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弁山的存在，源于一幅名画，王蒙的《青卞隐居图》。山在南太湖岸，因山形似弁冠而名，亦因山中住户卞姓居多，故又名卞山。
四月中旬，在经历漫长的准备工作后，“元四家”各研究会首次会聚，地点选在湖州，“元四家”之一王蒙的故乡。关于元四家，王世贞将赵孟頫排首位，倪瓒排除在外。赵孟頫是元代画坛划时代的导师级人物，其主要成就在书法，一般通行的说法遵照董其昌的观点，赵孟頫让位倪瓒，且重新排序。
湖州的湖指太湖，以取名而言，同在太湖边的苏州、无锡却没沾半点光。真沾光也不好叫啊，湖市、湖北、湖西？乱套了。湖州古称吴兴，这个名称如今以市辖区的建制保留下来。弁山便在吴兴区。唐朝诗人陆龟蒙，出身没落世家，曾当过湖州刺史张搏幕僚，其间留下诗句，“更感弁峰颜色好，晓云才散已当门”，他曾随张搏往苏州，前后不过三年，后隐居松江甫里（今苏州吴中区甪直镇），终生不仕。陆龟蒙乃黄公望先祖，黄公望是陆龟蒙十三世孙。
我等一行，车到北坡山脚，在一处寺庙门口简易停车场下车。大队人马，在湖州朋友带领下，沿上山路上行。起初山路平缓，修得很平整，路两侧遍布高大的杨梅树，估计为人工种植，高处斜逸的枝条隐天蔽日，枝叶间可见细小的杨梅果。山路随山势渐趋陡峭，一下子变成了松树，绝非高大粗壮的那种，主干细而高，扭扭捏捏，高处分枝，树冠也不丰。透过稀疏的枝干，两侧庞大山体遮住视线。左边路下一条曲曲绕绕的山涧，闻不到水声，细流隐伏在枯叶与乱石间，在开阔处积水成潭，潭边长满竹子。同行几人忽然驻足，围着吴永祥手机屏指指点点。
吴永祥是湖州市文史馆馆员、吴兴区作协副主席，对赵孟頫、王蒙等颇有研究，他请大家留意对照《青卞隐居图》中松树的特点。画上虬枝弯干，表皮长着或大或小的斑点，似乎就是照着山路边松树的写生，以细节表现松树粗犷自然的美感，极具观赏性。
走上半山腰一处休息平台，已是汗流浃背。这里被人工平整为开阔地，靠山有正在施工的仿古建筑，不是庙宇，是山庄、观景台一类的园林建筑。向南仰望，可见青卞主峰云峰顶，“吴兴富山水，弁为众峰尊”，说的便是。众人有些犹豫，还要走多久？吴永祥说，这要看你们怎么走，最快少说四十分钟，海拔五百多米呢。啊？相当于虞山的两倍。众人登顶的热情倏尔被山风吹散了，山顶除了大煞风景的一排风力发电机，还有什么风景？应该有，太湖三万六千顷水面。天气不错，似乎能望见对岸，这个高度也可以，并非一览无遗的那种，山体限制了视角。对岸是苏州城吗？哦，是深入湖中的两个岛，东山与西山，直线距离不远。
至此，上山步道变成了石阶，窄窄地从建筑物山墙边往山林深处延伸。在石阶前看了几眼，有三五成群的驴友，着冲锋衣，提登山手杖，蹭蹭蹭越过我们身边，也有从山上下来的游客，热气腾腾，外衣系在腰间。他们都很年轻，有周末结伴登山的本地游客，有出行路过的外地驴友，也有慕名前来的外地游客。慕的什么名？是颜正卿、赵孟頫、陆龟蒙的诗文，还是王蒙的《青卞隐居图》？
《青卞隐居图》创作于1366年，是王蒙最具代表性画作，也是其晚期绘画艺术成熟的代表作。该图为纸本设色，纵式大立轴，在狭长的画幅中以高远法构图，山脚峰顶，画面最下方画潭水，山石矗立水中，给人湿润之感。丛树几棵，枝叶将画面下方空间填得结结实实。水潭右侧，一老者持手杖从潭边离开。老者身边，一条溪流从山中流淌下来，溪水汇合到下方溪潭，表现流水的线条比较粗，寓水流很急。
