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驰电掣的高铁上，极度悲痛、归心似箭的我，没有心情观赏窗外一飘而过、稍纵即逝的风景。脑子里像过电影一般，回想起了父亲平凡又崎岖的一生。
父亲出生于1935年生6月。小时候就经常听父亲讲，他的父亲、我的祖父曾经做过旧社会的保长，可惜只活了42岁就去世了。当时，身为长子的父亲才满九岁，排行第二的姑妈六岁，排行第三的二叔4岁，排行第四的三叔尚未出生，还怀在奶奶的肚子里。为协助奶奶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才上了三年私塾的父亲，只得被迫辍学，到外地务工挣钱养家，从此尝尽人间苦楚。
在父亲担任衡阳报社社长的叔父(注：我爷爷的弟弟)介绍下，九岁的父亲先在衡阳街头卖过一段时间报纸。后来，父亲的年龄稍稍长大一些，又做了衡阳报社的排版印刷工。父亲在衡阳做报童期间，患上严重的痢疾。因为没钱治病，病情越拖越重。一次上厕所，肛门被一古脑地拉了出来，差点丢掉性命。
报社的工资相对偏低，难以满足一家孤儿寡母的日常开销。为尽可能多挣些钱贴补家用，父亲十三岁的时候，从衡阳回到老家，到老家黄公岭上一个煤矿里，当了一名矿井排水工人。日常的工作，就是负责清理矿井里的积水，方便其他工人采掘煤炭。每天一早，父亲就背着一个大木水桶，佝偻着矮小瘦弱的身子，匍匐爬行到数千米深、黑漆漆的矿井里。将矿井底部的积水，一勺勺地舀进水桶里，然后背到地面倒掉。装满水的水桶，比父亲的身体还重。每天背着满载的水桶，井上井下爬行几十个来回，父亲的手掌、肩膀全是水泡、血泡。水泡、血泡被磨烂后，血肉模糊、疼痛难忍，多次晕倒在矿井里。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命运迎来温暖的春天。父亲上过三年私塾，有些文化功底，人又心灵手巧、踏实肯干。在党组织的号召和引导下，父亲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17岁，便光荣加入共产党，并被提拔为乡农协主席。19岁，本来前程一片美好的父亲，一腔热血应征入伍，到南京空军某部当了一名通讯兵。在部队大熔炉里，父亲如饥似渴自学文化，自觉砺练组织才能，很快被任命为连队管理后勤工作的司务长，并被确定为干部培养苗子。但是，没过多久，部队兴起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士兵，全部被清退遣送回原籍。父亲因为我爷爷做过保长的那段历史，被取消提干资格，也被遣送回了老家。
回到家乡，父亲凭着较高的文化水平，突出的组织才能，仍旧一次次被委以重任。父亲先是受命创办乡农民中学，在只有一纸校长任命、办学经费紧缺的情况下，父亲带领全校师生，自力更生抓建设、搞生产。把一穷二白的乡农民中学，办成全县数一数二的样板学校。后来，父亲又受委派创办乡煤矿、乡胶泥矿。他率领一帮民众勘探矿源、建设厂房、深掘矿井，在老家黄公岭上开采出大量宝贵的煤炭和胶泥，为全乡集体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父亲因为主张和致力发展集体经济，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彻底回到农村劳动，并沦为政治批斗对象，隔三岔五被拉去大会批、小会斗。父亲不会犁田耙田、割稻插秧的基本农活，只能安排干一些管理账目、采办物资和公差勤务等写写算算、跑腿打杂的工作。一天的劳动，和其他下地干农活的成年男性一样，按10个工分计算。苦闷失意的父亲，用坚毅和信念和强烈的责任，同我的母亲一道，苦苦撑起我们这个庞大的八口之家。
1979年，父亲的命运再次迎来转机。他被彻底摘掉“走资派”的帽子，恢复政治名誉，返回乡政府工作，并被任命为乡企业办主任，主要负责创办乡镇企业，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为报答党的知遇之恩，父亲一心一意谋集体经济发展。上任第一年，就立项兴办乡镇企业十余家，实现财政创收数十万元。此后，连年实现几何倍数增长。至1995年，年届花甲的父亲告老还乡，全乡兴办的大小企业达到数十家，生产总值突破千万元。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非常出色，甚至吹拉弹唱、织箩编筐，都十分在行。儿时的记忆里，十里八乡哪家有红白喜事，都会请父亲去写对子、作文章。有的邻居遭遇不公，想向法院起诉，都会请父亲拟写诉状。邻里之间矛盾纠纷，夫妻之间吵架拌嘴，也都会找父亲明断事理、评判是非。
