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初，深圳首次文稿拍卖会上，一部仅仅还只有十一字标题的自传，空前拍卖出了108万的天价。在当时3万元人民币就可以购买一套两居室住房的物价下，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拍卖天价可谓是轰动全国的新闻。两年后，此书一经上市，往往一抢而空，众人争相阅读，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了中国图书市场上的一个奇迹。
此书的作者正是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代影后刘晓庆。在这部名为《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长达37万字的自传中，刘晓庆详细地披露了她从音乐学院附中学生，到知青，到文艺女兵最后到电影明星的心路历程。其中关于在四川省音乐学院附中的求学经历，刘晓庆这样写道：“那是我的黄金时代，单纯，向上，勤奋，朝气蓬勃”。
正在在那段被刘晓庆称为“黄金时代”的日子，少女刘晓庆开启了人生最朦胧最青涩也最美好的一道大门……
往事不要再提 人生已多风雨
——一代影后刘晓庆的青涩岁月
金黄色T恤，驼色工装裤，红色耐克鞋。第一次见到罗伯伯，很难相信他已是六旬老人。我们的相识非常偶然，在一次嘈杂的饭局上，不停有人敬酒致辞，随时得放下饭碗，不停起立稍息敬礼，眼睁睁看着心仪的菜菜优雅转圈，离我远去。见我无聊，一位大哥指着座中一位老者，神秘告诉我他与刘晓庆的那段青涩的往事。
其实，这段与中国最富盛名的影后刘晓庆的少年往事，在罗伯伯的朋友中并不是秘密，因为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川音附中起，他们就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也就是说这段历史是有很多见证人的。这些年来，罗伯伯也经常被众人打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段历史，几乎成了朋友们饭桌上的“下酒菜”了。打趣归打趣，作为一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六旬老者，既不是嫩模，也不是十八线小明星，罗伯伯实在没有炒作成名的欲望与兴趣，所以断然拒绝了我的采访。不过，到底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初秋的一个下午，在西门的一个茶楼的包间里，罗伯伯向我，回首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岁月。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50年前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如此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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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婕父亲是我的恩师
罗伯伯本名罗浩然(化名)，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祖籍四川省广安县，出生在重庆一个干部家庭。因为父母工作繁忙，8岁那年随姨妈到四川省资阳县读书。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显示出了出众的文艺天赋，能歌善舞，活泼伶俐，是学校里的文娱活跃分子。
有一天，学校来了一帮人，老师把学校里的文娱积极分子都召集起来，依次挨个在这帮人面前唱歌跳舞。不知就里的罗浩然也在其中。轮到他时，懵懵懂懂中，唱了一首《东方红》，跳了一段《我爱北京天安门》，那帮人中的一个中年男子，顿时眼睛一亮。
这位领头的中年男子，就是当时西南川剧院实验学校(四川省川剧学校前身)的表演教师邓渠如，此次资阳之行，就是专门为川剧学校来挑选苗子的。当时的罗浩然，眉清目秀，嗓音清亮，身段柔软，被邓渠如老师一眼相中，招进了川剧学校。
邓渠如老师是当时川剧的“四大名旦”之一，扮相美艳，体态优雅，舞姿轻盈，表演细腻，唱腔更是甜润高亢。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他参加演出《贵妃醉酒》，在表演贵妃醉后，双掌抚桌，不用唱腔、不用道白，仅凭眼神，就传神准确地表达了人物的醉态及内心活动，赢得了高度评价。同时，他与京剧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先生私交甚好，梅先生还曾送过他一件价值不菲的貂皮大衣呢，华贵气派，在当时以布衣素服为主流的川剧学校，穿着是相当的拉风啊。
