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本名田永，一九七六年生，湖南凤凰人。一九九九年开始写作，迄今已在《收获》《人民文学》《花城》《钟山》《芙蓉》《作家》等杂志发表小说七十余篇，计两百万字。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二十部。作品多次入选各种选刊、年选和排行榜。结集出版作品十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郁达夫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联合文学新人奖等文学奖项十余次。现供职于广西大学艺术学院。
1
说实话，我实在是庆幸自己有个弟弟，要不然真是不可想象之事。那时候每一家兄弟姊妹都多，照我看基本上以三个以上为主。我最好的朋友小名老六，上面是有五个姐姐，能把五个姐姐排好顺序就非常考智力。家里只一对子女的都是少数，要说独生子女，我记得小学班上近五十人，只找出一个。幸好有这么个弟弟，之所以“幸好”，是因为我母亲本打算不生的。她经常跟人说：“生老大难产，受罪哦，我本不打算再生的。”
我相信弟弟的出生，跟生我时难产关系甚微。
是这样，我母亲个子很小，顶多一米五吧，而我出生时很重，有八斤半，这样一不小心就卡住了。生下时我就没有呼吸，护士都不敢将我倒提起来。据说，那天医生护士凭着经验，都说这孩子救不活，感觉简直草菅人命。但那时候死个孩子是常事，生小孩往往意味着一场生死别离正上演，而父亲是用来签字“要大还是要小”的，像是扔骰子的游戏。幸亏有一个护士，桃源人，姓倪，跟母亲熟。“这不行，你自己八十斤，这小孩体重都有你的十分之一了。”她又说，“这个不行，你往后再生更不行。”她给我搞人工呼吸，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护士，一个婴儿，嘴对嘴吹直到她腮帮塌陷。我活了过来。“你一哭，我们都担心猫会来。”小时候母亲跟我这么形容。我哭出来像老鼠叫。母亲不打算再生是有可能，生孩子这事，显然不是她的拿手戏。打算盘以及唱歌是她拿手的，当营业员也年年被评为先进，因为脾气好。当时她在乡镇供销社上班，社里有位喜获全省劳模的同事，卖鞋拆双，一只一只单卖。母亲能把剩下那只卖出去，所以成了“三八红旗手”。
她又说：“我是基层党员，我要率先响应政策。”外婆冲母亲说，“你就是想偷懒。我都生了六个。”只活了四个，据说其一是抗战时期跑防空警报晒死的，一个是撬马牙感染死的。四姊妹中，母亲排第二。母亲还是不为所动，另一些亲戚说得委婉一些：“二姐，好事说不坏，不是吗？”有人说：“你这个毕竟难产出来，现在还看不出结果，万一长大一点脑子不好用呢？”他们都没有直接说我大概会长成傻瓜，似乎也不用多说，明摆的事。母亲后来说她犹疑了，思来想去，决定再生一个。我便有了一个弟弟。弟弟小我一岁一个月，懂点生育知识后，我知道母亲当初的“思来想去”其实是蛮果断的。
2
门一锁，屋里总是剩下我和弟弟。我家所住的宿舍，前后是窗，左右都和邻居撞墙，狭长如一个山洞，白天光线也黯淡。窗口进来几束光柱，我仔细一看，有无数扬尘浮游其中。
我开始带弟弟。我三岁，他两岁；我四岁，他三岁；依此类推，直到我五岁。屋里有个摇床，有个站桶，但站桶太高，我没法把弟弟弄进去。让他躺在摇床，我来摇他，松了口气，想起之前是我躺在这里面，被大人摇来摇去，一直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却未真的睡去。每天的时光被无限抻长，令人感到窒息，脑袋充斥着一个孩子必然的对这世界古怪的体认。现在我解脱，轮到弟弟，好在他比我能睡。他睡了，屋里那种静，和必要的昏暗，都让我感觉很安稳。我从小喜静，喜欢躲在阴暗的一角看不远处那明晃晃的光柱，不是性格生成，而是怕鬼。
那时候大人都喜欢吓小孩，讲鬼讲神，每一幢看上去有年头的旧楼，一定都是有专属的鬼故事。小县当属山城，环城皆山，入山就有神鬼之物，小孩最容易撞上。当时的理念不同，大人都说小孩要吓一吓才皮实。我们几乎都是被吓大的，受惊以后有专门的道士烧纸祛惊，或者外婆用针屁股扎一扎耳垂，就能还魂。母亲和外公都是读过书的人，鬼故事交由外婆讲，外婆一张丝瓜脸讲起鬼故事，可以拧得很紧，像毛巾挤出水一样。她讲时我们并不害怕，没人会害怕自己的外婆。但每天上午，她要去菜场买菜。外公和母亲要上班，外婆一走，就会把我和弟弟反锁在家，经常一个上午。听人说外婆几乎是菜场一霸，她在那里买菜几十年，一把白菜也能讲价一刻钟，别人只好给她最便宜的价格。她转身走掉，后面的人也要依着这价格把菜买下，菜贩就说：“这老娘子耳朵聋，懒得跟她讲道理，你们也不讲道理？”
