁不是在与时间赛跑，在与时间拼命呢?
“你也忙啊，都快午夜两点了。”
“我其实没事。大家都不睡觉，我也不想睡觉。我帮着黄大姐整理简报。”说着她看到了炉盘上的菜碗，她说：“这样热怎么能热得了?”她到文件柜中拿出了她自己的白地红花的搪瓷缸子，不管我的阻止，把熬白菜倒进去，挑开炉顶中间的圆盘，把搪瓷器具放入火炉，立即，冒出了白菜的热气与香味。
不眠之夜咏叹调
这是什么样的美好?这是什么样的热潮?这是什么样的奋斗?什么样的青春，什么样的咏叹调?
每一刻钟都要推进局势，每一刹那都要争分夺秒，两三天可以完成一周计划，我们确立了方向目标!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属于作为，时间属于热血，时间属于激情、理想、冲锋、奔跑，时间属于智慧，时间属于经验总结，改进，再改进，调理，也有微调，时间属于真正的、深沉的、严肃的头脑!
人类浪费了太多的岁月，阶级社会野蛮，丛林法则消耗，小农意识愚昧，历史从今夜，开始上道，生活从今晚，全新创造!幸福从今夕铺染，大楼从今晚建高!血汗哺育鲜花，口号夹杂欢笑，不眠的是从未有过的心愿，不眠的是美梦正在成真，比奇妙还奇妙，每一颗心都在发光发热燃烧跳跃!为了救中国只能拼死拼活，梦也要梦中国的伟大复兴起跑，读读《红楼梦》就知道了，寄生的懒惰的消费的麻木，只能靠铁与血的人民革命扭转面貌。
……不仅仅是七十年后的咏叹，更是七十年前活报。我曾入迷于青年艺术剧院的建院剧目《爱国者》，我常常感动于另一篇文学叙事作品的命名：“战火中的青春”。啊，战火，啊，青春，青春在战火中光热燃烧。我也要写党委会里的青春，青春在党的拼死拼活、日理万机、开天辟地、重塑广宇中发功出力成熟欢笑。
早在写作《初恋》的同时，我尝试了话剧的写作。又入迷于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三姊妹》与《樱桃园》的烦恼，而且我痛感生活到处提供着舞台的氛围、角色的对白、戏剧的激情、舞美的魅惑与感动的功效。我的话剧第一幕写的是加班加点的不眠之夜，办公室，紧急的汇报与通报，请示与批复，钟声响了，电话铃响了，暗藏的敌特露出了马脚。一位少年制止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天快要亮了，郊区的鸡啼传到城市，风雨如晦，五更鸡叫。又一个不眠之夜推动了生活的进展，又一个不眠之夜战胜了敌对的军统、中统、蓝衣社、CC系、中央情报局、一贯道。还有圣母御使团和所有的坏蛋，七尺男儿经历了重生，生活经历了创意，国家经历了水涨船高，霞光万道。
我觉醒于革命再革命的机关，可不是等因奉此的干瘪的衙门。这里应该是何等浪漫，何等献身，何等摩顶放踵，何等呼风唤雨，何等改天换地，何等旭日东升，何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大爱无疆、英特纳雄耐尔，在最后的决战斗争中，我们一夜未眠，又一夜睁大了眼睛……
我的话剧第一幕稿，曹禺老师看了，他请我到家里吃了午饭，为我的没有后文的第一幕叹气把头摇。
后来就有了组织部的故事和故事以后的故事，延续着，再延续着，很长见识，很好了，我的文学生涯陆陆续续，突然掀起波涛。
她扶着我的椅背，解释说：“都在开夜车，我也不愿意一个人去睡。”
在我们旁边打着算盘的老周指着她吓唬说：“这小人儿好不听话，现在不注意养精蓄锐，等忙起来你想休息也不可能了……”
我拿起半边热半边凉的馒头就着已经烫嘴的菜吃了下去，脑中浮现了她去年暑假在初中毕业生的联欢大会上讲话的情景。她现在穿着白衬衫、灰色系带列宁服与藏蓝裙子，她的样子像是素有作报告经验的干部，她信心十足，声音洪亮，她喜欢说：“这样，我们……那么，我们……”
我想起来了，这是个特殊的学生，上小学时就加入了“民联”，一进中学就入了党。一九四九年秋天，团中央根据中央的指示建立少年儿童队(后改名为少年先锋队)，她担任女六中首任“少儿队”大队长，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全市的第一个建队大会上，在军号声中上台领到了红领巾与大队长的三道杠袖标，当场佩戴。后来当选初中部学生会主席，再后来是高中部学生会主席，再后来兼任团总支副书记，再再后来兼任党支部委员。这样的党、团、队、学生会贯通的学生干部，似乎再没有第二个人。
当然，一年后，她不兼任少年儿童队的“干部”了。
为什么要把她调到区委来呢?这里并不是适宜中学生度寒假的地方，虽然她是党员，而且我知道她比我大一岁，但是我认定她还是孩子。不，不要和我比，我不是，我没有童年，没有少年，我只有革命，再革命，革一辈子命的命。她应该在冬天与她的同学同伴一起到什刹海冰场滑冰，或者靠着火炉去读《把一切献给党》与《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她应该参加青年宫的合唱团舞蹈队，她应该与女生们去跳房子、踢毽、抓子儿……我甚至想给区委区政府提意见，对于使用学生党员的寒假时间，要慎重。
她从我的表情上看出了点什么吗?她说：“我们支部还有两个同学调到区工会参加‘五反’去了，工人们发动起来，揭发老板的罪行。是我们自己要求的，我们给支部写了几次信，要求参与运动，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
我嗯哼了一下，说：“该休息了。忙起来，够受的!”
