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为新党所不容，被排挤出朝廷，先任开封府推官，继任杭州通判。后改任密州太守。第二年，政局初定，他便开始治园圃，洁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他的弟弟苏辙给这个台取名叫“超然”。故此，苏轼写了这篇《超然台记》。
《超然台记》是一篇很有思想的文章，写出了自己既有与物质生活相联系，又超然于物质之上的快乐。财富不能动其心，爵禄不能夺其志，生死不能阻其行。
《超然台记》写道：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那么都可使人有快乐，不必一定要是怪异、新奇、雄伟、瑰丽的景观。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充饥。以此类推，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要追求幸福，避开灾祸，因为幸福可使人欢喜，而灾祸却使人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如果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在胸中激荡，选取和舍弃的选择在眼前交织，那么能使人快活的东西就很少了，而令人悲哀的事就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追求灾祸，躲避幸福，难道是人们的心愿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这些人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自由驰骋在事物之外;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从它内部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就象在缝隙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呢?因此，心中充满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忧愁也就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
我从杭州调移到密州任知州，放弃了乘船的舒适快乐，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华美漂亮的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屋舍里;远离杭州湖光山色的美景，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里空荡无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饥，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可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于是，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圃，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的树木，用来修补破败的房屋，以便勉强度日。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筑起的高台已经很旧了，稍加整修，让它焕然一新。我不时和大家一起登台观览，在那儿尽情游玩。从台上向南望去，马耳、常山时隐时现，有时似乎很近，有时又似乎很远，或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台的东面就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隐隐约约象一道城墙，姜太公、齐桓公的英雄业绩，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这台虽然高，但却非常安稳;这台上居室幽深，却又明亮，夏凉冬暖。雨落雪飞的早晨，风清月明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朋友们也没有不在这里跟随着我的。我们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高粱酒，煮糙米，大家一边吃一面赞叹：“多么快活的游乐啊!”
这个时候，我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恰好在济南做官，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并且给这个台子取名“超然”，以说明我之所以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大概就是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啊!
这篇文章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二个知足者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不管祸福，美丑，善恶，去取，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请，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其实，这是置无限辛酸、满腹怨愤而不顾的故为其乐，有其形而无其实，犹如酒醉忘忧之乐，并非敞怀舒心的快乐。全文以“乐”字为主线，贯穿始终，被称为“一字立骨”的典范文章。以议论和记叙相结合的方法，从虚实两个方面阐明了主旨。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
苏轼是主张“超然于物外”的，“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但有人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去取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他写道：“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而广之，人便可以随退而安，无处不快乐了。
反过来讲，不超然必会悲哀。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于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人“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不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于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绝顶的悲哀。苏轼通过一正一反，正反对照，有力地论证了只有超然于物外，才能无往而不乐;如果超然于物内，则必悲哀的道理，从理论上为《超然台记》的事实奠定了基础。
继之，通过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超然于物外，必得其乐的道理。“予既乐其风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生活初安，就有余力洁庭治园，为寻乐作些事情。待台修好，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于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于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羡慕，有不平。因此，予与客不管“雨雪之朝，风月之夕”，都时常登台游乐，亲手做菜做饭，饮酒欢歌。这种游玩，确实是很快乐的。
结论就是“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有的人之所以乐少悲多，就是因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这样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令人回味无穷。
在《资本论》的开头，马克思引用一位作者的话说：“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满足精神的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可分为物质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其中，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都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的需要。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人的高级需要，在马克思看来，它部分是属于享受需要，更多的属于人的发展需要。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包括“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身发展的不倦的追求”，对美的需要，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对理想信仰的探索等等，诸种需求达至真善美的和谐，正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最高价值意义。
可见，对吃穿住的需求，改善物质条件，使人的生活有物质保障，这是必要的，也是最基础的。但只追求物质生活，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那也是片面的，层次不高的。马克思讲“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我们现在有些富起来的人，没有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这样就使他们的物质生活失去了意义。有些为富不仁的人，富起来后，把钱花在吃喝嫖赌上，挥霍享受，不肯赞助公益，不带动后富，那么金钱在他们那里已没有正面意义。像徽商老板娘那样，财大气粗，口出狂言，只会招来民众的愤恨，将自己打回到了原点。
最近看热剧《突围》，荣成钢铁集团的钱荣成说过这样一句话,很经典：经济脚步太快，灵魂跟不上。看看一些搞企业的，不论是搞国企的还是民企的，利用权力，利用制度的漏洞，都干了多少侵吞国有资产、利益输送、违法乱纪的事，在他们的眼里，物质的追求，对金钱的贪婪，超过了党纪国法，超过了道德的底线，最后结果怎样呢?林满江脑癌死于监狱，石红杏自杀，钱荣成被人推向了铁轨，王平安溺水而亡，李顺东被判刑----都没有好结果，连老百姓起码的天伦之乐都失去了，何谈苏轼的十六乐?
2021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