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12岁
那是1966年的冬季，“革命”的狂飙已走过上海的马路进入到城市的心脏各级政府机关大楼。六月里扫“四旧”的热潮如同隔世般遥远，回想那摩登男女提着剪断的尖头皮鞋赤脚在街道上疾走的情景，令人有一种莫名的心悸的快意。这时候，上海的马路格外平静，革命的深入留给我们一个平淡的表面。
那年我们12岁，正上小学五年级，革命没我们的事，我们只能在街头走来走去，看革命的热闹。我们奔跑着抢夺传单，妄图引起散发传单的红卫兵的注意;我们跟在红卫兵的游行队伍后面，怎么赶也赶不走;我们学会了许多造反的歌曲和口号。而这时，革命走过了街头，撇下我们这些热情的观潮者，我们走在上海凄清的马路上，街灯一盏一盏地亮了。我们都正在长身体的年龄，衣服有些嫌小，吊在身上。我们看上去孩子不像孩子，少女不像少女，又幼稚，又矜持，有一副古怪的难看样子。
这时，在我们前面走着两个女人。她们的短发和蓝布罩衫，带有经过革命扫荡之后的摩登的残迹，她们中的一个，裤腿尤其触人眼目，令人起疑。我们走在她们后面，许久，交换眼色道：你们看，她的裤腿!她的裤腿显然不到标准的六寸。我们沉默下来，一股激动紧张的情绪攫住了我们。我们无意识地跟着她们，走过了一条马路。这时候，有一个冲动正在我们心中生出，并且迅速酝酿，变得不可抑制，这是个什么冲动呢?它似乎是一种想去触犯什么不可触犯的东西的要求。
像我们这样的规矩的小学生，从来没有机会去触犯什么，现在有了一个机会。我们想：这人的裤腿不到六寸，而红卫兵们都不在街上了。我们心跳得很快，一步不舍地紧跟在她们后面。我们似乎面临了一个选择，选择的时机转瞬即逝。当我们走过一面橱窗，橱窗里的灯光照耀着我们，使人目眩，我们一步窜上前去，对那女人说：“同志，等一等!”她们愕然地转过脸来，看着我们。我们牙齿打着颤，脸色苍白，我们避开她们的眼睛，说：你的裤腿。四下里忽地涌来了人群，包围了我们。本来行人稀少的黄昏的马路，顿时变得熙熙攘攘。人们互相问着：怎么了?怎么了?那瘦裤腿的女人倚在她的同伴身上，软弱地说：怎么了?我们浑身战栗，手腿发软地说：你的裤腿。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笼罩着我们。
我们中间那个比较勇敢的，带头走进旁边的商店，向一个店员说：借你的皮尺用用。店堂里刹那间挤满了人，我们用颤抖的手去量她的裤腿，果然不到六寸。那女人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惶恐的眼睛望着我们，等待我们的处罚，而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停顿了一会才说：“你自己回去想想吧!”
也许就是在这一瞬间，我们被她们窥破了虚实。她的同伴接过皮尺重新量了一量，说：明明是六寸嘛!她还量给我们看。我们的惶恐与窘迫是无法形容的，我们中间最软弱的一个退缩在角落里，一声不出。她们越发看出了我们的虚弱，便越发厉害，指着我的裤腿说：“你的才真正不到六寸呢!”我穿的是一条童装背带裤，两侧镶有红边，短短地吊在脚踝上。
那女人躺在她的同伴身上，悲愤地说：“这么多的人都围过来了，多么难看啊!”店员们便用温和的言语安慰她，说：“算了!算了!”我们从水泄不通的人群里挤了出去，天已经完全黑了，朝这里涌来的人群不断。上海这个城市，在任何年头，看热闹的劲头总是不减。我们互相间不说一句话，也不看一眼，匆匆分手，往自己家去了。
我们过后很长时间没有碰面，碰面会使我们想起这事，这使我们难堪。我们本想去触犯别人，别人的尊严就好像是一种权威，那是一个要使所有权威扫地的年代。不料，却使我们自己受了伤，而我们正是那种受不起伤的年龄，将什么样的受伤都要无意地夸大。这就是1966年的“街头革命”留给我们的最后场景。
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在她眼里，我们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小时候，姐姐上小学了。她最惧怕的是毛毛虫和图画课。她画出的人全有着一副极可怕的嘴脸，图画老师只能摇头，叹息也叹息不出了。有一次，她有点不舒服，可是有一项回家作业却没有完成。那是一幅画，要画一只苹果。她为难得哭了。妈妈说：“我来帮你画。”吃过晚饭，妈妈拿来姐姐的蜡笔和铅画纸，在灯下铺张开来。她决心要好好地画一只苹果，为姐姐雪耻。妈妈画得很仔细，很认真，运用了多种颜色。记得那是一只色彩极其复杂的苹果，一半红，一半绿，然后，红和绿渐渐接近，相交，汇合，融入。姐姐则躺在床上哭：“老师要一只红的。”
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了，姐姐参加了红卫兵，后来，红卫兵分裂了，姐姐参加了某一派。这一派的观点大约是要把她们学校党的书记拉下马。妈妈和姐姐作了严肃的谈话，大意总之是，怎么能反对党的书记呢?党的书记是党的代表啊!等等。最后，姐姐在学校大操场赫赫然贴出了声明，声明退出这一派，而参加那一派。不久以后，真相大白了，姐姐退出的那一派是“革命派”，而重新参加的那派是“保皇派”。又过了不久，妈妈自己也靠了边。紧接着，爸爸也靠了边。这时，姐姐再弄不懂谁是“革命派”，于是就当了“逍遥派”。
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一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跳脚了。
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得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个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妈妈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这后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妈妈不要管我，随我自己写去。这是爸爸对我们一贯的政策，他对我们所有的担心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出门必须说一句：“过马路小心!”其他都不管了。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机，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地在，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倒也简练得可以。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夸，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我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
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作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做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