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网友对《历史由什么来检验》一文，提出了赞同和补充意见，进一步启发了我的思考。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毛泽东认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就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一切客观物质的社会性活动，其基本特征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这就告诉我们，实践不同于自然界的客观事物，它具有主观能动性，有很强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人的想法、观点、理论是否正确要通过实践及其结果来检验。实践的过程、结果等则是客观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深圳特区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和政策的产物，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时，为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对特区的态度上，人们是有争议的，可是理论上争来争去，并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到深圳去考察一番，是非功过一目了然。
“文革”是被实践证明没有任何社会进步意义的一场动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建党百年历史决议，都彻底否定了文革，可是，还有肯定文革，为文革叫好的人。前几天看到一篇署名文章，还认为文革打倒走资派是对的，认为现在搞的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与《决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和文章，为什么不予制止，还让他在网上公开发布?
“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胡乔木认为，“文革”不能称之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这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
走资派首要的特点是通过私人占有实现人剥削人。走资派鼓吹私有化，通过资本的垄断去剥脱被垄断者的劳动的自由。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标志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论城乡，实行的都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个体经济不被允许，农村连自留地都不允许，根除了私人占有和剥削的基础，哪来的走资派?
我国宋明之际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对我们国家的繁荣发展是有好处的。可是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列强和封建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例如想要学习日本，通过资本主义使中国富强的戊戌变法，不是被封建势力给扼杀了吗?
我国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我们可以不必再重新经历资本主义那个社会阶段，但如何补上生产力不足这一课却不能回避。可是建国以后特别是五七年以后，我们太急了，超前了，教条了，把将来才可以做的事拿到了现在来做，比如，“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比如穷过渡，实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有的集体和国营两种所有制形式，不允许有自留地，不允许发展民营经济，不允许实行“三自一包”的经济形式，都阻碍、束缚、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经过文革的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有勇气承认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我们没有资格搞“大跃进”“洋跃进”，我们采取的重点转移、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建立特区，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股份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三资企业等等，目的都是积累和发展生产力，都是补生产力不足这一课，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好办法我们要学习借鉴，人类发展大生产的一切好经验好方式都要拿来用，难道这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化?我们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前提条件很清楚，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的是让中国更快地发展起来，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至于出现了一些腐败分子，他们也不是什么走资派，他们是经受不住权力的考验和利益的诱惑，利用市场经济中体制的不完善和监督的不到位而谋取私利，我们的党纪国法并没有纵容他们，而是一经发现就予以严惩。
我们不要有“恐资症”，不要像邓小平所批评的那样，总是好问是姓社姓资。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哪来的资本主义复辟?对我们国家影响更大、危害更烈的是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个人说了算、贪图享受----，不都是封建主义吗?
中国是一个被封建主义统治了几千年的国家,其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虽然曾猛烈地批判过封建主义,但并不是彻底的。为了把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进行到底,继续开展对中国封建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是非常必要的。李维汉最闪光的思想，是他从党、国家和人民的历史劫难中，痛定思痛，向邓小平郑重提出在政治思想领域要补上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这一课。
据历史记载，1980年5月24日上午，李维汉应约拜会了邓小平。他要向邓小平详细陈述他昼思夜想的一个大问题。邓小平非常专注，一直望着他，听他说话，连手中的烟也忘了吸。李维汉认为：“我国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改变了地主所有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没有进一步去清算封建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在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这种封建主义传统就以另一种形态日益发展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大暴露，成了重要的反面教员。"邓小平接受了李维汉的建议，当年8月18日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要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并要求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转眼30多年过去了，李维汉的忧思和邓小平的论述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被实践证明了的事情，就不要总想着去质疑，更别想着去推翻。有人还在争论“文革”对否，还在否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这种人没有是非观念，缺少理论素质，也不懂历史。有些问题是争论不出生产力的，是争论不到综合国力的。邓小平提出的不要争论，实践证明是个真理。毛泽东提出的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争论出来的吗?邓小平提出的建立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争论出来的吗?是实践出来的，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任何人都否认不了。
