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离开山西大同51年后，再次回到这里。
10月份的大同色彩缤纷，路旁的树是金色的，田里的高粱是红色的，玉米是黄色的，铺在林子里的落叶是彩色的。
大同是一座古城，始建于1600多年前，曾是北魏的首都。大同市内如今新建了一座古城，雄伟的城墙以及城内的院落和街道，都是2008年以后一砖一瓦修建起来的。古城里重修了多处遗址，气势恢弘，可是感觉上依然是形古而神不古。
一行人住在古城里的一间民宿。一进客厅，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追寻旧时的大同。一位50岁模样的先生，看上去是老板的助手，对大同的历史颇为熟悉。我之前写过一篇《南门外》，文中提到一个滑翔机机场，老部队的训练队曾经在那里。那位先生对我说，他知道南门外机场，那是大同航校，现在是正厅级单位。那个老机场离市区太近了，早就被开发了，航校已经南迁几次，前几年还举行过全国滑翔机比赛呢。听他这么一说，我知道，那个50年前的南门外机场，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了。
第二天的行程是上午参观云冈石窟，下午参观华严寺。行程结束，见天色还早，我提议再去找一找老部队另一处驻地，我在那里住过两年多，是我在大同住过最久的地方。
曾在战友群里看到过一张照片，老部队驻扎过的大同煤矿学校，现在属于大同大学。循着这条线索，依导航来到大同大学。学校的门卫说，过去的大同煤校，应是现在的大同大学新平旺校区。文革时期，大学基本都停课了，加之战备紧张，学校校舍被部队借用的情况很普遍。
新平旺校区位于矿区，从主校区出发，约二十几分钟车程。校区外如今是繁华的街道，记得当年这里是空旷的田野，耸立着一片部队的天线群，有鱼骨形的，有笼形的，很是壮观。向门卫说明来意，车开进校园，停在面对大门的主楼前。按照一些战友在群里的描述，我走进主楼，在走廊里东张西望，力图在记忆中搜寻点痕迹，却是一片茫然。
绕过主楼往后面走，是一片树林。树林的右边有一个水泥花坛，顺着花坛再往侧面看，有一栋三层楼房。一行人循着花坛一侧的小路走进了楼房。一进走廊，我不禁惊呼起来，“就是这栋楼，七中队就在这栋楼里。”眼前的景象彷佛是从一部老电影里闪现出来，似曾相识，却又模模糊糊。正在情绪亢奋之时，一位老师从教室里走出来，一脸的不高兴，“你们找谁，还没下课呢。”我赶紧说对不起，从楼道里退了出来。
当年七中队所在的楼
绕到楼的侧面，我边观察边回忆。楼的四周显然是加固过了，色彩也有变化，但是模样还在。这时，一位老师模样的行人悠闲地走过来。同行中一位上前问道，“请问老师，您知道很久以前这里住过部队吗?”老师问，“是空军部队吗?”我连忙接话，“是的是的。我五十年前在这里当兵。请问老师贵姓?”老师说姓张，我们便称呼张老师。张老师笑着说，“你们算是问对人了。我父母当年就在这所学校工作，我一辈子都住在这个院子里，现在退休了。当年我和你们部队的韩副团长的女儿上小学时同桌呢。”我连忙说，“是的是的，韩传智副团长。”张老师这下子成了我们的导游。张老师说，“你们进大门看到的主楼是后来建的，当年那里是大门。”我说，“我想知道当年的地下室在哪座楼。”张老师领着我们走到与主楼隔着一片树林的一栋三层楼，指了指说，“这是你们部队机关当年的楼，地下室在正门楼梯的背后，进地下室从大楼的后门进。”他又指了指地下室门外的树，“有几棵树还是当年的老树呢。“看着地下室那扇矮矮的小门，我的思绪飘了进去。
当年走进这扇门，拾级而下，挡住视线的是一幅用降落伞布制作的帘子。绕过帘子，便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各单位用降落伞布帘隔开，嘈杂的无线电信号声此起彼伏，最刺耳的是摩尔斯电码的滴滴答答声，也偶尔传来几声叽里咕噜的呼叫声和电传机的叮叮、叮叮声。循着声音望过去，长长一排亮着氖灯的短波收讯机整齐又紧凑地摆放着，几乎每台收讯机前都坐着一位戴耳机的战友，左手调整着收讯机的频率，右手握着铅笔。现在想想，当年这些战友大多都不到20岁。
我值守的岗位，要绕着帘子转几个弯，几乎走到地下室的尽头。每次路过那张蒙着有机玻璃板的巨大地图桌时，我都会好奇地看上一眼。标图员总是忙碌地在地图上画来画去，标出有关飞机的航迹图。
每次交接班时，战友会从头上摘下耳机递给我，说一句：“提高警惕”，我便回一句：“保卫祖国“。这是口令。当时感觉很随意，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庄严的。短波收讯机是苏式的”克劳特“，又大又笨，转换波段时要把手柄拉出来，“”咣当“”一声很响。那时我年纪轻，手柄的握盘比我的手掌还大，推进去时要使出吃奶的劲。座位旁边两台磁带录音机，是上海录音机厂制造的，形状像现在的电饭煲，个头还要大一圈。录音机的键按起来也很费劲，因为右手握着铅笔，复听时用左手要来来回回按很多遍，感觉手指都要断了。值班时多数时间是全神贯注的，偶尔也有放松一下的时候，那是因为太阳黑子爆炸，短波讯号经过电离层反射而中断。