他们讲鬼，其实就是给囚禁以合理性，出了家门，外面一切仿佛都万分险恶。鬼故事总会在大人离开，我和弟弟被反锁在家的时候发生效用。我听到外面的风声，就觉得是鬼怪或者更可怕的事物来临。我听到树叶响，觉得它已然逼近，接着听到门发出砰砰的声音……
我屏住呼吸，弟弟却嚷叫我给他讲故事。弟弟不惧怕鬼神的态度真是让我敬仰并且毛骨悚然。哥哥、姐姐都是要带弟弟、妹妹的，我的任务还轻松，只要带一个小一岁的弟弟，不像邻居有的小姐姐屁股后面跟一串弟弟、妹妹，比现在年轻的母亲还更像母亲。我带弟弟的法宝之一，是讲故事。我把外婆讲的鬼故事再讲一遍，弟弟当是笑话，很开心的样子，我拿他毫无办法。我想这肯定是我没长出外婆那样的丝瓜脸，随时能扭结出吓人的神情的原因。但在这紧要时刻，讲故事发出声音，不就是暴露自己吗？（我怀疑，这种体认跟当时看了许多黑白电影有关：日本兵进村，小孩是不能吭声的。）门外的响动令我警惕，弟弟发出声音则令我恐惧，我示意他闭嘴，他老是不听，我浑身颤抖。我多么希望此时屋内是一片宁静啊，只有宁静，才意味着安全。
“闭嘴。”我说。
“讲个故事我就闭嘴。”
“那就是没闭嘴。”我没法跟弟弟讲明白，他的话充满了自相矛盾。
“讲故事！”
我还是不讲，弟弟就哭。他的哭让我有了一种光着屁股般的彻底暴露的感觉，耳畔敲门的声音仿佛越来越响，几乎就是踹门声了……所以没有办法，面对这不知好歹的弟弟，为了我俩共同的安全，有一次我去捂他的嘴，并在他耳边怒喝：“快闭嘴！”我捂得越来越紧，弟弟拼命扒开我的手，作势又要哭。这时屋门被风弄出砰砰的响声，锁着依然能响，门缝漏风。弟弟终于晓得怕，咬紧牙关，不敢哭。他小脸憋红的模样，让我心倏地一紧。那以后，门外的动静再大，我也会在屋子里给弟弟讲故事，有时候我也挤到摇床里，两兄弟将摇床挤得满满当当，再将嘴凑近弟弟的耳朵，压低声讲故事。有时候，他听着听着睡去了，屋外的风声仍响，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过一会儿，风声止住，我张耳一听，一切过于寂静，我又觉得耳畔要起一些风声才好。我看着弟弟，感谢这被囚禁的童年幸好有他陪伴。要只我一个人被关在屋子里，时间至少抻长一倍。
3
讲故事或者陪他玩，我是这么带弟弟的。所谓玩，主要是摆阵，交战。那时家里没玩具，所以一切皆是玩具。我俩把满屋子能翻出来的零碎都摆在地上，排兵布阵，一堆是我，一堆是弟弟。弟弟那堆数量上一定要占优。排好兵阵，必不可免一场血战。先是一对一，弟弟挑出一件零碎，比如一管牙膏，我就相应拿出一把牙刷，两位壮士凌空一碰，就算大战八十回合。
“你的个大，我这个死了。”我说。
“不，一起都死了。”
“为什么？”
“反正我这一堆多，用不完。”
“死了”的扔进一只竹篓，我俩又掏另一件零碎，比如一只水杯对阵一把汤匙，一盒火柴大战一根线香，父亲的迷你收音机对抗外公枕畔的手电筒……胜负大都是弟弟说了算，但偶尔我也能说服他。比如收音机遭遇了手电筒，他说：“手电筒赢，它个子大，是铁皮壳子，还有两节电池，收音机只有一节。”我不同意，我说：“收音机有声音，它可以喊缴枪不杀。赢了的一边才能这么喊。”弟弟服理，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一次一次说服他，但更多时候我宁愿是他赢，这样才省事。如果拼到最后，我一小撮人马还以弱胜强，弟弟哭起来不好收拾。不用人教，带弟弟的过程自然而然学到很多东西。
老是被关在屋里，我童年记忆整体呈现一种暗黑，像一直在山洞里度过。前门的窗户蒙了纸，破开的地方漏出几缕光柱。后面的窗户是在厨房里，窗户外面种了树，白天看去也是夜晚来临的光景。我小时候喝酱油上瘾，那些上午，我去后面的厨房偷喝酱油，经常会被魇住。只要看见窗户外有人影晃动，我浑身一怔，再无法动弹。有时嘴还能动，我呼叫弟弟。“弟弟。”“噢？”“救我！”“噢。”他走来，拉一拉我，或是掐我一下，就能帮我解魇。有时我竟讲不出话，弟弟隔一阵不见我，知道我又被魇住了，主动赶来救我。他冲我喊：“大大（哥哥）不怕的，我来救你。”我照看弟弟，但弟弟负责救我，一次又一次。
“你火焰太低。”母亲这样说。我大概知道意思，就是身体不如别的小孩好，容易生病，也容易撞到邪怪的事情。甚至我爱喝酱油都与此有关：我经常口舌寡淡，喝酱油都不觉咸，吃饭动辄要拌酱油，还想加半勺猪油。猪油拌饭简直好吃到无敌，米粒上那油亮的光泽就让人一个劲儿发馋。但猪油紧缺，不是想吃就能吃的。
