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最喜讲真话，读了刘加莹文友的新作《那年去当兵》(点击标题阅读)，我感到他发自内心地讲出了我们那代想当兵的人最心底的话!
一九六七年我十八岁，对我们老三届学生来说，当兵是最向往的事。
我为贫下中农的后代，保家卫国，天经地义，但当年在接兵部队很想要我的情况下，我的军绿梦竟能落空，是这代人怎么也想不到的。
事后才知是与我同时报名的人，家有送兵的大队干部造成的。
那时想当兵政审非常严，三代宗亲全扒拉个遍，因我舅曾被国民党部队三次抓去当兵，又三次逃跑，被家乡人戏称为⺀兵滑子″，竟影响到我的军绿梦，真是欲哭无泪!
我十四岁那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家父为怕我被饿死断了根，将从食堂领来的口粮总省给我吃，竟把他自已饿病而亡，我买不起棺木，只得摘下自家的门板，请乡亲帮助抬到祖坟，用门板盖上父亲疼儿的苦心!
母亲身小力弱无钱供我读书，只能靠连夜纺线，用绵穗子和家养的几只母鸡下蛋供我上学，我深知上学才是农家孩子的出路，为了省油，一盏煤油灯两用，母亲纺线，我便趁灯读书，两个鼻孔被熏成黑洞，也不忘读书，好在父亲留下几本旧书《昭君和番》《宣讲拾遗》等，成了我的课外读物。
上初一时，我开始为家乡的《拂晓报》写稿换稿酬，供养自已。
为此《拂晓报》《安徽日报农村版》，成了助我上学的恩人，在陆续发表我的散文《耧铃晃晃丰收来》及新故事《一盆碳》的情况下我有了上学的学费。
那时每篇稿酬才二三元，我如徐恩芳大姐去学校报到时的情况一样，为省一元钱，宁愿随车地走。
当时每学期学杂费才三元钱，也算够了。
那時农村孩子谈婚论嫁有句口头禪:⺀一军，二干，三工人，无奈才嫁庄稼人″，母亲怕我说不上媳妇，一心想让我当兵。
我受《九九艳阳天》歌声中:十八岁的哥哥想念小英莲的影响，更想当兵，凭我的穷家破院，总在家种地，即便我混到二十八岁，谁愿嫁给我呀!
当时招兵也有拼爹的情况，我无爹可拼，但如《新安晚报》的才女名编马丽春所讲，文章会说话，别人拼爹我拼文章，为了能当兵我拿出报纸上发表过的文章让接兵的士兵看，那接兵的军人眼前一亮，很想收我，因军中也需写文章的人呀。
那时送兵的大队干部不知在背后叨咕我了什么，我的军绿梦意成了猫咬尿包一场空。
事后方知那个大队干部的侄儿也想当兵，他竟用《昭君和番》书中昧良心的画师毛延寿的做法，将我的军绿梦挤掉了!
他背后说我虽会写文章，但我舅曾被国民党三次抓入部队，又三次逃跑过，被人戏称为老兵滑子，并讲我父亲活着时会勒插子，做爬子(农用小工具)是投机倒把份子……
致使我没当上兵，但我自幼是的犟脾气，关我一扇门，我另开一扇窗，决心进入大学，但又遇到文化大革命，当時学校武斗成风，无法上学，我想母亲供我求学何等艰难，还天天盼我长大成人能拉扯比我更小的弟弟妹妹，我若闯不出一方世界，怎能助我的老母，小弟，小妹啊!
我想无论两派谁斗败谁，我若参与武斗，怎读书呢，便休学回家帮母亲种地!
种地中我仍坚持写作，文艺界常讲: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是真正的进入源泉了，还被选为生产队会计，接触发票甚多，那时有位家门叔为了报销自己用生产队的板车私自拉砖，压坏了集体的板车，为了报銷发票竟买了个日记夲送我，目的当然是想让我睁一眼闭一眼把修车的发票报销，这事使我发生了深刻的思想斗争，财务制度会计是必须坚持的，为此发生了生活中两张发票发票的真实故事，弄得我叔十分不快，后来我想这就是生活，我何不写成文章呢!
无巧不成书，那年腊月二十六日，萧县文教局(文化文教两局合一)通我去参会，会上我向县创作组长徐金星讲了这个为报发票叔侄之争的真事，他听后说这素材很好，现在各公社皆有业余文艺宣传队，何不写成剧本让他们演，准受欢迎，我真的将此事写成了剧本《两张发票》，径县剧团公演反响很大，参加省，地汇演，竟闯入北京，被上海电影制片厂选拍成宽银幕电影，没圆成军绿梦，却圆成了我的作家梦，为此我赠同步兄妹一句话：心若在，梦就在，条条大路是可通北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