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出生于北京市崇文区关帝庙街8号，在那儿居住了23年。从我家关帝庙街8号往西走，在关帝庙街2号西侧，有一家名为合丰东的副食店，附近居民日常生活中买个油盐酱醋，糕点糖果呀，都到合丰东去买。出了我家院门往西，隔着四个门，就是合丰东。
合丰东在关帝庙街西口一个缓坡上，坐北朝南。走进合丰东，迎面有一长溜柜台。靠东边柜台上摆放着古老的盘秤。旁边摆着七八个白瓷盘，盆里装着各种咸菜：有大酱萝卜、小酱萝卜、水疙瘩、榨菜、咸菜条、辣萝卜干等各式各样的咸菜。柜台后靠墙的货架上，摆放着各种白酒和料酒、食盐、碱面、小苏打等物品，货架底下有一拉溜儿的大缸，大缸里装的是黄酱、芝麻酱、酱油、醋等。
紧靠柜台东头放着一个木盒子，盒子上有十几个窟窿，窟窿底下是玻璃。盒子里有个电灯泡。紧挨着盒子的柜台下是一摞木箱子，箱子里装的都是鸡蛋。顾客买鸡蛋时，售货员把鸡蛋放在盒子上的窟窿上，摆满以后，打开电门开关，就能照见鸡蛋里面了。如果鸡蛋里面发黑，就证明鸡蛋坏了，就得给挑出来，不能把坏鸡蛋卖给顾客。无论谁来买鸡蛋，这个程序不能少，即便是老人孩子来买鸡蛋，售货员也一样要认真地给照一遍。那个时候的售货员真是童叟无欺。
那时候副食店打酱油、打醋、打黄酱、打芝麻酱都是散装的，都得自带容器，提着瓶子，拿着罐子。打酱油打醋时，售货员拿一个漏斗，插在酱油瓶和醋瓶子里，用一个竹木制作的提，在酱油缸和醋缸里舀上一提，往漏斗里一倒就行了。打醋的小孩提着打好的醋回家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小孩儿打醋直来直去”吗？
打黄酱或打芝麻酱的时候，售货员要先把盛酱的罐子上称，称一称，看多重。然后往里盛好酱后，再上称，称一称。售货员盛芝麻酱可是个技术活。在芝麻酱的缸里舀一勺一转，等着芝麻酱垂直往下流，流得越来越细，看准时机，看准火候，迅速地把芝麻酱倒入顾客拿的罐中，一点也不撒，罐口边儿上一点芝麻酱都不粘。那叫一个地道。这点技术没有个三年两载还真学不会。
小时候我就爱到合丰东买东西，最爱打芝麻酱。每次母亲给我副食本和一个罐头瓶对我说：“去把这个月的芝麻酱打了。”我甭提多高兴了。因为去趟合丰东，打那副食本上每人一两的芝麻酱不白去。打完之后打开瓶盖儿可以用手指头抹一下放嘴里吃了。咂摸一下滋味儿，那叫一个香。用手指偷吃过后，不忘了再用手指头把芝麻酱浮头儿抹平了，别留下偷吃的痕迹。可是一不留神还是露出了蛛丝马迹。
有一次打完芝麻酱，照方抓药又偷吃了，偷吃之后把芝麻酱浮头儿抹平了，自认为天衣无缝。可回到家把芝麻酱交到母亲手中，对母亲说：“我打回来了。”
母亲没说话盯着我看，把我看毛了。母亲问我：“你做什么错事了？”
我说：“没做什么错事呀！”
母亲说：“你是不是偷吃芝麻酱了？”
我听母亲这么一问，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回完了。我的秘密让母亲发现了。可我还是嘴硬。我打开盛芝麻酱的罐头瓶，让母亲看抹平了、并做了手脚的芝麻酱说：“您看，没偷吃。”
母亲说：“去照照镜子。”
我听了母亲的话，来到镜子前一看，嘴角儿上有一大块芝麻酱。当时把我吓坏了，就等着挨母亲的一顿呲儿，甚至连挨一顿打的思想都准备好了。
没想到母亲并没有呲儿我，也没打我，只是对我说：“去，把嘴角上的芝麻酱洗干净了。”
我如遇皇恩大赦，赶紧把嘴角的芝麻酱清洗干净，转身就去干自己的事了。
不大一会儿的工夫，母亲拿来两张裹在一起的馒头片，对我说：“你这个小馋猫，把她吃了吧。以后想吃就说，别跟小老鼠一样偷着吃。”
我接过母亲递过来的两张馒头片，打开一看，馒头片上抹着厚厚的一层芝麻酱。芝麻酱上还撒了不少白糖。看到这么好的吃食，我高兴地对母亲说：“谢谢妈。”然后大快朵颐地吃了起来。