她睡去了，我没有睡。我打开日记本，现在已经是三点过一分了。是的，现在，已经不是一月三十一日，而是二月一日了。日记中的许多今天，应该写作昨天了。《国际歌》里唱的是“团结起来到明天”，现在，当然就是明天。啊，明天你好!
1952年2月3日星期日晴
昨天晚上，本来要在七点钟，去市委汇报，后来汇报改在九点，我“轻闲”地与小周、小李唱起歌来。我们唱影片《幸福的生活》的片尾曲——《幸福之歌》，“不在那遥远的彼岸，不在汹涌的波涛那边，我们的幸福和我们在一起，就在我们美丽的祖国”。世界上还有更好的歌词吗?
最初大家都唱第一部，后来小周唱一部，小李唱二部，我唱三部。我们的三重唱唱得很完美，每唱完一遍，就自我鼓掌。也许主要的不是歌，而是影片，是影片反映的二战后苏联哥萨克人集体农庄的生活。每唱一句，就可以联想到无数美丽的画面，联想到赛马、大西瓜，女主席毕百灵，女子群舞《红莓花儿开》……于是我们忘记了贪污分子和不法奸商，浸沉在幸福的憧憬里。这幸福对我们，好像还有点陌生，但是唱歌的时候我们觉得，再开一个夜车，再在寒风里往市委跑一个来回，等次日早晨，太阳一出来，所有的憧憬，就都会实现了。
凌蕊园胆怯地推开门，我们停止唱歌，招呼她。她说：“我被你们的歌声引来了，到这儿第一次听见唱歌。”我说：“其实也常唱，只是最近，没有时间。”她眼珠转了转，问：“为什么你们这样忙?”小李反问：“谁又不忙呢!”我补充说：“忙里偷闲，唱点歌，那是最好不过，时间充裕，老唱，又有什么意思?”她点点头，主动地说：“让我跟你们一起唱吧。”
她唱了。唱得很安详，嗓子有些放不开，声音发颤，一丢丢沙哑。也许她不是个善于唱歌的姑娘，但我听了舒服，她的歌声里有内在的激情，过多的热情压迫着她，使她反倒唱不痛快，这是一种沙瓤味儿的嗓音，听多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你会落下泪来。
远还没有尽兴，小周小李就走了，他们得去基层。凌蕊园对我说：“你们真好。”我问：“好什么?”她说：“……又忙，又唱歌。”我说：“那你别上学了，和我们一道工作吧。”她问：“你们要吗?”
