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雪芹活了多大，确切的没有人知道，共识是40多岁。冯其庸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说曹雪芹是约1715年生，约1763年死，寿48岁，正是壮年之岁。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乾隆二十七年，子殇，雪芹伤感成疾，至初夕，卒，年四十余(1719?——1763)。其<石头记>尚未就，今所传者止八十回。”此一说法，也是胡适的看法，雪芹只有44岁。总之，雪芹寿命不长，短的连一部书都没顾得上写完，想起这事，就令人唏嘘不已。
为什么雪芹如此短命，当然会有很多的解释，但就现有资料来看，雪芹的短命，主要还在于他的性格和穷困潦倒。
也是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说：“雍正六年，頫(雪芹父亲)卸任，雪芹亦归北京，时约十岁。然不知何因，是后曹氏似遭巨变，家顿落，雪芹至中年，乃至贫居西郊，啜饘粥，但犹傲兀，时复纵酒赋诗，而作<石头记>盖也此际。”
“贫居西郊，啜饘粥，”说得是穷困，“但犹傲兀”说得就是性格。 二
现在北京西山植物园内有一个叫黄叶村的景点，传说就是雪芹故居。三间正房，一个篱笆圈就的小院，后面百十步远的地方是一口水井，井口似乎还有绳索磨出的痕迹，看上去就不是雪芹一家使用。往西是一条已经长时间不走人的小道，石子纵横，荆棘满布，一直通到大山深处，那就是《红楼梦》中说到的“京口地界”。
据周汝昌先生的考据，雪芹居住西山的时候，十分困顿，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不得不依靠扎风筝来度日。但这风筝一般是春季的买卖，大夏天、大冬天的是绝不会有人来买风筝的，显然这不是生存之计。可能那时雪芹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卖书画，雪芹的好朋友敦敏有诗句：“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就是说的雪芹卖书画的事情。不过当时雪芹就是一个破落户的公子，还没人宾服他的才华，也没有几个粉丝，书画的价格也绝不会很高，只能勉强度日，有时就连日也度不下去。
雪芹好酒，这大概是学界的公认，但喝酒是要钱买的，穷困潦倒的雪芹往往望酒兴叹。他的好朋友敦诚有一次在一个叫“槐园”的现在酒店一类的地方巧遇雪芹，看到雪芹想喝酒又没钱的窘迫，便把自己的佩刀给雪芹换了酒。他后来在《佩刀质酒歌》小序中记录道：“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雪芹酒渴如狂”，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心中就“咯噔”一下，“狂”，往往和“疯”为伴，雪芹已经换上了酒精依赖症，这是一种在今天都很不好治愈的病。我查阅了敦诚的《四松堂集》，其中收录了他答复雪芹的“答之”诗，却没有附上雪芹的“长歌”原诗，这不合“答诗”刊刻的常理，我想这雪芹的“长歌”诗一定是悲苍的，除了感谢的语句，可能还会有连他的好朋友都不好意思示人的言辞。我设身处地地为雪芹想一想，这是多么的凄楚、可怜和无奈。
据二月河的研究，雪芹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到了万物复苏的时候，不得不与妻子一起靠挖野菜勉强度日。日子的凄苦难以语言描述，而能够支撑这样岁月的就是《红楼梦》中的繁华极奢，锦衣玉食，还有成群的婀娜多姿、善解人意的女孩子。
这是雪芹的两个梦，雪芹就在这两个梦里来回穿插跳跃着。饿了就回到大观园的梦里，在大观园里吃饱喝足，和妹妹们玩够了，就回到黄叶村的梦里，这里有不遮风雨的茅屋，有有了身孕的妻子，村边上还有一座不付钱不给酒喝的酒肆，常常传出猜拳行令的大呼小叫。
更多数情况下是友人的周济，“周济”这个词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可见雪芹对这个词的刻骨铭心。
说起“周济”，我经常想起那个脂砚斋老人，看他的评应该是雪芹的近亲，但在众多的红学家的研究成果中，雪芹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过他的影子。可见这见首不见尾的脂砚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只不过是一个用雪芹心血沽名钓誉之辈，否则就不能眼看着雪芹那样的孤贫，最后死在除夕迎新年的爆竹声中。 三
至于雪芹的性格，鲁迅先生概括为“犹傲兀”。“傲兀”一词现代和古代汉语词典里都没有，词典里倒是有个“傲物”，指“高傲，自高自大”。这显然不能用在雪芹头上，因为雪芹高傲，但不自高自大。词典里虽然没有，但先人用过。唐朝韩愈曾经在《寄崔二十六立之》诗中有句：“傲兀坐试席，深丛见孤羆。”这个崔立之当过蓝田县丞。他的院子里有四行老槐树，南墙有巨竹千杆，崔立之每天就在这槐竹之间吟诗作赋。韩愈把他称作“傲兀”，我们确实感觉到了这词的深邃含义，非常接近“傲岸”的意味。“傲岸”的意思是“高傲自负,不屑随俗。”没错，这实在是雪芹性格的写照。
这个雪芹到底有多“傲兀”，没有完整的资料来证明，但从几代红学家的研究成果看，他确实“傲兀”。
二月河研究，雪芹并不是没人和他做朋友，而是他不轻易、也不屑和别人做朋友。现有资料看，雪芹就有三个品性相投的酒肉朋友——敦敏、敦诚哥俩，还有一个张宜泉。