魇多了，我也习惯了，不是很害怕。我知道有些火焰太低的小孩会死，死就是去很远的地方，再也不见踪迹。一想到那些再也看不见的小孩，我内心才开始发毛，知道那不是开玩笑。但怎么防呢？每天上午，我和弟弟照例会被外婆反锁在家。我俩经常玩的另一种游戏，是翻箱倒柜，看每个抽屉、柜子里都装有什么东西。柜子里都是衣物、被褥；抽屉一打开，大都是零碎。他们什么都舍不得扔。翻得最多的是照片，几十年积累的照片，其实并没有多少，一下子就能翻完。大部分照片用各种纸盒装起来，大幅的会另外套一个纸套，仔细保存，仿佛传家宝。翻完我要将它们复原，塞回抽屉或者柜子里，但母亲总是一次次发现痕迹。“你俩今天又抄家了是吧？”她这么问。我不知道母亲是从哪些细节看出来的，我想不到她能这么仔细。
“只要你俩一动，我就能看见，知道吗？”她还不失时机教导，“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漫长的上午何以打发？母亲终于默认了抄家行为的合法性，至少睁一眼闭一眼，反正又翻不出钱，只是强调一定要仔细归位。后来她发现我记得住每件东西摆哪里，要找什么东西，张嘴一问，我总能准确作答。母亲把这事讲给邻居和亲戚：“其实他记性特别好。”因为前面担心我傻掉，所以我异于常人的反应，也会在母亲眼里得到放大。她乐于见缝插针地夸我。
翻箱倒柜的行为得到纵容，屋里该翻的地方都被翻了无数遍，我不满足于此。在我们卧室（两张床，父亲不回是三个人睡，父亲回来要挤四个人）大衣柜的顶上头，还有一只古老的樟木箱。那是整间屋的制高点，是我家里的珠穆朗玛峰。只有那个箱子我从未打开，每天看着它，我手就发痒。有人问一个登山家“你为什么要爬那些山”，遂有了经典回答“因为它们在那里”。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樟木箱在那里，从未被我打开，我心神不宁。
终于，有一天我准备朝它攀登。我将一只靠背椅挨着大衣柜，上面再摆两张没靠背的小板凳，我们叫它狗儿凳。两张狗儿凳都是木匠随手钉成的，架在一起摆不稳。我好半天爬上衣柜，用肚皮挂住柜沿，将自己固定在半空。家里只前门有锁，进门以后只一个镜柜上锁，里面有钱和粮票。樟木箱被我打开，全是奖状。怪不得，别家都用奖状裱出一面光荣墙，我家却没有。我问母亲为什么。她说：“我家没有人家光荣，以后你们两个要争取。”原来光荣都被藏起来了，后面我知道这是母亲的身教：做人要低调。但在当时我体会不到，我有点失望。接着我发现下不去了。我用脚往下面试好几下，都是踩空。我当时感觉到，这不是小事。我腿脚不便，像一只小老鼠，油还没吃到，上了灯台下不来。于是我喊弟弟：“你去门口喊人救我。要多喊几声救命。”
“噢。”弟弟转身又回，“为什么要喊救命？”
“因为我现在下不来。”
“下不来为什么要喊救命？”
“因为野蛮下来，脚万一踩空，我会死。”
“为什么你会死？死是什么？”
“你赶快去喊救命，马上！”我索性哭两声。弟弟这才意识到，这次救命比以往的救命来得迫切，也确实不是他能解决的。他跑到前门，扯起嗓子朝外面喊救命，隔壁王阿姨闻声赶来。门从外面挂了明锁，弄不开，或者一把锁比一块玻璃贵，所以王阿姨叫我弟弟后退，弟弟刚退两步，啪的一声，就砸碎一块窗玻璃，她再从窗户爬进来。她走进屋子，看见我就笑。她不用踩上椅子，双手一举，直接把我搭救。
我想到家里破了一块玻璃，母亲回家少不了把我训斥一顿。但母亲回家知道这事，又扛着一碗饭菜，出去跟邻居宣扬我的事迹：“他晓得喊救命，还要多喊两声。而且他讲万一脚底踩空，会死。才五岁不到噢。”我的母亲，县贸易公司的出纳汤秀莲女士得意地跟人讲，“别看我家老大长成那样子，其实什么都懂。”
4
那时不叫买肉，叫割肉。“你两个表现好，就给你们割肉。”这就不光是吃，仿佛还是一种奖赏。肉票取消，市场里肉摊很少，副食品公司里的猪肉经常一早就卖完。母亲经常告诉我：“赶早市才有肉。”现在我还习惯一早爬起来去买菜、买肉，看着猪肉腾腾地冒出热气。
有时候，割来的肉少，不够吃，那就意味着要关门吃肉。那时过的真是一种集体的生活，家家户户不关门，菜摆上桌，谁都可以进来夹一筷头。有的人吃饭喜欢扛着碗跑，大家形容一个人性情活跃，就说他“吃饭要跑两条街”；形容一个人面子大，就说他“哪家的菜都夹得进自己碗里”。肉少不够吃的时候，母亲往往是将肉剁了蒸饼，在碗底敷一层，蒸出来还自带半碗汤水，端进卧室。“就在这里吃，不要出声。”母亲示意我与弟弟，吃肉要不带咂嘴才行。外面桌上只有别的菜。有的邻居是等着的，走进来找不见肉菜，故意要问：“汤姨，你今天不是割肉了么？”母亲说：“你是摸黑起床撞墙了吧？”闪进屋里，母亲还教导我们，不是她在撒谎，而是去人家桌上没找见肉，不能说看见他买肉了，这叫打脸，是你的不是。我们都点头。道理都在母亲嘴里。母亲从小受的教育，是要懂得“忍嘴待客”，自己不吃也要让给客人，但客人又没有儿子重要。偶尔割来一块分量十足的肉，炒成一大盘，母亲就留一小碗，余下的摆在邻居看得见的饭桌。只要一个邻居夹了一筷子，很多邻居都会闻讯赶来，但最后会剩一筷子菜，牢牢地嵌在碗底，像是一种纪念。