我不明白，她说话的声音为什么这样动人，比唱歌更好听，不是朗诵，胜似朗诵，不是话剧对白，胜似对白。
后来她参观我的办公桌。看见玻璃板底下压着的姐姐的相片，赶快把目光离开那里。她非常敏感，不看男生珍藏的女生照片。我说：“这是我姐姐。”她一怔，大吃一惊，眼睛一眨一眨，思索着说：“她也姓刘，嗯，不，她是你妹妹。她才十九岁。”我问：“你认识她吗?”她说：“当然了，五〇年，她在高二，我在初二，我们一起参加过关于保卫工作的学习。”我听说她认识我姐姐，挺高兴，再告诉她：“她真是我姐姐。我只比她小一岁。”她不能理解地问：“那你多大了呢?”十九减一，我难道还要计算吗?我不好意思地说：“虚岁十九岁。”她坐到椅子上：“我以为你至少二十二了，这么说，你比我还小……”
我那时脸红得很厉害，不希望再对我的岁数研究推敲下去，她却又问：“你为什么那么小?”这一句问话让我的心都融化了。我吐吐舌头：“这话怎么回答?”她笑了，用手指敲一下额头：“我是说，你为什么这样小——做了干部、领导?”我简略地回答：“需要嘛。”又用话岔开，“唱歌吧。你独唱一个吧。”
她深思着，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她托着腮，脸上突然出现了迷惑和忧郁的色彩，眉头微皱，又放开，我仿佛听见她自言自语：“我真差……”
过了一会儿，她转头微笑着望向我，我再要求：“唱歌吧。你独唱一个吧。”
她定了定神，答应了。
她说：“我唱一个德国民歌，是讲一个童话……”于是，她用近似朗诵的歌声给我“讲”：
谁知道很古老的时候，有雨点样多的故事。
这寂寞而幽静的莱茵河，飘荡着清凉的晚风。
美丽而又鲜明的落霞……
我才被她的歌声吸引，她忽然停住，小声说：“不，我不唱了……”我看看她，脸色不太好，我慌忙问：“你不舒服吗?”她摇头。我给她倒了一杯水，她推开了。
秘书室黄大姐，隔着院落叫她的名字，她说“得干活了”，就跑出去。才走了几步，又回来，“刘夏，我想起来，能借给我一本书看吗?小说，不要太厚的。”
……今天下午难得有空，我回家了，恰恰姐姐也在。我问起凌蕊园，姐姐说：“她很好。”又说：“挺懂事的。”又说：“她特别随和，跟谁都处得来。”又凌乱地说：“她朴素，真正的朴素，无论是穿衣服，无论是说话，无论是做事情，都没有一点点矫饰……她参加革命很早，一九四七年上小学的时候就加入了民联，但她从来没有表现过自己。我很少看见这样朴素的女学生。”姐姐已经不是学生了，就用过来人的口气评论她。
我静静地听着，觉得姐姐说得很对，我希望她再多说一点，我情愿一小时一小时地听她讲凌蕊园的事情。但她没有再说。
晚上，我带弟弟去什刹海滑冰场，他是第一次去，我是第三次去。冰场真是个火热的地方，冬天是不敢进冰场去的。在灯光底下，在红红绿绿地飘扬着的围巾当中，连日睡眠不足的疲劳，被互相追赶的滑行与外刃兜圈除去了，我劲头十足地学着滑冰。跌了再爬起来，手套湿透了，汗水也湿透了内衣，人人都像火车头一样地喷着热气。弟弟学得很快，眼看就要超过我了，我觉得自己有一点笨拙。
1952年2月9日星期六
一星期匆忙地过去，“三反”运动进入紧张激烈的阶段。星期一，团市委给中学生团干部举办了一个报告会，由市店员工会领导章纯久讲资本家进攻的各种事实，他讲得好动人啊。今天，《人民日报》上登出了章纯久因受贿被开除党籍的消息，他原来是一只小“老虎”。所有听过他报告的人都怔了。
正像秘书室老周预言的，凌蕊园最近是“想睡觉也没有时间了”。她做统计工作，等各基层的数字报上来，再统计全区数字。基层的报上来，往往要到每晚八时以后，她连续几天都是早晨四五点才睡下。我每天晚上开会回来，总去看看她，怕打搅她的工作，就站在旁边，烤一烤火。我本来十分粗心大意，那次却“指导”了她，她复写表格的时候，只用了一个大头针——把日式美浓纸与复写纸叠起来，最多一次可以复写四到五张，复写过程中，靠下面的几张纸很容易歪斜滑动走形，我告诉她，应该两边都用大头针别死。她感谢我。
前天夜里我把一本苏联小说《少年日记》拿给她，我说：“书是拿来了，怕你没有时间看。”她说有时间。
(插话：少年日记最难忘，少年心事仍牵肠，少年情节全无影，少年记忆仍堂堂。)
1952年2月10日星期日
今天一天没有休息。