乾隆年间，朝中有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肱股大臣傅恒。傅恒初为总管内务府大臣，24岁授军机处行走，26岁任户部尚书，27岁拜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衔太保。授一等忠勇公。历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理藩院尚书，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步军统领，会典馆正副总裁，五朝国史馆监修总裁官，经筳讲官，殿试读卷官等职。
啧啧!就这一串官衔，就会叫人目瞪口呆。傅恒年轻有为，文武双全，除了笼络武将，当然也爱惜文才。雪芹的好朋友敦敏敦诚哥俩为了给雪芹找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差事，便把雪芹推介给了傅恒，傅恒对雪芹也赞赏有加，还把夫人的贴身丫鬟赐给雪芹做了妻子。但之后雪芹一次也没有再去拜访过傅恒。如果是现在的人，估计没几个能有雪芹这样的“傲兀”，早就带着夫人把这高官的门槛踏平了。
雪芹家虽然被抄没了，但枯树老根，盘而不损，家族中原来的亲朋好友虽然多作鸟兽散，到底还有忠孝节义之辈，不会忘记原有的情谊，当看到雪芹饥寒交迫的处境时，伸出援手的不乏其人。
当年张家口蔚县的李周望就是其中之一。李周望(1668年—1730年)，字渭湄，号南屏，清直隶蔚州(今张家口蔚县大蔡庄)人。后官至礼部尚书。李周望与曹雪芹的舅爷爷李煦曾经在康熙末年同朝为官，同一时期分别任职户部左、右侍郎。据说，李周望在朝廷任职期间，大约在雍正八年(1730)左右，为了照顾同朝好友李煦的后代(李煦是曹雪芹的舅爷爷)，曾经聘请穷困潦倒的曹雪芹为西席，到自己的家乡蔚县大蔡庄设馆(另一说是李周望的儿子李光枚在父亲去世后聘请雪芹来到大蔡庄的)。周汝昌先生大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亲自到蔚县考证其真伪，考证的结果就记录在他的《曹雪芹小传》一书中。从周先生“过分倚赖书面材料而轻看民间的口碑，特别是当考查像曹雪芹这样的人物，那可能是不对的”这段话来看，周先生对曹雪芹在蔚县教过书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但雪芹并没有把握这次机遇，男子汉大丈夫，寄人篱下，这种日子绝不是雪芹的选择，如果他选择了，就不叫“傲兀”。 四
后面的故事是，雪芹到大蔡庄只待了一年多，就辞席回到了北京，这时原来的房子已经被别人租住，没办法，雪芹只好来到西郊，找房子住下。就是这时，雪芹开始酝酿《石头记》的创作。后来不断西迁，最后落脚到了黄叶村一带，和十方普觉寺、广泉寺等相邻。不过当时广泉寺已经废弃。张宜泉的《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写道：“群诗帝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说得就是这段事情。
雪芹为什么离开了大蔡庄?周汝昌先生当年带队实地考察的当地的传说是和李家闹了别扭。雪芹不屑于李家的官吏门风。这也是雪芹的性格，一点不比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逊色，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有地可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有房可住;“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有酒可喝。当然就有了归田园的底气。而雪芹则一无所有，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人和人是不能比的。总之，用一句蔚县人今天的方言口语来说就是“爷不伺候你了!”“爷”，“我”的意思。
我一直在想雪芹和李家的谁在闹别扭?大蔡庄李家是名门望族，家大业大，子孙众多，雪芹来这里坐馆教书自然不会只教一两个学生。应该是一族的孩子。李家的长辈是不会和雪芹闹别扭的，因为他们是把雪芹当亲人看的。李家的女孩子就更不会了，看看雪芹笔下的女孩子就会知道，不管这女孩子有多少不对，雪芹都会有一百个理由去讨好她们。至于那些学生们，雪芹更不会以师长之尊去和孩子们怄气。唯一可能的就是李家年龄相近的男孩子。
雪芹在大蔡庄虽然是先生，但年龄并不大，孩子脾气还没有去掉，再加上骨子里的“傲兀”，是最容易和同龄人斗气的。大蔡庄当时确实有一个和雪芹同龄的人，有的说二人同岁，有的说比雪芹小两岁，这个人就是大蔡庄李光枚的儿子李百川。
这个李百川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不好好上学，与功名无缘，喜欢做买卖，喜欢学道，是一个谁也管不了的纨绔子弟。他曾经偷了他爹的十万两银子去南方做买卖，结果被骗得身无分文，不得不靠乞讨为生。经此打击后，李百川也无颜蔚州父老，发誓要写一本书，历经十年，还真写成了一本《绿野仙踪》，但他终究没脸再回到大蔡庄，而是客死他乡，以至于闹得中国文学史界就他的籍贯整整研究了一百年。
为什么同时期的两个有过交集的人，后来都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是巧合?还是相互的影响?二人如果闹过别扭，和对文学创作有关吗?这就期望文人学者们进一步研究了。如果真是这样，必将是红学大观园的一枝别样的奇葩!
雪芹是从西山迁居通州后死在通州的，那是1763年的冬天，他唯一骨血儿子永远地离开了他，他失去比《石头记》更重要的支撑，他在呼啸的凛冽寒风中轰然倒塌。他选择在除夕夜死去。城中灯火辉煌，爆竹声声，而通州雪芹的茅屋里却是杳无声息，没有倒头米、没有香火、没有冥纸，有的只是漫天白花花的飞雪。我推断，雪芹肯定没有死，他是又到太虚幻境作梦去了。雪芹怎么能死呢，现在不是还活的好好的吗! 作于2022.7.22，12.17首发江山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