5
我仍是觉得那个年代特别好，八十年代初，饿肚皮的问题算是解决了，而人们又特别迷恋吃。我现在记忆中最好吃的一些东西都是邂逅于二十岁之前，哪怕是中学校门口，在一个路边店里吃蛋炒饭，店主主动附送一份汤，是用几片白菜梗投入清水中，稍一煮就有一股不动声色的香甜。一次在桂林，进到一家冷僻的食品店，意外发现我小时候迷恋过的诸多食物：猫耳朵、灯芯糕、兰花根、金桔丸（也叫做老鼠屎）……我一时眼花缭乱，买了一堆，回家摊放在女儿眼前。经我劝说，她尝了几口，再也不瞟一眼。我再去吃，竟是索然无味，所以美食的记忆也一如别的生动往事，总是恰当的时间碰到恰当的口味而已。轻度的匮乏，偶尔的饥饿，我真的以为是好东西，会让我怀有期待。
外公那时差不多退休，年纪大，有时候想吃新口味。母亲回忆外公，说“也是个馋凶”。“馋凶”不光是馋，还有吃独食的意思。在她们还小时，有次外公搞来一小块牛肉，视若珍宝。口张大点只一口，没法分，所以他等到半夜，女儿都睡去，再扒开火灰用炭火烤。但饥饿放大了嗅觉，女儿们纷纷被牛肉香惹醒，围到火塘边。外公这时才想起，自己是两个女孩的父亲。他把肉掰开，一个分一点，自己只能舔手指。
母亲常讲这些故事，特别是当天饭菜没弄好，难以下咽的时候。我倒是蛮喜欢听，这些都是用于开胃的故事。事关外公的部分，母亲讲完，会加上一句：“他就是有点馋凶，除此以外也是蛮好的人。”“馋凶”也是骂人的话，就是吃东西抢多。那时候一桌吃饭，你一抢多，别人就会吃少。印象中外公的确好吃。家里但凡有平时吃不上的东西，往往是外公首先倡议，大多数无果，偶尔又搞到手。搭帮外公，我吃了很多生命中的第一次。比如皮蛋，也是这样。是一部电影启发了外公的灵感，片名叫《陈焕生上城》，有个情节是用泥巴裹着土豆当皮蛋卖。那时候个体户刚出现，电影本想针砭时弊，却意外搅动外公的味蕾。“有多久没吃皮蛋了？”他问。“贸易公司应该弄得到。”母亲说，“是副食品公司管这个。”计划经济时代也有好处，就是把每种食品都搞得很珍贵。找到熟人以后，就弄到几只皮蛋，不能放开吃，每次剥开一个，顶多两个，用尼龙线绷直了，划开，浇上辣椒和老醋。我一吃，竟然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那时候老有这样的感慨，比如我吃第一根香蕉、第一个麻圆、第一碗绿豆凉粉，都是好吃到不可方物。生活还是充满期待，虽然平时会撞上各种麻烦事，比如老被坏小孩欺负，但只要碰上好吃的东西，别的事都可抛到脑后。
吃了几次皮蛋，意犹未尽。某个上午，我和弟弟照常被反锁在家。我跟弟弟说：“找找皮蛋，应该还有。我们一人吃一个。”弟弟几乎雀跃：“好啊，好啊！”我俩满屋子找。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俩爬进外公、外婆床的底下，将塞满的东西一件一件清理出来，终于在最里面一只瓦楞纸盒里找到一堆土黄色，毛毛糙糙，但依然看出来是椭圆形的东西。那还等什么呢？吃！
弟弟首先一声怪叫：“怎么这么难吃？”
外婆回家以后，打一盆热水，把我俩的嘴像扒牲口嘴一样扒开，用毛巾一角仔仔细细清理牙缝里的麸皮和泥屑。“吐啊，吐啊，使劲吐！”外婆迫使我俩把舌头吐出来捋不回去。“皮蛋好吃吗？”外婆又扬起笑脸问起来。
母亲下班时，想要生气，却先笑得打起哆嗦。她跑出去把这件事讲给院里每个人听，然后屋门口就有了一堆人围观。他们想看看被我俩咬剩的皮蛋是什么样子。而有些人，竟然是想看看，皮蛋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6
我要在家带弟弟，但只要离开这个家门，其实更多是弟弟罩着我。
我特别容易成为别的坏小孩攻击的目标，因为小时候走路走不稳。那时候大人手痒就揍小孩，小孩手痒就去盯好欺负的小孩。那时候，我必须懂得如何避开老是手痒的坏小孩。我走路本来就慢，两岁才能走，一路总在摇晃，甚至每天都要跌跤，额头不曾光滑，总会拱起几枚肉包。我以为生活本来就这样，每天跌几跤才是正常的。只有这样想，我才好和自己达成某种和解。但无法释怀的是遇到那些坏小孩，见我走不稳，他们就手痒。
“你怎么搞的，走都走不稳？”一开始他们总是佯装关心，然后就把我夹在中间推搡起来。我知道最好的应对措施就是埋头走过去，走过去麻烦也就过去，只这几步之遥，当天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他们一般不会穷追不舍。但要是推搡起劲了，这几步路我就难以跨过去，会在几个坏小孩中间一圈一圈打转。