山体中间，是整幅画最为繁密最精彩的部分。左侧为山中水潭，由水汽、云气、雨水汇合成，林木环绕，如同山中仙境。水潭右上侧有一清晰可见的山溪，连接山巅瀑流和山脚溪流。山溪与水潭之间，几间茅舍掩映在林木之中。窗口内，一人独坐案旁，似作读书写字。正是这文化人的姿态表现“隐居”这一主题，如果画中人在喝酒，或在户外种菜、劈柴、打扫场院，与普通山民无异。这个人是谁？当然是赵麟，画作题款“至正廿六年四月黄鹤山人王叔明画青卞隐居图”，说明其时表兄赵麟在此隐居，而王蒙是客。说他自己是画中人也未尝不可，王蒙所处年代，不同于宋代山水画中建筑的宗教意味，画家更热衷于表现隐居理想，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画作描绘是弁山景致，山体、山势，松木、溪涧、山道等元素，弁山无一不具，而画作更集中表现在一方狭窄的视角。画作顶端，一个令人生威的庞大山体，扭动的山峦彼此交错，这样的山在现实中显得很不合理。不合理之处还表现在整个构图，自下而上呈之字形取势布局，线条扭曲，气势骇人，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山体里躁动。这固然由王蒙繁密的画风与不求形式稳定的个性所决定，有没有其它因素在里边？这得从元帝国说起。
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1279年崖山海战灭南宋，成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帝国。蒙古族起源于北部高原，因气候寒冷，为了争夺生存的空间，大规模东征西伐，主要目标是攻城掠地、抢劫财富和人口，治理江山却不行，不过97年便江山易主。其间，皇位继承紊乱，政变频繁，汉化迟滞，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为了招揽人才，忽必烈重用了一些汉族读书人，如刘秉忠、赵孟頫等，总体上汉臣地位不高。其间一批汉族文人士大夫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用消极避世来宣誓自己对朝廷的抵制。
深山中“林隐”，江湖之畔“渔隐”，构成了中国隐士文化的两大形态。元四家中倪瓒、吴镇皆有才华，但终身不仕。吴镇一生闭门隐居，闲时放情于山水，画作多以渔夫隐逸生活为题材，表达乐在风波、隐遁避世的态度。倪瓒原为无锡富豪，性好洁而迂癖，在社会动荡的元末卖去田庐，散尽家财，浪迹于五湖三泖之间，寄居村舍、寺观。姑且称这两位为“渔隐”，王蒙和黄公望则为“林隐”。相比之下，王蒙的隐，远无倪瓒、吴镇隐得彻底。倪瓒不仅自己不入仕，还多次奉劝王蒙不要做官。黄公望和王蒙在入仕的态度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渴望做官，却深受官场排挤。黄公望年轻时在徐琰手下当掾吏，因穿着道袍去上班遭徐琰呵斥，愤而辞职，他过于率性，不适合官场。二十年后，人到中年的黄公望依然心存幻想，再入钱塘，在张闾手下当书吏，这时候他成熟多了，敬职秉公，勤勉踏实，公文写得好，公务处理好，却受张闾牵连入牢狱，遂彻底放下入仕的念想，转而致力于绘画艺术。而王蒙，一生都在入仕与隐居间徘徊、犹豫、矛盾，他似乎对官场有一种特殊的迷恋，所以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隐居”思想也是纠结而踌躇，这种纠结伴随他的一生。
王蒙的外祖父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不折不扣的皇孙贵胄，南宋末年当过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后隐居不仕，屡次辟名，拒绝入仕，从这一点看是有些骨气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遣侍御史程钜夫搜房江南遗逸，得二十余人，赵孟頫排在首位，被单独召见，遂重用之。这一场景在赵孟頫纪念馆以仿真蜡像呈现，忽必烈见赵孟頫神采飞扬，如神仙中人。另一面，忽必烈恩威并用，以其身家性命要挟。赵孟頫毕竟作为贰臣，当时受到前所未有的非议，却有诸多无奈。赵孟頫在任时做过很多好事，例如，修改刑法中死刑犯的量刑标准；在查办江南各行省执行钞法不力之罪中表现出极度宽容；在大都地震后，奏请世祖大赦天下，免除赋税，消弭天灾。赵孟頫这官做得不踏实，不只因为受人诟病，亦有内心的纠结。是故尽管深受宠遇，依然保持清醒头脑，要求到地方任职，远离政治中心，任上多次告假还乡，晚年主动隐退，借病乞归。
