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生活在人群中，就难免被人议论，正所谓“那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无人说。”被人议论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做错了，或者事情做得不太妥当，，那就要赶紧反省，看看错在何处，然后加以改正，需要道歉的也不要顾及脸面。承认错误，向人道歉，不会丢失脸面，反而让人赞成，觉得你是一个坦诚的人，一个知错就改的人。陈毅那样大的领导，一旦说错了话，办错了事，觉得伤害了别人，过后一旦发觉，立马就找人道歉，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但现实中确有一种人，本来已经错了，别人也点到了，但就是不肯承认，更遑论向人道歉，用行动加以改正了。这种人以后连敬而远之都谈不上，人们真正不赞成的就是这种人。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倒让李光耀吃了一惊，他就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经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次新加坡之行，邓小平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主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党犯了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其责，重启新航；一个时代的失误，总得有人来画个句号，另开新篇。这不是喜气洋洋的剪彩，是痛定思痛、发愤图强的誓言。只有那些敢于担起世纪责任的人，才会有超时代的思考；只有那些出以公心为民造福的人，才能不图虚名，面对现实，实事求是。
还有一种是自己本来没错，但由于一些人的见识短浅或某种偏见，为某种形势所迫，误认为人家有错。对这种议论，如果无法解释，也可以姑且不听。比如有个退休干部，喜欢上了画画，而且很投入，画了很多画，有时画到半夜。本来这是一件好事，一种雅好，对健身健脑很有好处。可是有人议论来了，你看某人还想出名，半路出家能花出什么名堂？画了也不会有人要的----据说齐白石也是五十岁以后才画画的，而且成为大名人。历史上大器晚成的大有人在，怎么知道人家画不出名堂？像你整天喝酒打牌就能喝出名堂，打出名气？再说人家爱好画画碍你什么事，值得你说三道四，把自己的事管好得了。
被人议论多的人往往都是有能力的。在美国挨骂的最多的是总统，绝不会是平民。在某种意义上说，宁肯让人嫉妒，也不能让人瞧不起。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卓有成效，康生、毛远新、“四人帮”等向毛泽东告状，说邓小平又在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试探邓小平，让他做一个“文革”“三七开”的决议，如果他敷衍一下，象征性地做一做，毛泽东还可以继续信任他。可是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不肯违心地顺从，他说我是桃花源人，只知有汉，无论魏晋。婉拒了。毛泽东一看，毛远新等人说得没错，所以又一次被打倒了。1976年初，批邓打招呼会议上，张春桥对邓小平点名批判，运动升了级。邓小平听了后淡然一笑，说：“那就点名好了，我早就说过，我是聋子不怕打雷响，死猪不怕开水烫。”一句简单、平实又诙谐的话，却准确地道出了邓小平乐观、豁达的胸怀，坚定、沉着的个性以及钢铁般的意志。
第三次重新出山后，邓小平搞了经济特区，实行了联产责任制等等，议论又来了，什么特区变色了，什么一夜回到解放前了----邓小平没有拿权力打压，而是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不争论，用事实说话；二是不听。他说：“买两顿棉，堵住耳朵，横竖不听。”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说到：任何真正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这句话意思是要敢于坚持，如果认定一个正确的方向，就不要管别人这么说三道四，更不要因为别人的说三道四而改变自己原有的立场。当然，这句话也不是叫我们盲目地迷信自己，不是说死不悔改，抱残守缺。
尼采在《这个人》中写道：“如果我们整天满耳朵都是别人对我们的议论，如果我们甚至去推测别人心里对于我们的想法，那么，即使最坚强的人也将不能幸免于难！因为其他人，只有在他们强于我们的情况下，才能容许我们在他们身边生活；如果我们超过了他们，如果我们哪怕仅仅是想要超过他们，他们就会不能容忍我们！总之，让我们以一种难得糊涂的精神和他们相处，对于他们关于我们的所有议论，赞扬、谴责、希望和期待都充耳不闻，连想也不去想”。
2022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