我走路不稳，有亲戚看出来，我两只脚不一样长。母亲坚决予以否认，还扯直我两条腿仔细观察，反复对比。但这种对比缺乏严密可靠的步骤，大多时候取决于心情。当母亲心情好时，看出我两条腿一样长；但若心情低落，也觉得两腿长度存在细微的差别。而我自己打量两条腿，自然是一样长的，若不一样长，我挪一挪，便一定会像筷子一样墩得很齐。但有一天早晨，我的那点自信被事实粉碎。我独自去到离家不远的一块操场，当时起了大雾，我忽然听见身后传来坏孩子的叫嚷：“打死它，打死它！”我条件反射地害怕了，不需多想，一定是冲着我。回头一看，坏孩子还隐匿于浓雾之中，我看不见他们，他们也看不见我，于是我想到要跑。能见度太低，操场草皮带露，对我而言，就像茫茫的草原一样辽阔。我费劲巴力跑一阵，倏地发现，前面雾中依然出现那帮坏孩子的身影。我自知躲是躲不过去，索性站着不动，但那些坏小孩纷纷从我眼前跑过去。当天他们注意力在一条狗身上，他们拿起石头追打那条狗。我松一口气，悄悄地走入最浓的一团雾气当中，忽然对那条狗怀有深深的同情与感激。
冷静下来，我意识到，当天我以为自己朝前跑，其实是跑了一个圆。最合理的解释，是我两只脚不一样长，步幅的微小差距积累起来，最终导致我在操场上跑出圆圈。
我住的那个杂院的院门，其实也是一道安全线，外面确有不可测的危险。但待在院里，也未必完全安全，家长也有照顾不到的时候。我家住一楼一号，步上台阶必须向左穿过二号、三号的房门，才能到达自己的家。二号王阿姨家跟我家关系很好，三号则像个周转房，不停地变换住户。有一阵又有新的住户搬来，那家有三个孩子，一个哥哥大我一岁，两个弟弟是双胞胎，跟我同年。这家搬来不久，三兄弟盯上我了，我走路的姿势他们想笑。我留意到，三兄弟是由老大说了算，老大觉得我好笑，双胞胎兄弟便跟在后面发笑。当然，不止于此，终于有一天三兄弟拦住了我，用脚使绊。我尽量让自己不被绊倒，然后挣扎着回到自己家里。外婆总是在家，弟弟也在。我把门关上。
但我不可能每次都这样幸运，很快地，我便被老大一个扫堂腿绊倒在地。我想爬起来继续往家里跑，他便骑在我身上。他像是骑着一匹马，嘴里发出驱赶马的声音，目的却是逗他弟弟发笑。双胞胎弟弟很配合地笑起来。
我弟弟在家，终于听到动静，探出头来看，但并不吭声。他返回屋内，找出母亲洗衣用的那只棒槌，再冲过来，朝老大脑门顶敲。老大的脑门和棒槌差不多大小，不被敲中都难，我听见他迸发出一声惨叫，蜷起身子往旁边一滚。我弟弟天生懂得一不做二不休的道理，赶过去举起棒槌，又敲他一下，依然敲得有准头。我身体更加发抖，怕他们三兄弟报复。我俩不是他们三兄弟的对手。稍后我却发现，双胞胎兄弟并没有往前冲，反而向后挪步，退到屋门口，随时扭身冲出屋子。弟弟又给了老大第三下，每一下都有清晰的响声。老大的尖叫声引出他的母亲还有我的外婆，两个大人把我们分开。
老大头上的绷带缠了一个礼拜。母亲擅长与人交谈，道了歉，赔了医药费，这事算了结了。那时候小孩打架，打得负伤，家长也不会太计较。父亲放假回家，母亲把这事讲给他听。“……打得好。真不容易，只有手狠，才敲得准。”父亲年轻时练过武，打架是一把好手，有很多“临战”经验，“但不要往人家脑袋上敲。你现在还没有手劲，要是有了手劲，就麻烦了。”
我一直防着三兄弟报复——其实也防不了。但很奇怪，从此他们看着我走过去，不再有任何纠缠。甚至当我弟弟走过去时，双胞胎中的一个，还猝不及防地走过来，将一个塑胶玩具塞给弟弟示好，要和弟弟一起玩耍。
我看着这一幕一幕发生，忽然间像是明白了人世间许多道理。当然，那时候我还小，而这些领悟都只在头脑中保留或长或短的时间。我对弟弟产生了某种依赖，在家里是我带他，但出了家门，其实是他罩着我。弟弟虎头虎脑，沉闷，却又不晓得害怕。四岁，我本该读幼儿园，但一离开弟弟，和别的许多小孩在一起，我就紧张，甚至冷不丁地发抖。幼儿园离我家住的地方太近，也就百来米，所以我一瞅老师不注意，就往大门门缝一钻，跑回家。外婆总是在家，她揪着我送去幼儿园。逃学事件发生了几次，幼儿园老师也烦。她们跟我母亲建议：“像他这样不适应的，很罕见。要么等他明年再来？”再过一年，我和弟弟一同去到幼儿园，上同一个班，有弟弟在身边，我才敢放心。
7
别人大都是四岁读幼儿园，我因逃学太多，推迟一年，五岁才读。同班还有我弟弟，他属于脑袋不太想事，又特别护我的那一种。我和别的小孩扯皮，声音大一点，弟弟就拢过来，脸色不好看。其实虽然我走路不稳，但毕竟大一岁。小时候大一岁仿佛就大很多，在班上不会有别的小孩欺负我。我找到一丝安全感，接下来的事却又意外：我开始欺负别人。
