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东边4公里有个古老集镇叫石头桥，系蒸水主要支流岳沙河(又叫草河)沿岸以桥命名的古老集镇之一(诸如狮子桥、黄门桥、欧公桥、盐田桥等等)。是石市镇集市和镇政府所在地。周围人文古迹不少。比如清末乌鲁木齐提督谭上连府第久佳堂、曾国藩宗族分支曾祠堂;比如跟随左宗棠平疆的湘军将领龙田桥谭氏兄弟府第谭新屋;比如清末民初著名书画家曾熙府第慈德堂等等。
家乡称赶集为赶场。少年时，我经常到这里赶场卖木货，对于岳沙河两岸的风光与古迹没有留意。时光飞逝，一眨眼就过去了40多年，发现当年的老人差不多都不在了，那些风光，那些古迹，已经改变了许多。有些已经看不到了。那些传说，越来越模糊，寻根究底的人也不多了。人们一窝蜂往城市往镇街去住，乡村空虚了，没有了蓬勃生气。但我总能感觉到一种气息，在山川河流间流连。
尽管，知道这是必然，但还是有些不舍。毕竟，这是家乡的土地，是自己的根系相连的地方。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生长过生活过的人，都与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从未谋面过的、那些熟悉的人们，都是我的父老乡亲。我无法选择我的出生，无法选择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位置，这就是命运。而命运就是生命的过程与色彩。到了两鬓染霜的时候，许多简单的道理终于简单起来，眼前变得无比辽阔。过往的岁月没有什么痕迹，记忆里的生活场景，让人感悟出：人，其实永远走不出自己的童年和少年。
石头桥的老街，我再也没有去过。这次也没有去看看。不想寻找当年与兄长卖木货的那个市场，其实也就是老街中破破烂烂的一处空地。当时，木货没有卖出去，连口水也喝不上的(有人专门挑井水叫卖，二分钱一竹勺)，还得抬回来，或者寄到洪祖堂一个表姑家里去，下一回赶场再去卖。现在看来，还是缺乏市场经济的敏感性和灵活性。主要是父亲交代的价格，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做不了主，往往为了几十块甚至几块钱就错过了生意。
其实，价格应该可以适当灵活些，给我们一定的让价空间才好。怎么就没有考虑人工和时间成本呢?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时兴木纹漆，乡里人家经济条件正慢慢好起来，讨亲嫁女流行置办几件木纹漆家具。父亲虽是自学的，但油漆手艺可谓高超，式样也有小小的创新，上市的木器还是蛮受欢迎的。但是，当地也有不少木匠师傅，加上他们的徒子徒孙们，看到陌生面孔在他们的地盘上销售木器，就七嘴八舌地围着品头论足，以保护他们固有意识中“自己的地盘”。
我那时候十四五岁，还有些腼腆，对讨价还价根本不懂，兄长也是憨憨笑着，任凭那些同行装作买货人“打铜打铁”(你一言我一语)的压价，不知道如何就材质、式样、工艺去宣传或者反驳。这样一来，想超出预期价格把木器卖掉很不容易。有一次，兄弟俩看顾客们都说“这个价格可以啦”，就胆大包天自作主张以低于父亲说好的价格卖了。结果，兴冲冲回家一汇报，父亲就把斧头一扔，蹲到门口阶基上吸烟，好久才说：“又打一回摆子”(意谓白干)。我们兄弟俩半天作声不得，知道把货物贱卖了，亏本了。
如果货物按照父亲规定的价格卖出去了，甚至多出了几块钱，兄弟俩就欢欣鼓舞，会胆大妄为地每个人买一支白糖冰棒，欢天喜地往回赶。从家到石头桥，走小路不过六七华里，往回走感觉好快。从一个古老的有着几家小店铺的小街枫坳翻过去，就是兴元村，从岳沙河过七搭桥，翻过山，是夏新屋，一眼就看到开阔的田垄里交子坳那座突入垅里的引水坝，就看到家了。看到曾家冲那一片淹没在树林里的黑瓦顶，和下塘岸上那一排直插云霄的整齐的杨枫树，那一株3个人合抱不了的古柏树;看到屋场外老祖坪里零零落落的稻草垛，那稀有的高矗入云的榔树群，心头格外温暖，精疲力尽的少年，立刻奔跑起来。
这些往事，我偶尔讲给儿子听，也不知道他听了没有。那些地名，于他是陌生的，近年，他才零散了解过一些。那些生活场景，他更是陌生的。我不想把这些永远不再重复的过去，试图融入他的头脑。
人生代代，相同而不同。在这一代面前，世界展现的是壮丽辽阔和丰富多彩。我经历的岁月，其实根本不值得留恋。之所以想起，其实是感叹流逝了的时光而已。每个人，是否都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