我常想：我并不羡慕别的年轻人。甚至包括苏联的年轻人的美好愉快生活，人应该美好，人应该愉快，又不单单是美好，不单单是愉快，人还需要艰苦，需要挑战，需要咬牙，需要坚忍，需要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我没有少年时代，十一岁作为“进步关系”，即尚无组织身份的革命人，与本市地下党建立了固定联系，十四岁加入了党，不久就参加了工作。这种早熟也许是可爱的，我也曾为之骄傲称意，或者，也许是艰难的、过分的;会有各种人戳你的脊梁说这并不可取。但这已经是事实，是历史，是从前，也是后来：各有各的命，各有各的百味杂陈，各有各的得失苦乐。我什么也不换!我就是我，不是吹着口哨、哼着歌曲、梳着发型、穿着皮夹克、吃着馆子的他她你您。我愿意这样生活，从自己有思想，就全部献身在改造生活的伟大事业里边。我喜欢提前、努力、加油，预先做到旁人认为我做不到甚至是不能尝试的事情。
以后呢?将来呢?现在的世界是现在不是将来，现在的中国需要的是苦战。等生活里没有了地主、联合国军、五毒俱全的资本家与贪污分子，等中国的经济走上富裕……后来的少年们就会获得真正日益轻松的幸福与发展了。
我把这个意思讲给凌蕊园，算作对她那次问我为什么那么小的答复。她同意我的话，后来说：“可是你太瘦……”
1952年2月12日星期二大雪
昏昏一觉醒来，到处白得耀眼，大雪无声无息飘飞，无声无息抹去了大地上一切杂色。
早晨，骑车走过大街，雪花温存地触摸我的脸;晌午，斗争会开得正紧，雪花轻轻地敲打窗户;半夜，拖着疲惫的步子回机关，雪花清凉地挑起精神。最后我们都睡了，雪仍然下着下着，不辞辛苦，覆盖黄河长江……
1952年2月13日星期三雪
早晨，起了一阵风，太阳露出头来，人们从屋里走出，眯起眼睛，紧接着阴云漫过来，雪下得更大了。
今天进行第一阶段的工作总结，节委办公室主任表扬了我，说我了解情况细致，发现问题及时，我高兴。饭后我到秘书室去看凌蕊园，她正在灯下读《少年日记》，黄大姐在一旁打毛衣，问我：“来找小凌吗?”我说：“不，我来找你。”她挤一下眼说：“我有什么好找的。”我提出一个要问的事由，她草草回答了一句，就开始数毛衣的针数，同时比画着对我说：“小凌这个同志真好，她来秘书室几天，人人都说她好，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她还要说下去，凌蕊园跑过来制止了。
凌蕊园向她问毛衣的打法，我无事可做，看看火炉里的火烧得不旺，就拿起烧火棍起劲地通火。哗啦啦，天呀，我把炉箅子捅歪斜了一点，燃烧着的红煤落到了铁盘上滚动，我非常惶恐，凌蕊园熟练地用通条棍把箅子自下而上地端起，恢复了原来的位置，又向上抬了抬，火炉转危为安。我按她的指导，添了些小块的煤。
我说：“我们出去溜达溜达好不好?”她有点迟疑，我又低声请求，我说，“走吧。”
(插话：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后来许多年过去了，她说，我的那两个字“走吧”，说得非常委婉，腹腔共鸣深沉诚挚，无与伦比。
似乎一辈子，我的喉咙里再没有出现过那样动人的发声了。)
我们穿过区委大院的后花园。那边有一个小侧门。花园里新安装了一副双杠。走过那里，我突然心血来潮，我说：“你不是说我太瘦了吗，可是我会练双杠啊。”于是我掸掉了双杠上的雪，在上边做了几个悬垂举腿动作，然后曲臂直臂前后悠甩起来。我极力并直腿，挺起胸，摆正姿势，避免横向摇动，尤其是从双杠上一跃而下，发挥出了我双杠运动的最佳水平。她淡淡地说：“挺好的。”我也就安静下来了。
推开侧门，胡同里静悄悄，一个戴大毡帽子的老人推着一车冻杮子过来，车上点着的电石灯摇摇欲灭。我请小凌先出门，我挨着她也走了出来。我买了两个柿子。上半年我们改供给制为包干制，每月除了饭费以外我还有七块多零花钱。我把柿子给了她一个，她笑了，说：“好，我拿上，回办公室再吃。”
我闻到了雪夜的一种醉人的气味，清爽而又洁净。有雪花本身的潮湿，有从人家烟囱里飘出的木柴与炭火气息，似乎也有晚饭的暖和与亲切。吃饱晚饭和为次日的早饭午餐准备好了食材的人是多么福气!还有小凌的发香，似乎混杂着颜色深红的中华药皂的香药气。我还感觉到了一种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冬天的抵御寒冷的生活味道糅合起来活跃起来的类似早秋的莲荷的味道，我相信它是从天空降落下来的，只有雪天才闻得见。或者，对不起，不好意思，会不会它是从小凌的身上散出来的香气呢?啊，我脸红了，心跳了，我低下了头。
“你在……”她可能觉得我有点不对劲，她有点奇怪。
“下雪的晚上，有一种芳香，在我们身边。”我说。她没有出声。
“你疲累了吗?你好像不太想说话了。要不我们回去?”
