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位朋友因为对单位一把手的决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虽然不至于被处分,但却倍受冷落,很难再被提拔重用了。这件事让我很感慨,于是想起了唐太宗时期的一位监察官。
唐太宗时期,曾有一位县令使用官府的雇工干私活。这是贪污行为。太宗痛恨贪污,见到这件案子,批示处斩县令。这时候,监察部门的一位中级官员李干佑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当面对唐太宗说:“法律为陛下和天下人所共有,而不是陛下个人专有的东西。现在陛下不按照法律,县令犯的是轻罪,却处以重刑,我担心今后人人自危,手足无措。”唐太宗思考后并不认为受到顶撞,他不但接受批评,而且还把这位监察官员提升了一大级,因为他尽职尽责,敢于指出领导的错误,是难得的人才。在今天,还有几个李干佑这样的干部,还有几个唐太宗这样的领导?
唐太宗曾带领中国创造了一个极盛的时代。有人说他靠的人才。这话有道理。太宗当时尤如一颗引力巨大的恒星,他周围的人才灿若星河:文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虞世南等,武将则有李靖、李勣、尉迟敬德、薛万彻、薛仁贵等,这些人物不但在当时声名赫赫,就是放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之中,也是顶级人物。“房、杜”是宰相的楷模;魏征成为谏诤的代表;李靖在人间是战神,到天堂则是天王;老百姓逢年过节在门户上张贴门神,少不了秦琼和程咬金,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太宗以知人善任著称,看人重信义,这是他吸引人才的原因。但李世民重用人才时,又从来也不要私人忠诚。据《唐书》记载,太宗提拔一位非常优秀的官员杜正伦,当面对他说:“我任用贤能,并不看他如何能给我个人办事,而看他能不能做有利于百姓的事情。我对于皇亲国戚和勋功旧部中的无能之人,都不予任用。今天提拔你,是因为你的忠诚与正直,希望你能以此自勉,不辜负我的期望。”唐太宗并没有向杜正伦讨要提拔的私恩,而是勉励他要做官为公。很清楚,唐太宗要建立的不是私人恩义,而是忠诚于制度。
忠诚于制度而不是忠诚于某个人,这才是真正的依法执政,也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人气。不论是对人对事,忠诚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之一。而在一个社会里,对于制度的忠诚则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尤其是以政治家为代表的精英阶层,重视并率先忠诚于一种先进的制度,是社会得以不断进步的根本保证。这不仅能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也会让执政者的政策形成连续性。
忠诚于制度,这才是李唐之所以成为盛唐的根本原因。对于制度的忠诚,让执政者能够宽容反面意见甚至是反对的声音,从而不断校正自己的执政偏差,让一个社会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反观我们当下有些单位的领导,别说下属像李干佑那样当面顶撞,就是委婉地表达点不同意见,都会暴跳如雷。这样的小心眼,自然难和李世民相比,他甚至都无法为一个小小的单位谋来福祉,还何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