邓渠如是个难得的好老师，不仅教学认真负责，循循善诱，善于创新探索，经常对练功用具和基练内容不断做出改进尝试，在传统戏剧领域，第一个把芭蕾舞列为基练项目。同时在教学中，一招一式，一手一脚，教会学生如何分析人物身份、心理活动、面部表情，相互配合和技巧运用等，为罗浩然在以后的艺术生涯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罗浩然他们，正是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又恰逢自然灾害时期，练功的运动量非常巨大，经常饭点未到，班上同学的肚子就饿得咕咕作响，课堂上的咕咕声可谓是此起彼伏，你方唱罢他登场。于是，邓渠如老师经常自己拿钱，割肉买菜，把学生请到家里打牙祭，包饺子炒回锅肉，让他们大快朵颐，饱餐一顿，成为那个特殊时期最美好的回忆。
有趣的是，当时在邓老师家中，罗浩然他们经常可以看到他的女儿，那个经常被师母抱在怀中的小女孩扎着冲天辫，脸蛋圆圆，眼睛大大，一看见那么多哥哥姐姐到家里就高兴得咿咿呀呀手舞足蹈。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就是后来因为主演86版《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而蜚声海内外的邓婕。
然而此后不久，席卷全国的文革开始了，邓渠如先生也在这场浩劫中被迫害致死，当时邓婕年仅三岁。恩师的离世，至今让罗浩然唏嘘不已，当然这是后话了。
就在川剧学校的第二年，在一次全省范围的汇演中，罗浩然扮演《水漫金山》中的韦陀，只见锣鼓喧天中，他甫一亮相，扮相英武，抬起腿来，轻巧踢中额头，准确地把粘在脚尖上的一只眼睛贴在额头(韦陀有三只眼)，顿时赢得满堂喝彩。坐下正有四川省歌舞团(现更名为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负责人，见他为可塑之才，为此特地把他招进了省歌舞团。
从川剧武生到省歌舞团的舞蹈演员，罗浩然的身份从此改变。正是这种改变，让他在冥冥之中，与后来中国最富盛名的一位女演员的相遇，埋下了伏笔。
命运的草灰蛇线中，其实总是有迹可循的。
总是在猝不及防间，迎接命运的翻云覆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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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歌男一号的头号粉丝
上个世纪60年代的四川省歌舞团是代表四川鲜明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最高艺术水准的专业演出团队，当时规模和艺术水准仅次于总政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在全国专业歌舞团队中排名第三。其中《快乐的啰嗦》《跑马溜溜的山上》《阿惹妞》《巴山背二哥》等舞蹈节目，诙谐风趣，精彩纷呈，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活的民族风格，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至今经演不衰。
当时的四川省歌舞团，被分为唱队、舞队、乐队和舞美队。乐队和舞美队都是小伙子，相较于舞队清一色的帅小伙，他们找女朋友无疑比较困难，经常自嘲，如果想耍女朋友的话，只能骑自行车到马路上撞人了，以期在治疗过程中能够和心仪的女孩日久生情。
罗浩然所在的舞队，又分为上山下乡队和出省出国巡演队。作为省歌舞团的重点培养对象，罗浩然有幸被选在了出省出国巡演队，受到了著名歌唱家沈湘、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主任杨红年、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系主任张建等名家的悉心教导。
当时随着中日关系的解冻，日本女排著名的魔鬼教练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法也传到了中国，传到了罗浩然所在的四川省歌舞团。超大运动量，已经挑战了人体的极限，连晚上睡觉都坚持开胯(就是两腿分开成180度)。小便带血都是常事，比较尴尬的是上厕所都经常没法下蹲。风光的背后，往往是难以想象的残酷训练。
