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清，浙江临海人。1990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等。部分作品为《小说选刊》选载。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大家的风景》《姐姐在天堂弹琴》《远距离欣赏》《内参》，长篇散文《呼愁》等。有作品选入《2022中国年度优秀短篇小说选》。获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2015 —— 2017）。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台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大鸟往下飞
金岳清
一
我正准备出门时，母亲打来电话。我右手指正放在车子自动点火的按钮上，右脚已经踩住了刹车板。我右手指正要按下去时，手机响了，我用的是震动，所以声音很微弱。我用左手摸向我平时放手机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前左车门内侧的一个狭窄的皮兜，这个皮兜里放着茶叶、散利痛和我的手机，因为这三样东西我日常生活是离不开的。手机我不说了，茶叶当然也离不开，没有茶叶的日子我会浑浑噩噩，跟游魂一样，脑袋里整一锅稀里糊涂的粥。散利痛也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午睡和午睡不好的下午我会头痛，这痛便会波及颈项及后背，导致后两者铁板一块，连转动颈项都不自然。散利痛是我弟弟推荐给我的，他在我的帮助下读完卫校，后来在一个集镇上开了诊所，当上了乡村医生，为小镇上很多人解除病痛，留下了良好的口碑。有一天，我们都在家过节时，我正好头痛起来，他说，你以后带上这个药吧！他站在母亲床前递给我一盒散利痛。我去外间倒了开水，他又走过来站在我后面忧心忡忡地说，这个药也不能多吃，每次一粒，多了伤肾。我嘴上说知道，但心里却在想，管它那么多，只要能解决眼前的痛苦，管它伤肾不伤肾。果然，十分钟后疼痛就消失了。我如获至宝，这以后便把它放在车里，随时准备着。
我打开手机时，母亲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听上去很响亮，甚至有些兴奋，这使我大为惊讶。我认为母亲的声音听上去应该悲哀才对，如果没有悲哀，起码也应该沉重。但母亲的声音里没有悲哀，也没有沉重，母亲的声音很响亮，并且有一些兴奋。我一时蒙了，我想，我母亲咋会这样呢？我屏住呼吸，把手机紧贴在耳朵上，母亲的声音清脆悦耳，母亲说，你在哪里？你车开出来了吗？你不用去了，死的不是你表姐，死的是你表姐夫。我突然间轻松起来，甚至也有些兴奋。现在，我理解母亲了，母亲没有悲哀甚至兴奋的原因是死的不是我表姐，而是我表姐夫。
我放松下来，调整了一下坐姿。我想，现在我不用去表姐家了，因为死去的不是我表姐，而是我表姐夫，虽然是同一家人，但感觉就是不一样，感觉这东西也真是奇怪，这种差异性就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这其实并不人道，也不人情，但感觉是真实的，发自内心，我们也只能听从于内心。
接下来，母亲的声音从手机里源源不断地涌出来。母亲说自己是上午去的，去的时候还叫上我大妹，车是我外甥阿杰开的，但阿杰没有进村，阿杰把车子停在大路旁的水塘边，蹲在那里看一个老汉钓鱼。因为母亲考虑到，她们这一辈亲戚间的走动延续到我外甥这一辈也没必要，人情多了很沉重，会累人，弄不好还会生出很多事来，所以就稍稍提醒了一下大妹。大妹也觉得在理，外甥阿杰巴不得不进村，对他来说，这种破事是上辈的，况且这哭哭啼啼的场面看了人也难受。所以，就把车停在一边，熄了火开始玩手机，玩了一会又觉得没意思，抬起头来正好看见水塘边有个老头在钓鱼，就走过去递给老头一支烟，蹲下来看老头钓鱼。母亲与大妹到了村口远远的就看见表姐家门口聚了一大群人，她俩走近时，听见有人啼哭，大妹马上受了感染，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大妹小表姐七八岁，年轻时常坐在一起绣花、结篮，所以有不薄的感情。母亲没有，母亲的眼泪大概二十年前都给了我父亲，母亲只是在心底里哀叹我表姐命苦，人生多舛，生命又短暂。她一面感叹我表姐命苦，另一面又在心底里说我表姐终于解脱了，留下这个破残的家让表姐夫去顶着。可等她俩走近时，母亲发现人群里有我表姐后背的驼影。她心里一惊，用手指顶了一下我大妹的腰，因为这个时候我大妹整个人已经软下来了，一副悲怆的样子，母亲是怕她先哭出声音来。因为我表姐后背的驼影已经在我母亲的心里根深蒂固，虽然只是在人群里的一个转身，看到的仅仅是她后背的驼影，但在母亲感觉到的是电光石火。她猛的打了个激灵，在她精神为之一振时，她发现身边的女儿已经软塌下来，所以及时地用手指在她腰间一顶。我大妹转身看了母亲一眼，感觉到母亲在她腰间的这一顶有些莫名其妙，并且分明是故意的。但这一顶控制住了我大妹悲怆的情绪，结果是我大妹没有哭出声来。
其实，关于我表姐的死讯首先是我大妹告诉我母亲，我母亲再打电话告诉我的。我母亲给我打电话时，开口就说，你表姐命苦呵！这声音听着就瘆人，立马让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说又出了什么事？我立马精神起来，这午睡中被母亲电话打醒，本来还犯浑着，但这一下击中了要害，清醒了许多。母亲在电话中长吁短叹了一会后，才对我说了一句：你表姐命没了。我突然间呆了，我想，我表姐怎么会没命了呢？她还不到六十吧！我想问母亲什么原因，但电话里传来的是一阵忙音，我挂了手机，再反拨了几次，但都没有接上。我坐在床上想了好久，我想，我是否应该找个时间去一下表姐家。这天晚上，我才知道母亲的信息来自大妹，因为这天晚上大妹又给我打了电话，大妹说是她首先告诉母亲的，大妹又说这消息是表姐家里人在电话里告诉她的，她当时正在厨房里炒菜，屋里的声音很嘈杂，电话里也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只是告诉她，人已经没了，是从五楼摔下来的，像只大鸟往下飞，直接跌落在门口乱砖堆上，摔碎了十几块黄砖。大妹说自己想问个明白，对方电话挂断了，再拨过去，是忙音，很长时间都占线，后来她就没有再拨了，放下电话便把这个讯息转告了母亲。这一晚我没有睡着，我一直在想着大妹的电话和表姐的死，表姐怎么从五楼跌落下来呢？她到五楼干什么？她从五楼窗口落下还是从小阳台跌下去的？我在大脑里反复模拟着表姐从五楼跌落下来的姿态和动作。后来我迷糊了，我梦见表姐从高楼跌落，穿着黑色衣服，伸开双臂，飞快地向地面扑来，但奇怪的是表姐落地时没有一点声音，她落在地上时早已变成了一只黑色大鸟。黑色大鸟很优雅地落在地上，我惊得张开嘴巴差点叫出来，黑色大鸟转过身来白了我一眼说：神经病。这一骂，我便惊醒了，我在心里说，这是什么梦？这好端端的表姐怎么会变成鸟，这鸟还恶狠狠的骂人，眼睛里还有许多鄙视与愤怒。我躺在床上越想越不明白，越想越糊涂，我突然间不相信表姐从她家五楼上摔下来，去年秋天我因为她孙女的事情去过她家，她家两间楼房在村西口，充其量就是三楼半，上面半楼还是裸着黄砖没有粉刷的，人也根本上不去。从五楼掉下来，这怎么可能？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那个奇怪的梦，表姐怎么会变成大鸟呢？这大鸟的目光又何以如此卑视和愤怒？这愤怒里怎么还充满了强烈的雄性气息？
二
像大鸟一样飞下来的并非我表姐，而是我表姐夫。
表姐夫是从五楼跌落下来的，据说，那天有很大的风。大家都说我表姐夫站在五楼上是被大风吹落下来的，但我表姐不这么认为，我表姐接到说我表姐夫站在五楼上被大风吹落下来的电话时，就满腹狐疑。她想：这不可能，一个大男人，怎么会被风给吹掉下来呢？要是说在五楼的阳台上一脚踩了空落下来，那倒还有可能。我表姐带着满腹狐疑上的车，车也不知道是谁叫来的，是一辆小面包车，开起来咣当咣当地响，等到一路颠簸到镇上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左右了，风也真是有点大，小面包车前排车窗左右两扇玻璃都只能升到一半，就被卡死了，升不上去，这北风呼呼地响，大把大把灌进来，车里的人都冻得脸色发青。但我表姐对冷没有多大的感觉，她只听见窗外呼啸而过的风发出呜呜的尖叫，这叫声老是紧贴着窗口，不停地扰乱她的思绪。她在脑海里反复播放表姐夫站在五楼跌落下来的画面，有的完成了全部动作，直接跌到地上，还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惊得她差点叫起来。但大部分是没有完成的，到了半空就消失了，像是被风卷起的一块黑布，和突然掠过的一只黑色飞鸟。有些画面仅仅是开了一个头，刚跌落下来就不见了，甚至是一个失衡的身姿和一个危险的动作。无论画面如何的支离破碎和杂乱无章，但她始终认为自己的丈夫被风吹掉下来是不可能的，她的直觉让她感觉到事情绝不会那么简单，因为大风不可能来得突然。表姐夫本来就是一个胆小谨慎的人，更何况这几年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使他更加小心翼翼。面包车快接近镇医院时，北风越来越大，空气也越来越冷，把我表姐的脸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车上的人谁也不说话，我表姐的心灵空洞洞的，但她的内心又被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乱成一团。
