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为了锻炼身体，来到松花江畔。我沿着江边木板铺的便道一路向西，走到铁路桥下，沿着高高的路基往回走，走到大塔（佳木斯人把坐落在松花江畔的建国十周年纪念塔叫：江边大塔）下。我没沿着便道继续往东走，而是沿着中山路一路向南。走到佳木斯中心医院住院处对面，我站住了。曲老师曾几次在佳木斯中心医院住过院。最后一次，他住在住院处九楼、我站在住院处路东向九层住院处窗默默地看——曲老师在佳木斯中心医院住院时，就住在那层最北面病房里。
如今，曲老师已经离开了，不住在那里了。我不可能前去，只能向曲老师曾住过的那间病房的窗户看了最后一眼，随后沿着中山路向南。
我一边走，一边回忆和曲老师交往的往事。很多人都知道了，在《北大荒文学》杂志上第一次发表我的小说，是一篇不足一万字的短篇小说。没发表作品前，很多人都跟我说过：“发表第一篇小说，或散文，最好只有六七千字，最多也不能多于八千字。”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没有一万字。也有八九千，以为那是初写者大忌。一心想找一个明白人帮我看看这篇小说？这时，猛地想起人们常说的曲洪智老师。当时我也在勤得利，在勤得利农场一分场中学教语文，尽管在此之前，我不仅写过诗歌，也写过散文——均是人们常说的习作而已。尽管其中有几篇习作还曾往《农垦日报》投过稿，均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我知道曲洪智老师在勤得利山北水产科当书记。于是冒昧前往。走进水产科办公室，询问门卫门，才知道曲书记的办公室在一楼。几步走到书记办公室门前，敲几下门扉，只听见有人说：“进来。”
洪亮的山东口音。我走进去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迎过来。不用说，他就是曲书记了。我说明了来意，他一边听着，一边接过我手里的稿纸。他接过稿纸，随后从他的办工桌旁拿出一本杂志说：“你坐在桌子旁看杂志，我看看你的小说。”
他说着随后斜躺在单人床上。随后翻看看我递给他的稿纸。而我像头一次见公婆的小媳妇一样，心里胆胆的，怯怯的。曲书记看稿很认真，一遍不停地叹息，一边把已经翻过去的一页在返回来看。就这样他足足看了没有一个小时，也有四十分钟。最后终于看完了，他肯定地对我说：“你这篇稿子写的不错。不过有几处还有点问题。比如这里，还有这里。”他一边说，一边指出其中不足。
后来，那篇小说在曲书记的指点下，我将其一一修改过来。后来，曲老师还写了一封推荐信给我。我把那篇小说再次誊写一边，把曲老师的推荐信夹在稿纸里，到邮电局把我的第一篇小说寄到“北大荒文学”编辑部。
几个月后，样刊寄来了。又过了几个月收到稿费，也是我第一次收到稿费，竟有二百多月钱。当时农场经济状况不好，每个人每个月只发七十元钱，其钱款都记账了。当时，那笔稿费比我俩一个月拿到的钱还多呢！
几个月后，收到《农垦日报（副刊）》的稿费，整整四十元钱。拿到稿费，我和老婆到勤得利山北买了十几斤排骨，随后高高兴兴地拿回家。别以为曲老师仅仅帮我发表了一篇小说。其实，曲老师对我的帮助可大了。
1994年有人把我推荐给农垦师范学校刘书正（刘是六六届北京知青，后成为农垦教育局长）校长。学校从虎林搬迁到佳木斯后，几年间陆续收了几个有点特长的人到学校当老师。其中有一名书法好的，还有一名刻板画的，还有一名在黑龙江垦区指挥大合唱的人。尽管师范学校有害几名语文老师，但他们没有一个作品发表在杂志上。正是这样，最后才决定可以接受我到黑龙江农垦师范学校工作。
当时，师范学校庆祝建校二十年，学校决定写一篇通讯发表在南京的《师范教育》杂志上。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看报，接到学校办公室的电话，让我到教学楼四楼会议室开会。我匆匆赶到会议室，里面已经有几个人了——他们都在教学楼里办公，自然来的比我早，除了校长、书记外，还有几名科长。看见我推门进来，找个地方刚坐好，办公室主任随后宣布开会。
开会人员不多，一共只有五六个，随后刘校长讲了一下这次会议的宗旨，就是成立一个写作小组，组长是学校的教务科应科长，成员有：科研科的李科长提供材料。我为执笔。时间紧，任务重，十几天后，刘校长打电话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他给了我两本杂志，他告诉是：你写的那篇通讯已经发表在《师范教育》上了。署名是：滨海
而那个“滨”，自然是陈彦斌了；而“海”则是李昌海——通讯的题目是：《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字数四、五千。也是我第一次写通讯，而且还发表在南京的《师范教育》杂志上——也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发表在垦区外的杂志上。
如果没有曲老师的教诲和指导，1968届初中毕业的我怎能进入农垦师范学校呢？这里面固然有我自己的努力，更有还是曲老师的指导。因此，我一直称曲老师为：老师。那不仅仅是我的客气，更是我对曲老师的尊敬。
写作小组的三名成员中的我最年轻，当时只有四十五岁，而另外两名均五十多，快六十了。他俩均是上海人，并不是上海知青。应科长曾是上海轻音乐的成员之一，和上世纪八十年代闻名的朱逢博在一个歌唱团。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应厚光科长被下放到牡丹江管理局的一个农场劳动改造。而李昌海科长更是黑龙江垦区的名人。他的事迹曾登载《农垦日报》上。
1966年，李昌海毕业于上海一家师范大学，后分别到一家中学任教，期间和班级的团委书记相恋了。后来他们班的同学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也开始下乡了，李昌海科长跟着同学也来到牡丹江管局一个下属农场。李昌海和他所追随的女人很快结婚了。夫妇俩随后调到农垦师范学校工作，分别成为学校的学生科长和教科研科长。而通讯《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稿，我只是执笔，还有提供材料的李昌海，还有主持工作的应厚光，我只是拿到稿费。于是请应厚光拿主意。最后决定一起吃顿饭了事。后来，应厚光科长还请了学校崔书记，四个人在陶然居饭店吃了一顿饭，花了一百多元钱。几个月后，应农垦作家协会邀请，我和曲老师均参加了。散会后，我和曲老师没坐火车，而乘坐沃尔沃长途汽车到佳木斯。下车后，请曲老师到陶然居吃饭。我们两个人，还是四道菜，而钱也不是我自己掏的。上次在陶然居吃饭，稿费没花完，足够我俩吃一顿了，也是我唯一请曲老师吃顿饭了。
去年，曲老师在佳木斯市中心医院住院时，我曾几次到医院里看过他，当时曲老师的病已经很严重了，身体上已经满是黑斑，几乎不能正常走路，每次都推着推重病人的车子。尽管如此，曲老师从来没像一般重病人那样勾着腰，一副病态。而他总是高直着身子，迈着大步朝前走。这就是患病中的曲老师。当时，中心医院对面就是佳木斯有名的千里马饭店。那时的曲老师不可能去那家饭店就餐了，怎么不能到那家饭店要两盘菜，端到他的病房里呢？
从我第一次写的《鱼王》后。每次有新的作品都寄给曲老师，请他先看。只要他肯定了，我则满怀信心地把新完成的小说发到某某编辑部。如今曲老师不在了，再有新稿我该请谁看呢？
曲老师，今后再不打扰您了。
安息吧！曲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