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锋，当代散文家。出版文学著作30部。曾获十月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
文字学家
古老的事情总是令人着迷的，即使是一个字，也在讲述它自身以及和它相关的故事。这故事有一个看不到的开头，又有一个似乎十分果断的、简洁的结尾。它采用的方式是倒叙，先将结果端上了桌面，然后让你回溯它的来历。这就是悬念的奥秘。一个悬念中包含了全部内容，所以让人从什么地方破解?唐叔虞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君位的继承者，为什么要把唐国改为晋国?第一个原因是他的都城迁往了别的地方。可是以后的几百年间，晋国也经历了几次迁都，再也没有重新命名，又因为什么?
首先是它的“晋”的意义，它究竟想说出什么?一种事物的命名，都有着独特的原因，但由于这名称不断被我们提起，并不追究原来的理由，那开头的理由也就渐渐被遗忘。然而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所遗忘的可能正是最重要的。我们忘掉了不该忘掉的，留下了肤浅的表象，一个含义深刻的命名，最后只剩下了一个指向某物的抽象符号。那原来在林间指示道路的，却成为了树干上一个伴随成长而渐渐漫漶了的疤痕。
“晋”这个字起源很早了，它在甲骨卜辞上已经露面了，它的形象对称而优雅，面孔是清秀的，一定意味着它的含义也十分美好，否则燮父不会把自己的国用这个字来命名。有些专家对它进行了独特的解读，也可能说出了它意义的一部分，但不可能说出它曾经要说的全部。一种说法是，“晋”的象形是一个器物中插了两枝竹箭，也就是说，它是箭和箭菔的组合，应该是“箭”的古文。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一解释是有道理的，何况“晋”与“箭”的发音也十分相近，在一些地方方言中，如果抽取了说话的语境，就单纯的两个字音比较，你几乎听不出它们有什么区别。要是从古代的气候条件考虑，当时的晋国一带可能盛产竹子，他们制作箭的技术也十分高超。既然唐叔虞喜欢并擅长射箭，还曾经射死过庞然大物的猛兽兕，那么，周天子作为叔虞的兄长，将他分封到唐国这个盛产竹子、也能制作上好弓箭的国度，满足他的个人爱好，又有什么不可呢?叔虞当然也会喜欢这个地方，既能够治理国家，又能够带着满囊的利箭，在林间或者旷野狩猎。这是多么美好的设计，又多么令人羡慕。
这样解读的好处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充分想象的材料，既是具体的，也是符合人的个性和感情的。我们想想看，在一个黄河和汾河以东的方圆百里的唐国，有着大片的竹林，雨水充足，一条条河流从竹林中穿过，将这些身材颀长的植物群，分成了若干个部分，土地的肥力足够让竹子生长旺盛。这里有着最好的制作箭枝的竹材，还有心灵手巧的能工巧匠，一定到处有着精巧箭术的狩猎者，他们在闲余的时间里，一起切磋技艺，在谈笑之间，一支支箭镞射向了远处的靶心。这样的土地，乃是一片充满了活力的土地，它孕育出形象独特的嘉禾又有什么新奇的呢?它原本就是一个古老的、不断生成各种奇迹的地方。
可是，又有人怀疑这样的说法。觉得这样解释“晋”的字义，虽然是浪漫而生动的，又是形象而具体的，它描述了一个竹叶飞扬、情趣盎然的晋国，可是先秦文献上的“箭”，一般都使用“矢”来表述，用“箭”来直接指示这一具象的物，可能是后来的事情了。有人说，从字形上判断，更像是向下飞行的两只鸟儿，它们是要从某个器皿中寻找食物吗?器皿之中放着什么，竟然诱使飞鸟从高处降落?这样的解释充满了诗意，仿佛是某一诗篇中的意象，可是晋国为什么要用两只飞鸟来命名?显然，一切很难得到理解。