我表姐冲进医院抢救室走廊时，看见表姐夫被一床印有绿色荷花叶的旧毯子裹着，躺在一扇旧门板上。两边围着很多人，这些人都是送他来的工友。包工头陈道国在走廊里呼天抢地，大叫医生救命。有两个小护士很快从走廊里飞奔过来，表姐没有顾及她们，她一眼便看见人群，所以就直冲过来，围着的人看这架势便知道是我表姐来了，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我表姐看见被旧毯裹着的丈夫脸色幽暗，嘴唇发紫，两眼紧闭，哭声突然间裂帛样炸开。表姐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呼叫着表姐夫的名字。表姐夫极力睁开眼，狠狠地盯着她，嘴角上有了蠕动的迹象，但始终发不出声音来，抖动了几下睫毛后又闭上眼睛。医生来了，表姐夫被放倒在推车上推进抢救室，护士关上大门，表姐抢过去把眼睛贴在门缝中，但里面什么也看不清，只听见有杂乱的脚步声。很多人都坐在手术室外面走廊的椅子上，大家都在说下午的风大得出奇，人也站不稳，五楼风更大，黄砖墙还没有砌好，这过堂风更厉害，呼啸而过。他们在说我表姐夫当时就站在五楼阳台上接运水泥桶，那是个风口。后面的话就断了，没有说下去。表姐两脚发软，几乎瘫在那把淡绿色的塑料椅上，她身边站着儿媳妇姚菊花与孙女阿燕，儿媳妇和孙女扶住她，她才不至于从塑料椅上滑下来。表姐听见走廊里有人在议论大风时，突然想起来，刚才她看见表姐夫颈项上有一圈青紫色的痕迹，浮肿得厉害，跟缚石块的麻绳一样粗细。她想，这颈项上的痕迹是咋搞的？
表姐夫是早晨出门的。昨夜里电视上天气预报说明天下午浙东南沿海地区有大风，平均风力八至九级，阵风十级，已发布黄色预警。表姐夫出门时我表姐就有点担忧。早晨起床时她看见表姐夫坐在床沿一脸沉默，手中的烟灰有一截落在床沿木框上，指甲被熏得发黄。表姐夫还不停地咳嗽，咳得连床也跟着摇晃起来，一枚硬币不知什么时候从他口袋里漏出来，滚落到地板上。他盯着那枚硬币，脸色幽暗，虽然休息了一个晚上，但神情仍然很憔悴。我表姐说，今天你就别去了。表姐夫说不去不行，已经到五楼了，上五楼需要更多劳力，自己是专接地面吊上来的水泥桶，缺了人，劳力就不整齐，速度就会降下来。况且这岗位的活人家新手还干不了，因为水泥桶是用卷扬机吊上来的，吊到三楼以上水泥桶便会晃荡，尤其是有大风的日子。到了五楼，由于位置高，钢索长，晃荡会更厉害，有大风的日子当然更难，要眼准手快，不然就抓不着，水泥桶便会被高高吊起来，那就只好倒车，倒车肯定要浪费好多时间。其实，关键问题还不是这些，关键问题在于地面上开卷扬机的人，他要时刻关注水泥桶到达的高度，把水泥桶送到指定位置，立马停住，让上面的人接得方便。有时候，又没有升到一定高度，上面的人就要弯下腰去拉，这样也很危险，头朝下拉重物人会有昏眩感。所以，水泥桶的位置过高过低都不行。表姐夫忧虑的是地面开卷扬机的老陈是个耳聋者，造这幢房子时，已经有好几次出现问题了，老陈思想老走神，坐在破竹椅上嘴角整天吊着红梅烟，有几次水泥桶吊上去都快升过头顶了，他也不停机器，等上面的人向他扔下碎砖屑时才清醒过来。大家都说太危险了，建议包工头陈道国不要让他再干这活，如果他再干这个活迟早会出问题。陈道国说老聋老陈是他叔，家里穷，没有别的出路，带上他每天挣个百十来元也好，这都跟他干了十几年的活，总不能让叔下岗。陈道国只好教育他几句，这老聋叔有时还会唬着脸，发一些声音，代表他的生气与愤怒。有时还好，会微微笑着，给他递上一支谁也不会抽的红梅。陈道国也想给老聋叔换个岗位，但只有这个岗位最省力气，其他岗位都是重活苦活，只有开卷扬机这个岗位比较轻松，老聋叔都近七十了，当然是干这种活最合适。再说老聋叔也不愿意换岗位，所以，包工头陈道国也没办法，只好经常提醒他要把眼睛盯在水泥桶上，思想千万不能走神。这时候，老聋叔站在包工头陈道国面前会点头哈腰。
三
母亲看见我表姐时，我表姐整个人都已经走样，她头发花白，满脸阴暗，背已驼得厉害，因为有她的噩耗在先，母亲不敢相认，但在心底里还是暗暗吃惊。我大妹也满腹狐疑不敢上前。表姐走过来，拉住我母亲的手说自己命苦。她说自己命苦时，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她说前天夜里就在电视里看到天气预报的，有十级大风，让表姐夫不要去了，但表姐夫说自己会小心的，这初冬的北风都这样健。母亲本来心里发慌，紧张得要命，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她也镇定了下来，她知道噩耗闹了乌龙，死的是表姐夫，而站在她眼前的我表姐是人，并非鬼。一块重压在她心头的石头落了下来，母亲感到无比的轻松。大妹也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在心底里骂电话传过来的声音断断续续，这简直是造孽，一边则暗暗叫幸。母亲和大妹坐下来劝慰表姐，说了一些人死不能复生之类的话后，让我表姐多多保重，这两年交了厄运，儿子没了，孙女阿燕又差点送了命，眼下丈夫又没了，要保重身体，这往后的日子只能靠自己双手了。我表姐点点头，有气无力地吐出两个字：命啊！一边泪水又涌出了眼眶，毫无顾忌地落下来。临别时，表姐带母亲与大妹去看玻璃棺里的表姐夫，表姐夫全身被白布包裹得严实，什么也没有看到，就是被整成一个条形，狭长的一溜。表姐哭丧着脸，说事情还没有解决，两个叔叔与亲戚都认为先不要火化，等赔了钱，了了事，再火化也不迟，这玻璃棺有冷藏效果，五百元钱一天，租来的。我母亲心里格登了一下，想着，看来这事情还在后面呢！
表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给远在北京读书的女儿汇款，我把五千元钱输入女儿银行卡号时，机器一再提醒我注意安全。这时候，我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我接了手机，手机里传来表姐的声音，这声音里还夹杂着许多嘈杂的讲话声和吵闹声，根本听不明白她想表达的意思，我只好挂断手机，看机器中的款项已顺利汇出去了，才走到走廊尽头回拨表姐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好久没有话音，只听见塌塌的脚步声。我正纳闷时，表姐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她说自己刚才被亲朋叔伯围着，这会儿出来了，刚走到三楼的小阁楼。我想，怪不得听她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气喘的样子。我问她什么事?她说你能否来一趟我家？表姐说完后就没有声音了，我知道她在静听我的回答，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一句：有事吗？话一出口，我差点扇了自己一巴掌，连这种脑残的话也问得出来，这天大的事难道不是事吗？我怎么一下子脑袋就进水了呢！我还在心里懊悔时，表姐说，事情很麻烦，在电话里很难说清楚，你来我家当面说吧！我本来也不想麻烦你，但实在没办法，你表姐两个弟弟都是老实人，一个种田，一个捕鱼，连话也说不清楚，小的就知道跟人家去拼命，你表外甥前年又没了，就是在，也白术一个，亲戚当中大多是打工的，都说不了话，也派不上用场，这个时候既要兵更要礼，要先礼后兵，要是兵在前，那就糟了，那会把事情给搞糟的，我想来想去还是你书读得多，头脑好使，所以想让你过来一趟，给我们一家想想办法，出点主意，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群糊涂虫，搞不好还会把事情搞砸，到时候人财两空，还给村里人留下笑话。
放下电话后我在走廊尽头待了一会，我把目光投向窗外，窗外是繁华的城市，高楼鳞次栉比，玻璃幕墙映衬着灿烂阳光，熠熠生辉。远处是大桥，横卧在灵江上，宽阔的白水，远远看去是一抹淡痕。我点上一支烟，对着远处的江水，我想，表姐怎么变得这样能说话，一个农村里的妇道人家看问题竟然如此精准，可惜了，缺乏教育，缺乏平台，让多少像表姐一样脑子拎得清楚的人埋没在民间，成了一介农妇，而又有多少糊涂虫在机关大楼里执行公事，却貌似认真与精干，这真让人啼笑皆非。
下班回家时，我放下提包便与妻子说起表姐的电话。妻子说你表姐命苦，这几年接二连三的致命打击她还撑得住，这并不容易，你还是去一趟吧！按常理本来就应该去看看，安慰一下她的情绪，明天我单位还有个卫生检查，走不开，不然，我请个假与你一起去。
第二天很冷，早晨起来时就听见北风呼啸，打开窗子，空气中弥漫着凛冽的气息，妻子让我穿上呢大衣，还给我围上一条厚厚的羊毛围巾。车过大桥时，我看见江面上满是蒸腾的水汽，田野中有许多小水坑都已结了冰，被早晨的太阳一照，反射着炫目的光芒。乡下的村庄很乱，黄墙白墙错综复杂，道路高低不平，建筑垃圾随处可见，河道里浮着许多垃圾，在河水中发黑腐烂。快到村口时我怕找不到表姐家，就给她打了个电话，让她到村口来接我。她在电话里听见我的声音，情绪十分激动，好像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给了她莫大的惊喜，她可能以为我来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她见到我打开车门时，竟然暂时忘却了丈夫死亡的悲痛，脸含笑意来迎接我。而我见到她的一霎那呆住了，两年不见，表姐已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连身体都佝偻了，手脚动作也略显生硬。我真没想到岁月如刀，刀刀入骨，一个女人，一个家庭如何经得起这样接二连三的生死摧残。走出车门那一刻，一阵冷风袭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我握住表姐迎上来的手，发现她的手又冷又硬，已经生起了冻疮，而且还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话还没有开口，表姐的眼泪便夺眶而出，她放开一只手，用另一只手粗糙的手掌抹了一下眼泪，随手便擦在衣襟上。
