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方桌后面的条案上，有一台钟表。那是小时候，用我和姐姐、妹妹一年的押岁钱换来的。一共56元，全给了母亲，母亲去县城买来这台钟表。深紫色的长方形木箱，上面的圆弧设计，玻璃罩内有圆形的表盘，时针分针和秒针各转各的，谁也不碍谁的事。特别是金黄色圆形钟摆，摆来摆去也不嫌累，还发出“咔咔咔”的声音。这在当时也算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物件。
买来后，母亲说需要“上劲儿”，它才会走。表盘上有两个孔洞，把钥匙插进去，左右各拧十五下，要分两次来进行。转到快十五圈的时候基本上就转不动了，再转恐怕要坏掉的。上一次劲儿就能走半月。时针走到整点的时候它就响，走到几的时候就响几下；分针走到六的时候就响一下。我们都感到很好奇，心想它怎么就那么“聪明”呢？当然，我们都盼着给表“上劲儿”。快到半月的时候，我们就提醒母亲给钟表“上劲儿”。父母忙的时候，就让我们自己“上劲儿”，并嘱咐千万不要碰“表针儿”，碰了表针走的就不准了。上劲时发条紧绷的声音也是非常悦耳的。后来听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开头音乐就是钟表上发条的声响，我立马就想起老家的钟表来。从此便喜欢上这首歌，在我心目中，它既是一首励志歌，也是一首思乡曲。
有时候也会忘掉“上劲儿”，这时就要看父亲的手表了。父亲的手表也是需要“上劲儿”的，手表每天上一次“劲儿”。有时候忘了“上劲儿”，他就跟钟表“对表”；钟表不走了，就跟手表“对表”。当然也有赶巧的时候，父母忙地里家里的活，我们忙学习写作业，都把给表上劲儿的事忘了，结果手表和钟表都停了，这可怎么办？好办，听收音机。
一到整点的时候，收音机里“喯儿”“喯儿”的响几下，然后传来动听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是我们跟北京最近的时候。我们对好表，然后听评书。有的台播单田芳老师的《三侠剑》，后来是《白眉大侠》；有的台播田连元老师的《小八义》；有的台播刘兰芳的《赵匡胤演义》，后来是《呼延庆打擂》》，晚上7点或8点也有重播。我不仅包下了对表的活，就连听评书也成为我的“嗜好”。因为那个年代收音机杂音大，需要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才能听清，有时候还串台，需要随时调节一下。为了听完整，我经常是听完书再吃饭，晚上写作业也要听完评书再写。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讲给我的小伙伴们听，从此我成了业余说书的，也成了孩子王。我身边并不寂寞，寂寞的时候是收音机的电池没电了，而我手里也没有钱。
上初中住校，对表的事就不用我管了，因为家里有了电视，父母在看天气预报、听新闻联播的时候可以“对表”了。后来有了挂在墙上的电子表，安一节电池走半年。再后来父母也有了手机，但母亲不喜欢带手机。母亲健忘，做饭的时候，总要在门上用粉笔写一个数字，就是分针走到几的时候就可以揭锅吃饭了。那台钟表被忽略了，没人给它“上劲儿”，但它一直留着，即使盖新房的时候，把很多旧家俱丢掉了，也没有把钟表扔掉。30多年过去了，它始终站在方桌后面的条案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钟表放钥匙的地方，放着一个小本本儿，那是父亲把麦子存到村后公路边上的面粉店里，店主给每家发一个小本子。每当取面粉或面条，就在上面记上哪天领取面粉多少斤，面条多少斤。他手里也有一本总账，在某人名下记上同样的斤两，两本账都一致，事后好对账。上中学的时候，我拿着小本本去领半袋面粉和十斤面条，吃上一两个月，节省我在县城的一些开支。
钟表里还放着我的一块奖牌，那是上三年级的时候，我考了全班第一名。放寒假那天，张老师给前三名的同学，每人发了一个奖牌。我的是金黄色的，另两位同学是银白色的。全班同学都排好队，张老师亲自为我们戴在胸前，然后大家鼓掌祝贺。本来我想向家人炫耀一下，结果到家刚摘下来，牌子就解体了。“三好学生”的长方形横牌与带“奖”字的“五角星”牌之间的链条开裂，横牌后面的“别针”也粘不住，于是我也没有骄傲的“资本”了。我不好意思再向老师要一块，只好把它放在钟表的小匣子里藏起来。奖牌“坏”也有坏的好处，我一如既往地认真学习，始终不松劲儿。因为我要和我的同学志方“对表”，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俩的学习成绩霸占着班级前两名。