又有人看出了另外的奥妙——这个“晋”字的形象，上面好像是两个倒立的“子”字，可是，这两个“子”为什么倒立，它的下面又是什么，难以找到具有说服力的依据，也好像违背了生活的逻辑。或者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找到理解的线索。这样的解释，使得一个字变得更加玄妙，甚至有点儿神秘了。总之，这是一个会意字，是不是一个器物中盛着某物的形象器皿实际上已经无关紧要了，它仅仅是实质的外在包装，关键是，里面究竟放着什么，那才是这个字的秘密。它似乎有着秘而不宣的东西，用它的外表来迷惑解读者，一次次将我们引向歧路。一个形象的轮廓有着很多理解，就像一个影子，里面的细节没有了，而且因光源的位置发生了形变，我们要判断这影子所指出的实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与我们相距近两千年的一个古人，写了著名的《说文解字》，他依据文字的形体，创立了五百多个部首，将近万个字归入其中，又依据字形进行了分类。这是最早的字典，解析了汉字的结构意义，总结了汉字的造字规律以及演进的趋势。其中，对于“晋”的解读有着独特的角度，他认为，这个字的本义是向前、向上、生长，是日出之后引发的万物竞进的形象，它意味着我们所能看到的一片生机，草木茂盛，禾苗茁壮，在太阳的辉映中展现了生命的力量。也就是说，这个字的形象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下面是一个太阳的形象，上面则是草木或者谷禾的平视侧影。在这里，人作为观察者，是站在了平地上的，或者是站在面对东方的谷禾中间的，注视着日出的景象和禾苗的成长。
我十分赞同这样的解说，它既是诗意的，也从字划所构成的形状中找到了农耕时代初期的朴素观察角度。造字者乃是一个劳作者，一个农夫，他从自己的经验中寻找到了禾物生长与太阳的密切联系，将万物成长的奥秘归于冉冉升起的太阳。一个字乃是经验的结晶，也是，每日都和谷禾打交道的人，他既不是在洼地里向高处仰望，也不是从高高的亭台上俯视，而是选择了一个最朴素的角度——平视。因为，这一角度显出了人的位置，他既不是十分谦逊的，也不是傲慢的……他从来都是平凡的、平常的。
可是我仍然有一个疑问：太阳应该在草木或禾苗的上方，但这个字的构架中，却出现在了下面，显然这极不符合常识，也无法让我们充分理解。观察者应该在什么地方才能获得这样的印象?它会引发我们的一连串想象，是不是仅仅是一种会意，是太阳的能量传到了土地，然后供禾苗吸收?我不知道古人是如何建造自己的逻辑的，或者，这样的字形看起来更为稳定和美观?总之，文字的源头总是迷茫的，一切事物的起点都是迷茫的，它会将我们探寻的激情推高，也会使我们感到绝望。
诗人
一个字就是一首诗。文字本身充满了诗意，没有毫无诗意的文字。即使是西方的拼音文字的抽象字母中也包含了丰富的诗意。尤其是汉字，它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形象，能够和我们的生活现场联系起来，也包含了造字的时候人们的集体思维和观察方式，不然这样的文字怎能在一个共同体中与别人沟通，又怎能记录那些以往的事情?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字本身的秘密，就理解了我们的过去，就可以把我们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融为一体，我们的精神就可以在时间中延伸得更远，生命就会拥有不同寻常的深度。
写诗实际上就是处处寻找文字秘密的过程，它不仅赋予我们表达情感的力量，还给了我们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理由。当我们说出某一句话的时候，显得是那样平淡无奇，可是一旦把它以文字的方式掉落到纸面上，它竟然神奇地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文字自身的秘密给了看似平凡的话语以灵性，就像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一样，给我们的话语吹入了它的气息，让一句话成为了生命般的活物，文字本身的隐喻转化成了我们表达自我的隐喻，它的指向变得扑朔迷离，因而令人在阅读中感受到了诗的美。
翻看历史，从中看到了字的魅力。就说古老的晋国吧，一个“晋”字究竟包含了多少意义，才能让我们永远处于猜疑状态?事实上，它有无数种可能，它也值得我们不停猜测、提问和思考。它既是可理解的，又是不可理解的，它既充满了矛盾，也弥漫着穿不透的黑暗。我曾就这个字的确切含义，请教一些学者，却从没有给出一个让我感到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也同样感到了迷惑，他们尽管不断地比较各种说法的优劣，却总是陷入了更多的迷雾中。
