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我十一岁了，侄子也由我领到两岁多了，父亲没有叫我在生产队挣工分，而是叫我上学念书去。父亲说：“你侄子也两岁多了，由他姐姐看着，能行了。你今年也十一岁了，能挣工分了，按咱们家的情况，你挣工分最合适，但你还是个睁眼瞎，连工分都不会认。你兄弟三人，你大哥念了一年半书，你二哥念了四年书。现在都认得工分，认得钱数了，今年秋季开学了，报名念几天书去。”父亲说话的神情也比较低沉。
父亲没有进过学校门，幼年靠求教于人，自学了一些常用汉字，自学算账。长期靠自学积累，也算得上一个粗晓文化的人，能阅读白话文小说。父亲在旧社会，主业是种庄稼，但农闲时，肩挑一个货郎担，到沟沟岔岔的农村沿途叫卖。担的货物，主要是红糖，白糖，针，线，颜色，水烟，纽扣，香表等农村日用品。如果镇上三六九逢集日，父亲就早早耕了一架地，担上货担子去集市上摆杂货摊，以商养农。一家人的吃喝有几亩地的收成，麦子交了地税，秋粮糊口还是能将凑的，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还是靠父亲的货郎担。
父亲说，他在集市上一边忙着卖杂货，一边不停地给人“认钱”。民国后期的纸币很不稳定，时而“关金票子”，时而“金圆卷”，偏僻农村的老百姓大多都是文盲，换了新币，都不认识钱了。有些人把钱展在父亲眼前认了，走了又返回来问，老哥你认对着吗?没有哄我么?父亲说：“我为什么要哄你，凭白无故哄了人，有罪呢!”那人才放心地走了。
父亲口里经常念叨的事儿，我从小就听得滚瓜烂熟了，平时也念叨认字和算账的重要性。那天，叫我上学念书去，把他给人认钱的事儿给我又说了一遍，叫我宁少挣几分工，“长”个眼睛，以后会认工分，会认钱，生活中会少些“拦路虎”。
尽管我十一岁了，没出过家门，大人上生产去了，我和侄女侄子三人锁在院子里，像常年关在笼子里的鸟，不知外面的世界，呆头呆脑的。听父亲说要我念书去，我特别高兴。母亲去外祖父家要了几尺青丝布，(一种质量最次的棉织品)，给我缝了一套新衣服，又给我做了一双新布鞋。鞋刚做成，我试着穿，刚做成的新布鞋硬邦邦的，穿不上。母亲把弄湿的玉米颗粒装在鞋框内，装得满满的，挤压得实实的，等玉米颗粒干了以后，倒出来，鞋框就大一些了，就适应脚了，能勉强穿上，但夹得脚特别疼。由于常年没有鞋穿，经常赤脚板，一下子穿上鞋，走路有些不利索。
那时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卖几颗鸡蛋，一颗鸡蛋四分五厘钱。我要上学了，学费还无着落。母亲又去外祖父家借，舅父是公社卫生所的半脱产医生，尽管是个集体工的身份，但每月有二十八块钱的工资，给生产队交工分款十块钱，本人每月也有十八块钱的收入，两块钱的学费，母亲还是能借得来的。那时的两块钱，值钱，八角钱的学费，课本只有《语文》和《算术》两本，每本两角钱，钉作业本用的十六开大白纸，一张二分钱。还要买墨棒，墨盒，毛笔，不用铅笔，更没见过钢笔。
这开始一学期的所有费用，两块钱宽宽余余解决了，可是再没有钱买一块布缝制一个书包。上学和放学，两本书夹在腋下，应该说，书皮早已磨损掉了，但我特别爱惜书，我小学一年级第一册《语文》和《算术》课本已经六十年了，至今还完好无损。前几年，县教育局征集教育文物，我也没有舍得捐赠，珍藏着。
这开头一学期的两块钱，是母亲在外祖父家借的，事实上是张口要的，根本没有钱还。村子里一块上学的同伴说，听说挖冬花能卖钱，十月前后冬花就成了，咱们为啥不挖冬花卖钱攒学费呢。人都一样穷，为了孩子们的学费大人愁，孩子也急。
冬花，是在我们这里生长的一样中药材，生长在有水的深沟阴湿处。叶子大致像野棉花叶子，黄绿色，有小黑斑点，大致呈五边形，边缘带淡淡的紫色。茎管状，像筷子粗，根块圆柱形，冬花就长在根块上。约十月间，根块上就冒出紫粉色的花蕾，特别绚丽，像春天待绽的桃花的花苞。从湿泥中挖出根块，背回家，晾干根块上泥土的水分，抖掉干泥土，将根块上的花苞摘下，晒干，入药。冬花的药性功效是：止咳化痰，滋阴养气，抗疲劳。还可以泡水饮，能当炖鸡肉的佐料。
那时候，上学的学生，生产队是不管的。每周星期日，我们村几个孩子就去甘渭子川以西的牛马岔，尹家岔，老虎湾的深沟里寻找冬花。一整天，能挖一小背斗冬花根，掰下冬花晾干，只不过二三两重。一斤冬花，在县城医药公司能卖四角钱。
干任何事情，只要有利益的驱动，小孩子也和成年人一样，都能发挥出巨大的潜能。比如我们为了学费挖冬花卖钱，就特别勤奋和专注。不顾长途步行的困乏，一到采挖地点，个个干劲十足。在荒草泥潭中寻找那种急于想找到的带黑点的叶子。发现一株冬花，像得到一件珍宝。每到一处新地方，我们像饿狼捕食一样，极其利索地先挖显眼的，个头大的，风扫残云一番以后，歇一会儿，吃些干粮，手掬沟水，解解渴，然后再慢慢寻找被乱草遮掩的小株苗冬花。从十月开始，每周星期日专门挖冬花，一直挖到地冻。
有一次，我们去牛马岔沟脑(沟的最深处)挖冬花，临近黄昏时，才走出沟口。六盘山下了暴雨，甘渭子河发洪水，把我们隔在大河北岸。水很大，河面漂浮着浪渣和树木，只听河水如狮吼一般，巨浪翻滚，惊心动魄，我们不敢过河。
家里的大人知道我们几个挖冬花去了，天快黑了，不见孩子们。各家的大人都心急如焚，沿南河岸一边走一边喊叫，一直喊到牛马岔口的河对面，我们才应声。大人们叫我们站在高处，千万不要乱跑，等河水退小了以后，他们再背我们过河，不要着急。