作为元四家最年轻的王蒙，由于受到家族影响，且未经历宋元改朝换代的动乱，故而对入仕并不排斥，甚至用心良苦，元朝曾在张士诚手下当幕僚。王蒙在政治上是亟想有所作为的志士，说其野心勃勃也不为过，只是终究缺乏政治才能，且生不逢时，恰好赶上元末政治动乱，迫使其不得不隐于黄鹤山中。1368年，朱元璋灭元建立大明王朝。这一年，元四家中最年轻的王蒙刚刚进入花甲之年，依旧处于艺术生命中的黄金时代，他却选择入仕，洪武初年（1368）出任泰安知州，然终究没有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反倒受胡惟庸案牵连于1385年死于明王朝监狱。
赵孟頫与王蒙，祖孙两人都是生不逢时，在入仕出仕之间，既相似，又相左。赵孟頫是官做得不踏实，做官时寻找机会退隐，而王蒙是隐居得不踏实，在隐居时寻求机会出山。
不妨通过作品，走进王蒙的山水世界。王蒙的山，不是真实世界的山，更多表现梦幻色彩。王蒙出身于“绘画世家”，幼时在绘画上直接承袭外公赵孟頫，但就绘画风格与赵孟頫关系不大，且赵孟頫并不以山水画见长，特别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繁密绘画特性与赵孟頫迥异。在“元四家”之中，倪瓒的“简”与王蒙的“繁”形成强烈的反差，而黄公望与吴镇介于两者之间。绘画语言及绘画风格的成型，是个人经历、秉性、审美、三观等综合因素的外在呈现。倪瓒的画，聊聊数笔，逸气横生，大段大段的留白，说明其淡然于世，孤寂无欲。王蒙《青卞隐居图》寓躲在山林中不为人知，表现的是隐士思想。其“繁线密点”技法，赋予了其山水变形的扭曲紧张的形态，是其矛盾的隐士思想图像式的呈现。他放不下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决心，隐只是为了等待时机，纠结矛盾的心绪犹如繁线密点缠绕着内心，塞满了精神世界。
王蒙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繁密山水”，中国画笔法中的卷云皴、披麻皴、解索皴、牛毛皴等为王蒙独创，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倪瓒毫不吝啬赞美：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在无此君。董其昌认为其为“天下第一山水”。明代沈周、清代石涛，在山水表现上直接取法王蒙。
说隐居，很自然想起湖州历史上另外一位人物，唐代诗人张志和。
张志和少年聪慧，十六岁明经入第，平步青云，曾官至正三品，后因事获罪，被贬为南浦县尉。在母亲与妻子相继离世后，有感于官场沉浮、人生无常，遂弃官丢家，浪迹江湖。唐肃宗曾赐其奴、婢各一，张志和遂携奴婢隐居于湖州西边的苕溪、霅溪一带，扁舟垂纶，渔樵为乐。大历九年（774年）冬天，因时任湖州刺史的旧友颜正卿邀请，去湖州城里拜会颜正卿并小住，后两人前往平望游莺脰湖，酒后不慎落水身亡。
早前的词牌与内容有关，后来逐渐演变为格式符号。“渔歌子”又名“渔父乐”，为唐教坊曲，以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为正体。张志和以渔歌子调所撰五首，“西塞山前白鹭飞”最有名，并入选语文教材。西塞山的归属颇有争议，有人说桃花、鳜鱼、白鹭等元素不足于指向湖州，教参注释，一说在浙江湖州，一说在湖北黄石。大抵没有通读全五首“渔歌子”，才有这么奇怪的疑问。比如“渔歌子”其三：“霅溪湾里钓渔翁，舴艋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笑著荷衣不叹穷。”霅溪，一般认为是东苕溪。“渔歌子”其四，起首为“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松江，在湖州东。菰，即茭白。莼菜不用解释了，为江南水八仙之一。