馒头片抹芝麻酱蘸白糖，甭提多香了。50多年过去了，那个香味儿，我终生难忘。
要知道那个年头儿芝麻酱是凭副食本供应的，每个月每人供应一两芝麻酱。我一次就把我的那份芝麻酱吃光了，这让我深深体会到了母亲对我的爱。
合丰东靠西边的柜台卖糕点，卖儿童小吃。在我的记忆里，江米条六毛六一斤，动物饼干四毛八一斤，桃酥七毛二一斤，蛋糕七毛八一斤。儿童小吃品种不少。有4分钱一包的糖炒米、3分5厘一包的爆米花、2分钱一个的江米球，1分钱一块的桔子糖。还有4分钱一块的搓板糖。搓板糖一块有八道，还可以分开了买。3分钱买六道，2分钱买四道、1分钱买两道。
靠东侧有一个柜台，柜台上摆着几个黑色的坛子，坛子上盖着裹着红布的大木塞儿。坛子里装的是散装白酒。有一毛七一两的、一毛三一两的，还有九分钱一两的。我父亲平日里好喝口儿，每次酒瘾上来，就让我拿着一个小酒壶到合丰东打二两一毛三一两的，有时也打九分钱一两的。勤俭持家的父亲喝散装酒都舍不得喝贵的。有时让我买包开花豆下酒。
父亲有一个铜酒壶，他喜欢把我打来的散装酒倒在酒壶里，拿个搪瓷大茶缸子，里面倒上热水，把酒壶搁茶缸子里烫上，等酒热了再倒进小酒杯里喝。每次父亲在桌儿上喝酒，我就搬个凳子，跪在凳子上看着父亲喝一口酒、抓一个开花豆送嘴里那股享受劲儿。父亲看我老盯着他喝酒。有一次他拿筷子尖在酒盅里蘸了一点酒，往我嘴唇上抹了一下，辣得我龇牙咧嘴，以后父亲再说让我喝酒，我再也不喝了。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一晃50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花甲老人。1981年我家从崇文区（现已改为东城区）关帝庙街搬到了朝阳区团结湖。2018年我又回到关帝庙街，故地重游。此地已经建成了新景家园。关帝庙也拆除了，只留下记录关帝庙历史的一块石碑和我熟悉的老槐树，合丰东也不见了踪影，成了我儿时的记忆。
合丰东在关帝庙街西口一个缓坡上，坐北朝南。走进合丰东，迎面有一长溜柜台。靠东边柜台上摆放着古老的盘秤。旁边摆着七八个白瓷盘，盆里装着各种咸菜：有大酱萝卜、小酱萝卜、水疙瘩、榨菜、咸菜条、辣萝卜干等各式各样的咸菜。柜台后靠墙的货架上，摆放着各种白酒和料酒、食盐、碱面、小苏打等物品，货架底下有一拉溜儿的大缸，大缸里装的是黄酱、芝麻酱、酱油、醋等。
紧靠柜台东头放着一个木盒子，盒子上有十几个窟窿，窟窿底下是玻璃。盒子里有个电灯泡。紧挨着盒子的柜台下是一摞木箱子，箱子里装的都是鸡蛋。顾客买鸡蛋时，售货员把鸡蛋放在盒子上的窟窿上，摆满以后，打开电门开关，就能照见鸡蛋里面了。如果鸡蛋里面发黑，就证明鸡蛋坏了，就得给挑出来，不能把坏鸡蛋卖给顾客。无论谁来买鸡蛋，这个程序不能少，即便是老人孩子来买鸡蛋，售货员也一样要认真地给照一遍。那个时候的售货员真是童叟无欺。
那时候副食店打酱油、打醋、打黄酱、打芝麻酱都是散装的，都得自带容器，提着瓶子，拿着罐子。打酱油打醋时，售货员拿一个漏斗，插在酱油瓶和醋瓶子里，用一个竹木制作的提，在酱油缸和醋缸里舀上一提，往漏斗里一倒就行了。打醋的小孩提着打好的醋回家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小孩儿打醋直来直去”吗？
打黄酱或打芝麻酱的时候，售货员要先把盛酱的罐子上称，称一称，看多重。然后往里盛好酱后，再上称，称一称。售货员盛芝麻酱可是个技术活。在芝麻酱的缸里舀一勺一转，等着芝麻酱垂直往下流，流得越来越细，看准时机，看准火候，迅速地把芝麻酱倒入顾客拿的罐中，一点也不撒，罐口边儿上一点芝麻酱都不粘。那叫一个地道。这点技术没有个三年两载还真学不会。