买来后，母亲说需要“上劲儿”，它才会走。表盘上有两个孔洞，把钥匙插进去，左右各拧十五下，要分两次来进行。转到快十五圈的时候基本上就转不动了，再转恐怕要坏掉的。上一次劲儿就能走半月。时针走到整点的时候它就响，走到几的时候就响几下；分针走到六的时候就响一下。我们都感到很好奇，心想它怎么就那么“聪明”呢？当然，我们都盼着给表“上劲儿”。快到半月的时候，我们就提醒母亲给钟表“上劲儿”。父母忙的时候，就让我们自己“上劲儿”，并嘱咐千万不要碰“表针儿”，碰了表针走的就不准了。上劲时发条紧绷的声音也是非常悦耳的。后来听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开头音乐就是钟表上发条的声响，我立马就想起老家的钟表来。从此便喜欢上这首歌，在我心目中，它既是一首励志歌，也是一首思乡曲。
有时候也会忘掉“上劲儿”，这时就要看父亲的手表了。父亲的手表也是需要“上劲儿”的，手表每天上一次“劲儿”。有时候忘了“上劲儿”，他就跟钟表“对表”；钟表不走了，就跟手表“对表”。当然也有赶巧的时候，父母忙地里家里的活，我们忙学习写作业，都把给表上劲儿的事忘了，结果手表和钟表都停了，这可怎么办？好办，听收音机。
一到整点的时候，收音机里“喯儿”“喯儿”的响几下，然后传来动听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是我们跟北京最近的时候。我们对好表，然后听评书。有的台播单田芳老师的《三侠剑》，后来是《白眉大侠》；有的台播田连元老师的《小八义》；有的台播刘兰芳的《赵匡胤演义》，后来是《呼延庆打擂》》，晚上7点或8点也有重播。我不仅包下了对表的活，就连听评书也成为我的“嗜好”。因为那个年代收音机杂音大，需要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才能听清，有时候还串台，需要随时调节一下。为了听完整，我经常是听完书再吃饭，晚上写作业也要听完评书再写。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讲给我的小伙伴们听，从此我成了业余说书的，也成了孩子王。我身边并不寂寞，寂寞的时候是收音机的电池没电了，而我手里也没有钱。
上初中住校，对表的事就不用我管了，因为家里有了电视，父母在看天气预报、听新闻联播的时候可以“对表”了。后来有了挂在墙上的电子表，安一节电池走半年。再后来父母也有了手机，但母亲不喜欢带手机。母亲健忘，做饭的时候，总要在门上用粉笔写一个数字，就是分针走到几的时候就可以揭锅吃饭了。那台钟表被忽略了，没人给它“上劲儿”，但它一直留着，即使盖新房的时候，把很多旧家俱丢掉了，也没有把钟表扔掉。30多年过去了，它始终站在方桌后面的条案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钟表放钥匙的地方，放着一个小本本儿，那是父亲把麦子存到村后公路边上的面粉店里，店主给每家发一个小本子。每当取面粉或面条，就在上面记上哪天领取面粉多少斤，面条多少斤。他手里也有一本总账，在某人名下记上同样的斤两，两本账都一致，事后好对账。上中学的时候，我拿着小本本去领半袋面粉和十斤面条，吃上一两个月，节省我在县城的一些开支。
钟表里还放着我的一块奖牌，那是上三年级的时候，我考了全班第一名。放寒假那天，张老师给前三名的同学，每人发了一个奖牌。我的是金黄色的，另两位同学是银白色的。全班同学都排好队，张老师亲自为我们戴在胸前，然后大家鼓掌祝贺。本来我想向家人炫耀一下，结果到家刚摘下来，牌子就解体了。“三好学生”的长方形横牌与带“奖”字的“五角星”牌之间的链条开裂，横牌后面的“别针”也粘不住，于是我也没有骄傲的“资本”了。我不好意思再向老师要一块，只好把它放在钟表的小匣子里藏起来。奖牌“坏”也有坏的好处，我一如既往地认真学习，始终不松劲儿。因为我要和我的同学志方“对表”，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俩的学习成绩霸占着班级前两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