其实，在我看来，他们的每一种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每一种说法都限于一个方面。一个字是一个多面体，仅仅看到一个面的闪光是不够的，要同时看到每一个面却又不可能。这就是我们智力的局限。还回到这个“晋”上吧，它既是“箭”，也是飞翔的鸟儿，也是倒立的“子”，应该也是日出之后万物生长的样子。我觉得都已经触及到了“晋”的外形所指示的意义，可是似乎都与那蕴含在核心的灵魂有着距离。
如果它乃是箭插在箭囊中的形象，那它的背后就隐藏着一个武士的心灵。使用这个字的人是多么喜欢射箭，一定有着非凡的精妙箭法。如若它是另一种情形——两只飞鸟落在了或者飞向一个盛物的器皿，那么这是器皿中肯定有鸟儿喜欢的食粮。它们一定是为了觅食而来，它们的速度很快，因为饥饿的鸟儿面对食物的时候会显得急不可耐。这个形象是动态的，飞鸟和器皿因了器皿中的食物而联系在了一起，那么，一切都是外在的，唯有那食物是这个字所要指示的，也是它所要说的内容。可是，我们不知道其中放了什么，因而我们也不会知道它的意义了。
可是，真正好的诗就在于它有着自己的秘密，就像那放在器皿中的东西一样，最后出现的不是那放在其中的，而是飞来的鸟儿。从这个意义上，我十分喜欢鸟儿和器物的解读，因为这已经是诗了。至于两个倒立的“子”的解释，意义是模糊的，不可解的，更多地堕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淖。很多时候，我不太喜欢故作神秘，我想造字者绝不会使他所造的字不被人理解，也不容易嵌入到记忆中。
中国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的解释也是很有诗意的，日出的形象，禾物生长的向上的形象，生机盎然的力量，出色地揭示了古老生存环境中人的思维方式。至少我们直到现在使用这个字的时候，仍然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含义和古人的解释是符合的，它有着进取、向上的意义。我也相信这样的解释。但从诗的方向看，它显得有点儿平庸，缺少那种突出的、奇兀的、让人惊叹的犀利感。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这个字的原初用意真是如此，它就仅仅是大自然的一曲颂歌。
我还想到一件事，那就是为什么太阳会出现在禾物的下方?一个灵感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我想出一个很好的解释：观察者一定是隔着一条河流或者一片水洼的，初升的太阳不仅在天边，更重要的是，在观察者眼中，太阳是映在水面上的，所以从这个视角出发，太阳就落到了禾苗的下部，于是，“晋”这个字生成了。也就是说，观察者所描述的乃是他所看见的，而且是忠实记录了自己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所看到的情景。如果我恰好猜对了，那么，那个造字者一定是一个不错的诗人，他有不同寻常的发现美的能力。
我的真实想法是，对所有的猜测都不抱幻想，猜测总归是猜测，真实在猜测中变得更为虚幻。我们越是猜测，甚至认为我们猜对了的时候，真实就越是离我们而去。只有一种情况是真实的，那就是晋国的国君燮父，之所以用这个字来做自己的国号，一定是觉得这个字中藏着生命的喜悦与美好，以它作为一个国的未来寓言，可能是再合适不过了。这种喜悦与美好，不仅在生命中存在，也在物质形象中存在，当然也存在于一个用城墙和华美宫殿、宗庙以及一条条街道构成的都城中，还存在于历史中。从诗的角度讲，万物都藏着自己的暗喻，这个暗喻也深藏在一个字的形象中，你只要盯着它看，就会发现它会从内部射出一道幽暗的光，射穿了长长的时间隧道。
历史学家
唐叔虞的封号和他的儿子燮父的封号，在先秦的典籍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史学家面对历史的空白一度变得束手无策。但时机乃是从随机中突然出现，有人偶然从一个地方购买到了一个先秦时代的器物——簋，上面的一段铭文推开了一扇窗户，古远的事件泄露了一丝光亮，让我们看到了以前未能获得的历史信息。经过专家解读，我们大致获悉了一些事情的原委：叔虞分封到唐国之后精心治国，和四周的戎狄部落的矛盾得到了缓解，还有一些部族归附了唐国，出现了一片祥和的太平氛围，农耕获得了极大推进，有了一个个丰收的好年景。嘉禾的出现是丰收的见证，也使得唐国的声望更高了，唐叔虞也因嘉禾的进献获得了周天子的嘉奖。嘉禾对周王室的天下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使唐叔虞在朝廷中的位置日益升高。唐国可以称得上是一颗耀眼的新星，在众星中发出独有的光芒。
