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香港
「READING」
1941年春，紧张的形势一度缓和，父亲决定让我还是回香港读书，于是趁姑丈回乡探亲之便，又把我带回香港。记得动身的时间是端午节后，南通曾下过一场罕见的大冰雹，不久我们便动身的。
离开南通久了就想南通，离开香港久了同样也想香港。当我回到香港的当天晚上，我便去找郑国宇，他家已搬到三楼，见到了我，大家都非常高兴，我和郑国宇畅叙了离别后彼此的情况，最后他告诉我，不久他们家将搬去九龙，不再在仿林就读了。听到这个消息令我暗自伤心，因为这次兴冲冲地回到香港，最使我高兴的是又能和他在一起朝夕相处了。如今他们全家搬迁，从此不再和我同校了，我重返香港的高兴劲儿仿佛凉了半截，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再一次依依握别。
父亲仍让我回仿林读六年级，尽管老师和绝大多数同学都还在，但毕竟离开了一年，仍要进行入学考试。为了能跟上进度，趁还没有开学之前，父亲让我参加暑期补习班。该班设在兰亭附近的大成中学，约补习了一个月便去仿林报考，被正式录取。开学后，我又回到母校，受到老同学的欢迎，惟独没有郑国宇，有点扫兴。上了六年级，同学们都成熟多了，我也自知努力。我的同坐是位女同学，叫廖香莲，头发微黄，戴一付近视眼镜，皮肤白皙，轮廓清秀，她的功课很好，常名列前茅，这对我触动很大，她也仿佛在注意我的成绩。为了不愿落后，我加倍用功学习，果然后来终于赶上了她。
我们的寓所，单身汉中增加了一位青年，他是另一位行员的亲戚，叫袁力敬，是位大学生，性格开朗，知识渊博，讲一口北京话，令人喜欢，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他看过不少小说，特别是有关剑侠的章回小说，加上那悦耳的京腔和绘声绘色的比划，真不亚于一个出色的说书人。听他讲故事成了我最大的享受。于是每天放学回来，我总是央求他讲故事，还给他端椅子、倒茶水、恭维他。常常一听就是半小时、一小时，为了不影响各自的功课，不得不暂停时，他会学着章回小说里的惯用伎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而这一暂停往往就停在故事最精彩的节骨眼上，卖个关子，吊足了你的胃口，更令人欲罢不能。但我们有“君子协定”，一天只讲一次。袁大哥还善于下象棋，全公寓无人能下得过他，我更不是他的对手，有时他让我车马炮，我还是输给他。
这一年，我已能够自己看小说了。当时，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春》《秋》刚出版，寓所里有一套，有空时我便着迷似地看，成了它的忠实读者。我特别喜欢书中的觉慧，同情他与鸣凤的爱情，并为他们的悲剧惋惜不已。这是一部反封建礼教的小说，在当时确有进步意义，对我不能不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们公寓斜对面，原来是一座宽阔的两层的停车场，不知何时起改成溜冰场，经常用扩音器放音乐，除了溜冰园舞曲外，最令我和二哥喜欢的是《蓝色的多瑙河》，每天总是要放几次，对我们来讲真是百听不厌。
这一年是抗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日寇长驱直入，国军节节退缩，大片国土沦陷。许多著名爱国人士云集香港，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响彻全岛。父亲也积极投入救亡活动，并为我订阅《星岛儿童》报，我看到上面登有父亲同事的儿子缪麟、缪麒的文章，也萌发了写稿的愿望。于是我根据亲眼目睹日寇在我的家乡蹂躏百姓、无恶不作的情况，写了一篇《沦陷区见闻》，经二哥修改后投寄该报，不久便收到该报寄来的一本《列宁的童年》，扉页上还有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亲笔题词：“鸿采小朋友，你看少年时代的列宁多么坚强!——陶行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的“稿酬”，无比高兴。有一次，香港来了一个流亡剧团，在嶺英中学募捐义演，父亲参加了接待工作，并跟他们搞熟了，其中有个小演员跟我年龄差不多，父亲叫他“小牛”，并介绍给我认识。若干年后，我在电影里见到了他，他就是现在的著名老影星“牛犇”。流亡剧团在香港的演出为宣传抗战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看过两次该剧团的演出，其中《放下你的鞭子》一幕剧引起观众的极大共鸣，台上台下群情激昂，至今仍记忆犹新。