我还没有坐下来，表姐夫的两个弟弟王道德和王道亨就跟着进了门。我以前没见过他俩，我只见过表姐夫，也只听说表姐夫还有两个弟弟，一个种田，一个捕鱼。他俩进门时，走在前面的我便猜着了几分，因为他与我表姐夫长得极像，尖嘴猴腮的，都留着八字胡，胡子很乱，像秋天里的一把野草，疏朗而寂寥，还泛着淡黄色的光。跟在后面的男子要年轻许多，阔脸大耳，熊腰虎背，理了一个整齐的小平头，皮肤黝黑。表姐弯下腰，拉过饭桌前的长凳，让我在饭桌前坐下来，一边对我说，这是道德叔和道亨叔。一边又对道德和道亨说，这是我表弟，亲舅舅的大儿子，在市电视台工作。道德和道亨都说辛苦了，这大老远的让你跑一趟，年关快到了，你们电视台的工作肯定也很忙。我说，还行还行，你们坐吧！我们坐下说。道德与道亨坐在我对面，表姐给我们三人每人倒了一碗白开水，我喝了一口，开水已经没有多少热气。道德看来比道亨老多了，烟瘾也大，刚灭了一个烟蒂，嘴里马上又叼了一支烟，烟含得很深，纸卷都湿了一大截。刚才进门时他还在哼哼什么，好像很生气的样子，我也没有听懂。道亨一直没有说话，但眼光里有一种愤恨的力量。表姐还没开口说话，眼泪便先涌了出来，表姐顺手用粗糙的手掌在脸上一抹，泪水不见了，但眼圈还红着。道德重重地吸了两口烟，把湿了一大截的烟卷夹在手指间，抬头看了我一眼，忧心忡忡地说，听说事情很复杂。我没有说话，我只是想听他说下去，但道德没有说下去，只是低下头唉声叹气，流露出一脸的无奈。坐在边上的道亨侧过脸，鄙夷地看了他两眼，硬邦邦地说，难道白死不成？这天下就没有皇法了吗？好歹也给它来个鱼死网破。道亨的话干脆利落，又有力度，掷地有声。我想，这个也必需的，总要有人唱白脸，也要有人唱黑脸，否则，这种事情就很难妥善解决。站在一旁的表姐说，二叔先不要急，我们今天请表弟来目的是先商量，明天到办事处坐下来解决时怎么个提法。道亨见嫂子这么说，就不再说话，但脸上怒气未消。表姐说话时一直在看我，我在心底里已猜透了几分，表姐是想让我出场，让我代表受害方的亲人讲话，这个我一踏进院子时就明白。刚才进院子时，表姐没有直接把我让进屋，而是把我引到表姐夫的水晶棺前，水晶棺放在竹篾搭起来的凉棚里，表姐低着头领我进去，我弯着腰进去时，看见水晶棺里的表姐夫已经条形状，从头至尾被白布裹着，什么也看不见，直挺挺地躺在那儿。我看见一根黄色电线孤零零地从顶棚垂下来，下面挂着一个泛黄的灯泡，荡在表姐夫胸口上方，灯泡泛着微弱的光。表姐夫头顶正前方放着他的遗照，遗照放在竹椅上，遗照里的表姐夫很黑，很瘦，颧骨膨突，双腮凹陷，目光无神，头发凌乱。我真无法想象生活竟然会这样折磨一个人，这几年接二连三的打击已经把他逼到崩溃的边缘，这下好了，表姐夫也解脱了，留下的是表姐，这个家庭的重担竟然会落到一个衰老的女人身上。要是她儿子不出事，现在还可以挑起重担，如果孙女阿燕没问题，这个家庭也还有一丝希望。但该挑重担的儿子没了，早两年不知为什么，昏了头，竟然从四五十米高的大桥上一跃而下，落入滚滚江水中，至今也找不到尸骸，不知是陷入了江底泥沙中，也还是被潮水带到大海里。孙女阿燕本来也好端端的，一个文静漂亮的姑娘，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废人，整天捧着手机看抖音，还经常喊头痛，痛得难受时捧着头躺在地上打滚。有时打完滚站起来，小便已经失禁，房间里便弥漫着一股躁气。我正在想着表姐家这几年的不幸遭遇时，表姐把手里的三支清香递给我，我点燃后对着表姐夫遗像虔诚地拜了三拜，然后插在旁边的香炉里。这时候，表姐突然哭着对表姐夫的遗像说，死鬼啊！今日我把我表弟给你请来了，你有冤有屈要托个梦，我表弟一定会帮你申冤。
四
从表姐家出来前，我让表姐把阿燕喊来。表姐问我喊阿燕来干什么？我说，你们不是说表姐夫颈项上有一个紫黑色的圈痕，有可能是被卷扬机的钢索打的吗？你说照片是用阿燕手机拍的，保留在她的手机里，所以我想看看这张照片。表姐见我这么说，很快便把阿燕叫过来，阿燕看我的目光有些混沌，反应也有点迟钝，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应该聪明伶俐，思维活跃，反应敏捷，但阿燕的状态却令我失望。我想，也许是去年那件事刺激后留下的后遗症。阿燕把手机里表姐夫的遗照发给我，我看她发照片时感情也很寡淡，没有一丁点味儿，仿佛这死者不是她爷爷，她既不悲伤，也不害怕，发完后也没有抬头看我一眼，便走开了。我看看她背影，感觉到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不应该这么胖。我回过头来打开手机画面，看见的画面是一截颈项和半个头颅，颈项上有一弧青紫色的浮肿，比大拇指还要粗。照片中头颅只有半个，最上端也见不着眼睛，但可以看见两爿浮肿的同样青紫色的厚嘴唇和拉碴的胡子。
回来时已经过了中午，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办公室，放平简易沙发躺下来，但始终无法入睡，耳边老是听见表姐的哭声和哀叹声，满脑子全是关于表姐夫的画面，还有表姐夫两个弟弟道德与道亨的无奈与愤怒。睡不着，我索性思考起明天的调解我应该如何去表达死难方的意愿？应该分几个方面去陈述？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应该用怎样的口吻去表达？用道德或道亨的态度肯定都不行，都会把事情弄糟。当然，至关重要的是如何赔偿？人死不能复生，剩下的是家人如何生活下去？这与赔偿数额大小息息相关。这一想，吓了一跳，我压根儿不知道这样的死亡事故应该赔多少才算合理。如果明天狮子大开口，要价离谱，那不但不好收场，反而会把事情弄糟；如果说少了，那会被表姐与她的叔叔们唾骂，我不但帮了倒忙，事情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我突然想起陈一敏来，陈一敏是我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进了市司法局，后来离职下海，在回浦路租了三间房子创办了新光律师事务所，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生计，这几年接触并不多，但在同学之间流传的，他已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我想，我是否应该去陈一敏那里走一趟，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死亡事故赔多少钱才算合理，是否有相对规定的数据？它包括哪几方面？再说先走一趟也好，万一明天调解不成，说不定还会起诉，打起官司来。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也只好委托陈一敏来当律师比较妥当，一个因为他是我高中同学，二是他的新光律师事务所已经有些名气，他是当家人，别人找新光律师事务所来打官司，大多也是冲着他来的。
五
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醒来。
出门时，天气十分寒冷，妻子让我穿上黑色呢大衣，说是保暖。我说羽绒服不是更保暖吗？妻子说，羽绒服不行，虽然保暖但不适合这种场合。我知道妻子说的场合，指的是我要参加表姐夫的事故调解会。我穿上黑色呢大衣，妻子又取来那条蓝色条纹领带替我结上，我站在穿衣镜前，感到自己精神了许多。
调解会设在办事处，办事处大楼离周围村子有两百来米，孤零零的两座房子与一圈围墙。我到时，大概提前了半个多小时，双方都还没有到场，我只好坐在车里，闲着无聊，我又把上午要陈述的内容回想一遍，这些内容我都写在本子上，但为了讲得好，达到满意的效果，我还是基本默记了下来，写在本子上是为了以防万一遗忘了。或者是临场紧张，讲漏了重要条款，所以，为了有备无患，昨夜就把它写在本子上，睡觉前又反复默记几遍。早晨起来时，妻子还说我昨夜说梦话了，说精神损失费什么的。我听了，觉得自己真的有可能讲梦话了，我本子上是有写着精神损失费这一条，但我压根儿也想不起来自己昨夜做了梦。我感觉自己昨晚躺下去就天亮了，但妻子说这梦话说得不含糊，听起来清晰得很。
我默然回忆了一遍本子上的内容，发现还有几条没有记住，赶紧打开包里的本子，反复看了几遍，又合上本子在心里默念。大概过了二十多分钟，要来的人都陆续到场了，我不知道谁是我们一方的，谁又是对方的人，我只认得表姐一家的。又过了几分钟，表姐一家的人来了，有二三十人，不知道哪来的叔伯与亲戚，基本上都是青壮年，人人都铁青着脸，这肯定是被北风吹的，因为，他们坐的是一辆大卡车。其实，也不是坐，而是站，因为大卡车上根本没有坐的位置，只能是站着。这冬天的早晨，本来就寒风凛冽，站在大卡车上再被刺骨的寒风一吹，所以人人都脸色发青发紫，有人连鼻涕也冻出来了。但奇怪的是清一色的男人，表姐、表姐的儿媳妇姚菊花和孙女阿燕都没有来，道亨与道德当然都来了，我看见道亨第一个从大卡车上跳下来，动作十分敏捷。道德是最后一个爬下来的，还有人搭了他一手，道德的精神状态不好，始终是萎靡不振。其他人都生龙活虎跳下来，动作迅速、轻捷，但我都不认得。我从车里出来时，道亨大步迎上来，他没有想到我这么早就在这里等候，我说我也刚刚到，道亨向我介绍了几位亲戚，又把我介绍给大家，道亨说我是市电视台的，大记者，是大嫂的表弟。我看出来，大家有些兴奋，有几个还咧开嘴，以为我是大救星，大家又都叫我表弟，也有人叫我记者表弟。我向他们摆摆手，表示一种意思。我向他们摆手的时候，道亨突然快步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指着人群中一位年纪与道德相仿的又瘦又矮留着稀疏小胡子的人对我说，这是我们村里的胡村长。我知道道亨的用意，快步走过去握着胡村长瘦硬的手说，胡村长好，胡村长好。胡村长显然有些慌乱，握我的手在颤抖，低声对我说，表弟，都拜托你了，我们农村人没文化，讲话不厘清。胡村长说话时嘴唇微微有些颤抖，那浅黄色的稀疏的小胡子在我眼前晃动。