有一次，是在厕所撒尿，我知道那个小孩有点怕我，主要是怕我弟弟。我想了想，把尿撒到他鞋面上。一定要找这么做的原因，那是心里升腾起一丝古怪的喜悦。他想了想，也把尿撒到我的鞋子上。那是冬天，棉鞋吸水，互相撒了好一会儿才感觉有点湿。出厕所就打起来，地面泥泞，我俩属于平时闷声不响的，打架也闷声不响，泥地里滚。我以前很害怕被打，但真的打起架来，发现自己就来不及害怕，是一种紧张和兴奋的情绪，甚至都不会感到疼。虽然我大一岁，毕竟身体不灵活，动作不协调，天生就不该去打架——谁又天生该打架呢？我渐渐落了下风，旁边有很多同学在看热闹。他们不晓得有人打架要拉架，一个个木讷地看着，好在也不起哄。我弟弟冲过来，形势就发生巨大的扭转，他扛不过我兄弟俩，很快就只有挨揍的份。阿姨事发后赶到现场，将我们拉开。
他说是我将尿撒到他鞋上，我反咬一口说是他先撒的，反正鞋子都一样湿。他也有些嘴笨，看上去很老实，阿姨没法判断谁在撒谎。“两个平时看起来都很老实，不是惹事的人啊。”阿姨彻底陷入了困惑，这事情就找不出肇事人。我正要暗自庆幸，忽然发现自己竟然也是个坏孩子。在我一直害怕被坏小孩欺负的时候，不知怎么也拥有了坏小孩的心思，
阿姨可不是吃干饭的，她们火眼金睛、明辨是非。我在幼儿园读了一年，阿姨就跟我母亲说：“你家老大应该去读大班。”母亲强调我身体弱，容易被欺负。阿姨就笑了，说：“你小看了你家老大，他没有你以为的这么……软弱。”我想，阿姨本来是要用“老实”这个词的。母亲听出话里有话，一问，阿姨也就全说。我惹事引发的打架有几起，仗着和弟弟一个班，欺负别的小朋友。阿姨索性说：“这种事情我们见得比你多，小孩在家长面前当然都会显得很老实。”
我又回到最初去过的那个班，我一下子又成为班上最小个的，坐到最前排，加之离开了弟弟，我变得很老实。那时候，小孩确实凶，甚至包括小女孩。一次一个小女孩追着一个大个的男孩，男孩一见我就把我当成挡箭牌，往前一推。女孩没有收手，一爪子伸过来，在我脸上留下几道印痕。“疼不疼？”阿姨往我脸上擦红药水，问我。我摇摇头。奇怪地，此时我不像以前那样，害怕被别人欺负。遇到这种事情，一想自己其实也是个坏孩子，就没什么好委屈的。
8
此后我始终比弟弟高一个年级，但并不妨碍随时在一起，有时候，甚至更便于随时在一起。小学我们读的都是箭道坪小学。那时候，弟弟偶尔生病，是我去他所在的班级，跟他老师请假。反之亦然，弟弟也没少帮我请假。实际上母亲清楚，弟弟是真病，而我经常是懒得起来，不肯上课。母亲拿我没办法，因为难产，我有诸多毛病，她心里一直隐痛，觉得是欠我的。而我何尝不是在利用母亲的这份歉疚？
那时候没有电话，班主任也不会向我们父母查证。于是我突发奇想，有一阵我跟弟弟授意，每天早晨去到学校，他去我所在的班级，我去他所在的班级，互相请假，然后再溜出学校汇合。我们班级不在同一栋楼，所以这样的事做了几次，也没见穿帮。
我和弟弟不上课，主要是想去看连环画。县城很小，有十几家租连环画的摊铺，有的是坐店，书很多。大多数是租书摊，老头挑一个书架，摊开摆在某个单位大门口，架上只有百十本连环画，但一般都是最新的品种。这些书是摊主赖以谋生的家当，挺爱护，都是买了农用地膜（当时的塑料纸，就数这个最普及，也最容易买到），拆开了给连环画覆上一层，当护套。租书的价格按书的定价来，两角多的收两分，三角多的收三分，依此类推，但那时候连环画定价上四角的，都有砖块那么厚了。定价末一位零头，起先都抹除了，后面四舍五入，比如定价三角四的收三分，三角五的就收四分。对于租书的人，定价的这点变化都是大事，我没少见摆书摊的老头跟人吵。我和弟弟不计较那一分钱，但会偷偷地换着看，趁摊主不注意，互相调换一下，租一本的钱看了两本书。摊主很快会有疑惑，盯着我两兄弟。所以这也是技术活，我俩必须租厚度差不多的书，同时翻开，又必须同时结束，会一个眼神，书悄不觉换了过来。
有个老头盯得很紧。那时候几分钱也不是小事，摊主很快识破我俩的把戏，我们只好又换一家。后面是到一家摊主姓滕的租书铺，摊主大气，几乎是默认了我俩换书，所以就一直在他家看书。外婆每周给我两兄弟各一元钱，这在小伙伴当中算是手头宽裕的，两元钱够去租书铺看好几天。
除了看书，我和弟弟互相请假的那些天，去得最多的还是城郊的水泥厂的采石场。那里经常停工，轨道矿车摆在工地。我和弟弟一同将一辆矿车推到半坡，再一同跳进矿车顺轨道下滑，一次次重复，也不感觉厌倦。这个场景，我反复写进自己的小说，不为别的，记忆太深刻。现在想来，还是奇怪，当时为什么就百玩不厌呢？
9
