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春寒料峭》这部小说的时候，那些伤心的事尚未发生，或者说尚未真正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身边。待那些伤心的事发生之后，妻子就阴着脸埋怨我，说我不该写一些乱七八槽的东西咒人家。我低头无语，几乎连饭也吃不下。那内心的复杂和阵痛，是妻子无法体味的，无法理解的。我嘱咐妻子说，不要把写小说的事告诉女儿；害怕她也埋怨我，撅着小嘴对我。
我像是一个犯罪者，像是一个令人厌倦的巫婆，在愧疚不安中煎熬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作品加精进绝，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可快乐却没有如期而至。看着电脑屏幕上那金色的皇冠，我的心情一片沉默黯然。
小舅患直肠癌，是两年以前的事情。起初，到济南住了近一年。做化疗的时候就在肿瘤医院，做完就回表弟的楼上住着。虽然扩散被暂时抑制，可小舅却消瘦了许多，脸黄黄的没有血色。白日戴着一顶青色的鸭舌帽，想是头发也脱落了。妗子形影不离地伺候着，也渐渐被小舅的病情折磨得面黄肌瘦，且神经有些衰落。丢了魂一样，话语明显少了许多。
虽然表弟是个正儿八经的白领，每月工资和提成也有两万多。可动辄数十万的医疗费，也让他的日子有些窘迫。正月初三去看望舅舅，和表弟小坐。表弟摇摇头说：“这医院，简直不是给穷人开的。”表妹也说：“医院本来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可现在呢？”一时，饭桌上就有些沉默。
我不善言语，也就没有加入到，关于生死医疗之类的话题中去。可黄昏回到家中，心里却颇不平静，于是独自一人去原野上游荡。灰白的小路，冰封的河流。因干旱而发黄的麦田，因疲劳而落幕的夕阳。
想起以前和小舅饮酒吃肉的情景，想起妗子曾经开朗清亮的笑声。又想起小时候虽然清贫，却感觉无忧无虑的日子。那时候穷，难道现在我们就富有了吗？那时候是穷人，难道现在我们就是富人了吗？怎么发展来发展去，本应该让老百姓轻松享受的基本保障，却成了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大山般的压力？虽然上头一直在叫苦，医疗行业亏损多少多少亿。可请问，哪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是盈利的，是暴利的？亏损本来是针对盈利单位而言的，你把“亏损”二字用在这里，似乎从骨子里就已经把医院当成盈利性单位了。
还有教育，还有住房，也已悄悄魔变成了五指山，将老百姓沉沉地压在了下面。似乎没有五百年时间，没有唐僧那样的佛揭去符咒，我们就很难轻松起来，悟空一般一跃而上云端。也许我们还太穷，也许我们还在发展之中，本就该负重前行，绝不可活得过于轻松。可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人类进步的意义在哪里？一个优秀的美好的社会，就是为了刺激人们去拼命挣钱，再去玩命花钱吗？
反正那天黄昏，胡乱想了许多。独自一个走了很远，踏过大片的麦田，穿过消瘦的小河。直到麻雀归巢，夕阳沉没。灰色的暮气，升起在地平线的杂树林里。于是晚上就有了创作的欲望，就在春天尚未到来之时，构思了《春寒料峭》这篇文章。
起笔之时还在犹豫，感觉小舅得了重病，如此清冷的笔调，似乎不好。可又想，人终有一死。若哪天小舅真的走了，也是自然规律使然，也是个人命运使然；与我的文章，并不相干。于是就耗费八九天时间，写了这篇料峭的春寒。
一天夜里正在构思，又不觉想起在济南治疗的舅舅来。于是停下笔，有些怅然若失之感。季节，时而北风时而南风。河水刚刚解冻，麦苗刚刚返青。杏花尚未开放，不过枝条上的芽苞已然悄悄萌动。
我打开手机，给表弟转了一点钱。表弟却不肯收，回复说：“姑和姑父岁数也不小了，你孩子又多。”我一时语塞。想想自己，日子和表弟是没法比的。假如父母得了大病，我会如何呢？假如儿子要在市里买房，我又能拿出多少首付呢？我写得太过了，考虑得太多了。如此沉重的话题，本不该是我一介草民所要深思的。深思又能如何呢，又能改变些什么呢？白白给自己增添些烦恼罢了。人生短暂，得过且过。于是有一段时间，我辍笔不写，将小说搁浅了。搁浅一段时间，又心有不甘。蠢蠢欲动的手，再一次拿起了钢笔，敲响了键盘。我不是文人，却莫名其妙感染了文人的一点点倔强和清高。