作战室是高度机密的场所，门口有哨兵把守，无关人员是绝对不可以进入的。可就是这样，也发生过离奇的事件。有一天，一位赤身裸体的年轻女子突然冲向地下室，据说当时的哨兵是一位姓何的战友，山东兵，当时也就16、7岁。他哪里见过这个阵势，眼睁睁看着裸女冲了进去。裸女冲进地下室就不见了。值班人员一般都面向墙壁，而且都在忙碌，没人看见裸女跑去哪里。首长接到哨兵报告，让赶紧找人。最后是由一位身材壮实的蒙古族战友把裸女从一个通风口里拉出来的，裹了一块降落伞布，几个人给抬了出去。据查该裸女患有精神病，并非有意袭扰作战室。
按理说，这个地下室还真有文物价值。1971年9月那架从山海关起飞的专机，历史性地摔在蒙古温都尔汗，我国第一时间的准确知情人，当时就在这个地下室里。
张老师领着我们继续往院子深处走，他指着一座学校餐厅说，这是你们当年的大礼堂。我脑海里顿时搜寻着当年在礼堂里听报告的情景。张老师指了指餐厅隔壁一座大会堂模样的建筑说，这是新盖的，以前这里有一个篮球场。
地下室的门
说到篮球场，我不禁想起一件趣事。张老师提到的韩传智副团长，当年很喜欢和我们七中队的兵打篮球。有一天吃完午饭，韩副团长照例又来和我们打球。韩副团长个子不高，我那时个头也还没长起来，和他差不多高。我跟他不是一拨，负责防守他。只见他带着球冲了过来，接近篮板时稳稳地跳起来投球。说时迟那时快，我也跟着跳起来，挥着右手张开手掌就朝着他手上的球拍了下去，想给他一个漂亮的“盖帽”。只听“啪”的一声，清脆响亮，我的一巴掌没有拍到球，而是拍在了韩副团长光亮的脑门上。我顿时楞住了。韩副团长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革命，年纪与我们的父辈差不多，我这一巴掌也太没有轻重了，在他脑门上留下几个红红的指印。球场上顿时安静了。只见他双手叉腰，鼓着腮帮子，两眼睁得大大的，瞪着我呼哧呼哧的。我看着他那个故意做出来的怪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前仰后合，大伙儿也都跟着笑了起来。那时候的部队，真的是保持着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在球场上没大没小，满满的都是欢乐。
随着张老师再往前走，远远看到两栋三层楼的侧面，两栋楼间隔宽敞，右边这栋楼面向大操场。我想起来，左边那栋楼有几间曾是部队的招待所，1970年的夏天，我妈妈带着我弟弟来部队看我，在那里住过。我当兵的第一年，妈妈就写信给我说，对我那么小年纪当兵不放心，夏天要带着外婆和弟弟到部队来看我。妈妈是老师，只有暑假才有时间出门。我回信不让他们来，说部队训练很紧张，来了会打扰到我。结果，当年冬天，我外婆因病去世了。我是外婆带大的，妈妈怕我难过，瞒了好几个月才写信告诉我。因为当年没让外婆来部队看我，而失去了与她生前再见一面的机会，此事让我后悔终生。这次妈妈带着弟弟来部队看我也没提前告诉我，怕我再拒绝他们。记得那天早晨，刚吃完早饭，有几位战友往宿舍一边跑着一边大声喊：“王怀东，你妈妈来啦!王怀东，你妈妈来啦!”我跑出门一看，果然是妈妈带着弟弟来看我了。妈妈带着弟弟从安徽出发，途径武汉，辗转北京，来到大同。那时从北京到大同的火车每天一班，都是一大早到大同。队长和指导员知道后，赶紧把妈妈和弟弟安排到招待所住下。那时的招待所很简单，一间房里一张大床，一张桌子。妈妈知道我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特意买了一只乒乓球拍子带给我。当年我弟弟才10岁，一年半没见我，见了我就要我藏在蚊帐后与他捉迷藏。每当开饭时间，我就去中队饭堂打饭端过去与妈妈和弟弟一起吃。
妈妈和弟弟在部队住了四、五天。期间，队长和指导员让我陪着他们去云岗石窟和万人坑参观了一下。这次大同之行，我们去游览云岗石窟时，导游听说我1970年就来过云岗石窟，说我是她遇见的最早来过的游客。因为当年在外吃过一顿午餐，妈妈一直夸赞大同的馅饼做得非常好，馅香肉嫩，饼面焦黄，焦而不脆，又薄又软。我想，是不是因为当年部队伙食差，在外吃了一顿对比出来的口感。这次大同之行，我特意点了两次馅饼让大家评价，果然都赞不绝口，说大同的馅饼名不虚传。
听着张老师的介绍，天渐渐黑下来。我们想请他一起晚餐，再多聊几句。张老师说已吃过晚餐，热情地把我们送到车旁。我依依不舍地看着老部队的旧址，脑海里的老电影片段还在不断往外涌。一些埋藏得很深的记忆，因为触景生情而被唤醒，只能说，这些事在我的生命中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