在文化生活相当匮乏的上个世纪60年代，省歌舞团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一票难求。为了买一张票，很多观众带着一张席子，通宵排队，能够买到一张票跟中彩票差不多。在南宁演出时，因为售票窗口早早被挤得水泄不通，连售票员都挤不进去了，只好从高处吊一根绳子，绳子下端系着一个圆盘，观众把零钱放上去，拉上去后，售票员再把票和找补零钱，吊下来给观众。
四川省歌舞团的轰动效应甚至传到了香港。经过国务院的批示，省歌舞团到香港演出，同样引起了巨大反响。演出时，热情的香港观众很多都携带了当时国内还比较少见的相机，台下闪光灯闪烁成一片，可苦了台上的演员。闪光灯狂闪，白光一片，演员们的双眼经常被刺得睁不开。罗浩然就在连翻10个后空翻跟斗后，不小心跌下了台下的乐池。所幸的是，仅仅是压断了乐队队员正在吹奏的一根长笛，受了点儿轻伤而已。
香港当时最红的电影明星夏梦，也是省歌舞团的忠实粉丝。观看演出时，她还特地送了十个大花篮，插满了精致雍容的塑料牡丹，那个时候塑料花比真花更贵，更有档次。
省歌舞团的演出如此火爆，自然舞蹈队那些帅小伙受追捧的程度可想而知，总之一点儿也不比现在的小鲜肉们差。演出结束，观众们恋恋不舍，不少人拉着他们，掏出笔记本，签名。更有大胆的女孩，送他们小礼物，邀请他们看电影逛公园。
在罗浩然众多女粉丝队伍中，有两个形影不离的女孩，学生打扮，她们总是结伴出现。有段时间他们的演出，她们每场必到。没有演出的日子，就跑来看排练。
其中个子稍高的那位女孩，短发，军便服，笑容甜美。
那便是少女刘晓庆。彼时她正是川音附中初三扬琴专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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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音附中的那间琴房
虽然在那个四川省歌舞团最辉煌的年代，罗浩然已然是团里的台柱子，但是由于出道甚早，彼时的他，也不过是17岁的青葱少年。玉树临风，眉清目秀，气质卓然，即使抹去他省歌台柱的身份，走在街上，也能够吸引不少少女热烈的眼神。不过由于从小生活在文艺团体，身边美女如云，可谓是在美女窝里长大的，所以对于美女的免疫力，罗浩然无疑要比常人强得多。
但是那段时间，罗浩然在台上演出，总能感觉到有一种清亮又灼热的眼神，一直在追随着他的舞蹈。虽然这些年来，这种眼神他早已司空见惯，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分明感觉到了某种慌乱。有一晚他内心突然砰砰乱跳，舞步居然跳错了，事后受到了舞蹈队队长的严厉批评。
那两个总是形影不离的女学生粉丝，一个姓姚，姑且叫她小姚吧。另一个就是刘晓庆了。她们当时看完演出后，还会来到后台，掏出笔记本来，一本正经地请他签名。在他的印象中，他为刘晓庆签了不下20次名，笔记本的主人有刘晓庆的亲戚朋友同学邻居，身份各异，五花八门。自从跳错舞步后，他看到刘晓庆递来的笔记本，总是莫名的狼狈，不敢与她的眼睛对视，匆匆签下自己的名字就逃也似地走掉。反观刘晓庆，倒也落落大方，不卑不亢。
直到有一天晚上，那个短发少女破例没有女友陪伴，一个人来看演出，虽然这场演出她已经看了无数遍，闭上眼睛也知道下一段音乐下一段舞步是什么了。演出结束，舞台后台，罗浩然正用毛巾使劲擦着脸上的油彩，刘晓庆又出现了，这次她并没有递上笔记本让他签名。而是径直走到他身边，低声而清晰地说：明天晚上你没有演出，六点到我们学校来耍吧。
她的口气很随意，很轻松，仿佛他们早就是老朋友老熟人。罗浩然却顿时呆住了。
冥冥之中，罗浩然感到，他的生活从此要发生某种改变。这种改变让他渴望，又让他恐慌，辗转反侧一晚上，他第一次失眠了。
第二天下午五点排练完毕，匆匆洗澡吃饭，罗浩然借了队友的一架自行车，出现在了位于十二街的四川音乐学院附中。远远他就看到，那个短发的女孩正斜斜倚靠在附中大门口悬挂的校名牌上，背着一个军挎包，眼神空茫，若有所思。直到看见他，眼神才倏地一亮，似有无比的惊喜。但这种惊喜分明转瞬即逝，她转动眼珠，四下一看，周围无人注意他们，就用眼神示意，让罗浩然跟着她走。
穿过宽大的校园操场，走过一条僻静的小道，终于发现了一排平房，走到最后一间，刘晓庆掏出钥匙，熟练地打开了挂在门上的锁。后来罗浩然才知道，这原来是刘晓庆他们班级练琴的琴房，因为当时已经临近毕业，所以晚上基本无人练琴，琴房区域内一片安静。刘晓庆不晓得从哪儿配了把钥匙，这个琴房就成为了他们后来经常约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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搪瓷缸中的白糖开水