我的大姑娘二十多了，大学毕业后考了编制，分在城里教书。她的婶子和大娘，给她介绍了好几个对象，都是在城里工作的，有车有楼的。可我那姑娘脾气倔强，说他们高高在上，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样。见一次面，或者处一段时间，也就不欢而散。惹得妻子不免唠叨不休，絮絮地说：“人家那么好的条件。”又埋怨我说：“这么大的事，你也不管管。”我说：“儿大不由娘，顺其自然。”
如此，姑娘的婚事大概拖了一年。一天晚上，我从公司回来，扎上围裙帮着妻子炒菜。妻子说：“你闺女谈恋爱了。”我说：“那就谈吧。”妻子说：“你也不问问男孩是哪里的，干什么工作，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我说：“你慢慢说，我听着。”妻子就说：“那男孩是济南郊区的，也在城里教书。父母种地，没房没车。”我说：“没房就买，没钱就挣，只要俩人合适就行了。”妻子叹口气说：“你闺女就是受穷的命，那么多有车有房的，她就是不答应。”拿起一个鸡蛋往碗沿上一磕，蛋黄扔进垃圾桶里，却把蛋皮放进碗中了。
过一段时间，姑娘就把那男孩领到家中来了。那男孩戴着眼镜，挺斯文挺稳重。一手提着“天之蓝”，一手提着“小苏烟”。谈吐倒也大方，见了我和妻子并不紧张。我那姑娘又夸他有上进心，教数学，是班主任。如此，妻子也就同意了，我也挺高兴的。那男孩叫小凯，有着一种农村人特有的朴实、踏实。是那种不太可能给你带来荣华富贵，但是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那种类型。
之后，大约每月小凯都会到我这里来一趟。买点酒菜，和我小酌几杯。谈谈学校里的事情，谈谈社会上的事情。我也渐渐了解到，他有一个姐姐，在济南上班。父亲农忙时侍弄山里的玉米、小麦和花生。一有空闲就跟着建筑队打工，盖盖楼房，垒垒院墙。一年到头总是一身青黑色的打扮，一身衣服穿五六年也舍不得换。偶尔喝点小酒，不吸烟。喝酒也总是买那种很便宜的散装，带包装的总是舍不得喝。我想庄户人就是如此的，不是国家刺激刺激，就会把钱大把地扔出去。粮棉油极其便宜，打工人的工资又极低；且没有几个老板，舍得给你买养老钱。生活不易，每一分钱花出去，都需有它的意义。
如此和我姑娘交往了两年多，就是不提订婚的事。仿佛仍在了解什么，仍在琢磨什么。一日，小凯打电话来问候一下，我就借机把订婚的事挑明了。小凯却说：“我爸病了，在医院里呢。等他出了院，咱就把婚事定下来。”我说：“行，好好给你爸看病。”我姑娘前些日子也提过，小凯的父亲有肺病，说是长了一个结节。
挂断电话，我对妻子说：“过两天咱去济南看看。”妻子说：“他爸他妈从来都没有看过咱，咱干嘛要去济南。”我说：“他爸不是病了。”妻子说：“不就是一个结节，能有多严重。华叔家的大妮也长了肺结节，在济南动的手术，三四天就出院了就没事了。”又埋怨我说：“订婚的事，该济南那边提出来。哪有女方先开口的，咱闺女嫁不出去了吗？”我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谁先提出来不行。”妻子说：“咱得掌握主动，不能被动了。”我也无意和她争执，翻了几页书，倒头睡了。
没过几日，姑娘突然打电话来，说小凯的父亲病逝了。我说：“不就是一个肺结节吗？”姑娘说：“是肺癌，晚期了。”我一时无语。妻子也沉默了，轻轻叹一口气说：“也是个苦命的。”我说：“咱到济南去一趟吧，鞠个躬，吊个孝。”妻子没有反驳，点头答应了。可济南那边打电话说：“丧事上太乱腾，怕有招待不周的地方。等办完丧事，上完头七坟你们再过来吧。”
节气恰值正月，又下过一场雪，天寒地冻的。我开着车，拉着姑娘和妻子一路向东南驶去。熟悉的平原和麦田渐行渐远，远远望见了朦胧的黛色的群山。山路起伏蜿蜒，左扭右转。山坡上除了磊磊的青石就是稀疏的矮松，不见溪水，不闻鸟鸣。偶尔有三五块农田，四周围着石堰。形状大都是多边形，很不方正。
小凯和他的姐姐，在村外远远迎接着。引着我们绕来绕去，才到他家胡同口。胡同里倒是铺着水泥，就是过于坡陡，不敢贸然把车开进去。小凯的母亲和叔叔、爷爷们，早已在大门口迎接着。握手寒暄，笑容灿烂，似乎这个家庭并未发生过不幸。可我发觉，小凯的母亲反应明显有些迟慢，言语不多，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的。这令我想起老家的妗子来，被一个病人折磨得形容憔悴，性情沉默。我想，小凯的母亲也是经受了巨大的折磨，才会如此的，心里不免有些酸涩。云淡风轻的笑容，只是事物的表层。内心的疼痛，外人无法触及，更无法解析。