小时候我就爱到合丰东买东西，最爱打芝麻酱。每次母亲给我副食本和一个罐头瓶对我说：“去把这个月的芝麻酱打了。”我甭提多高兴了。因为去趟合丰东，打那副食本上每人一两的芝麻酱不白去。打完之后打开瓶盖儿可以用手指头抹一下放嘴里吃了。咂摸一下滋味儿，那叫一个香。用手指偷吃过后，不忘了再用手指头把芝麻酱浮头儿抹平了，别留下偷吃的痕迹。可是一不留神还是露出了蛛丝马迹。
有一次打完芝麻酱，照方抓药又偷吃了，偷吃之后把芝麻酱浮头儿抹平了，自认为天衣无缝。可回到家把芝麻酱交到母亲手中，对母亲说：“我打回来了。”
母亲没说话盯着我看，把我看毛了。母亲问我：“你做什么错事了？”
我说：“没做什么错事呀！”
母亲说：“你是不是偷吃芝麻酱了？”
我听母亲这么一问，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回完了。我的秘密让母亲发现了。可我还是嘴硬。我打开盛芝麻酱的罐头瓶，让母亲看抹平了、并做了手脚的芝麻酱说：“您看，没偷吃。”
母亲说：“去照照镜子。”
我听了母亲的话，来到镜子前一看，嘴角儿上有一大块芝麻酱。当时把我吓坏了，就等着挨母亲的一顿呲儿，甚至连挨一顿打的思想都准备好了。
没想到母亲并没有呲儿我，也没打我，只是对我说：“去，把嘴角上的芝麻酱洗干净了。”
我如遇皇恩大赦，赶紧把嘴角的芝麻酱清洗干净，转身就去干自己的事了。
不大一会儿的工夫，母亲拿来两张裹在一起的馒头片，对我说：“你这个小馋猫，把她吃了吧。以后想吃就说，别跟小老鼠一样偷着吃。”
我接过母亲递过来的两张馒头片，打开一看，馒头片上抹着厚厚的一层芝麻酱。芝麻酱上还撒了不少白糖。看到这么好的吃食，我高兴地对母亲说：“谢谢妈。”然后大快朵颐地吃了起来。
馒头片抹芝麻酱蘸白糖，甭提多香了。50多年过去了，那个香味儿，我终生难忘。
要知道那个年头儿芝麻酱是凭副食本供应的，每个月每人供应一两芝麻酱。我一次就把我的那份芝麻酱吃光了，这让我深深体会到了母亲对我的爱。
合丰东靠西边的柜台卖糕点，卖儿童小吃。在我的记忆里，江米条六毛六一斤，动物饼干四毛八一斤，桃酥七毛二一斤，蛋糕七毛八一斤。儿童小吃品种不少。有4分钱一包的糖炒米、3分5厘一包的爆米花、2分钱一个的江米球，1分钱一块的桔子糖。还有4分钱一块的搓板糖。搓板糖一块有八道，还可以分开了买。3分钱买六道，2分钱买四道、1分钱买两道。
靠东侧有一个柜台，柜台上摆着几个黑色的坛子，坛子上盖着裹着红布的大木塞儿。坛子里装的是散装白酒。有一毛七一两的、一毛三一两的，还有九分钱一两的。我父亲平日里好喝口儿，每次酒瘾上来，就让我拿着一个小酒壶到合丰东打二两一毛三一两的，有时也打九分钱一两的。勤俭持家的父亲喝散装酒都舍不得喝贵的。有时让我买包开花豆下酒。
父亲有一个铜酒壶，他喜欢把我打来的散装酒倒在酒壶里，拿个搪瓷大茶缸子，里面倒上热水，把酒壶搁茶缸子里烫上，等酒热了再倒进小酒杯里喝。每次父亲在桌儿上喝酒，我就搬个凳子，跪在凳子上看着父亲喝一口酒、抓一个开花豆送嘴里那股享受劲儿。父亲看我老盯着他喝酒。有一次他拿筷子尖在酒盅里蘸了一点酒，往我嘴唇上抹了一下，辣得我龇牙咧嘴，以后父亲再说让我喝酒，我再也不喝了。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一晃50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花甲老人。1981年我家从崇文区（现已改为东城区）关帝庙街搬到了朝阳区团结湖。2018年我又回到关帝庙街，故地重游。此地已经建成了新景家园。关帝庙也拆除了，只留下记录关帝庙历史的一块石碑和我熟悉的老槐树，合丰东也不见了踪影，成了我儿时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