与相比现在，那个时代的感情要含蓄得多。况且两人年纪尚轻，刘晓庆当时只是音乐学院附中即将毕业的学生，罗浩然是省歌的舞蹈演员，不要说结婚，就是耍朋友都是要向组织上打报告的，组织上批准了才能名正言顺地耍朋友结婚，要是不批准的话，感情再好也只得劳燕分飞，含泪分手。
所以，在这对少男少男长达两年的交往中，从来不曾在阳光下成双成对，依偎牵手过。
就算在川音内，他们也从来不曾并肩行走，总是一个前，一个后，默默跟随。
那个位于川音附中，稍显破旧的琴房，就是他们主要约会的地方。
那间破旧的琴房，昏暗的灯光下，他们的约会节目只能以聊天为主，名符其实的“谈”恋爱。
当然，说是谈恋爱，也很不准确。因为他们的聊天内容虽然包罗万象，但是很多时候，更像是朋友间的聊天，学校单位发生的新鲜事，看过的书和电影，家人朋友的趣事囧事。当时刘晓庆面临毕业，前途未明，在社会变革的洪流面前，个人命运渺小如蝼蚁，不知下一步会被分配到哪儿去，这也是当初她最担忧的问题，两人反复谈论的话题。
既然约会节目以聊天为主，聊天多了，两人难免口干舌燥，那个年代可没有现在这么多花里胡哨的各种饮料。于是，每次琴房约会，刘晓庆都会细心地准备一个搪瓷缸，里面装着满满的开水，还特地放了白糖，喝下一口，甜甜润润的。
有时候，两人也能弄些桃酥、米花糖、核桃、花生之类的零食，放在桌上，边聊边吃，再喝口白糖水，心里也溢出蜜汁来了。
那个时代，不仅仅是刘晓庆的“黄金时代”，同样也是罗浩然的“黄金时代”。只要晚上没有演出，排练完毕，洗澡换下练功服，吃完晚饭就匆匆往音乐学院赶去。位于十二街的音乐学院和西大街的省歌舞团，距离甚远。运气好的时候，罗浩然会借到队友的自行车，但更多时候，他是走路去的。常人走这么远的距离，起码得一个小时以上，因为从小练功，加上思之心切，那个时候罗浩然经常40分钟就可以从西大街走到十二街。
如果罗浩然晚上有演出的话，那么刘晓庆又会像之前那样，几乎场场不落地来看演出。就算晚上因事不能来，白天也会来看他训练排练。所不同的是，她大部分时候都能借到同学朋友的自行车，显然可见当时她的交际能力就已经不俗。
有意思的是，不知是刻意安排还是某种巧合，当初和刘晓庆形影不离的那位小姚，她是个白净乖巧的女孩(罗浩然后来了解到她是刘晓庆当时的同学兼闺蜜)，每次都看演出，都会和刘晓庆错开出现。
有一次小姚和罗浩然在后台不期而遇，目光无意间的对视，小姚的脸突然红了。正是这突如其来的脸红，让17岁的少年罗浩然朦胧中似乎明白了些什么。然而，不久后，小姚就从他的视野里，包括他和刘晓庆的话题里，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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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那个时候的刘晓庆一头短发，非常朴素，印象中除了军便服，就是深色布鞋，素色裤子，至多一件格子外套，素雅大方，完全没有她那个年纪女孩的花枝招展。
罗浩然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她喜欢看书，军挎包里总是装着书。有音乐专业书籍，有文学名著，《红与黑》《复活》《莎士比亚文集》那种，甚至思想性的哲学书籍。另外她的字写得很漂亮，潇洒遒劲，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小女孩的字体。
琴房约会，他们的重要话题就是交换看的书，发表观后感。受她影响，罗浩然也渐渐喜欢上了看书，后来还陆续为歌舞团创作了不少演出脚本，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那个时代的少男少女，即便情投意合，也很难有过分亲密的举动。琴房两载，罗浩然印象中，情浓意蜜之时，至多不过是拉拉手。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尤其不善用肢体来表达感情，他们屈指可数的拥抱，不过是当时看到的《列宁在十月》这种外国影片中，那种礼节性的浅尝即止的拥抱。至于接吻，确切点儿说，更像是外国人的吻面礼，在脸蛋上啄一下而已。
饶是如此，已经让他们面色绯红，心如小鹿乱撞，砰砰跳个不停。
这个过程中，他们郑重其事地交换了照片，这在当时，几乎可以算是一种定情物，类似于今天的钻戒之类。
然而，在这对少男少女美好朦胧的关系中，罗浩然始终顾虑重重。
那个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刘晓庆的父亲出生地主家庭，后来成为川东地下党员，由此被打成了叛徒。生性正直的他不肯揭发陷害别的同志，在这场运动中被造反派打断了双腿，从此再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行走，余生都是轮椅代步。