进了会议室，两方人马都安顿下来，我们的人都坐在靠南边的位置，对方来的有十几个人，坐在北边的地方，东边是包工头陈道国，也就是表姐夫的雇主。办事处里的领导都坐在西边，有三个人，王主任，项副主任和办公室小朱。因为事故双方是同个办事处的人，所以大家都有点认识，气氛也不是特别紧张。王主任问双方村长都到了没有，双方村长都站了起来，对方村长很高大，也年轻，可能还不到四十，穿一件红色羽绒服，一脸的红光。我知道王主任早就看见了，这样问无非是一种仪式感，这种调解必须双方村长在场，既作证人，有时也是各自一方的代表人，更多时候是双方各自一方的调定人，他们出场当然会记录在案，等调解结果出来时，双方村长还会作为在场证人签字，以备后患。王主任又扫了会场一眼，问事故双方主人和包工头陈道国是否到会，双方村长都说到会了。陈道国也站了起来。陈道国脸色疲惫，眼圈青黑，分明是昨晚没有睡好
王主任见双方和包工头陈道国都已到会，宣布调解会正式开始，请项副主任先宣读会场纪律。我知道这是对双方情绪的一种约束，当然更多的是对受害一方情绪的管控，也是确保会议正常进行的一种手段。项副主任正襟危坐，清了清嗓子后宣布了几条纪律，我听得最清楚的便是不得大喊大叫、抢话，不得争吵，更不得谩骂、讽刺和恶意攻击对方，绝不能动粗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一旦出现，视情节轻重，将被驱逐出会议室。项副主任表情严肃，口齿清晰，声音洪亮，一时把我们都给镇住了，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乡镇干部在处理问题上还有这一套本领。项副主任这一番讲话后王主任又强调了几句，然后扫了会场一眼说，首先请受害方家属代表发表意见，在受害方家属代表发表意见时，其他人要认真听取，不得插话。我坐在最中心位置，右边是胡村长，左边是道德，道亨坐在胡村长旁边，胡村长的对面是穿红色羽绒服的对方村长，挨着村长与我正对面的是一位老男人，清瘦的脸，眉毛浓重，目光深䆳，头上戴着黑帽子，脖子上还围着一条黑灰色羊毛围巾。道德拉拉我的衣襟，把头埋在桌下说，坐你对面的就是屋主陈良炳，教书先生。我从公文包里取出本子放在桌上，把目光投向主席台，开始我的陈述：
王主任、项副主任并各位，现在，我代表死难一方家属发表意见，不对地方请各位领导指正，有遗漏之处请我方家属再作适当补充。
一、明确雇佣关系
死者王道明从2015年9月13日开始至出事当天，即2019年12月15日，共四年零三个月加两天，一直为包工头陈道国雇工，从事泥水工重体力劳动。
我话音刚落，坐在东面的包工头陈道国往地上重重地啐了一口痰，又掏出一盒烟，啪的一声扔在桌上。我感觉到王主任两道目光直逼过去，包工头陈道国极不自然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燃后叼在嘴角上，狠狠地吸了两口后，又把头埋在胳膊弯里。王主任把目光收回来，投向我，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让我再说下去，因为刚才我停了下来。我接着说：
二、事故性质
这是一起明显的责任事故。
我停了一下，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从余光中看了对面一眼，对面的人都很安静，没有多大反应。我又接下去说：
第一，施工人资质存在问题。根据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农村建房两层或两层以上，施工人必须具备建房资质证书。本次事故在五层发生，建房施工人没有建房资质证书，不应该承接五层建筑工程；房主在明知道施工人没有建筑资质证书的情况下，把五层建房工程承包给施工人，这两者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看了对方一眼，对方仍然沉默，穿红色羽绒服的村长猛吸了几口烟。
第二，施工设备存在问题。在施工中，用于传送水泥桶的卷扬机钢索断裂，钢索断裂后，回力打在死者王道明的颈项上，造成死者王道明失去重心，从五楼跌至地面，落在黄砖上，致死者王道明脑颅严重出血而死亡。
说到这里，我停下来，从包里抽出医院关于死亡报告的复印件和阿燕发给我照片的彩色打印件。我把资料举起来向在座的人示意了一下，转向西边主席台稍作停格后又收起来放回包里。这时候，我听见会场上有低声的议论，我没有理会。
第三，施工过程中，操作人员严重失职。据现场同为泥水工者目击，当时盛满水泥沙灰的铅桶已被卷扬机送至五楼，铅桶在大风中晃荡，卷扬机没有及时停止操作，钢索绷紧，发出刺耳噪音长达数分钟，操作人员仍然蹲在地上抽烟，没有发现危险情况，最后造成卷扬机钢索断裂。卷扬机钢索断裂后，回力击中王道明，致使王道明从五楼跌落到地面，据同为泥水工者透露，卷扬机操作人员现年68岁，系农民，没有上岗证，且两耳严重失聪。
说到这里时，我听见会场上很多人在窃窃私语，我没有停顿。
第四，现场抢救不力。当死者王道明被断裂的钢索击中，从五楼跌落到地面时，包工头陈道国本人不在现场，屋主没有及时施救，慌乱十余分钟后才打医院求救电话，女屋主在慌乱中给死者王道明喝下一碗凉水。此时死者王道明意识尚存。
三、态度与要求
第一，遵从有关法律、法规及地方性相关条例。
第二，明确这是一起严重失职的责任事故。
第三，出台该事故始末调查报告及事故调解处理报告，该报告须经三方联合签名。
第四，赔偿。一、死亡赔偿费16.2万元。依据相关法律条文，一般以80岁为限计算，死者王道明现年62周岁，故赔偿年限为18年，按本市上一年农村人均收入9000元计。18乘9000，即16.2万元。二、丧葬费。一般为2万元。三、精神损失费5万元。四、直系亲属误工及差旅费1万元。五、遗属生活补偿6.3万元。其理由是：死者王道明为家庭主力，其配偶无职业，无经济收入。死者王道明配偶赵兰香，现年59岁，相关法律条文中规定按80岁为计，共21年，按上一年本市农村收入人均9000元计算，21乘9000，计18.9万元，考虑到各方家庭负担等因素，自动减免三分之二，即减免12.6万元，要求补偿6.3万元。死亡赔偿费、丧葬费、精神损失费、直系亲属误工费及差旅费、遗属生活补偿费，五项经费相加，共计30.5万元。故，要求赔偿死难家属总金额为30.5万元。
第五，付款方式及时间。要求事故调解处理报告出台签字当日付20万元，余下10.5万元在死者出殡前一日付清，付款时，双方村长在场见证。
我又呷了一口茶，稍作停顿，很快扫视了全场一眼，大家都默不作声，坐在对面的屋主陈良炳注视着我，目光深邃，脸色凝重。王主任正低头与项副主任嘀咕着什么。我又接下去说。
四、最后说几句
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屋主没有到医院或死难者家里安慰、道歉，爱抚死难家属情绪。作为死难家属和亲属，我们表示强烈的不满。
对王主任等领导在第一时间到事故现场了解情况，安慰死难家属，表示感谢。我们认为，王主任等领导在态度上是积极的，行动上是迅速的，工作上是有效的，我们表示满意。对于王主任、项副主任与有关领导的积极协调，我们表示感谢。
不当地方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不足之处或有遗漏地方请我方家属、亲属再作适当补充。
我讲完话，回头看了一眼左右和后排的几十位家属和亲属，大家都显得很精神，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我也觉得自己已经把话讲开了，也讲透了。自己的讲话有依据，摆事实，讲道理，既突出了重点、要点，又兼顾了全面，在充分运用法律武器的同时，又讲世间人情与道德，有对对方表达严重不满的情绪，也有对在场领导高度重视的感激之言。
我呷了一口茶，抬头看了一眼对面，坐在对面的人都呆着，只有屋主陈良炳若有所思，但他脸上的表情变化极其细微，要不是面对面，那是很难觉察出来的。