张志和的隐居，不在形式，而在其内心。倒不是足不出户，与世隔绝，他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联系，经常去与西塞山相邻的杼山，与颜正卿、陆羽，喝酒喝茶，聊天赋诗。他是隐在内心，彻彻底底、死心塌地，曾经沧海难为水。张志和乃真正的解脱者，不执有也不执无，“醉宿渔舟不觉寒”“乐在风波不用仙”，潇潇洒洒，自在逍遥。
颜真卿看张志和的船破旧漏水，想帮他换一条船。张志和说：“希望有能够漂游的住所，来往于苕、霅之间。”其所言，似乎答非所问，其实很有禅意。张志和在西塞山隐居的第二年，结识了同样在苕溪隐居的茶圣陆羽，及杼上隐居的诗僧皎然，并开始撰写《玄真子》一书。陆羽问他，你和什么人往来？答曰：“我以太虚为室，明月为灯烛，与四海兄弟共处一室，不曾分离，何谈往来呢？”
常言，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隐不在于“身隐”，而在于“心隐”。王蒙想着逃离现实又舍不得喧嚣中的繁华，拿不起，又放不下，注定是个悲剧性人物。王蒙的离场，标志着元末隐士文化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以描绘隐士精神世界为核心的江南文人山水传统的终结。
下得山来，便是太湖南岸。太湖岸线绵长，水面开阔浩淼。宽阔滨江堤岸向两端延伸，东一直到东太湖，西往长兴方向。隔着堤岸是一条内河，设水闸与太湖相通，里边居然有一个古村落。村子背靠弁山，面向太湖，小桥、老街、古木、旧舍，一切静谧安详。先前的小渔村正逐步改造为农家乐，世外桃源般的意境即将被打破，估计下次去没这般宁静了。远处，成群白鸥从湖面轻轻掠过，偶有几只穿越堤岸，光顾这个小村子。
草木无心自荣发，而鸟兽，也会贪恋人间繁华。
四月中旬，在经历漫长的准备工作后，“元四家”各研究会首次会聚，地点选在湖州，“元四家”之一王蒙的故乡。关于元四家，王世贞将赵孟頫排首位，倪瓒排除在外。赵孟頫是元代画坛划时代的导师级人物，其主要成就在书法，一般通行的说法遵照董其昌的观点，赵孟頫让位倪瓒，且重新排序。
湖州的湖指太湖，以取名而言，同在太湖边的苏州、无锡却没沾半点光。真沾光也不好叫啊，湖市、湖北、湖西？乱套了。湖州古称吴兴，这个名称如今以市辖区的建制保留下来。弁山便在吴兴区。唐朝诗人陆龟蒙，出身没落世家，曾当过湖州刺史张搏幕僚，其间留下诗句，“更感弁峰颜色好，晓云才散已当门”，他曾随张搏往苏州，前后不过三年，后隐居松江甫里（今苏州吴中区甪直镇），终生不仕。陆龟蒙乃黄公望先祖，黄公望是陆龟蒙十三世孙。
我等一行，车到北坡山脚，在一处寺庙门口简易停车场下车。大队人马，在湖州朋友带领下，沿上山路上行。起初山路平缓，修得很平整，路两侧遍布高大的杨梅树，估计为人工种植，高处斜逸的枝条隐天蔽日，枝叶间可见细小的杨梅果。山路随山势渐趋陡峭，一下子变成了松树，绝非高大粗壮的那种，主干细而高，扭扭捏捏，高处分枝，树冠也不丰。透过稀疏的枝干，两侧庞大山体遮住视线。左边路下一条曲曲绕绕的山涧，闻不到水声，细流隐伏在枯叶与乱石间，在开阔处积水成潭，潭边长满竹子。同行几人忽然驻足，围着吴永祥手机屏指指点点。
吴永祥是湖州市文史馆馆员、吴兴区作协副主席，对赵孟頫、王蒙等颇有研究，他请大家留意对照《青卞隐居图》中松树的特点。画上虬枝弯干，表皮长着或大或小的斑点，似乎就是照着山路边松树的写生，以细节表现松树粗犷自然的美感，极具观赏性。