我们看书，从连环画慢慢换成武侠。租书店和书摊全都只有这两种书。起初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看字书，没有画。到上三四年级，忽然不想看连环画，要看字书。起初还是童话和《故事会》什么的，自从在家里找到《射雕英雄传》，看完以后，除了武侠小说就再不想看别的。看完是一种吸毒般的领悟：你这十来年白活了，学校和家庭都跟监狱似的困住了你，外面的世界天宽地阔……我记得好看的武侠小说，总能让我们在看完之后恍惚好几天，活在日常生活中，却异常地不真实。弟弟唯我马首是瞻，我看他也看，我上瘾了，他更上瘾。他异乎寻常地相信我，所以我得到的乐趣总能在他那里翻倍。
搬到山上自建的宅子居住，房间管够，我俩可以各住一间，但很快又住在一起。独自睡，晚上没人说话。两兄弟躺一张床上说话已经成为习惯。上山住最初的一段时间，盗贼很多，一年有好几次爬进屋子，什么都偷。一次还偷了弟弟的齐膝短裤，是父亲从深圳那边的中英街带回来的，弟弟当时将其当成心爱之物，被偷不免有点撕心裂肺。他在街上转了三天。“那条裤子，城里不会有第二件，要是撞见我一定认得出来。”他当然没有找见，母亲心里却是想，幸好没有找见！母亲劝我俩还是睡一块，“也好有个照应。”我俩也乐意，晚上可以一块干点事情，比如在被窝里看武侠小说，打着电筒。我还用木棒弄起一个支架，专门将手电筒悬挂起了，这样就省了手的力气。有过趴被窝看小说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搞法，固然眼累，其实手更累，经常第二天上午提不起笔。
我很快发现，租书铺的小说大都是伪作，封面上标着的是金庸、梁羽生，其实大都不是。真正的金庸小说每一本都好看，但伪作真是倒胃口。我相信新华书店买的宝文堂版的金庸小说，一定是真的。“我们凑钱买来看。”“好。”弟弟把零钱攒下来全给我，我俩一套一套地买，一套一套地看。不同在于，我只看一遍，想着再攒钱新买一套，弟弟喜欢反复地看。宝文堂版的金庸看完，我们又喜好古龙，一套《绝代双娇》他不知看了多少遍，那里面正好是写一对兄弟。被窝里看小说，得来一种异样的真实效果，看到描写上佳的段落，我真心怀疑，被子一掀开，外面真的是一片刀光剑影。我俩视力迅速下降，引起父亲怀疑。一天半夜，被子突然被掀开，书被缴走。父亲很严厉，措施也严密，缴走手电筒。我俩又不可能在被窝里点蜡烛。
小学毕业时，任天堂游戏机变得很流行，我们在外面游戏店玩，两角钱只能玩几分钟。一次过年，我不知是用什么计策，和弟弟合伙提留了百十块压岁钱，偷偷买了一台游戏机，品牌现在还记得，叫黑金刚，并带一个游戏带。任天堂最经典的四合一，玩过任天堂游戏的肯定脱口而出：魂斗罗，沙罗曼蛇，双截龙，赤色要塞。游戏机要接到电视机上才能用，所以我们开始埋怨父亲是个夜鬼，每天看电视要到凌晨一两点才肯睡。有一阵父亲听人谣传，说因为我们拍的抗日片太多，日本武术高手下了战书，成龙、李连杰、祝延平、原文庆等人必须迎战，为国争光。凌晨三点以后，运气好的话会有直播。那一阵父亲几乎夜夜通宵，他年轻时练武，把自己当成武林人士，真心喜欢看人打拳。
那一阵正是我们守夜玩游戏的时候，父亲的轻信真让人抓狂。他守候了有小半个月，每天都到凌晨三四点才死心，相信那都纯属虚构不能对号入座，才又按点睡觉。他们都睡后，我和弟弟将电视机蹑手蹑脚搬进我们的卧室，摆在床的一头，再连上游戏机，打到父亲早起之前归回原位，日复一日。白天上课，几乎都是端坐着打瞌睡。那是我记忆中最过瘾的一段时日，时间因黑白颠倒而变成一个整块。我手脚不灵便，打游戏不在行，比大多数小孩都差一大截。后面又掏两元钱买了一本秘籍，魂斗罗能加到九十九条命，而沙罗曼蛇每一关都有个安全体位。终于四个游戏都被我以舞弊的方式打通关，正打算去买新的游戏带，是我嘴痒，跟邻居讲出来。邻居是同龄的小孩，有一晚赖在我家不走，要搭我两兄弟一起睡，家长并不起疑。此后几天，他都不肯回家，一定要待在我家。父亲一旦察觉不对劲，我们隐秘的乐趣，便再也藏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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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兄弟之间一般不合，扯皮打架是常事。我以为我和弟弟要好是兄弟少的缘故，多了就会打起来。政府宿舍搬来一户邻居，也两兄弟，哥哥起初是我偶像，是我们一栋楼小孩的偶像。他天生会做手工，做成飞机做成船，只要一根橡皮筋就能让它们动弹很长时间。但很快我们发现这哥哥天生有暴力倾向，每天要揍弟弟。有时候我们都看到他追着打他弟弟，他母亲在后面追他，有点像动画片《猫和老鼠》，但我看得头皮发麻。有一次，哥哥又在四处追打弟弟。“到我家来。”我冲那个弟弟说，“你进来我就把门关上。”但他并不进来，索性让哥哥捉到打一顿。他不知道在我家暂避一时，回头会不会有更严重的后果。那个场景我记得分明，长时间记住那份无力感，你帮不了别人，每个人承受自己必有的一切。