父亲的二胡，可堪称专业水平。小时候的夏季，天气闷热得无法入睡。每天晚饭后，父亲搬几把竹椅和一张大凉床，放在屋后的大凉树下，一家人便聚在一起聊天乘凉。父亲来了兴致，就会让我去把他的二胡拿来，乘兴给我们演奏几曲。我们兄妹六个，或惬意地躺在凉床上，或围坐在父亲身旁，一边摇着大蒲扇，一边饶有兴味地欣赏父亲最拿手的《二泉映月》《赛马》等名曲。在父亲婉转悠扬的二胡音乐里，甜蜜进入梦乡。
父亲七十岁那年，突发脑梗塞中风，左侧身体落下半瘫残疾，出行需要拄拐。父亲便开始宅在家里，写起了“小说”。父亲写的“小说”，其实就是父亲对自己曲折一生的回忆和整理。父亲不会电脑打字，所有文字都是用毛笔写的。他创作“小说”，先用铅笔和尺子在白纸上画好行格，然后将小楷字体工工整整地誊写在稿纸上。每写完一本，就用古籍线装本的装订方法，用改锥和麻线将书本装订好，再有板有眼地画上封面、插图。父亲从来没有想过拿去公开发表，就只图个自娱自乐、消磨时光。到七十七岁去世前，父亲已经写出厚厚十几本“小说”。我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没舍得把这些“小说”烧掉。这十几本“小说”，全部被侄子们拿走收藏。我想，这应该是父亲留给他们的最珍贵礼物。
父亲对我们兄妹的教育非常严格。小时候，给我们订立“十条家规”，对我们的日常行为养成和道德品质规范提出严格的要求。父亲把“十条家规”的内容，用毛笔字抄写好，贴在饭桌旁边的空墙上。我们兄妹要是有谁触犯了家规，就要被罚跪在“十条家规”前，进行面壁思过、自我反省，其他兄妹则要在一旁接受警示教育，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我们兄妹个个正气满满、心地善良、尊老爱幼、团结礼让。
记得有一次，四哥被安排打猪草。因为贪玩，到天快黑的时候，还没有完成任务。四哥怕挨父母的责骂，趁人不备，溜到隔壁生产队的草籽地里，割了一些草籽充数。结果，被人发现了。隔壁生产队的队长一路紧追，追到了我家里，在对四哥一顿训斥后，对“走资派”父亲也好一顿指责。正在遭受政治批斗、内心极度苦闷的父亲，二话没说，顺手抄起一根木棍，照着四哥一顿好打。四哥的腿，差点被打断，一连几天没能下得床来。
父亲生性耿直，说话直来直去，不拐弯抹角，溜须拍马的事情从来不干。父亲担任乡企业办主任后，乡镇企业办得红红火火，经济效益蒸蒸日上。一位乡领导开始打主意“捞油水”，经常拿一些生活开销票据找父亲报销。正直倔强的父亲，没给这位领导留任何情面，不合规定的开支，一个子儿也不给报销。父亲太坚持原则，也招致这位乡领导的深度憎恨。父亲退休那年，在核算工龄时，这位领导授意手下，将父亲被打倒的那十几年时间不计入工龄，使得父亲少领数千元的退休安置金，每月的退休工资也大大缩水。父亲气愤不过，曾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结果也不了了之。这成为父亲至死也没有解开的一个心结。
父亲不嗜烟、不好赌，唯独对酒情有独钟。对自己喜欢喝酒的嗜好，父亲有个幽默风趣的解释：“我的祖母葬在“榛子口”(注：“榛子”是湖南农村一种用来蒸馏酒的工具，“榛子口”是酒蒸馏分离后导出的口子，曾祖母安葬的地名叫“榛子口”)，她的后代哪有不喝酒的?”曹操有诗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那个苦难年代，酒或许是父亲赖以解忧减压的重要方式。父亲的酒量到底多大，我始终没有见识过。但从我记事起，从来没有见到父亲醉过。而且，父亲非常有酒品，每次酒后都谦恭有礼、处事稳重，从不借酒撒野，也从来没有误过事。
因为喝酒，父亲落下了严重的心血管病。以至在他70岁时，脑血栓发作，导致身体半瘫。就在身体中风以后，父亲还戒不了酒，经常跟母亲说，不喝酒吃饭都没有胃口。母亲拗不过他，就特批他每餐只许喝半斤，并专门给他准备了一个半斤容量的搪瓷杯。父亲为了能尽量多喝一点，倒酒的时候，玩起了心思。先是故意将酒倒满，待快要溢出来时，便将头凑过去喝上一口。待酒杯空出一截，又再次斟满。然后，又把头凑过去喝上一口。如此循环往复，母亲限定的每顿半斤，结果变成八两有余。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叔叔、兄弟及下一辈个个也都喜好喝酒，而且个个都是喝酒高手。几乎每人都有一两斤米酒的量，且酒风豪爽大气，几乎来者不拒，从来不肯认输。因为全家人都喜欢喝酒，不管是物质贫乏的过去，还是生活已经富足的现在，我们家的每年除夕，哪怕年夜饭不是很丰盛，酒还是任饮管够的。至今，在我们老家方圆十里，还在广泛流传着我们家过年把酒缸搬到桌前的豪放喝酒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