她摇摇头说：“今天接到了电话，我叔叔被开除党籍了。”
什么?我本来应该大吃一惊，但是在运动的高潮里，听到点事情，我没有大惊小怪。发生了任何事情也许都不足为奇，你只消弄清，它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往下该怎么样发展。
过了会儿她告诉我，她叔叔在上海工作。叔叔原来是新四军的干部，他们的联系有限，然而她的上学，她的一家走向革命，她从小学时代就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这一切都决定于叔叔的存在、叔叔的信仰、叔叔的言说。她说：“我一直认为，他是最好的、最了不起的人物，他对我特别好，那个德国歌也是他教给我的……那时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几乎就足以拯救与改变大半个世界。然而，世界的改变不是一劳永逸的，改好了，如果不注意，也许又变回来。前一个月已经听说他在‘三反’运动里暴露了问题，我很苦恼，现在，现在说是查出来了，他……贪污了抗美援朝的捐款。”她说不下去了。
我们都皱起了眉。她难过地问：“这是可能的吗?他原来那么好，后来，那么坏了。他曾经在我的日记本上题词，他题写的是：百炼成钢，学习刘胡兰、赵一曼、罗莎·卢森堡、卓娅。他是这样题写的呀!”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用不着对她讲阶级斗争的规律、与腐败分子的界限;我也不想说，现在正是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的高潮当中，而一个人犯了错误，到底问题有多么严重，现有的揭发材料是不是全靠得住，这需要到运动后期慢慢做出冷处理。她的话也触动了我的心，有些人，有些事情，让我心头流血。幸福的暖心的生活里，也有冷水浇头与针刺心窝。
我们一起缓缓走到胡同口，看到路灯下面打冰出溜的孩子，凌蕊园想往回走了，我的目光扫过滑倒在冰上的孩子。我说：“人人都在成长变化，有的人会变好，有的人会变得不太好，还有人会变坏。屈原的诗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从前的香草，变成了后来的臭草，谁让他们不注意自己的修养呢?我们也不能放松自身，不能学坏人坏样子……
“芳草，经过了各种风雨云雾、虫灾蝗害，能保持住少年时期的纯洁与忠诚?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三反’运动让我们懂了许多，不要以为革命的道路笔直平滑，不要以为明朗的天空下边没有阴暗的坑洼。”
她站住了，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她的两眼上蒙着一层悲哀的光泽，她激动地说：“刘夏，你说说，我能吗?我能永远保持你说的那种纯洁和忠诚吗?”然后她咬紧嘴唇，转过脸去。
这时，我才知道她叔叔的事对于她的刺激有多么大，甚至于也可以说是打击有多么沉重。我站立在她的对面，看着她，紧握住她的手，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会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有一颗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心，我们什么都不怕。如果有缺点错误，就一定能够改正。生活中的一切曲折，比如你叔叔的情况，考验我们，教育我们，冶炼我们。我们更有经验，也有决心，迎接一切风浪。你的叔叔，就是你的叔叔嘛，他做的事他负责。如果他确实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妻子儿女后人，我们要从他的身上吸取教训……但是你无论如何，仍然要等一等，看一看。”
她慢慢听着，呼吸，吐出的气凝聚成一朵朵的白雾，她想说话没有说，向前走。登上区委会大门的石阶，她用一部分手指握了一下我的手，她说：“谢谢。”
我们走进院落，她要回秘书室，我要到团区委。我向她挥手说“再见”，在雪花中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也有些微的忧患。党内查出了贪污分子，这不奇怪，为什么是纯洁的凌蕊园的叔叔呢?我其实也别扭。我没有注意到黎银波同志正在我们的办公室门口注视着我们，我走过去，她说：“都在一个大院，各进各的办公室，还要说‘再见’吗?”她笑了。
我脸红了。
1952年2月15日星期五晴(中午记)
为什么我这样骄傲、幸福?起床的时候恨不得喊几句口号，庆祝充实忙碌工作日的开始。
走路的时候，我向阳光下的白雪致意赞美，多留几天吧，暂时先不要化成水流。
在学校里，许多人向我打招呼。校长主任老师同学，都认识我，都知道我对于他们学校，不是完全不相干与不重要的，我是他们知道的人。
回到机关，一连接了好几个电话，有许多事情人们要问我，我要回答他们并且再问他们。和人和生活和工作和大事小事国家社会市委区委，我都连接得非常紧。
除了我，还有着多少个这样的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啷当儿岁的快乐光明、天马行空而又脚踏实地、吭哧吭哧的青春吗!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