进屋落座喝茶，本来想说一些安慰的话，却又不知如何开口。唯恐语出煽情，再一次触动小凯一家人的伤痛。可既然来了，也不能干巴巴坐着。沉默一会儿便说：“我到坟上给哥哥鞠个躬。”小凯的爷爷说：“算了算了，他已经入土为安了。”于是，又是一阵沉默。直到吃饭饮酒时，那种阴郁的情绪方才缓和了许多。
因为路途遥远，不到下午两点我们就辞别出山。小凯的家人一直送到胡同口，微笑挥手。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小凯母亲瘦削的脸庞里面，隐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惨淡。微笑的背后，是一种神伤的黯然。相守几十年，忽然天各一边。这种孤独的心情，也许只有一个人走后，另一个人才会真正体味到。况且儿子尚未买房，尚未结婚，许多事情都需要一个女人去承担，去思忖。
山路蜿蜒，人生曲折。去的终究去了，可活着的仍需生活。一路，我们一家三口都不怎么说话。等出了大山，上了大路，姑娘突然说，小凯的父亲是自杀的。小凯说出真相时，趴在沙发上呜呜地哭了。我一时惊愕，一路沉默。妻子也叹口气，张张嘴却没说什么。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为了把辛苦几十年积攒的钱保存下来，留给自己的儿子买房结婚，毅然选择了结束生命，与这个世界做最后的抗争。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才敢朝着无尽的黑暗走去。生不易，死亦不易。多少人躺在病床上，哪怕只有一口微弱的气息，也是死死抓住一根纤细的稻草，不肯掉进地狱里。放弃治疗，是一位平凡的父亲留给孩子，留给家庭，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温存。与其救死，不如救生。这是多么无奈的抉择，多么悲伤的痛。
汽车奔驰，大路笔直，刺耳的汽笛声，催赶着你不停地向前跑去。两边光秃的贫瘠的大山，渐渐走远。可前方肥沃的大平原，又能给庄稼人带来些什么？
回到家中，我犹豫一会儿，还是无可救药地打开了电脑。打开了那部，我本来不想打开的《春寒料峭》。天已黄昏，夕阳落下，残雪未消。推开窗户，我的楼前就是广袤的农田，深厚的泥土。这养活了世界的土地，永远沉默不语。一代又一代农民的尸骨就深埋于泥土，用自我的干枯来滋养庄稼，滋养植物。有苦却不诉，有泪却不哭。
我像是一个犯罪者，像是一个令人厌倦的巫婆，在愧疚不安中煎熬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作品加精进绝，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可快乐却没有如期而至。看着电脑屏幕上那金色的皇冠，我的心情一片沉默黯然。
小舅患直肠癌，是两年以前的事情。起初，到济南住了近一年。做化疗的时候就在肿瘤医院，做完就回表弟的楼上住着。虽然扩散被暂时抑制，可小舅却消瘦了许多，脸黄黄的没有血色。白日戴着一顶青色的鸭舌帽，想是头发也脱落了。妗子形影不离地伺候着，也渐渐被小舅的病情折磨得面黄肌瘦，且神经有些衰落。丢了魂一样，话语明显少了许多。
虽然表弟是个正儿八经的白领，每月工资和提成也有两万多。可动辄数十万的医疗费，也让他的日子有些窘迫。正月初三去看望舅舅，和表弟小坐。表弟摇摇头说：“这医院，简直不是给穷人开的。”表妹也说：“医院本来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可现在呢？”一时，饭桌上就有些沉默。
我不善言语，也就没有加入到，关于生死医疗之类的话题中去。可黄昏回到家中，心里却颇不平静，于是独自一人去原野上游荡。灰白的小路，冰封的河流。因干旱而发黄的麦田，因疲劳而落幕的夕阳。
想起以前和小舅饮酒吃肉的情景，想起妗子曾经开朗清亮的笑声。又想起小时候虽然清贫，却感觉无忧无虑的日子。那时候穷，难道现在我们就富有了吗？那时候是穷人，难道现在我们就是富人了吗？怎么发展来发展去，本应该让老百姓轻松享受的基本保障，却成了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大山般的压力？虽然上头一直在叫苦，医疗行业亏损多少多少亿。可请问，哪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是盈利的，是暴利的？亏损本来是针对盈利单位而言的，你把“亏损”二字用在这里，似乎从骨子里就已经把医院当成盈利性单位了。
