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陵对公众开放八十周年。
作为在辽宁省工作的人来说，对于沈阳北陵并非是怎样的陌生。一方面因为到省城出差的机会多一些，另一方面沈阳的古迹除了故宫也就是北陵了。
我第一次去北陵的时候却是在1966年的12月，是往北京作最后一次“串联”归来。那时北陵的印象除了北陵之外，还有北陵城外那一串串烤地瓜的叫卖之声。这些对于一个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北陵和从来也没有吃过烤地瓜的人来说，从精神到物质的需求都一下子给填满了，可以想见，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后来就渐渐地去得多了，有时候还即兴作了一些旧体诗和楹联，记得其中有两句是“宝顶流光凝帝骨，崇山溢彩聚民膏”，当时以为无论形式抑或内容都堪称做到了极致，后来还被友人收在所编《中华吟薮》的题游诗卷里。
不过，这一次看了北陵之后，却觉得那时的诗句倒是有些不确了。
2007年7月23日下午，我到北陵的时候已经是5点50分。这个时间看北陵，在我的确还是头一回。
夕阳强烈的光芒照耀得还很刺眼，这时的北陵，在盛夏时分，完全被两种颜色所填盖着，一种是墙瓦的金碧辉煌，还有一种是草树的苍翠蓊郁。两个游客夫妇远远地看着，男的赞叹说，“赶上画儿上画的了。”女的却反驳说，“啥画儿上画的?画儿上还不是照着这儿画的吗!”大家一边准备进入园门，一边彼此看看都忍不住笑了。我想，他们说得都不错，一个把生活当成了艺术，一个把艺术当成了生活。这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经典，竟然被这两个老实巴交的夫妇一语道破了。的确，中国的皇宫和王陵，仅仅就其观感而言，一向就是如此，我总是以为皇宫不如王陵，皇宫只有金碧辉煌，而王陵除了金碧辉煌之外，还有皇宫所没有的苍翠蓊郁。
是谁选择了这一方黄土来掩埋那一位他们大清帝国尽管没有来得及参加开国大典却具有开国之君称号的帝王?这是怎样的一方土地啊!尽管四周尽是摩天大厦，然而这里却没有什么建筑物可以遮断西边就要落山的太阳。你站在崇山东路的大街上看北陵，就如同傍晚站在原野上看一连串看瓜窝棚一样，一览无余。这就有可能会使你联想到松辽大平原之上，比如，往南，辽阳海城那一带一望无际的碧绿油油的水稻;还有往北，铁岭开原这左右一马平川的金黄灿烂齐刷刷的玉米。尽管事实上它们之间还阻隔着铁屋脊一样的连绵不断巨大的鞍山山脉，但，它让你想到的这里只是千里沃野，一片平畴;因为只有这样的设计，这样的情境，才能让你拿不出什么办法来挡住爱新觉罗·皇太极金戈铁马虎视雄雄的嘶鸣，才好叫顺治帝一半想出家，一半想做皇帝的梦，随随便便地就这么一个熊样子地成为了不可逆料的现实。
北陵原本叫作昭陵，是在顺治初时就有了庙号的。因为它在沈阳故宫城北，故俗有此名。从古老高大的松树之间打进来的落日光束，不偏不斜地刚好照射在园门之上。用汉满两种文字书写的“昭陵”两个大字十分醒目，行书，伏帖，稳稳当当。这的确是有清一代特有的文章风格，因为即使是到了康乾盛世也还屡屡兴起文字狱来，所以无论著书立说，还是题诗作画，就都不像明孝陵前人手书来得那样规格，也不同于唐乾陵今人行草去得这样纵放，而是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如出一辙。
按照惯例，晚6点整昭陵开始对市民免费开放。游人花枝招展，平日如同过节，写在脸上的晚霞，把他们打扮得十分自由自在。有一个人悠闲骑自行车的，也有两个人嘻嘻哈哈骑自行车的，还有时髦大学生三个人一串骑自行车的;而大多数步行的人，却是伛偻提携熙熙攘攘进入园门。我曾经在沈阳故宫博物院看见过一张30年代昭陵门前的老照片，是一对新人的结婚照。与新人相比，照片形成巨大的反差，背景却是破烂不堪的民居，近前还有旁观拄杖的乞丐和赤足拉车的脚夫，人的目光呆滞，没有一点生活的力量，感觉沉重凄凉。沧海桑田，昭陵是1927年对公众开放的，这么快，一晃，至今正好八十周年了。
当年是等级森严的，仅下马石就有两道，一道用汉满蒙回藏五种文字镌刻着，“诸王以下官员人等至此下马”，一道用汉满两种文字镌刻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看来，无论祭祀朝拜，即使是皇族也须要必恭必敬，恪守家规。
从陵园大门至于享殿大约有一里地的路程，依次是望柱，神桥，石牌坊，正红门，大牌楼，石像生，隆恩门，隆恩殿，明楼，宝顶，角楼。整个园林占地四十八万平方米，有建筑三十八座，是自顺治至于嘉庆等朝代逐渐规制、改建和修葺完成的。你假如看过中国其他地方的王陵，你就会有一种比较，会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这里是大清王朝的。明代的规模都不是十分太大，而明以前的尽管太大而却又不成规模，只有这里两者兼备。
与最初陵园设计明显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80年代，沈阳市人民政府在望柱和神桥这样开阔地带之间的中轴线上，建造了一尊坟墓主人也就是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雕像。战袍，铠甲，铜纽扣，满族，英年，英雄气概。