走上半山腰一处休息平台，已是汗流浃背。这里被人工平整为开阔地，靠山有正在施工的仿古建筑，不是庙宇，是山庄、观景台一类的园林建筑。向南仰望，可见青卞主峰云峰顶，“吴兴富山水，弁为众峰尊”，说的便是。众人有些犹豫，还要走多久？吴永祥说，这要看你们怎么走，最快少说四十分钟，海拔五百多米呢。啊？相当于虞山的两倍。众人登顶的热情倏尔被山风吹散了，山顶除了大煞风景的一排风力发电机，还有什么风景？应该有，太湖三万六千顷水面。天气不错，似乎能望见对岸，这个高度也可以，并非一览无遗的那种，山体限制了视角。对岸是苏州城吗？哦，是深入湖中的两个岛，东山与西山，直线距离不远。
至此，上山步道变成了石阶，窄窄地从建筑物山墙边往山林深处延伸。在石阶前看了几眼，有三五成群的驴友，着冲锋衣，提登山手杖，蹭蹭蹭越过我们身边，也有从山上下来的游客，热气腾腾，外衣系在腰间。他们都很年轻，有周末结伴登山的本地游客，有出行路过的外地驴友，也有慕名前来的外地游客。慕的什么名？是颜正卿、赵孟頫、陆龟蒙的诗文，还是王蒙的《青卞隐居图》？
《青卞隐居图》创作于1366年，是王蒙最具代表性画作，也是其晚期绘画艺术成熟的代表作。该图为纸本设色，纵式大立轴，在狭长的画幅中以高远法构图，山脚峰顶，画面最下方画潭水，山石矗立水中，给人湿润之感。丛树几棵，枝叶将画面下方空间填得结结实实。水潭右侧，一老者持手杖从潭边离开。老者身边，一条溪流从山中流淌下来，溪水汇合到下方溪潭，表现流水的线条比较粗，寓水流很急。
山体中间，是整幅画最为繁密最精彩的部分。左侧为山中水潭，由水汽、云气、雨水汇合成，林木环绕，如同山中仙境。水潭右上侧有一清晰可见的山溪，连接山巅瀑流和山脚溪流。山溪与水潭之间，几间茅舍掩映在林木之中。窗口内，一人独坐案旁，似作读书写字。正是这文化人的姿态表现“隐居”这一主题，如果画中人在喝酒，或在户外种菜、劈柴、打扫场院，与普通山民无异。这个人是谁？当然是赵麟，画作题款“至正廿六年四月黄鹤山人王叔明画青卞隐居图”，说明其时表兄赵麟在此隐居，而王蒙是客。说他自己是画中人也未尝不可，王蒙所处年代，不同于宋代山水画中建筑的宗教意味，画家更热衷于表现隐居理想，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画作描绘是弁山景致，山体、山势，松木、溪涧、山道等元素，弁山无一不具，而画作更集中表现在一方狭窄的视角。画作顶端，一个令人生威的庞大山体，扭动的山峦彼此交错，这样的山在现实中显得很不合理。不合理之处还表现在整个构图，自下而上呈之字形取势布局，线条扭曲，气势骇人，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山体里躁动。这固然由王蒙繁密的画风与不求形式稳定的个性所决定，有没有其它因素在里边？这得从元帝国说起。
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1279年崖山海战灭南宋，成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帝国。蒙古族起源于北部高原，因气候寒冷，为了争夺生存的空间，大规模东征西伐，主要目标是攻城掠地、抢劫财富和人口，治理江山却不行，不过97年便江山易主。其间，皇位继承紊乱，政变频繁，汉化迟滞，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为了招揽人才，忽必烈重用了一些汉族读书人，如刘秉忠、赵孟頫等，总体上汉臣地位不高。其间一批汉族文人士大夫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用消极避世来宣誓自己对朝廷的抵制。