还有教育，还有住房，也已悄悄魔变成了五指山，将老百姓沉沉地压在了下面。似乎没有五百年时间，没有唐僧那样的佛揭去符咒，我们就很难轻松起来，悟空一般一跃而上云端。也许我们还太穷，也许我们还在发展之中，本就该负重前行，绝不可活得过于轻松。可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人类进步的意义在哪里？一个优秀的美好的社会，就是为了刺激人们去拼命挣钱，再去玩命花钱吗？
反正那天黄昏，胡乱想了许多。独自一个走了很远，踏过大片的麦田，穿过消瘦的小河。直到麻雀归巢，夕阳沉没。灰色的暮气，升起在地平线的杂树林里。于是晚上就有了创作的欲望，就在春天尚未到来之时，构思了《春寒料峭》这篇文章。
起笔之时还在犹豫，感觉小舅得了重病，如此清冷的笔调，似乎不好。可又想，人终有一死。若哪天小舅真的走了，也是自然规律使然，也是个人命运使然；与我的文章，并不相干。于是就耗费八九天时间，写了这篇料峭的春寒。
一天夜里正在构思，又不觉想起在济南治疗的舅舅来。于是停下笔，有些怅然若失之感。季节，时而北风时而南风。河水刚刚解冻，麦苗刚刚返青。杏花尚未开放，不过枝条上的芽苞已然悄悄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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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姑娘二十多了，大学毕业后考了编制，分在城里教书。她的婶子和大娘，给她介绍了好几个对象，都是在城里工作的，有车有楼的。可我那姑娘脾气倔强，说他们高高在上，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样。见一次面，或者处一段时间，也就不欢而散。惹得妻子不免唠叨不休，絮絮地说：“人家那么好的条件。”又埋怨我说：“这么大的事，你也不管管。”我说：“儿大不由娘，顺其自然。”
如此，姑娘的婚事大概拖了一年。一天晚上，我从公司回来，扎上围裙帮着妻子炒菜。妻子说：“你闺女谈恋爱了。”我说：“那就谈吧。”妻子说：“你也不问问男孩是哪里的，干什么工作，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我说：“你慢慢说，我听着。”妻子就说：“那男孩是济南郊区的，也在城里教书。父母种地，没房没车。”我说：“没房就买，没钱就挣，只要俩人合适就行了。”妻子叹口气说：“你闺女就是受穷的命，那么多有车有房的，她就是不答应。”拿起一个鸡蛋往碗沿上一磕，蛋黄扔进垃圾桶里，却把蛋皮放进碗中了。
过一段时间，姑娘就把那男孩领到家中来了。那男孩戴着眼镜，挺斯文挺稳重。一手提着“天之蓝”，一手提着“小苏烟”。谈吐倒也大方，见了我和妻子并不紧张。我那姑娘又夸他有上进心，教数学，是班主任。如此，妻子也就同意了，我也挺高兴的。那男孩叫小凯，有着一种农村人特有的朴实、踏实。是那种不太可能给你带来荣华富贵，但是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那种类型。
之后，大约每月小凯都会到我这里来一趟。买点酒菜，和我小酌几杯。谈谈学校里的事情，谈谈社会上的事情。我也渐渐了解到，他有一个姐姐，在济南上班。父亲农忙时侍弄山里的玉米、小麦和花生。一有空闲就跟着建筑队打工，盖盖楼房，垒垒院墙。一年到头总是一身青黑色的打扮，一身衣服穿五六年也舍不得换。偶尔喝点小酒，不吸烟。喝酒也总是买那种很便宜的散装，带包装的总是舍不得喝。我想庄户人就是如此的，不是国家刺激刺激，就会把钱大把地扔出去。粮棉油极其便宜，打工人的工资又极低；且没有几个老板，舍得给你买养老钱。生活不易，每一分钱花出去，都需有它的意义。
如此和我姑娘交往了两年多，就是不提订婚的事。仿佛仍在了解什么，仍在琢磨什么。一日，小凯打电话来问候一下，我就借机把订婚的事挑明了。小凯却说：“我爸病了，在医院里呢。等他出了院，咱就把婚事定下来。”我说：“行，好好给你爸看病。”我姑娘前些日子也提过，小凯的父亲有肺病，说是长了一个结节。