我扭过头看台上，王主任示意对方代表发言，穿红色羽绒服的村长用手不停地在头皮上搔痒。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坐我对面的屋主陈良炳，陈良炳依然不说话，只是把目光投向面前从茶杯口中冒出来的热气。沉默了好久，王主任又问包工头陈道国有无什么意见，陈道国气呼呼说自己脑袋都装满了，理不清楚。王主任与项副主任侧身耳语了一番后，宣布会议先暂停，让屋主陈良炳一班人与包工头陈道国去西边会议室议事，让我们在原地等候休息。道亨与道德忙着给胡村长及各位亲戚扔烟，一时间会议室里烟雾腾腾。房间逼仄，我受不了这混浊的空气，从会议室出来想到楼下空地上转个圈，呼吸一下清新空气。空地上空气凛冽，寒风习习，虽然脑子里一下放空，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但只能是小憩，不得久留，逗留了几分钟，我又回到屋里，站在走廊门口，理一理思路，准备下一场交锋。我估计事情不会很顺利的解决，一定会有麻烦，对方就责任分摊与经济赔偿方面一定会提出异议，这从屋主陈良炳的沉默，穿红色羽绒服村长的不满和包工头陈道国的情绪上都可以看出来，如果他们提出其他方案，那我将如何应对？昨晚我已与表姐电话沟通过，也与道德和道亨通过气，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预设了经济赔偿底线，但绝不能破了这道底线。有了这道底线，我们的目标就清晰了，我也有信心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我知道道德软弱，他不会拿主意，也不会坚持意见，表姐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初中毕业，也没见过世面，遇到这种事也六神无主，唯有道亨，他情绪激动，可能会死尅对方。所以，昨晚电话中我反复强调农村里有十赔九不足的道理，人死已不能复生，一定要本着以事情妥善解决为出发点，赔偿经费只要相对合理就接受，不必斤斤计较，况且多了几万元赔偿费，也无法使他哥死而复生。道亨开始默然不语，后来总也算听进去了，电话里他跟我说轻重自己知道，一切都听我的，让我作主，全权处理这件事情。我说事情如何进展我们也无法预料，除了有这个心理准备之外，还要互相配合，强弱得当，因为我们是受害方，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他在电话中说自己知道，我知道他已明白了我的态度。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有人在楼梯上喊我，我上楼后他们告诉我，对方死活没有态度。这怎么可能，我想。难道他们就默认这个数字？这不可能，况且他们两家也要分清责任，明确具体赔偿金额，否则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问道亨是怎么知道的，道亨说是我们的人站在门外偷听了，他们透过门缝，看见里面的人都沉默不语，王主任与项副主任反复劝导他们积极协商，各方都要摆出良好态度，只要人在，钱是会挣回来的，不必斤斤计较，死人是天大的事，要站在受害家属一方多想想。两位领导话都说得很妥帖，双方就是不吭声。道亨一边说，一边盯着我的脸。我估计自己脸色很难看，我知道对方不表态并不是好事，我们虽然提出这个赔偿额度，但心底里还有一些空间，我早已给表姐和道亨他们灌输了“十赔九不足”的道理，留一些周旋余地，以便早日解决这个棘手问题，也让死者早日入土为安。但涉事对方都不表态，那事情就无法解决，下一步棋该怎么走下去？
偷听到的消息是准确的。这时候会议室门打开了，我看见王主任与项副主任从会议室出来时脸色凝重，神形严肃，跟在后面的人谁也不说话。大家又都重新回到会议室，王主任见大家都坐定了，用严肃的目光迅速扫了一眼会场，然后宣布第一次调解会到此结束。
六
回到家里已是傍晚。车过大桥时，我远远看见一片辉煌灯火，我下意识打开手机，发现有两个未接电话，都是妻子打来的，因为我用的是静音，所以没有听见手机响铃的声音。正想回拨时，手机震动了，又是妻子打过来的，问到哪里了，是否在回来的路上？我说马上到了，已看见自家的灯火。电话一下便被搁断了。
晚饭后，妻子走进书房，我正木讷，回想今天调解会过程，检点自己讲话中有无不妥之处。妻子推开门时见我正木讷着，问我事情进展如何？我说说不准，调解会开得蛮好，道理也说透了，具体要求也明确了，但最后对方没有表态，所以调解也没有结果。妻子说，我们这一方是无辜的，是受害方，问题在于对方，对方是工程承包人与造屋主，关键是这两者之间要明确责任比例，这样才能落实到具体赔偿上，如果对方双方责任比例不明确，事情就得不到解决。我抬头看了妻子一眼，妻子依在门框上，暖和的灯光下她一脸自信。我在心底里佩服这个女人的厉害，她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要害。其实，我心中也十分明白，我们受害方提出的具体赔偿金额，是需要对方双方共同承担的，并不可能靠一方来承担，包工头陈道国虽然承包了建房工程，在建房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理应承担全部责任，但屋主所造房屋高度已经超过了包工头陈道国所拥有的资质标准，在没有验审承包人资质的情况下盲目发包，所以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至于这两者之间的责任比例，法律条文上也没有明确规定，只能坐下来协商解决。我们受害方提出来的赔偿款项，双方均不贸然表态是可以理解的，谁多谁少当然无法确定。但责任双方的比例谁去确定呢？这是一个首要问题。我们受害人这一方没有发言权，而是要靠对方双方坐下来商榷的，如果对方双方都沉默不语，那事情就无法解决。对方双方可能也在打心理战，谁先主动，谁在责任分摊谈判中就失去了主动权，如果这样刻意回避，那事情就得不到解决。那赔偿呢？受害人的后事呢？受害人的后事无法料理，那停在临时棚中水晶棺里的表姐夫的尸体咋办？想到这里，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我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一场危机，现在也无法抽身而去，只有竭尽全力，妥善处理好这场事故，才会解脱自己。如果狠心抽身，那如何面对这些弱者们哀求的眼神，如果我狠心抽身，那我在亲戚朋友面前将名誉扫地，永远无法抬头，这几十年惨淡经营下来的形象将会轰然倒塌，这倒的不仅是一个读书人的面子与自尊心，轰然倒塌的是一种读书人的精神。
这一晚，我想了很久。在书房里踱步思索，躺在床上也久久不能入睡。当然，我想的不是抽身，而是如何妥善解决这个棘手问题?我想了大半夜，依然是不得要领。妻子半夜里醒来，见我仍然没有睡下，靠在床头，独自沉思，就咕哝着说，想什么想，想不好的事情就不要想，想多了也是白想。我知道妻子说的当然没错，但话说回来，思维也不是能让它停下来就停下来的，这也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躺下来很久，意识才开始模糊起来，后来也就睡着了。
七
连续几天都没有接到表姐的电话，我有些纳闷。我不知道表姐夫的事情解决了没有？如果事情解决了，表姐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是如何解决的？是否已拿到第一笔款项，如果没有解决，那事情是否有新的进展，或者有无出现什么新的情况。我几次想打电话问表姐，掏出手机，但都没有拨出去，我怕我听到的又是不好的消息，怕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以致陷入泥潭不能自拔。既然表姐没有来电话，我也不主动打电话，以便淡化此事。正好这几天忙着要评职称，找资料、填表格，复印各类获奖证书与发表过的文章，忙得不可开交，我便有意无意把表姐夫的事情搁在一边。其实，话说回来，作为一介书生我也无能为力，能解决问题的还是在于基层组织，关键在于当地办事处领导的重视与努力。
电话是有人晚上打来的。表姐来电话时，我正在书房里盯着电脑填写职称评审表，我看见手机屏幕上的来电显示，知道是表姐电话，心里忐忑不安。表姐在电话里不停地叹气，说事情卡住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问她这两天有无催过办事处领导？她说办事处她去了，与道亨叔一起去的，但两位领导都不在，问过办公室，办公室的人说王主任去外地招商引资去了，要引进什么企业，项副主任去市里开什么表彰会议，遇见对方驻村干部老张，老张当时站在空旷的院子里不停地抽烟。老张是看见她俩从大门口进来的，但当作没看见。她俩找了领导，领导不在，办公室的人才指点她们，说老张是对方村的驻村干部，可以问问他。我说那你们问过吗？表姐说，问过了，老张告诉她们，坐是坐下来调解过，就在办事处第一次解决事情的当天晚上，王主任让包工头陈道国与屋主陈良炳来过办事处，老张作为驻村干部当然也参加，老张说自己不但参加，连这两个人也是自己通知他们来的。我说，那结果呢？表姐说，老张告诉她俩说，双方认识不到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屋主陈良炳说自己建房前与包工头陈道国有过口头协议，这次造两间五楼包清工给陈道国，工费共19.8万元，时间是四个月，屋主自己提供所有建筑材料，其他一律由包工头陈道国负责打理。陈道国说，有过口头协议是事实，但当时他提出过安全问题时，陈良炳脸上很不高兴，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好日子要讲好话。陈道国说自己见对方这么忌讳，就放在心里不再言语，所以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屋主陈良炳说，自己建房工程是包给陈道国的，各类工匠都是陈道国一人叫来的，工资也由陈道国所发，这件事应该由包工头陈道国负责解决，与他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但包工头陈道国说，这样意想不到的事谁也无法承包，早知道要出这样的麻烦事，自己打死也不会承包的。他所承包的只是建造两间房屋的工程，并不包括在房屋建造过程中的人身安全问题，况且在口头协议时，他也曾提出过此事，但因为造屋主的忌讳没有深入讨论，没有明确风险责任比例，所以造屋主方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包工头陈道国还说自己带的泥水班没有建造房屋资质，按国家农村建房相关规定，只能建造两层以下房屋，屋主陈良炳要求建造的是五层楼房，所以，自己也不应该承包，屋主陈良炳更不应该发包，明知道把建房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包工头，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表姐重述的语言有些啰唆，但我还是听明白了，肇事双方在互相推诿，双方都在寻找有利于自己这一方的理由。作为屋主的陈良炳他确凿是把工程包清工给包工头陈道国，各类工匠以及小工都是由包工头陈道国雇用的，工资也由他所发，屋主陈良炳只限与包工头陈道国之间发生关系，其他一概事情的确与他无关。但作为包工头陈道国来说，自己没有建房资质，却承接屋主陈良炳建造五层楼房工程，屋主陈良炳事先是知道的，再说在双方口头协议时自己曾经提及过安全顾虑，但屋主陈良炳不但没有明确意见，还面露愠色，导致双方没有就此事积极协商，也没有预案。所以，屋主陈良炳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从双方言辞中可以看出，屋主陈良炳态度更加强硬，而包工头陈道国态度比对方要缓和许多。就这件事来说，屋主陈良炳目的是想完全撇清，与自己无关，而陈道国既承认事实，也讲出了理由，这样的理由也完全成立，让屋主陈良炳承担相应的责任也无可厚非。
