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树下
汤碧峰
区政府在勤俭路和禾兴路交叉的西北角，从前这儿是个城隍庙，县级建制时曾是镇政府所在地。院子不大，中间是石板路，两边是绿化地。院内有四棵高大挺拔的银杏树，何时种下的没人考证，只知道它早已耸立在那儿。
区政府刚进驻时，银杏树的四周还是一片绿地，女桢、黄杨、月季花簇拥在它的周围。由于区机关的扩张，原先的场地不能满足汽车、自行车的停放，绿化地就慢慢被蚕食。只有银杏树，依然屹立在那儿，给大院带来大片树阴。
撤地建市后，唐峰被分到区政府的事业单位，不到一年，就考取电大党政班，去脱产学习两年。八六年毕业，回来正好赶上劳动制度改革，参与了省实施细则的讨论与实施。
唐峰被任命为股长，负责失业保险股组建、区劳动保险管理所的筹建。到新的工作岗位，唐峰充满热情，觉得自己可以在工作中大显身手，参与制订了区劳动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文件。而领导上也放手让唐峰去开拓工作。
八九年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活动，不久发展成学生运动。四月底已扩展到全国，报纸、电台每天都是这方面的消息，普天盖地。
唐峰的单位分给他一套54平米的房子，唐峰忙于装修房子。那天唐峰自己在油漆铁皮门，下午上班迟到了。一进办公室，股里同事就告诉他，区机关的几个年轻人来找，她们在组织区机关的干部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
唐峰见股里几个同事平时对时政也很激动，总是显得义愤填膺，就问：“她们没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去参加?”股里同事没了声音。
过了个把小时，委办的小岚和其他部门的几个年轻人，又来办公室，鼓动参加声援游行。唐峰对游行完全没有想过，于是对小岚她们说：“游行怕是不行，虽说各级领导也没公开表示，但那么复杂的活动不可能组织起来。”
可小岚她们几个说：“我们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反腐败、反官倒’运动中不能没有表示。”
于是唐峰说：“表示可以，搞个签名，声援一下学生。”
没想到小岚她们这批年青人还真这么做了，起草了一份支持学生运动的声援信，下面是签名人。还叫唐峰一起到各机关办公室去征求签名。
说真的，唐峰自己也没想到她们真这么干了，本来还只是随便说说的，这主意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不去说不过去，也就一起去了。
几天之后，小岚她们又来叫唐峰，说是已组织好，以区团委为主，参加学院师生的游行队伍，让唐峰去团委集中。唐峰没多想，感觉这还是很爱国的行为，就一起去了团委。
在团委办公室，着实让唐峰感到热血沸腾，参与的人着实不少，走廊、办公桌上都铺满了横幅标语，人大的那个小伙子，那手字真叫漂亮，还在伏案挥笔。
三点左右，区里的队伍就出发了，到十字路口，连接到各学校师生的队伍后面，沿市内主要街道游行了一圈，沿路高呼口号，唐峰也参与领呼，这口号也不知谁写的，字迹有点草，看着吃力，唐峰居然呼错了一句，不过没人计较。
五月中旬的最后两天，北京戒严了，舆论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支持学生了。唐峰也受到所在单位领导警告：再出去游行就不用回单位了。六月初，天安门清场，报上将运动定性为暴乱。
这之后，上面开始了有组织的反腐败，高层两办发了文件，公款招待只准四菜一汤。政府部门一些参与经商的人被调查，有的被逮捕起诉。唐峰单位的高副主任，因为拿了下属企业的一只收录机没付钱，被审查逮捕。
唐峰因为参加了游行，明显感到受到了限制。市级业务单位通知唐峰去青岛参加一个业务培训班，去的时候领导没说不同意，而回来却追问市级单位：是谁同意他去的?
唐峰被局里叫去谈话，说是高副主任交待，借给下属企业的十万专用基金，是唐峰同意出借的，着重追问高副主任的一些经济活动。感觉是让唐峰交待经济问题。
唐峰反驳：“那笔钱当初我坚决不同意，那是社保基金，不得借用，高主任坚持要借。为此我反映到局里，局里不表态。后来到期坚决要求收回，局领导也没态度，还闹得矛盾很深。这局里都知道啊。”局领导没表示，但也不再追查下去。
一年后的八九月份，区里成立了清查办公室，由纪委、组织部、人武部三方人员组成，唐峰成了清查对象。
唐峰被清查组叫去谈话。纪委书记很客气，为唐峰泡茶，说我们只是问问情况，当初你们是怎么组织签名游行的。而组织部的那个老同志和人武部的人就不那么客气了，完全是审查的口气。
老同志严肃地说：“据我们了解，签名声援就是你为主组织的，你必须将过程讲清楚，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去了哪个办公室，什么人签名，签名单在哪里?”一连串的问题唐峰一个都回答不出，这一年多前的事情，谁记得那么清楚，再说唐峰只是参与，谁组织根本不知道。
而唐峰的回答清查组不满意，非要交待清楚。对于参与游行，一定要说出思想根源，并再三提醒是否对政府对社会有什么不满的想法。唐峰差点与他们吵起来。
实在有点僵持不下，唐峰说：“我小时候得过脑炎，记性差，实在记不得了，你们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我签名就是，不过我会注明是根据要求签的。”
这次谈话后清查组不找唐峰了，数天后，局领导找唐峰问话：“清查组说你态度不好，对抗，让你写经过，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写?”唐峰觉得冤枉，没人说过让他写，于是马上写了一份经过交上去，事后清查组也没再找他。
事后，有同事对唐峰说：听说别人都推到你身上，你为什么不推他们身上。唐峰说：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真没什么好推的，当初也是自己愿意去的。
清查工作之后，唐峰被换了岗位，调其他股工作，职务就自然撤销了。区机关参与活动的人员都作了变动，不是调了工作单位就是换了岗位，小岚去了外经局，团委书记去了街道办事处。
唐峰换股室后，也没什么具体工作，整天泡茶看报，要不就是到主任室和主任们聊天。他也想通了，这事不是谁害他的，到哪儿算哪儿吧。
有一天，调到外经局的小岚来找唐峰，说她干不下去了，想辞职。唐峰不同意她的想法，如果大环境如此，到哪儿都一样。小岚她爸还是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家面子上不会太过分。其实唐峰也有想离开单位的打算，找市局领导要求调市局下属单位，市局领导没同意。
两年过去了，报上对那场运动的提法发生了变化，不提暴乱改动乱了。唐峰在单位还是老样子，没多少工作可干，有空写写文章，发表在专业杂志上。
三年后，那场运动慢慢淡化，报上再也不提暴乱动乱，内部提法改为那场政治风波。唐峰单位领导重新任命他为股长，兼培训中心副主任。唐峰又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开展新的工作。
九四年，当深秋的凉风吹进大院的时候，银杏树叶变黄了，一阵风吹过，树叶纷纷扬扬，洒落在地上，铺成一张金色的地毯。十一月，市区合署办公，因单位合署到了市局，唐峰离开了那个大院。
数十年过去，唐峰当年的领导都已作古，唐峰也已是退休老人，虽说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可他依然对那个大院留有清晰记忆，就像扎根在那儿的银杏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