1941年秋，香港各界人士举办了一个嘉年华会，在铜锣湾后山坳围了一片空地，搭起了临时帐篷，里面有许多拍卖商品和游艺项目，父亲带我去过两次，还为我买了双新溜冰鞋，我自己也选购了一些科学家、发明家的故事书。嘉年华会十分热闹，听说宋庆龄曾出席过开幕式。
1941年12月7日是个星期天，父亲带我去九龙逛宋皇台，中午在一家小馆子里吃了点东西，便去弥登道一家电影院看电影，片名叫《英宫六十年》，看完电影仍坐轮渡回香港寓所。一切仿佛都像平时一样宁静，谁知第二天早晨吃罢早餐正准备上学时，突然传来了防空警报声，接着听见一阵巨响和高炮声，九龙上空挂了一朵朵炮弹的硝烟。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演习还是真的打仗?大家都弄不清楚，但不久传来消息说，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对美英不宣而战。
十八天炮火下的洗礼
「READING」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日两军的香港之战首先发生在九龙新界，因为那里与中国大陆相接，英军在那里设有第一道防线。香港四面环海，暂时还没有九龙那么紧张，但日军飞机常来袭扰。当日机出现在九龙前哨时，香港也马上响起防空警报，听到那如同波浪起伏般的恐怖的警报声，人们纷纷跑向附近的防空洞躲避。防空洞早在一年前就已筑好，里面比较宽敞，且有许多通道和出口，还有照明、通风和给水设施，只是光线比较昏暗，四壁比较潮湿。进来的人多三五成群，有的互相认识，但神色都非常紧张，没有心思交谈，大家都担心着外面的情况和以后的日子，担心英军是否能抵挡得住。开始几天，我们还经常钻防空洞，后来次数频繁了也有些疲沓，特别是每次空袭，被炸的多是军事设施，也就索性躲在寓所里不跑防空洞了。
战争一开始，便有几个人来我们寓所躲避，一位叫习林，是我家的远房表亲，当时正在香港大学求学，另外便是叔父和姑夫，他们是交通银行的职员。
港九之间海面距离最近处不足一海里，乘轮渡只需八分钟。战争开始后，许多九龙居民纷纷过海来香港，但两天后，英方当局禁止九龙的人进入香港，轮渡也停开，人们只好雇艇仔(划子)，但渡费要价高得惊人，后来连艇仔也被禁止过海了，九龙的人只能偷渡，但一旦被英军发现，往往鸣枪阻止。尽管这样仍挡不住，直到几天后日军占领了九龙才停止。
九龙被日军占领后，香港吃紧了，双方开始炮战，炮弹每天都在空中呼啸，我们后山也有英军炮兵阵地，发炮时的后座力和响声震得大地颤抖，玻璃吱吱作响，所好我们早已用纸做成米字格贴在玻璃上，可以避免震碎。我们这边开出的炮，先是一声巨响，然后炮弹由近到远发出呼啸声，最后在远处一声闷响，说明弹头已落在对方阵地上开了花。与此相反，对海打来的炮先是一声低响，然后炮弹在空中由远到近发出尖啸声，直至一声巨响，说明弹头已在我们这边开了花。每天炮战的次数较多，打一阵后会有一段间隙。炮弹虽比较密集，但杀伤力并不大，除非直接命中，但最多也只造成一个窟窿，对建筑物内部没有太大影响，所以后来我们也习以为常，根本不去躲防空洞了。有一次，一阵剧烈的炮战有几颗炮弹落在我们公寓楼顶平台上，有块碎片打穿了我们房间的米字玻璃，离我躲避的地方只两米远，我去捡它，还被烫了手指。事后我出去看，很多楼房挨过炮弹，但很少听说有因炮战而死在房子里的，只有在无隐蔽的露天，容易被炮弹的碎片杀伤。
战争开始的头十天，供水供电还比较正常，报纸也没有停，而且增加了号外，一旦炮战暂歇，便有报童在街上叫卖号外。当时守岛的英军、印度兵和华人警察只有一万人，而外围进攻的日军却有十万之众，力量对比很悬殊，人们最迫切指望的是中国军队能赶来支援，而号外的醒目标题总是停留在“中国军队离此只有六十英里”，鞭长莫及，没有进展。当时最令人担心的是粮食问题，不仅愈来愈贵，而且很难买到，水也随时有断供的可能，这些都是维持生命最现实的问题。于是被全公寓视为一寓之首的父亲不得不派人四出买高价粮，这时只要有得买，几倍、几十倍的钱都不在乎了。与此同时，还买了不少罐头食品，我们还把所有的容器都盛满水，粮食和水都严加控制。