放下电话前，表姐补了一句说，屋主陈良炳最近在外面放话，开卷扬机的老陈是个耳聋的老头，他听不见五楼的叫声，没有及时拉掉电闸，是卷扬机钢索被拉断后出的人命。
我想，果不其然，表姐夫不是自己从五楼摔下来的，也不是被什么大风吹下来的，是被断裂的钢索给打下来的，这钢索被拉断后，回力打在表姐夫的颈项上，人失去平衡，才从五楼跌落下来。这不是一般的意外事故，这是一次严重的责任事故，当然，责任首先在于当事人老陈，是他工作的严重失职。但老陈年龄大，又是耳聋，不适合这种岗位，只能适合挑沙、搅拌水泥之类的活，包工头陈道国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工作让老陈来干？这完全是包工头陈道国的错，是他安排工作缺乏合理性，也埋下了事故隐患。当然，屋主陈良炳这样放话，其目的也很清楚：这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假如换一个正常的人，会适时切断电源，卷扬机钢索就不会被拉断，人也不会从五楼被打落下来。既然是责任事故，就应该完全由责任人来承担后果，这个责任人不管是开卷机的老陈，也还是包工头陈道国，都与屋主陈良炳无关。
八
上午难得好天气，阳光从外面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人身上暖洋洋的。我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了一会，又理了一下近期工作条目，写在台历上，以免遗忘。做完这一些已近十点，想起评职称的资料还没有整理好，又把四五个档案袋搬出来放在桌上，对照文件上的条目逐一翻阅、比对，看看还要补充哪些资料。这时候，张副台长来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说有事找我。张副台长是主管我们文艺部的头，我这一摊所有工作都是由张副台长分派的，我估计张副台长又要来什么新任务，赶紧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笔记本去张副台长办公室。张副台长办公室房间很大，南面是整个落地玻璃大窗，靠窗边摆了一张小茶桌，阳光倾泻进来，明晃晃的耀眼。张副台长坐在台前已泡好茶，指着公平杯里的茶汤说，你看这茶汤还不错吧！二○○六年的下关沱茶，汤色就是透亮，真正的琥珀色。张副台长边说边捡起公平杯，把茶汤注入两个精致的粉青色的汝窑杯，我端起那个精致的粉青色的汝窑杯抿了一口，发现这茶汤绵厚，纯正，爽滑，我说这真是一款好茶。张副台长说，好在哪里？你说说。张副台长说话时眉开眼笑。我说六个字：绵厚、纯正、爽滑。张副台长立马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知音啊知音，想不到你老兄给这款茶正了名，我给单位里几个中层都品过，他们都品不出好处来，还说有一股浊气，真是明珠暗投，今天你来了，就是不一样，不愧为大才子，懂行，点到了这款下关沱茶的灵魂，以后多多来喝，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张副台长一边倒茶一边让我坐下来慢慢聊。我说我也是乱猜的。我一边说，一边在张副台长对面坐了下来。张副台长又在紫砂壶里注了沸水，不经意间问起我评职称的事来，我说我评了中级已经六年了，按理论计算，去年就可以评副高了，但去年单位里没有副高名额空缺，不能评。今年何广元同志退休了，应该空出了一个副高名额，我想争取一下，毕竟这六年来业务上也有一些成绩。张副台长手里拎着公平杯给我续茶，嘴上应和着说，时间过得真快，六年一晃而过，当年我还在办公室当主任，这章还是我给你盖的，资料也是我们办公室送到人事局的。我说是的，谢谢领导关心，这次又要您关心了。张副台长笑笑说，听说为民今年也想报副高。张副台长虽然轻轻一说，我却为之一震。蒋为民今年报评副高是我始料不及的，在我印象中他应该比我晚两年评的中级，按时间而论到今年还差一年，应该是明年才能报评，因为，省里文件规定是满五周年才能报评的。我犹豫了一下，喝了一口茶，心情复杂起来，这口里的茶水有些苦涩，根本没有刚才绵厚、纯正、爽滑的感觉了。
蒋为民是一套的人，他是“为民讨说法”栏目负责人，这个栏目起始于三年前，旨在为老百姓说话，目的是揭露一些社会阴暗面，反应底层人受欺压的现象。刚一推出，便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蒋为民做节目用心用力，节目题材典型，抓问题准，有力度，质量也做得高，收视率爆棚，市里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作过批示后，“为民讨说法”这个栏目做得更加有声有色，影响渐渐大了起来，有一期节目还在全省行业评奖中获得大奖。这一档节目一直以来都如日中天，我们电视台也经常门庭若市，老百姓有什么冤枉的，受欺压的，不平的事全都到电视台来找蒋为民，纷纷要上“为民讨说法”。蒋为民虽然荣光无限，但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去年台里来了新领导，看台里广告业务江河日下，忧心忡忡地说，要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尽量少挑刺，多表扬，积极促进社会的全面和谐。“为民讨说法”栏目播放也从每星期五次改为每星期三次，蒋为民也有点疲软下来。但他今年要申报副高职称，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不过，他有省里大奖在手，可以破格，提前一年报评，这也是原来文件里规定允许的。我不知道我俩这次同时报评张副台长是怎么看的，台里主要领导又是怎么看的，我俩究竟会鹿死谁手？
这一夜，我辗转反侧，又失眠了。
九
老陈来找我了。
老陈是腊月二十晚上来找我的，与他一同来的还有我表姐的儿媳妇姚菊花。
因为春节临近，台里又要举办春节文艺晚会。这是老习惯，每年都得举办，节目一般都到腊月二十六、七才录制，大年三十播放，初一、初二、初三再循环播放。这时候人都赋闲在家，没事儿就嗑嗑瓜子看看电视，当然也看看地方上的春节文艺晚会，更让人惦记着的是地方台的方言相声、小品，题材都出自老百姓身边的生活，故事距离他们日常生活近，再加上方言的风趣、幽默和易懂，老百姓非常喜欢，收视率居高不下。收视率高，领导就很重视，因为这就意味着广告收益好。领导一重视，我们就会很累。所以，这星期来，我每天都起早摸黑的工作，有时也会忙到深夜。颈椎又疼痛起来，颈项硬硬的，转动起来也不大方便，坐在椅子上，腰也要陷下去了，再加上表姐夫的事情还悬着，职称申报也没有最后定夺。我觉得压力山大，妻子也说我这些天来消瘦了许多，脸色青黄，两眼凹陷，还拉碴着胡子。
老陈是腊月二十那天晚上来我家的。那天晚上北风呼啸，很冷，我回到家里已经九点多。我进门时妻子冷冷地对我说家里有客，我说谁来了，妻子呶呶嘴说，菊花，你表姐家的。我脑袋里嗡了一声，有些晕乎乎的，我不知道姚菊花来我家干什么？表姐夫的事情都是表姐在料理的，姚菊花一直没有出面，当然，她也无理由出面，死的是我表姐夫，理当由我表姐来料理，姚菊花来干什么？我在心里说。客厅里的姚菊花大概听见了我进门的动静，走了过来，看见我勉强笑了一下说，表舅，给你添麻烦了，我娘家的姑父想见见你，我一听，头皮发麻，又不知道哪门子亲戚来了麻烦事。我没有正面回答她，只是寒暄了一下。
老陈就坐在我家客厅里，他坐在西北角，那里灯光幽暗。老陈穿着黑衣服，又老又瘦，头发蓬乱，两眼无神，还缺了两颗门牙。老陈见我走过来，突然从木沙发上站起来，垂着两手，佝偻着身子，僵硬地站立在一旁。我让他坐下来，他没有反应，只是盯着我的脸，目光呆滞。姚菊花对我说，这是她娘家的远房姑父，就是那起事故中给包工头陈道国开卷扬机的，包工头陈道国是他亲侄儿，叫他叔叔。我吃了一惊，在心里埋怨这个姚菊花，做事怎么这么荒唐，把这样的人带到我家里来。表姐夫的事情三方正僵持着，这个时候带涉事人来家里合适吗？这姚菊花简直是一个白痴。但我转念又想，刚才姚菊花说老陈是她娘家的远房姑父，这分明又有点沾亲带故，她可能也左右为难，一时昏了头，才做出这样的蠢事。按理说，死的是她姚菊花的公公，这是家里人，家里人应该放在第一位，她这样和稀泥真让我头痛不已。
