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读书不思考就容易盲目和教条。“五四”运动又出现了一股出国热，年轻知识分子到日本、欧洲、苏联等地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些人中，有的确实取回了真经，有的则带回来一脑袋“教条”，还有的带回的是一锅夹生饭------
毛泽东本来也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但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盲目跟风，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做了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一年多后，也就是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由此可见，毛泽东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是更为有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形成，不能说与此没有渊源关系。
遵义会议后不久，周恩来和博古有一次谈话也谈到这一点，周恩来说，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他说自从我领导了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来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周恩来告诉博古，老毛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当不上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件事情搞成。
王明、博古等人，虽然留过苏，也读过很多马列的书，有的甚至能倒背如流。但他们的致命缺点有两个，一个是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本人又缺少实际斗争经验;一个是太迷信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把苏联的成功经验模式化教条化，这两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理论和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
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懒汉，他们既没有在实际的研究上下功夫，又没有在正确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如何同具体的实际相结合上下功夫，只是简单地把理论和经验拿过来，不讲条件不加分析地往现实上套，这样做哪能不碰壁，哪能不失败?碰壁了失败了，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错了，因为他们坚信马列主义不会错，苏联经验不会错，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会错。可是，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了?苏区为何丢了?红军为何从30万减到了三万?其根本原因，还是脱离了中国实际，照搬书本，照搬国外经验。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给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们上了一课。他举例说，有个南橘北枳的成语，说的是指南方之橘移植到淮河以北就会变成枳，枳是一种与橘不同的植物，古人误以为南方之橘移植淮河之北就会变成枳，用此比喻同一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毛泽东通过这个成语告诉人们，马列主义必须中国化，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才是正确的。不根据具体的条件、具体的国情，机械盲目地照搬，就要犯错误。不是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用错了。遵义会议之后，主张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开始领导我们党，使我们党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避免了更大的挫折。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读书时，他提倡“四多”，认为要在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的基础上做到学思结合。毛泽东强调在读书过程中，要将书本内容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与读书人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等紧密地联系起来，要做到随读随想、随想随记、实想实记。
第三读书不思考就不能有创见。记得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这样说过，一方面人，不读书，思想就会停止;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读书太滥，会将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有许多学者就是因读书太多而思考跟不上，变得愚蠢。读书太多，脑海就像一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涂抹涂抹的黑板一样，不加分类，不做整理，混乱而不便记忆。读书不加思考，即使稍有印象，也浅薄而不生根，不久后也会淡忘丧失。
所以叔本华主张读书要加进自己的思考。阅读只是我们自己思考的代替品。在阅读的时候，我们是被别人牵引着自己的思想。除此之外，许多书本的唯一用处只在于向我们表明错误的道路竟有如此之多，而我们一旦让自己听从其引导，就会拐入实在是不堪设想的迷途。但听从自己守护神的指引，亦即自发、独立、正确思考的人，却掌握着能够找到正确路向的罗盘。
叔本华又说，书呆子学究就是阅读书本的人，但思想家、天才、照亮这一世界和推动人类进步的人却是直接阅读实事人生这一部大书。
爱默生提倡一种“创造的阅读”。这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正文，把书籍当作注解;听别人发言是为了使自己能说话;以一颗活跃的灵魂，为获得灵感而读书。
原文化部长高占祥说过：“读书总是为了创造，失去了创造力犹如戈壁滩上的沙漠一样，虽吸收了知识但只是却不能汇成清泉，那才是读书人的悲哀。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悲哀呢?这就要善读善思善行。即善于把书中的知识化为行动，把理论变为实践，把知识化为自己的素养，把科学知识化为生产力，否则便会学而无成。”
读书需要创造。读书读到一定的量后，就再也不能像水库一样，只是一味地蓄水，而是需要放水，去发电。老不发电，蓄水又有何用?读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继承，但更多地则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郭沫若在介绍自己读书时，有一种好的做法。他说，自己若是要进行创作诗歌，或写戏剧前，总是先读诗歌或者剧本，帮助自己打开思路，进行创作。他的《女神》诗集和剧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一问世，便轰动天下……爱因斯坦在写《相对论》前，就读过大量的物理学和哲学的书籍，从中汲取营养，帮助自己思考，最后创造了《相对论》，打破了牛顿一统天下的时空观，完成了物理学上的史无前例的“革命”。马克思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中汲取营养，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的创造又在何处?寻找自己的特长与擅长，专心致志地钻研下去，一定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一个好的结果。国外有专家说，一个人只要用上十年的功夫，他就成为某一领域里的专家。
过去我们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是有时知道得太多太熟悉，反而会束缚自己的思维，找不到新的突破点。马谡、王明都没少读书，可是却被书“药”着了，机械地背诵某些教条，结果为书本所害。法国细菌学家尼克尔说：“具有发明天才的人，不能积累知识，拙劣的教学、固定的观念以及饱学多读会扼杀创造精神。”
科学上一些重大突破，需要“局外人”，从广阔的知识领域汲取“外来思想”加以解决。这些有广博知识的“局外人”，往往能以敏锐的眼光，抓住食物的真谛。别涉猎人类文化的众多领域，没有在一点上的突破，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成就。在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的马列主义本本没有王明、博古读得多，却提出了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可见少受书本的束缚和限制有时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如今读书不思考的人还是不少，特别是肯独立思考有创见的人更是缺乏。· 高占祥这样说过，暑假我突然有了一个发现，我为我的发现“惊喜”，同时又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目前全中国的中小学教师可以用“三个90%”来概括，全中国中小学老师90%以上不读书，全中国的教师90%是不会写文章，90%以上的老师没有自己的研究课题，甚至没有工作的热情，事业的追求。
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最大的弊端是不读书，而由此带来的就是没有个性。
中小学老师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呢?
2022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