实践作为检验历史的标准，也有直接和间接之分。有些久远的甚至可以说古老的历史实践和历史人物，我们无法复制当时的历史，资料有的已经遗失，有的被损坏，像“焚书坑儒”，这就增加了恢复真相的难度。《竹书记年》一书出土后，与《史记》关于尧舜的评论就截然相反。也有些历史，被书写者歪曲了，又缺乏新的文物史料来加以澄清，以讹传传讹的情况估计难免。文革时朱德扁担的主人被换成了林彪，朱毛会师变成了毛林会师，尽管可以上小学课本，可以大肆宣传，不知道那段历史的人可以信以为真，但事实是篡改不了的。这段历史毕竟很近，知道那段历史的人还在，史书记载的也很清楚。但有些事情就显得有些模糊，如林彪驾机北逃的机上情况，因为黑瞎子没有找到，也只能是分析猜测，需要记载事实的物证(黑匣子)加以证明。
由于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所以就不能把人的能力、人的思想、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从实践中排除出去。
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不同的人写出来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史记》如果不是司马迁来写，且不说水平会有差异，最重要的是真实客观性会有很大不同。谁说人没有参与历史真理的检验?联系文革后冤假错案的平凡工作，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案子都是先有人提出，然后由组织审查，落实平凡的。如果不是胡耀邦来做这项工作，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谈及“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胡乔木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历史决议的起草、修改、定稿和通过的全过程。毛泽东对他写这个决议有很高的评价，意思是别人几个月没搞出来的东西，他很快就理了头绪，而且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
胡乔木参与这项工作，除了因为他是毛主席秘书之外，再就是他善于辞章，讲究修饰，能在别人琢磨不出名堂的地方，有想出新招的本事。这是他能参与第一个历史决议修改全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胡乔木对起草小组讲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在研究的时候保持客观态度，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我们要有比较广阔的视野，用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历史。否则，很难用历史来教育党和人民。我们不要捏造事实，但是，历史是个复杂的整体，党也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活动。党已经建立了这么大的组织，同群众建立了这么广泛的联系，任何一个人想要扭转历史是不可能的。”乔木也将这个辩证思维运用到起草和修改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历史决议对新中国近30年的总体评价，特别是胡乔木呕心沥血所作的四个区别：一是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二是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区别开来;三是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作为时间概念的“文革”时期区别开来;四是将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有特定含义的口号，同还要继续进行各方面的斗争和发扬革命精神区别开来，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得炉火纯青。这四个区别，使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些历史难题迎刃而解，对于澄清模糊认识、消除疑虑，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指出:“要写这个《决议》，理论部分要给予很大的注意”，“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中国革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道路，要怎样继续走下去，写出来。”“《决议》里要有一种现实的力量、理想的力量。”胡乔木把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论，同理论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他指出，毛泽东犯“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出于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的误解和对于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的教条化。”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始终困扰着人们的认识。“初稿被邓小平否定后，我们起草小组这些人觉得，我们都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写的内容从学术角度来看没什么问题，却被要求推倒重来，我们感到束手无策。”石仲泉说，后来再回头看，实际上是大家当时站在历史中写历史，没有跳出来，站位不够高，没有理解邓小平的战略眼光。
胡乔木提出一个解决思想疙瘩的方法：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解决了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肯定毛泽东思想的“互相打架”问题。“胡乔木上手逐字逐句琢磨修改，不少段落推翻重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部分，基本上是他改成的。”石仲泉说，邓小平对这一版新的修改稿基本认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既确定又不确定。实践标准的绝对性、确定性表现在：其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客观标准。其二，人类的认识归根到底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从长远看，实践可以检验一切认识。一切正确的认识终将被实践肯定，一切错误的认识终将被实践推翻。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不确定性表现在：其一，实践检验认识是一个过程，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实践不能完全证实或驳倒所在时代提出的一切学说，同时，已被实践所证实的某种正确认识，也要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社会实践总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二，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所证实的某种认识的正确性，是相对的、有限度的。
所以必须坚持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是在坚持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辩证法。只看到实践标准的绝对性而否认其相对性，会导致绝对主义的思想僵化;只看到实践标准的相对性而否认其绝对性，会导致相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作为作为本文的题外问题，我想说，有些问题检验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客观事实，比如说，甲和乙争论今天能否下雨?谁对谁错呢?这里实践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下雨了才能证明。可是，下不下雨与这两人的实践活动没有关系。
2022年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