老陈仍是站着，僵硬着脸，目光无神，嘴巴还微微张着。妻子给俩人各自削了一个苹果，我让他坐下来慢慢说。老陈没有反应，两眼只是盯着碟子里的苹果。姚菊花对我说他耳聋，平常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我对姚菊花说，你让他先坐下来，姚菊花把嘴巴凑到老陈的耳朵旁高声重复了一遍，老陈才哆嗦着坐下来。我把茶几上盛有苹果的碟子端过去，老陈一阵慌乱，抖抖地接过碟子又放回茶几上。姚菊花说老陈跟他侄儿陈道国做小工已经二十多年了，一直都是搅拌水泥的，有时候也拎水泥桶，开卷扬机也是最近半年的事，因为陈道国考虑他年龄大了，搅拌水泥与拎水泥桶都是重活，刚好原来开卷扬机的人生病不干了，所以陈道国就让他叔叔来干。老陈虽然耳聋，但眼睛还好，这半年来几乎也没有出过差错。这次是因为风大，那天下午北风呼啸，飞沙走石，他是因为有沙粒吹进眼里，用手揉了好久，就忘了切断电源，水泥桶已经吊到五楼，卷扬机电源没有及时切断，卷扬机是去年春天新买的，不知道怎么个质量，钢索被拉断，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
我一边认真倾听姚菊花的叙述，一边打量着老陈，老陈一直坐立不安，我估计他虽然听不见什么，但他心里明白姚菊花在说什么，从姚菊花的口吻中可以判断，这是一起意外事故，责任在于卷扬机钢索质量，还有大风的影响。姚菊花打住话语时，老陈眼里滚出两颗混浊的眼泪，他又用粗糙的手掌很笨拙地擦去泪水，两片厚嘴唇嗫嚅着，但我始终听不见他的声音。
把姚菊花与老陈送出小区门口时，姚菊花走出十几步后又跑回来叫住我，站在我面前，咽呜起来，说自己从小是这个远房姑妈一手带大的，姑妈家生活很困难，只有一个儿子，四十多岁了，是脑瘫的，姑妈去年又被车撞了，现在还瘸着一条腿。她让我想想办法，不要把责任往她老陈姑父身上靠，包工头陈道国出于好心，也不能过多承担责任，责任全在建房户，是他们家造的孽，如果不把房子包给陈道国就没有这桩倒霉事了，他们家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姚菊花还对我说，你在电视台工作，人头熟，路数广，想想办法早点把这个事情了掉，但赔款一定不能少，春节就在眼前，死人无论如何是不能放过年的，这是乡风，你肯定也知道。姚菊花又黑又粗，身体臃肿不堪，站在我面前就是一道墙，我感到十分压抑，沉闷，一时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我只是怔怔地看着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大概是刚才受了冷风的刺激，回到家里，颈项便胀痛起来。妻子见我进来，朝厨房呶呶嘴。我推开厨房门，发现角落里有一只半旧不新的纤维袋，袋里是两大条腌腊肉，还有一只老母鸡。老母鸡突然间受了惊吓，咯咯地叫起来，几次想站立起来，又都跌倒，因为老母鸡两脚被一根稻草绳捆着。我回过头来，妻子已站在我后面，我说这是谁送的？妻子说是刚才老陈送的，妻子说她推了很久，姚菊花反复劝说，就先放着，本来想让他们带回去，刚才在房间里看电视剧入了迷，就忘了这件事。我只好忍着，让妻子先不要动，我明天送回去。
躺在床上很久没有睡着，姚菊花臃肿的身影一直堵在我胸口，逼得我发慌，老陈呆滞的眼神与混浊的泪水也一直在我眼前浮现，我想，这是我能处理的吗？这是包工头陈道国与屋主陈良炳之间的事情，怎么绕到我头上来了，我作为死难者一方的亲戚，只能为死难者一方出点力，眼下这包工头陈道国与屋主陈良炳互相推卸责任，互不松口，出现了胶着状态，我也无法分清他俩的责任？老陈是有直接责任的，我私下里十分明白，因为表姐夫死尸颈项上的一圈青紫色伤痕足以证明这个问题，但舆论说的都是因为突然间起了大风，表姐夫被风吹落，从五楼跌下来的，要是说被卷扬机钢索打落下来的，也应该是屋主陈良炳去说，这样他可能会减轻一些责任。当然，也很难说，包工头陈道国是农村里普通的建筑工，手头上没有建筑资质证书，没有建筑资质证书最多也只能建两层以下的房子，这样说来，屋主陈良炳仍然是有责任的，因为他家建造的房屋足足有五层。最令人不解的是表姐的儿媳妇姚菊花，事情已经纠缠得无法分解，陈道国和陈良炳都在推卸责任，公公的尸体还躺在水晶棺里无法火化，春节已迫在眉睫，她却出来瞎掺和，真是脑子进水了。在她脑子里我可能有三头六臂，能力非凡，她哪知道我一介书生，手无寸铁，无能为力。
窗外北风呼啸，似乎下起了雪粒子，打在玻璃上噼啪作响，厨房里不时传来老母鸡不安的叫声，颈项上的胀痛已经爬到太阳穴上，太阳穴在突突鼓击着。妻子转过身，嘴上有梦呓，我仍然清醒。到了后半夜，我也渐渐混沌起来，这时候，我已听不见鸡叫的声音。
第二天醒来，妻子告诉我，老母鸡昨夜冻死了。妻子拉开窗帘，天地间一片白雪，原来昨夜后半夜下了一场大雪。我对妻子说，老母鸡昨夜不是放在厨房里吗？妻子说她怕老母鸡跑出来弄脏了厨房，上床前把老母鸡放到北阳台上。我在心里说，你造孽啊！北阳台是没有完全封闭的。我穿好衣服过去看了一眼，北阳台上纤维袋里的老母鸡可怜的缩成一团，已经僵硬，纤维袋上覆盖着一层雪，妻子站在我身后低声说，我忘了把它脚上的稻草绳解开。
十
表姐又打来电话，说自己与姚菊花大吵了一架。我立即明白过来表姐与姚菊花吵架的原因。我说这种时候家里人要团结，不要争吵，要冷静想办法。表姐在电话里又说又骂，骂儿媳姚菊花是个吃里爬外的东西，竟然去帮她远房的姑父，一头是亲公公，一头是远房的姑父和他的侄儿，连哪头轻哪头重都无法判断，简直是个糊涂虫。我在电话里劝她先消消气，不要把身体气坏了。我说，她是看她远房的姑父一家穷得可怜，怕把责任落到她远房姑父老陈头上，让她远房姑父老陈也负一定责任。所以她才带老陈来找我，但找我有什么用呢？赔钱是陈道国与陈良炳他们的事情，是他们双方协商的结果。再说，我也不可能为她姑父老陈开脱责任，起码他老陈是最直接的责任人，但他和表姐夫一样，都是受雇于包工头陈道国的，但事故是出在屋主陈良炳家，所以，我们应该追究陈道国与陈良炳这两人的责任。表姐说，你千万不要去找人托关系，都亏我们家出了这么个糊涂虫，这下好了，这两天，陈良炳家里人到处在外面放风，说人不是大风吹落下来的，是卷扬机把水泥桶送到顶了还没有切断电源，钢索活生生被拉断了，打在人的颈项上人才摔下来的，这完全是一起责任事故，事故直接责任人是开卷扬机的耳聋老陈。我听了，在心里暗暗叫苦，这个说法完全是我在调解会上一段话的翻版，我当时的目的是敲定对方责任，想不到屋主陈良炳竟然用同样的话去对付包工头陈道国。这下好了，这皮会扯得越来越深，我真想不到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包工头陈道国会怎么想，他是否会要他叔叔老陈负直接责任呢？要是这样就完了，老陈家一贫如洗，他拿什么来赔偿？还有，老陈是否会把责任推到卷扬机钢索质量上？这样，他是否又会去找生产卷扬机的厂家？是否会让相关部门组织鉴定小组对卷扬机钢索质量出具鉴定意见。倘若真是卷扬机钢索质量问题，是否又要向卷扬机生产厂家索赔？想到这层层叠叠的关系，我疲惫不堪，浑身乏力。
放下电话前，表姐又告诉我，道亨与道德昨天又去了办事处，办事处干部大多闲着无事，有些已经在准备回家过年了。王主任与项副主任都不在，听说项副主任他娘被查出肝癌，项副主任陪他老娘去省城医院了。他俩还去镇上找过书记、镇长，俩人办公室门都关着，广播员与道亨有点熟，就偷偷告诉道亨说书记在位时间快到了，想调回市里，这一两个月都在家，没有来过镇里，有什么重要事情，书记就会给镇里几个重要领导发信息，让他们赶到城里，在哪个宾馆或者茶楼聚一下，议一议。镇长这几年每年到了年关都会出去躲一躲，因为很多工程款项没有兑现，讨账人太多，镇里欠人家的各种工程款、餐费等上千万元，镇长手头无钱，只好出去避一避风头。所以，道亨与道德又是白跑一趟。驻村干部算是碰到了，驻村干部说，陈良炳与陈道国还在互相扯皮，推诿责任，听说陈道国又提出要鉴定卷扬机钢索，因为卷扬机是去年新买的，钢索不可能断裂，如果存在质量问题，还要与卖家与厂里打一场官司。果然不出所料，事情愈来愈复杂，我在心里暗暗叫苦。
表姐在电话里无可奈何，我听了也愈加迷茫。这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孤身一人在一只木船上，木船停在大海深处，四周全是白茫茫的水，这些水还按逆时针方向流动着，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这漩涡开始让人觉察不出来，但到了里面，水的流动便形成了一个偌大的漩涡，左右了木船。愈深入，漩涡愈急，中心那个巨大的黑色空洞正张着大口，虎视眈眈地盯着木船，仿佛要一口吞噬木船，我突然间喊了出来，惊出了一身冷汗。妻子被我惊醒，问我为什么坐起来，我说我做了一个梦，很可怕。妻子说，睡吧！睡吧！做梦怕个鬼啊！妻子说完又睡，我却睡不着，躺在床上抓过柜子上的手机看时间，还早，深夜两点半。但我再也无法入睡，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充斥着各种熟悉的画面。快天亮时，我终于混沌起来，我看见表姐夫站在自家屋顶微笑着向我挥手，一条黑色的蛇突然间飞过来缠住表姐夫的颈项，表姐夫惊恐地大叫一声，一个踉跄，像一只大鸟从屋顶飞落下来。我猛地坐起来，胸口怦怦直跳，口喘粗气，满头虚汗。妻子躲在被窝里眯着眼睛说，你又见鬼啦！
十一
从省城开会回来的第二天，已是腊月二十三，连日来天空总是阴沉沉的，空气中充斥着凛冽的寒风。上午坐着胡思乱想时，蒋为民突然发来信息说，晚上一起吃饭。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年关到了，大家聚一聚，放松一下。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就没有肯定说去，也没有肯定说不去。隔了十几分钟，张副台长又发来信息说，晚上一起去吧！是新开张的海澜大酒店，毗邻希尔顿。我问是谁请的客？张副台长说是蒋为民，市里领导又给蒋为民负责的栏目批了示。我说肯定都是他们栏目的人员，我去很不方便，因为不是同组人，就是各窝的鸡，关在一起很不自在。张副台长说，没什么，都是台里的人，又不是外单位的，出来吸个新鲜空气也好，下班时我们都不开车，为民会安排人接我们过去。放下电话，我在心里打鼓，想不到蒋为民会搬出张副台长来，我已经没了辙，只好默认。