也就是说，刘晓庆当时是“叛徒”的女儿，“黑五类”的后代。罗浩然可是干部子弟，母亲是西藏军区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在那个畸形的年代，怎么可能和叛徒的女儿谈情说爱?不仅他的事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更可怕的是还会殃及家人，祸及后代。
现在的人或许很难理解罗浩然当初的种种纠结苦恼。但是那个疯狂的年代，这个仅仅17岁的少年，稚嫩的肩膀显然还很难承受那么多命运的重压，还有残酷现实的考验。尽管他发自内心喜欢这美丽活泼的女孩，但是他也明白，如果他们在一起的话，未来的生活中，注定会有太多的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他的这种迟疑和顾虑，敏感的刘晓庆估计早已经能够感觉到。这就像有一根细小的针，埋伏在他们的感情中间，有意无意间，总会把心还有神经刺得生疼。
有次琴房约会中，刘晓庆漫不经心提出，希望能够到他家里玩儿。这在社交方式和空间都比较匮乏的当时，无论是同学间，同事间，工友间，互相串门玩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也并不需要特殊的含义。再此之前，罗浩然就曾混在一堆同学中，去过几次刘晓庆家，她的外婆母亲都非常喜欢这清秀有礼貌的男孩子。刘晓庆的母亲还特地让刘晓庆给他带了一大罐当时很稀有的蜂蜜，让他练功之余兑水喝，补充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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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像下的分手
之前刘晓庆也提出过几次，都被罗浩然找理由搪塞过去了。因为他非常清楚，他的家人绝对不会接受刘晓庆。“叛徒的女儿”，尽管一想起这个，他内心就一阵绞痛。
这次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在刘晓庆提出去他家玩时，罗浩然讷讷嚅嚅，鼓足勇气：“我家里觉得你是黑五类……”这是他当时的原话，尚还年少的他并不懂得自己说出这句话来，对刘晓庆的杀伤力，不亚于美军在广岛投放的原子弹。
话音未落，刘晓庆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倏地站起来，低声说道：“明天下午两点，主席像前见面，带上我送你的照片。”然后，转身就走。
说实话，就算今天，16岁少女的心智和18岁少男的心智都不可同日而语，女孩天性心思无疑更加细腻敏感，相对早熟，同龄的男孩则懵懂得多，很多都是后来当了爹才慢慢开始成熟。何况罗浩然这种从小远离家人，文艺团体长大，只知表演练功的男孩子，可不是大观园中善于揣摩女孩儿心事，知情识趣善解人意的贾宝玉啊。所以当刘晓庆转身离去，他只是呆呆傻站。一会儿觉得无趣，就闷闷回团了。
所谓主席像，就是位于成都市人民南路上的毛主席巨型汉白玉雕像。很长时间内，都是成都市的标志建筑，也是很多成都人喜欢约会的地方，至今如此。
不到2点，罗浩然就来到了主席像前。过了不久，就看到刘晓庆从远处走来。他们很少在琴房之外的地方约会，所以大白天在主席像前看见心爱的女孩子，罗浩然有几分羞涩又有几分兴奋，昨日的不快在他睡了一觉后，已经淡忘不少。
刘晓庆在他面前站定，面无表情：“照片呢?”
罗浩然虽然不知她要照片的用意，但是出门前还是老老实实带在身边，放在军挎包了。听她提起，马上翻出了递给她，脸上还浮着笑意，有点儿男孩子讨好女孩子的意思。
可是，刘晓庆接过照片，看也不看，“唰唰”两下，撕得粉碎，然后转身离去。
整个过程，她甚至都没有抬起眼皮看罗浩然一眼。
罗浩然惊呆了，大脑一片空白。
直到刘晓庆的背影越来越远，他才感受到有一种锥心的疼痛，在他的胸口慢慢蔓延，如野草藤蔓般疯长。
此后的日子，18岁的罗浩然第一次感觉心痛这个词并不是空穴来风。每当他想起那个女孩，那间破旧的琴房，昏暗的灯光，甜蜜蜜的白糖开水，还有那些青涩的牵手，鸡啄米般的接吻，内心都会一阵绞痛。
但是罗浩然，这个生活在中国六十年代，受过正统教育的男孩子，他毕竟不是情痴情圣更不是贾宝玉，他甚至不知道如何挽留心爱女孩的离去。在外人看来，他和之前并没有不同，照样训练排练演出，只是稍微有点儿蔫，话少了点儿，饭量少了点儿。过了很久，他才反应过来，他自己的照片并没有要回来，估计也是被刘晓庆撕了吧。
罗浩然毕竟是个天性单纯乐观的人，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一个月而已。一个月后，他又满血复活了，至少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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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春”被泼了一身的鱼香肉丝