唐叔虞的死和燮父的继位，可能处于周成王末期。按照簋上的铭文提示，唐叔虞原来的爵位应该为伯，而到了燮父继位之后爵号就升格为侯了。可以说，没有唐叔虞时期唐国欣欣向荣的景观，就不可能有燮父爵位的升格。极有可能唐叔虞死在了他的兄长周成王之前，这样，周成王出于对胞弟的怀念之情，也就对唐叔虞的儿子多有眷顾，就把对胞弟的感情移加到了燮父身上，给了他侯的爵位。这是对血缘之亲的特殊施惠方式，既有对唐国功绩的肯定，也有对死者的追念和抚慰之情。
燮父的迁都并将自己的国号改为晋，是获得了天子准许的，可是“晋”又是什么意思呢?文字学家的种种解释都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因为他们仅仅是孤立地从字形中寻找意义，却忽视了具体的场景。他们也许能够捕捉到字义的原始影子，却没有捕捉到赋予文字真正意义的现场。我们也不必迷信经典字书的释义，《说文解字》尽管有着不朽的权威，却也有很多的荒谬，考古发掘中新材料的发现，已经推翻了许多解释。从时间维度上，它距离发生事件的时间距离我们要近一点，但是很多证据作者也不曾见到，而我们却在考古中见到了，于是，我们跳过了巨大的时间段，在向后的飞行中迅速超过了前者。
还有一个事实不能忽略。古人对于文字的释义建立在小篆的基点上，将小篆作为收字和注释的对象。而这种成熟的文字乃是秦代书同文的结果，已经经过了系统的整理，通过规范和筛选，过滤掉了文字本身的许多原始含义。在先秦时代，同一个字的写法并不是完全确定的，一个字甚至有多种不同的样子。
一些史学家认为，晋国乃是以晋水而得名，但这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以山水河流作为国号，都无法通过考证或者其他证据获得证明。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回到现场才能获得真实感。我不得不承认，也许他们说的都没错，但我从历史的具体语境中，看到了另一条线索。
一个对于唐国来说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嘉禾的出现和进献。它让周天子作诗《归禾》，又让周公作诗《嘉禾》，可见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事情，充分说明嘉禾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让周天子获得了驾驭天下的神意，拥有了更大的合法性和权威，也让征讨叛乱者获得了正义。以后的一系列事件都和这一重要的起点相关，它是其他原因的真正原因。在周朝这一等级森严的时代，一个国号的改称，并不是国君可以定夺，而是要体现天子的意旨。所以更有可能的情形是，这一“晋”字，乃是天子所赐。它标志着唐国的嘉禾对周王室的非凡意义，可能带有某种嘉奖的性质。
从一直延伸到现在的用法来看，“晋”确有进、向前、向上的意思，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和“箭”联系起来，因为在射箭的过程中，一支箭一旦脱离了弓弦就会向前或者向上飞去。如果是日出万物而成长的意思，它就会和唐国的嘉禾联系起来，嘉禾正是太阳的恩赐物，它代表了天神的谕旨，正是上天的力量成就了嘉禾，使它获得了象征意义，成为周朝天下的祥瑞之兆。如此盛大的事件，难道不值得纪念和缅怀吗?因而，唐国为何改为晋国，其他的原因都应让位于嘉禾。
如果一定要从文字的形象解释，那么可以说，尽管“晋”字的起源很早，但它的形象可能就是箭放在箭囊中的意思，可以引申为某物放在某器皿中，也就可以借用这一形象，表示嘉禾放在某一器物中进献给周天子，在这里，也许这个字的真实用意就是嘉禾。这样，一个国家的国号就因为一株奇异的谷禾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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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节选部分，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