在中国的王陵当中，夫妇合葬的不多，这里是一座。爱新觉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第八子，位居后金国四大贝勒之列，以新汗王在沈阳即位，创立而图强，很快就统一了东北;于1635年改女真为满洲，改大金为大清，登基皇位。在位十数年，国力愈加强悍，文武之道兼收并蓄，全面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基业;不幸于1643年病故，五十一岁，国葬于斯。此后八年，他的那一位被结好的蒙古公主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也成为了陪葬。
当你进入北京故宫时，你会关注闯王李自成射入端门的那支响箭的创痕，可你未必关注爱新觉罗·皇太极背上的那支很重的铁弓;其实，这一箭一弓是合力的，是相反而相成。假如，我们没有看到，那我们就会与崇祯帝犯了同一个错误。殊不知，当崇祯帝还在下罪己诏的时候，爱新觉罗·皇太极已经至少完成剿灭三股势力叛乱的内政和结好蒙古的一大外交，并决定实行汉文化，在茫茫草原中开始准备大举入关。可见，至于那座历来被看作人工天险的雄关，本不在于由谁来把守和拱手相让了，大清入关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而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正是长眠在这里的他进行了最后的盘点和加工，以至于人到城成。我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以上的史实都是来自于一部《清史稿》，而且我还在《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里看到过这样的记载，爱新觉罗·皇太极他们曾经指使满洲贵族写信给李自成，要求“协谋同力，并取中原”，这是多么周密的战略部署和阳谋，而崇祯帝却还在暗地里忙活着“治平治乱”的琐屑而不暇，不灭国才是咄咄怪事。崇祯帝吊死就完了，而爱新觉罗·皇太极入关之前所制定的策略，直到他死后几代人还在延续，比如，“倡先投顺者”“圈地”“改土归流”。
想到此，我禁不住回首园中那一尊巨大的雕像。夕晖开始暗淡下来，为雕像涂上了一层深赭色的铅华。这时，我只觉得雕像被设计得着实是有些矮小了，而事实上它连同基座，至少也在五米以上。这种错觉，不仅是对于今人的作品，即使是看昭陵的那六组石像生，也分明觉得与中原有别。这里的石像生虽然高大，但并非如汉的慵懒和唐的沉重，而是不要精雕细刻就十分传神的另类。我到过山东的嘉祥，那里世世代代以石雕石刻为业，看看，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基调。我想，倘若按照旧例就近取材加工的话，那么，昭陵工匠应该是无疑来自于此的。
因为是傍晚，正红门以内不再开放。游人们张望着，议论着，还有的干脆坐在地上询问着。几位老人不厌其烦地讲述当年建造的用工，讲述明楼设计的玄机，讲述第七块瓦，甚至讲述宝顶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的说不定杀人灭口，就像听天书一般。来的次数多了，应该说对于这些传说，我已经是很熟悉的了;但我还是像头一回来一样一直倾听着，遥想着，审视着。一群五颜六色的妈妈，各自带来他们精心打扮的孩子。这些妈妈和孩子都年轻轻的，带着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喜悦，在尽情地玩耍。正红门前两侧台阶中间的斜坡上头坚硬的条石，已经被小孩子们的软软的屁股磨蹭得宛如镜面一样光滑。妈妈们还在拉着他们的小孩子一趟又一趟地上来下去地在那里坐着打出溜滑儿。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亲近和爱抚着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物，我想，这也是一种自发的保护方式啊!还有哪一种比这更好吗?
天空一朵云都没有，只有晴朗和风筝。尽管无风，风筝高的也可达上千尺，其训练时间之长，技术之稔熟，可见一斑。归来的园门之外，倒是另外的一种气象了。有踢毽子的，看看，不比邯郸人踢得差;有围一圈人表演自行车绝技的，有点像马戏团;还有教友会的唱诗班，听听，还真有点马革顺的意味。感觉他们都是十分专业，然而仔细再一打探，原来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发烧友;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和和美美。最惹眼的是“同一首歌——沈阳之夜”，人们聚集在园门东侧，整整齐齐，指挥合唱有板有眼，像模像样。歌曲有流行的，有传统的，还有《我爱沈阳》。唱到动情时，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一首《打靶归来》。
见此情景，我又联想起来我开头所说的那两句诗——“宝顶流光凝帝骨，崇山溢彩聚民膏”，的确是应该须要彻头彻尾地加以修改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取之于民，终归还要用之于民。现在不是把一座好好的昭陵，又完完全全地交还给了人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