刘晓庆最终被分配到了位于川南的宣汉农场。一个从小在城市长大，拉琴练琴的白嫩小手拿起了沉重的锄头，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对于刘晓庆来说，可谓苦不堪言。那个时期，她甚至幻想，假如有一位农民，当然是男的，他每天肯来坚持帮她锄地替她担粪施肥，她一定会嫁给他。
通过一些共同的朋友，刘晓庆的狼狈处境，渐渐传到了罗浩然耳中。这时的他，已经是省歌舞团的男一号，当时最热门的《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白毛女》中大春的扮演者，并且已经有了情投意合，门当户对的女朋友了。
1969年冬天，在他辅导的女学生中，有一个成都13中的小琴，在闲聊中得知她的父亲秦楚正是当时达县武装部部长。罗浩然心下一动，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他大力推荐了刘晓庆，向秦部长详细说明了刘晓庆如何能歌善舞，在文艺方面出众的才华。当时达县武装部正受达县军分区委托招收文艺兵，豪爽的秦部长一口答应了。过了不久，就传来了刘晓庆被达县军分区应征入伍的消息，罗浩然这才松了口气。
当然，刘晓庆不久后的入伍，到底是因为她才艺出众，伯乐慧眼相中，还是因为罗浩然的倾力相荐，由于年代久远，终究无法考证。
1972年，达成铁路在建。为了慰问奋战在铁路建设第一线的铁道兵，四川省政府组织了慰问团，召集了省内各大文艺团体的精英骨干到达州慰问演出。作为省歌舞团男一号的罗浩然自然在列，当时他和省纪委领导廖加明、省高院审判庭庭长左荣同坐一部轿车，风尘仆仆来到了达州。
刚刚进入达州地界，省政府慰问团就受到了当地政府无比热烈的欢迎。只见锣鼓喧天，载歌载舞，一片欢乐的海洋。可是在这人山人海中，罗浩然忽然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可是还不待他看得真切，那张曾经在梦中萦绕过无数次的面孔，就瞬间消失了。
在演出过程中，省慰问团受到了当地驻军达州军分区的热情接待，某个中午，达州军分区准备了丰盛的宴席，由于服务员人手不够，临时抽调了十多名女兵到餐厅服务，端菜倒酒。就在罗浩然与众人碰杯说笑之时，忽然听到一阵惊呼，随后他的脖子一阵热辣辣的感觉，烫得跳了起来。
原来，一位服务员在上菜过程中，一不小心，居然把一盘鱼香肉丝倒在了他的肩头，幸好当时是冬天，穿的是军大衣，鱼香肉丝的大部队只是停留在了他的肩上，少数几根滑进了他的衣领。
罗浩然赶紧脱下军大衣，大家手忙脚乱地为他整理擦拭完毕，这时，他抬起头来，这才发现那个闯祸的鲁莽女兵居然就是刘晓庆。因为提倡的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只是分工不同”，所以当时大家不但没有责怪她，都纷纷安慰刘晓庆，没事没事。
刘晓庆则低着头，一副犯了错的样子。不过罗浩然看到了她嘴角隐隐的笑意。
鱼香肉丝事件，到底是刘晓庆蓄意为之，孩子气的报复，还是真的是一不小心失手了，如今也算是千古之谜了。
罗伯伯和刘晓庆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那段青涩的往事已经随风飘逝了。他们的故事，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有着那个年代独有的印记。
这些年来，罗浩然经常在电影电视报刊杂志上看到刘晓庆，她是那么光彩照人，充满魅力。然而他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每当这个时候，他脑海浮现的，都是十二街的川音附中门口，一个背着军挎包，穿着军便服的短发女孩，懒懒倚靠在木质校牌上，看见他，眼睛倏地一亮。
对了，那个时候，她手里经常捧着一个搪瓷杯，里面装满了开水，还放着白糖。
采访结束，走出茶楼，已是黄昏，路上行人，步履匆匆。
临别之际，罗伯伯向我挥手告别后，突然来了几个漂亮的舞蹈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刚健有力，优美轻盈，应该出自当年的《白毛女》或者《红色娘子军》吧。不要说我，就是路旁的广场舞大妈，都看呆了。
一时间，有种东西，如此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脏。穿越50年的滚滚红尘，我仿佛看到了那对少男少女，他们那么年轻，那么美好，充满活力，充满幻想。
时光荏苒，
爱若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