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开始，选拔人才就有“身、言、书、判”四个标准，曾国藩在古人的基础上有所延伸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识人标准。曾国藩被誉为人鉴，几乎没有争议。左宗棠傲视群雄，目高于顶，看谁都只是武大郎，居然也乐得承认曾国藩“有知人之明”。
20多年前我就看过曾国藩写的《冰鉴》一书，还写过相关的文章，但那时只注重“邪正看眼鼻”，忽视了“条理看语言”这一条。其实这一条也很重要。
曾国藩观人鉴人，首看气魄、精神和性格，次看言语、形体和举手投足。曾国藩的鉴人之法是可资参考的。
曾国藩在日记中回忆自己往昔探求的“观人之法”，撰成口诀：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
“若要问条理，全在语言中。”曾国藩认为人有没有条理是可以通过语言看出来的。而语言的表达方式有两种，一为书面语言，二为口头语言，不管是哪一种，都要看他是否能切中要害，条理清晰。成功的人一定是条理清晰的人。听别人讲话，最重要的不是听他讲什么，而是听他怎么讲。一个人能把错综复杂的事情讲得清清楚楚，逻辑清晰，这个人的思维能力一定很强。
由语言看人说话是否条理性，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个没有见识，没有理论功底，没有相应知识的人，他不可能把一件事情说清楚。一个人说话、写文章，三页无驴，啰里啰嗦，没有重点，说了半天也没说到点子上，别人听了要么一头雾水，要么觉得过于繁琐，听这种人讲话简直是一种遭罪。不要指望这种人会把事情办好。
一般来讲，公文写作要求明白、简洁，不一定求美，但是你不能折磨人。作为最高领袖，毛泽东每天要看很多公文，你老折磨他，他也是要发脾气的。1958年9月2日，他批示《对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情况的说明要点》时震怒了：“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所以，毛泽东要求“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
大连外国语学院原党委书记柳振万著有《办公厅工作理念与管理艺术》一书，书中这样写道：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常常把‘笔杆子’和‘书呆子’简单地画等号，认为搞文字综合的只会抄抄写写，干不成别的事情。这是一种偏见和误解。其实，作文和做事有着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会写文章的人，表现在文章中的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素质，与谋划事情、指导工作的能力是想通的;文字综合工作所要求的逻辑思维的严密性、层次性，必然为工作中的头绪清晰、策略得当、指导有方提供保证。让搞文字综合的同志去办文、办会、办事，也必定是思维敏捷、善于创新、条理清楚、环环相扣，做事情的水准不一样。所以说，从事文字综合的同志都是各地区、各部门最优秀的人才之一。机关工作就是这样，越是能力水平高、综合素质强的同志，工作任务也越多，担子也越重。办公室工作更是如此，如果文字材料拿不出手，那就只有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整天去跑跑颠颠，把脑子跑空了，水平跑低了，前途跑没了。
去扬州之前，我读了一篇不知作者之名的文章——“文字能力强的人才能当领导。”文中说：“因为写一篇高质量的材料，不管是讲话稿，还是调查报告、还是工作方案，背后都是大量知识的储备、长期思维的训练、还有系统书面表达的能力。”
罗振宇在《奇葩说》曾提到：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能力是表达能力。深以为然，无论在工作中、生活中都离不开跟人打交道，而表达能力就成为了人与人交流的桥梁。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善谈，就像我在与人交流时就会有些紧张，思维乱套，说话也未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出来。”
说话、写文章啰嗦、不得要领、没有重点、还愿解释的人，常常也是听不得别人批评、一触即跳的人，所以这种人不仅修养差，能力也很难提高。别说受到重用，日常生活也会到处碰壁，得罪人都在一张不会说话的嘴上。苏轼在《留侯论》中这样写道：“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生活中不难发现，是否会说话与年龄无关，与思维、修养有关。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不逾矩，不是记住就能做到的，需要长期的修身养性的功夫。
2023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