挂断电话，我对妻子说：“过两天咱去济南看看。”妻子说：“他爸他妈从来都没有看过咱，咱干嘛要去济南。”我说：“他爸不是病了。”妻子说：“不就是一个结节，能有多严重。华叔家的大妮也长了肺结节，在济南动的手术，三四天就出院了就没事了。”又埋怨我说：“订婚的事，该济南那边提出来。哪有女方先开口的，咱闺女嫁不出去了吗？”我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谁先提出来不行。”妻子说：“咱得掌握主动，不能被动了。”我也无意和她争执，翻了几页书，倒头睡了。
没过几日，姑娘突然打电话来，说小凯的父亲病逝了。我说：“不就是一个肺结节吗？”姑娘说：“是肺癌，晚期了。”我一时无语。妻子也沉默了，轻轻叹一口气说：“也是个苦命的。”我说：“咱到济南去一趟吧，鞠个躬，吊个孝。”妻子没有反驳，点头答应了。可济南那边打电话说：“丧事上太乱腾，怕有招待不周的地方。等办完丧事，上完头七坟你们再过来吧。”
节气恰值正月，又下过一场雪，天寒地冻的。我开着车，拉着姑娘和妻子一路向东南驶去。熟悉的平原和麦田渐行渐远，远远望见了朦胧的黛色的群山。山路起伏蜿蜒，左扭右转。山坡上除了磊磊的青石就是稀疏的矮松，不见溪水，不闻鸟鸣。偶尔有三五块农田，四周围着石堰。形状大都是多边形，很不方正。
小凯和他的姐姐，在村外远远迎接着。引着我们绕来绕去，才到他家胡同口。胡同里倒是铺着水泥，就是过于坡陡，不敢贸然把车开进去。小凯的母亲和叔叔、爷爷们，早已在大门口迎接着。握手寒暄，笑容灿烂，似乎这个家庭并未发生过不幸。可我发觉，小凯的母亲反应明显有些迟慢，言语不多，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的。这令我想起老家的妗子来，被一个病人折磨得形容憔悴，性情沉默。我想，小凯的母亲也是经受了巨大的折磨，才会如此的，心里不免有些酸涩。云淡风轻的笑容，只是事物的表层。内心的疼痛，外人无法触及，更无法解析。
进屋落座喝茶，本来想说一些安慰的话，却又不知如何开口。唯恐语出煽情，再一次触动小凯一家人的伤痛。可既然来了，也不能干巴巴坐着。沉默一会儿便说：“我到坟上给哥哥鞠个躬。”小凯的爷爷说：“算了算了，他已经入土为安了。”于是，又是一阵沉默。直到吃饭饮酒时，那种阴郁的情绪方才缓和了许多。
因为路途遥远，不到下午两点我们就辞别出山。小凯的家人一直送到胡同口，微笑挥手。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小凯母亲瘦削的脸庞里面，隐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惨淡。微笑的背后，是一种神伤的黯然。相守几十年，忽然天各一边。这种孤独的心情，也许只有一个人走后，另一个人才会真正体味到。况且儿子尚未买房，尚未结婚，许多事情都需要一个女人去承担，去思忖。
山路蜿蜒，人生曲折。去的终究去了，可活着的仍需生活。一路，我们一家三口都不怎么说话。等出了大山，上了大路，姑娘突然说，小凯的父亲是自杀的。小凯说出真相时，趴在沙发上呜呜地哭了。我一时惊愕，一路沉默。妻子也叹口气，张张嘴却没说什么。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为了把辛苦几十年积攒的钱保存下来，留给自己的儿子买房结婚，毅然选择了结束生命，与这个世界做最后的抗争。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才敢朝着无尽的黑暗走去。生不易，死亦不易。多少人躺在病床上，哪怕只有一口微弱的气息，也是死死抓住一根纤细的稻草，不肯掉进地狱里。放弃治疗，是一位平凡的父亲留给孩子，留给家庭，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温存。与其救死，不如救生。这是多么无奈的抉择，多么悲伤的痛。
汽车奔驰，大路笔直，刺耳的汽笛声，催赶着你不停地向前跑去。两边光秃的贫瘠的大山，渐渐走远。可前方肥沃的大平原，又能给庄稼人带来些什么？
回到家中，我犹豫一会儿，还是无可救药地打开了电脑。打开了那部，我本来不想打开的《春寒料峭》。天已黄昏，夕阳落下，残雪未消。推开窗户，我的楼前就是广袤的农田，深厚的泥土。这养活了世界的土地，永远沉默不语。一代又一代农民的尸骨就深埋于泥土，用自我的干枯来滋养庄稼，滋养植物。有苦却不诉，有泪却不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