深山中“林隐”，江湖之畔“渔隐”，构成了中国隐士文化的两大形态。元四家中倪瓒、吴镇皆有才华，但终身不仕。吴镇一生闭门隐居，闲时放情于山水，画作多以渔夫隐逸生活为题材，表达乐在风波、隐遁避世的态度。倪瓒原为无锡富豪，性好洁而迂癖，在社会动荡的元末卖去田庐，散尽家财，浪迹于五湖三泖之间，寄居村舍、寺观。姑且称这两位为“渔隐”，王蒙和黄公望则为“林隐”。相比之下，王蒙的隐，远无倪瓒、吴镇隐得彻底。倪瓒不仅自己不入仕，还多次奉劝王蒙不要做官。黄公望和王蒙在入仕的态度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渴望做官，却深受官场排挤。黄公望年轻时在徐琰手下当掾吏，因穿着道袍去上班遭徐琰呵斥，愤而辞职，他过于率性，不适合官场。二十年后，人到中年的黄公望依然心存幻想，再入钱塘，在张闾手下当书吏，这时候他成熟多了，敬职秉公，勤勉踏实，公文写得好，公务处理好，却受张闾牵连入牢狱，遂彻底放下入仕的念想，转而致力于绘画艺术。而王蒙，一生都在入仕与隐居间徘徊、犹豫、矛盾，他似乎对官场有一种特殊的迷恋，所以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隐居”思想也是纠结而踌躇，这种纠结伴随他的一生。
王蒙的外祖父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不折不扣的皇孙贵胄，南宋末年当过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后隐居不仕，屡次辟名，拒绝入仕，从这一点看是有些骨气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遣侍御史程钜夫搜房江南遗逸，得二十余人，赵孟頫排在首位，被单独召见，遂重用之。这一场景在赵孟頫纪念馆以仿真蜡像呈现，忽必烈见赵孟頫神采飞扬，如神仙中人。另一面，忽必烈恩威并用，以其身家性命要挟。赵孟頫毕竟作为贰臣，当时受到前所未有的非议，却有诸多无奈。赵孟頫在任时做过很多好事，例如，修改刑法中死刑犯的量刑标准；在查办江南各行省执行钞法不力之罪中表现出极度宽容；在大都地震后，奏请世祖大赦天下，免除赋税，消弭天灾。赵孟頫这官做得不踏实，不只因为受人诟病，亦有内心的纠结。是故尽管深受宠遇，依然保持清醒头脑，要求到地方任职，远离政治中心，任上多次告假还乡，晚年主动隐退，借病乞归。
作为元四家最年轻的王蒙，由于受到家族影响，且未经历宋元改朝换代的动乱，故而对入仕并不排斥，甚至用心良苦，元朝曾在张士诚手下当幕僚。王蒙在政治上是亟想有所作为的志士，说其野心勃勃也不为过，只是终究缺乏政治才能，且生不逢时，恰好赶上元末政治动乱，迫使其不得不隐于黄鹤山中。1368年，朱元璋灭元建立大明王朝。这一年，元四家中最年轻的王蒙刚刚进入花甲之年，依旧处于艺术生命中的黄金时代，他却选择入仕，洪武初年（1368）出任泰安知州，然终究没有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反倒受胡惟庸案牵连于1385年死于明王朝监狱。
赵孟頫与王蒙，祖孙两人都是生不逢时，在入仕出仕之间，既相似，又相左。赵孟頫是官做得不踏实，做官时寻找机会退隐，而王蒙是隐居得不踏实，在隐居时寻求机会出山。
不妨通过作品，走进王蒙的山水世界。王蒙的山，不是真实世界的山，更多表现梦幻色彩。王蒙出身于“绘画世家”，幼时在绘画上直接承袭外公赵孟頫，但就绘画风格与赵孟頫关系不大，且赵孟頫并不以山水画见长，特别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繁密绘画特性与赵孟頫迥异。在“元四家”之中，倪瓒的“简”与王蒙的“繁”形成强烈的反差，而黄公望与吴镇介于两者之间。绘画语言及绘画风格的成型，是个人经历、秉性、审美、三观等综合因素的外在呈现。倪瓒的画，聊聊数笔，逸气横生，大段大段的留白，说明其淡然于世，孤寂无欲。王蒙《青卞隐居图》寓躲在山林中不为人知，表现的是隐士思想。其“繁线密点”技法，赋予了其山水变形的扭曲紧张的形态，是其矛盾的隐士思想图像式的呈现。他放不下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决心，隐只是为了等待时机，纠结矛盾的心绪犹如繁线密点缠绕着内心，塞满了精神世界。