开战十多天后，英军的防御力量显然难以抵抗日军的进攻，号外报上报道的中国军队仍无任何进展，人们对此已不抱希望了。日军却开展劝降的通谍，在遭到港督拒绝后，日军的炮击加剧，与此同时在筲箕湾一带登陆。这时已到了圣诞节前夕，往年的这一天像过年一样热闹，此时却成了香港沦陷日寇的纪念日。巷战开始了，大炮声已不怎么听得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步枪、机关枪的声音不绝于耳，有的地方很剧烈，英方的还击显然不如日军的进攻，何况日军还在源源不断地过海登陆。圣诞节的次日，日军已基本上控制了全岛，十八天的炮火洗礼到此告一段落，接踵而来的是日军惨无人道的奸淫掳掠。
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
「READING」
日寇占领香港的第二天，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入城式”，我们在楼上看到一队队日军从大街上走过，有着黄军装的陆军，也有穿黑色制服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战火是停止了，下一步将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就在“入城式”结束后的这天下午，有几个日本军官在一名翻译陪同下，由房东带领来到我们住的楼上，说这一带的房子要被日军征用了，限居民两小时内离开。这一突如其来的勒令，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而且限时又如此急促，一点准备都没有，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和思索的时间。作为公寓职务最高的父亲只好让住户各人立即自找门路，去朋友家投宿。父亲和我们兄弟二人立即准备随身带的东西，父亲把一些要带走的贵重物品装了一箱，让阿玲姐找个人帮助提，时间是那样急促，只好用绳子从后阳台上吊到楼下，谁知刚一落地便被“牛黄仔”抢走了。没有办法，父亲终于想到东西毕竟是身外之物，人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只让我们各提一个简单的包袱，在限时内离开了寓所。到哪里去呢?他首先想到的是住在附近的中南银行襄理邓伯伯家，邓伯伯是宁波人，他的儿子邓发冲和女儿邓秀兰(名字已记不准确)分别是二哥和我的同学。我们父子作为不速之客贸然来到邓伯伯家，邓伯伯立刻理解了我们的处境，他与邓伯母立即招呼我们先安顿下来，为我们做饭。邓伯伯家本来就住得挺拥挤，如今一下子又增加了我们父子三人，确有困难。饭后父亲决定另觅他处，幸好成和道还有一个银行公寓，住的也是单身汉，父亲征得他们同意后，又带我们借寓到那里。这里住着四五个单身男子，他们让出一张铺给父亲和我，二哥则与另一行员挤睡。
日寇在“入城式”后放假三天，任由士兵到居民家里抢劫和奸淫妇女。我们住到这个公寓的第一天夜里，也是最为凄惨恐怖的一夜。这一夜月黑风高，非但没水没电，就连蜡烛也没人敢点，更不敢大声说话，怕引来日本鬼子兵的骚扰，四周黑漆漆的寂静得吓人。所好我们这个不大的公寓除了我是个孩子外，其余都是青壮年男子，没有妇女。但半夜时分，还是听到楼梯上有带铁掌的皮靴声，由底层起挨户敲门，我们几乎屏着呼吸等待着灾难的降临。没过多久，轮到敲我们房间的门了，进来两个持枪的日本兵，但见到我们是一屋子男子，没有大声吆喝，只用手指指手腕，示意是要手表。有个胆子大一点的行员装着听不懂，与他和气地周旋，父亲乘黑暗地里把手表藏入裤袋。但若不拿出一块表是难以打发这两个上门抢劫的强盗的，于是有个行员主动摘下自己的手表递给他们。这两个日本兵见我们人多，又有了收获，便离去了。
这一夜，我们根本无法入睡，除零星的枪声外，还不时听到附近人家传来挨打声和求饶声，特别凄惨的是我们隔壁楼上传来一位妇女恐怖而尖厉的叫声，显然，她正在遭受日寇施暴，发泄兽欲。听到那绝望而凄厉的惨叫声，令人心都快撕裂了，但处于这自身难保的危险的境地下，又有谁能帮助她呢?过了好半天，那凄惨的叫声转为受尽屈辱的呜咽声，说明敌人已离去……这个恐怖之夜，令我永生难忘。