海澜大酒店规模很庞大，就在中心大道边上，前面是大路，后面就是希尔顿酒店，左右都是大道，左边是西元大道，过两个红绿灯便是我住的宏景名苑小区。来的大都是蒋为民栏目组的人，此外便是张副台长，还有办公室的叶海副主任和人力资源部的陈小涛主任。我和张副台长到时，大家已经坐在包厢里沙发上喝茶，这包厢空间特别大，足有五六十平方，开阔，宏大，金碧辉煌，羊毛地毯也很柔软，踩上去回弹的效果很明显。大家见张副台长到了，便站立起来迎接，蒋为民栏目组的两朵金花白沙和舒云马上跑过来，嬉笑着一左一右搀住张副台长的胳膊，三个人笑成一团。我急忙让到一边。张副台长笑着说，为民呢？蒋为民这个主人怎么没到？还让手下两个女将来绑架我。大家正在嚷嚷，蒋为民一脚跨进来拿腔拿调说，全体起立，奏乐。大家正疑惑着，一个光亮的脑袋探进门来，接着进来的是一个硕大的身躯，向大家挥手示意，大家一齐高叫：刘总吉祥。刘总让出半边身子，我看见台里当红女主播雨燕笑吟吟从左侧向前跨上一小步，弯下狐腰，做了一个大幅度的请的动作。顷刻间掌声四起。蒋为民这小子又请他的财神爷宏发房产的刘总来做东了，刘总还带上他的义女雨燕。我来瞎掺和什么，这本来不关我的事，张副台长也真糊涂。我站在边上很不自在，白沙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站在我左侧用胳膊挤了我一下，又把目光投在刘总光洁红亮的脸上，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接下来的排座自然是刘总主位、张副台长主宾，刘的左边当然是女主播雨燕，张副台长的边上是舒云，蒋为民竟然让我坐在雨燕边上，我的下位坐着白沙，把我夹在两位美女中间，叶海与陈小涛一个坐在舒云下席，一个坐在白沙下席。这如何使得？我坚决不从，站着不肯下坐，白沙竟然拉了一下我的手，让我坐下来。雨燕也嚷嚷说，跟大才子坐边上，沾点文气。我真是无语，看看大家都等着我坐下来，又觉得不能太固执己见，只好坐下。服务生端上来一箱十年陈茅台，说是刘总司机刚才送到电梯口的。刘总站起来一挥大手说，我看这样吧！近邻组合，两人一瓶，老少无欺。大家哄笑着找近邻组合，雨燕当然是刘总的，我只能找白沙，白沙低下头，侧过好看的脸，幽幽地对我说，才子啊！我今天特殊，只能喝热豆浆。我骤然间一阵紧张，我说为什么？白沙笑眯眯地凑到我的耳边低语道：这个，你懂的。
这一晚，我不知道自己吐了几次，也不知道是谁送我回的家，半夜里还把床上的被子也吐脏了一大片。第二天起来，妻子把我骂个半死，说我出这样的丑相，倒了牌子，还说我表面上自命清高，私底下庸俗不堪，酒场上没有一点德性，是个嗜酒如命的糊涂虫。我内心煎熬，但总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好，理亏，就只好拼命忍着。但回想起昨夜酒席上的情景，也只记得上半场，下半场压根儿似乎没有过。我只记得上半场所有人似乎都在敬我酒，聊我的小说，聊我的书法，把我说得飘飘然，酒杯一个接一个送到我面前，与我酒杯轻轻碰撞，我只是一股劲地喝酒。白沙也一直用她的热豆浆敬我，我记得我每一次都是站起来一饮而尽，白沙笑得面若桃花。舒云酒量好，就拎着玻璃壶，绕过大半圈过来，连着敬我三杯，她每次都让我倒满杯，我们碰过杯后，都一饮而尽。好像舒云拎着酒壶走过来时，有人起哄让我们喝交杯酒，我记得我与舒云喝过，又好像没有喝，只是举起酒杯意思一下。又好像有人说我不对，冷落了白沙。我就斟满酒站起来，白沙也站起来，我俩似乎交杯了一次，但我记得我杯里是白酒，白沙杯里肯定是热豆浆。这时候好像有很多人掏出手机来拍照片，后面的事，我真的全都没有记忆。
十二
道德与道亨又来了。
道德与道亨来的那天是腊月二十四，那天傍晚我还在单位里加班，因为那天晚上本来就安排录制春节少儿文艺晚会节目。其实那天我一直头晕，身体疲软，大概因为头天晚上白酒喝过量了，睡了大半天还没有回过神来。下午还是撑起来上班，因为春节少儿文艺晚会的节目录制要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延续到深夜。
电话是道亨打来的，他说他们有事想找我商量，包的车已过了栅浦大桥。我说我晚上在单位加班，你们怎么不提前约个时间呢?道亨说上午打过电话，你一直关机，下午又忙着去办事处找领导忘了先打电话。我听道亨话中有些迟疑，觉得人都到家门口了，只有一步之遥，总不能让他俩回去吧！我说那你们直接来电视台大门口吧！我出来，但我只能在你们车里坐一会。
外面很冷，似乎又在下雪。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冻得发抖，又回到大厅里喝一口热茶。大概过了十分钟，道亨打来电话说自己包的柳州五菱停在电视台门口对面公路边。我出门看见门口对面公路边果然停着一辆车，两道雪白的灯光照在地面上，灯光下飘着雪花。我跑过去，道亨看见我，立即跳下车抢过来，搂住我的肩膀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辛苦你了，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道德缩着脖子坐在车里抽烟，开车的是个小伙子，也不认识，他一直盯着电视台大门，看着里面辉煌的灯火，和大厅内主持人巨幅照片。道亨说下午到办事处仍然没有找到领导，听说办事处再迟古历二十八放假，看来已经不可能坐下来再开调解会了，陈道国这些天都在城里，听人说他要找质量检验所，要求市质量检验所对卷扬机钢索进行质量检验，如果真是卷扬机质量存在问题，那还要委托律师依法起诉生产厂家。但这样的事情遥遥无期，我们那里等得及？
黑暗中，我一直沉默着，道德只是唉声叹气。车窗外，广场上飘舞的雪花愈来愈大，愈来愈密。我问道德有什么想法，道德说没有想法，但有一点，人必须在大年三十前入土为安。我又转过脸来问道亨，道亨说，这次来的目的是想在电视上把这事给捅出去，你们电视台不是有个栏目叫“为民讨说法”吗？这个栏目讲真话，讲道理，为民申冤，我们百姓都拍手叫好，播出来的事情都是我们老百姓难解决的问题，是帮我们老百姓出气的好栏目，好多事都说到我们老百姓的心坎上，也帮我们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大难题。所以，我想通过你与这个栏目组的领导说说，到我们那里走一趟，现场采访、拍摄，再播出去，这样的新闻舆论会给对方与办事处甚至镇里都增加压力，迫使他们马上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道亨这样的诉求我早有所料，但我很担心。因为，每个单位都十分复杂，更何况我们电视台。我不能瞎掺和，以免引起单位领导有看法。再说，蒋为民也不可能听我调派。我沉默着，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棘手问题，道亨他们看到的“为民讨说法”是去年前的力度，今年春节以来已经式微了，道亨他们的感觉迟钝了，但作为农民，也完全可以理解。
我说，这样吧！我已经明白了你们的意思，都快九点了，你们先回去，我还要进去工作，让我好好想想。下了车，我发现地上已经覆盖了一层白雪，寒风刺骨，雪花在灯光下疯狂地飞舞，一缕一缕地掉落在地上。柳州五菱发出一声怪叫，我侧过脸，看见道亨他们的车一头钻进风雪中，义无反顾。
十三
昨晚从单位回来已是深夜，躺在床上我一直睡不着，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跟蒋为民开口，这年关已近在咫尺，他会答应去拍这个片吗？领导会同意播这个片吗？它会不会产生社会舆情？如果要去跟蒋为民说这件事，那副高职称呢，是否先主动让了？整个后半夜，我一直辗转反侧，快到天亮时，才迷糊起来。
第二天起来，整个脑袋疼得似乎要开裂。我又躺回床上，妻子在厨房里切了五六片生姜片，一一贴在我的额头和太阳穴上，又让我喝了一碗红糖水，妻子说我昨夜可能受了风寒。我闭目养神了一会，感觉胀痛的脑袋似乎宽松了一些。妻子送孩子读书回来，坐在我床边，我想了好久，鼓起勇气对妻子说，我想放弃今年的职称申报。妻子霍地站起来，铁青着脸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主动让给蒋为民，他蒋为民按文件规定还不到年限，不能申报，他有什么资格与你竞争，谁不知道他的手腕，谁不知道他有个财神爷，谁不知道他不惜用身边的女色去讨好人。妻子已失去了理智，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都带着哭的腔调。我一下子怔住了，脑袋又迅速膨胀起来，左右太阳穴又开始鼓击。这时候，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叮的响了一声，妻子顺手抓过去一看，是一条微信，微信内容是一张我与女人喝交杯酒的照片，我是正面的，醉眼迷离，女人侧着脸，完全被长发挡住了，看不出谁来。妻子哇的一声哭出来，一屁股坐在地板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号啕不止。
我头痛欲裂，手脚发软。
这天傍晚，我站在我家十五楼的阳台上看远处，远处的江河山野村舍全都泛着寒光。表姐突然打来电话说，表弟啊！不得了，道亨叔已经叫了一帮人，明天一早要把你姐夫的水晶棺连同尸体一起抬到陈良炳的新屋里去。
我突然间一阵昏眩，一个踉跄，从阳台上飞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