王蒙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繁密山水”，中国画笔法中的卷云皴、披麻皴、解索皴、牛毛皴等为王蒙独创，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倪瓒毫不吝啬赞美：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在无此君。董其昌认为其为“天下第一山水”。明代沈周、清代石涛，在山水表现上直接取法王蒙。
说隐居，很自然想起湖州历史上另外一位人物，唐代诗人张志和。
张志和少年聪慧，十六岁明经入第，平步青云，曾官至正三品，后因事获罪，被贬为南浦县尉。在母亲与妻子相继离世后，有感于官场沉浮、人生无常，遂弃官丢家，浪迹江湖。唐肃宗曾赐其奴、婢各一，张志和遂携奴婢隐居于湖州西边的苕溪、霅溪一带，扁舟垂纶，渔樵为乐。大历九年（774年）冬天，因时任湖州刺史的旧友颜正卿邀请，去湖州城里拜会颜正卿并小住，后两人前往平望游莺脰湖，酒后不慎落水身亡。
早前的词牌与内容有关，后来逐渐演变为格式符号。“渔歌子”又名“渔父乐”，为唐教坊曲，以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为正体。张志和以渔歌子调所撰五首，“西塞山前白鹭飞”最有名，并入选语文教材。西塞山的归属颇有争议，有人说桃花、鳜鱼、白鹭等元素不足于指向湖州，教参注释，一说在浙江湖州，一说在湖北黄石。大抵没有通读全五首“渔歌子”，才有这么奇怪的疑问。比如“渔歌子”其三：“霅溪湾里钓渔翁，舴艋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笑著荷衣不叹穷。”霅溪，一般认为是东苕溪。“渔歌子”其四，起首为“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松江，在湖州东。菰，即茭白。莼菜不用解释了，为江南水八仙之一。
张志和的隐居，不在形式，而在其内心。倒不是足不出户，与世隔绝，他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联系，经常去与西塞山相邻的杼山，与颜正卿、陆羽，喝酒喝茶，聊天赋诗。他是隐在内心，彻彻底底、死心塌地，曾经沧海难为水。张志和乃真正的解脱者，不执有也不执无，“醉宿渔舟不觉寒”“乐在风波不用仙”，潇潇洒洒，自在逍遥。
颜真卿看张志和的船破旧漏水，想帮他换一条船。张志和说：“希望有能够漂游的住所，来往于苕、霅之间。”其所言，似乎答非所问，其实很有禅意。张志和在西塞山隐居的第二年，结识了同样在苕溪隐居的茶圣陆羽，及杼上隐居的诗僧皎然，并开始撰写《玄真子》一书。陆羽问他，你和什么人往来？答曰：“我以太虚为室，明月为灯烛，与四海兄弟共处一室，不曾分离，何谈往来呢？”
常言，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隐不在于“身隐”，而在于“心隐”。王蒙想着逃离现实又舍不得喧嚣中的繁华，拿不起，又放不下，注定是个悲剧性人物。王蒙的离场，标志着元末隐士文化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以描绘隐士精神世界为核心的江南文人山水传统的终结。
下得山来，便是太湖南岸。太湖岸线绵长，水面开阔浩淼。宽阔滨江堤岸向两端延伸，东一直到东太湖，西往长兴方向。隔着堤岸是一条内河，设水闸与太湖相通，里边居然有一个古村落。村子背靠弁山，面向太湖，小桥、老街、古木、旧舍，一切静谧安详。先前的小渔村正逐步改造为农家乐，世外桃源般的意境即将被打破，估计下次去没这般宁静了。远处，成群白鸥从湖面轻轻掠过，偶有几只穿越堤岸，光顾这个小村子。
草木无心自荣发，而鸟兽，也会贪恋人间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