天终于亮了，往日熙熙攘攘的成和道此刻一片死寂，坑渠里有两具尸体。我们胡乱地吃了一点东西，又无助地等待着第二个难熬之夜。这时，平时互不来往的邻居纷纷出来交流昨夜被日寇“光顾”的不同遭遇。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三天，往后敌人闯民宅奸淫劫掠的事逐渐有所收敛，街上的人也多了起来。父亲和二哥也探听到占居我们公寓的敌人已走，便回来接我，并与成和道公寓的难友们道别。走出成和道，看到黄泥涌道的景象一片惨状。回到公寓，所有的家具、箱柜被翻得零乱不堪，值钱的东西当然是荡然无存了，最令我惋惜的是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 一双新皮鞋和溜冰鞋也不见了。其实父亲的损失更大，所幸的是他最心爱的字画、古董等虽然被翻得一片狼藉，但大部还在，说明敌人还缺乏鉴赏能力。过不多久，公寓的住户陆续回来了，尽管离开公寓后，大家都有不同的遭遇，但总算安全。
由于停电、断水，厕所的马桶里尽是敌人留下的粪便，臭气熏天。这时虽已是隆冬季节，但蚊蝇成堆，加之战后到处是弹痕累累，路有暴尸，昔日清洁美丽的香港，顿时成了臭港。人们不得不启用地下水，而这种水过去仅用于消防，禁止饮用。
日寇骚扰了三天后，紧接着便是牛黄仔(流氓)的抢劫，他们首先光顾的是外国人的住宅(这时的英国人已被送去集中营)，其次是那些躲在防空洞里未归的富人家。幸好我们回来得早，没有留下过多的“真空”时间，否则也在劫难逃。这时为了逃避牛黄仔打家劫舍，家家户户只好密闭门户，不让不认识的人进门。每座楼的居民们都自发组织起来，采取了防抢劫的对策，一旦发现敌人或牛黄仔来，家家户户便敲起脸盆，使之感到震惊而不敢入内。为了便于自家人来了好开门，楼上的人家都用根系有铃的绳子挂在楼下，听到铃音，从窗户识别是否是自家人，确认了再去开门。
经过几天的混乱后，日寇占领军当局开始恢复秩序，发布了“安民告示”，说香港的战争是对付白种人的，保护华人财产，同时派出宪兵，制止散兵继续抢劫，人民稍有了安全感。这时，自来水和供电也逐步恢复，记得自来水恢复的那天，二楼住户还未搬回来，而水龙头处于开启的位置，水哗哗的流，漫得满地都是，直流到底楼。底楼住着房东，他急忙来找我父亲，并要我父亲作为见证陪他撬开二楼住户的门，将水龙头闭紧，最后仍将门关上。
水电解决后，粮食又成了人们维持生活的首要问题。从炮战的后期起，就已有不少人家断炊了，饥民到处寻购高价米，而这些高价米又是小贩们冒着生命危险从英军仓库里抢来的，随着战后转乱为治，日军占领了各处仓库，实行大米配给，每人限量凭米票供应，这样排队买配给米又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摊贩也多了起来，我们公寓下面就是一个摊贩集中点，除了卖高价食品外，也有从富人家抢来的东西，后者却价格低得惊人，特别是西方人的餐具，有的很精致，但价格三文不值二文。在这种首先以活命为最要紧的情形下，人们对这些奢侈品自然是不屑一顾，但有收藏爱好的父亲还是拣了几件最珍贵的忍痛买下。在摊贩摆的摊位上，二哥看见有一套英国皇家藏画共四大本，都是很精致的彩色印刷的世界著名油画，每幅画后页都有英文介绍，二哥是最爱油画的，看到它简直流连忘返，但摊贩开价这套画册的要40元，几经还价，最终以20元买下来。二哥得了这四本油画册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可惜后来在五六十年代寄放在我处十年，碰上“文革”，在“清理阶级队伍”那恐怖的年代，因怕被抄家或被造反派无限上纲，带来麻烦，经与二姐商量，把它卖掉了。
日寇占领香港后，港币与日寇发行的军票开始还是一比一兑换，大概过了一个月，日方突然宣布军票与港币的比价成了一比四，即四元港币才抵得上一元军票，这对居民又是一次沉重打击，有什么办法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生杀予夺掌握在人家手里，沦陷之地的亡国奴就只能眼睁睁地任人宰割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