我们一直等到半夜，河水的怒吼声小了许多，月光亮亮的，繁星眨着眼，蛙声四起，我们也饥肠辘辘了。
六盘山一天下两次暴雨是常有的事。河水退小了，大人怕有二次洪水，果断挽起裤子，淌过齐腰干的河水，背上我们过河。二哥背上我，走到当河，一个趔趄，我一害怕，小背斗掉进河水，我说：“哎哟，二哥，我的背斗掉进河水了。”二哥说：“闲着呢，这么大的水，不敢捞。”
一整天的辛苦白费了，想起我那一背斗冬花根，伤心极了。我和二哥走到村头，母亲一直没有睡觉，在冰凉的夜幕下，在路口等候我。看到母亲，我心生酸楚，哭出声来。我说：“我挖的药连同小背斗被河水冲走了。”母亲摸摸我的头，托着我的手说：“大洪水震天震地地吼，不见你回来，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了，我娃儿只要平安，药可以再挖。”
我们并不怕挖药的辛苦，只怕卖不出去，变不成钱。镇上没有收购的单位，只能拿到县医药公司去卖。放了寒假，我们几个孩子又背上冬花和干粮，鸡叫时分出发，步行四十里山路，天麻麻亮，到县城。打问了一番之后，找到东关的县医药公司，院子里已经有很多交售药材的人排着长长的队，等待工作人员的出现。
一直等到太阳老高，交售药材的人，头翘得像鸡脖子，盼望快点卖了药材回家。
终于有一扇门开了，走出一个五十开外的男人，亮晶晶的头皮上有能数得着的几根灰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脸面并不平整，有几处粉脂包包。一身中山服，笔笔挺挺，黑皮鞋亮得发光。卖药的人，早己排好队，等待收购人员的验收。那人沉着脸，开始验药了，他慢条斯理地将那些摆放在院子里用布袋和筐筐装着的药材，抓一把，看看，嗅嗅，用一种很沉稳的腔调自言自语：“得了病，去医院看医生，医生开了药方子，取了药，一熬，喝了药汤，病不见效，骂医生不会看病，但是采药的时候，不操心，甚至故意交售不合格的药材，次品药能治好病?是医生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说说停停，停停又说说，说了一长串话，验了好几个人的药材。然后指了几个人，拿去过磅秤，其他人的药没有验上，不收。有的嫌不干，有的嫌有土，有的嫌不纯。
终于验到我们几个孩子的冬花了，我心跳加快，估计脸也红了，生怕验收不上。那人抓了一把药，放在耳门一攥，说，不干，指着一处房台子上的一大块帆布，叫我们铺在院子里，好好晒一下，再过磅秤。我们几个一下子放心了，药没有因为质量而毙掉，等同于验收过关，只是不干，晒一晒就可以收了。钱能使人百依百顺，包括我们这些毛头孩子。那个验收药的人，也对于我们几个孩子态度比较温和。我们乖乖地按人家的要求，铺好帆布，药放在帆布上，搅得薄薄的。药晒了一个中午，等到那人吃了午饭，估计是午休了，一会功夫，那一扇门又开了，那人来了，手一抓药，看了看，说：“可以了，药收拾了，把帆布叠好，放好。”
我的药秤了六斤几两，拿上票，到窗口领出两块五角八分钱，第一次拿着自己挣来的钱，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高兴中带有一种强烈的获得感。有了这些钱，下一个学期，父母亲再也不为我的学费犯愁了。
挖药能卖到钱，使我们尝到甜头，每年三月初，到处铲茵陈。茵陈是白蒿子刚出土的幼苗，有药用价值，茵陈具有利胆、保肝、解热、抗肿瘤和降压等作用。如果等长到离开地皮，就是蒿子，不能当药用了。一到夏天，又遍地寻找野枸杞，野枸杞根，俗称酸刺根，拿回家，剥下酸刺根皮，叫地骨皮，也是一味中药。秋天，又遍山遍屲的地埂子上寻找柴胡，麻黄等中药。
第二年，镇上也有了国家的收购组，收木料，收生猪，收鸡蛋，收废铜烂铁，也收中药材，我们卖药材方便多了。
我们村子里的几个孩子，从十多岁开始靠自己动手挖药卖药交学费，还有给自己添置衣服的，买雨鞋的，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靠这个来钱的门路，我们几个从小学一直读到1972年高中毕业，回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了。当然，父亲担心的认工分，认钱数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我们小小年纪，就用一双稚嫩的小手为自己的学费到处寻找能变钱的东西，挖药，拾麦穗，寻柴火，拔猪草。以赢弱的身体为清贫的生计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从小的这些劳作，多多少少地历练了我们，为我们以后的人生注入了活力。漫漫人生路，遇到困难就不认为是困难，遇到挫折也不认为是挫折。
考师范，分配工作，当教师，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反正再没有因为学费而奔波了。我的孩子，他们上学读书，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学费的事。
2023.4.27于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