我与弟弟几乎就是特例，形影不离，上课还互相请假再玩到一起。我俩被邻居称道，认为是一对典范，拿我俩来给他们的子女说事。母亲似乎也享受，甚至跟人撒谎说自己的两个儿子从不打架。其实偶尔也会扯皮，动动手，很少，并不激烈。有一次我俩正在打闹，真的只是打闹，母亲在一旁高叫一声就晕倒在地。她有低血糖、甲状腺功能亢进、贫血等一系列能导致随时晕倒的病症。那一次把我哥俩吓得够呛，以后再也不敢打闹了。要不是母亲的那次晕倒给我印象太深，我恐怕会相信我和弟弟从未动过手。
弟弟对我有超乎寻常的信任，或说是依赖。很多事情不知如何办，要照着我的行事准则去弄，但也经常在我的基础上做不必要的发挥。记得有一次，学校里搞操行评定，每人先行自评，总分一百，下面分了无数条目：第一条，热爱祖国，四分；第二条，拥护党的领导，四分……那时我读初中，整个班级乌烟瘴气，有几个形同流氓地痞的同学，但一搞自评，基本都是满分。我看上去不声不响，其实也有叛逆，平时无事爱揍我的体育生给自己都打了满分，我看不过去，愤怒，又不敢说，自残似的给自己打了全班最低分，但也有七十多分。平心说，个人操行能拿七十多分，其实已是蛮高的评价。我把这事情讲给弟弟听，弟弟认为我讲得真好，于是也狠狠地扣自己的操行分，扣到正好及格上岸。当时我父亲就在中学校门口的教育局大楼上班，我俩的班主任都找他反映情况。
父亲非常震惊，尤其对弟弟肆意妄为的打分感到惊讶，“热爱祖国为什么只有两分？你不热爱祖国？你哪一点不热爱祖国，你跟我说说。还有，拥护党的领导，这一项你都敢扣分，你真是狗胆包天了……”
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我俩都将自我操行评定的分数改过来，都改到接近满分，班主任说“这才符合实际情况”，其实他们想说的，是还好没有拖了全班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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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形影不离的状态在读初中以后有了变化。随年龄的增长，我俩都知道兄弟是无可选择的事实，而生活中还有与各自性情更为相投的一帮朋友。他低我一个年级，有了自己一帮小兄弟，而我读初中三年老被人欺负，有如坐牢，每天都特别痛苦。我也不把这些告诉弟弟，他不可能随时帮我去和别人打架。每个人必须承受自己的一切，有时候亲兄弟也帮不了你。他和许多同学搞得像是亲兄弟，我只有三两个同学可聊，还并不亲密。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小县城充斥着一种暴戾的气氛，街面上每天都可以看见打架，打架厉害的角色仿佛才是小城名流。那时候弟弟也随时和他那帮小兄弟在一起，买来一样颜色的衣服，放学一起回家，仿佛是一个帮派，让别人轻易不敢惹。
“你放学就跟我们走。”有一阵社会环境糟到了极点，学生放学回家，一落单就莫名地挨打，弟弟遂跟我这样说。他还说：“你最好穿跟我们一样颜色的衣服，当然不穿也行。”我没有穿，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总是那样笨拙，怕给他们帮派丢脸。我们本是为了防着别人欺负成群结队地回家，好一阵并未遇到别人的攻击，有时下晚自习走到漆黑的街面，碰到落单的小孩，总会有人提议：要不我们打一顿不要钱的？我被人欺负惯了，听了这样的建议，感觉竟是振奋。读初中时我们还把红领巾随身带着，不是系在脖子上，是偶尔可以“打不要钱的”，系在嘴上，以防别人事后报复。
我和弟弟周末也不再在一块，各有各的爱好，我照样宅在家里，他一有空就往屋外跑，他新的兄弟在等着他。偶尔在一起，我们会谈到喜欢哪个女生，母亲偷偷听到，会异常紧张，马上来一通端正思想、整顿风气的演说，仿佛这年纪喜欢一个女生，简直就是流氓，会毁了自己的一生。母亲过度的反应无疑让我俩兄弟噤若寒蝉，也不敢提任何一个女生的名字。现在回头一想，那时候我们也才十几岁，母亲若能和我们聊一聊，好的女孩有哪些共同的特征，肯定是要比那些注定忘掉的学科知识更有用。
随着成长，我和弟弟似乎都朝着反方向发展，小时候我极瘦，他显得有些胖，但后来我越来越胖，他却一直很瘦。小时候都说他身体好，我身体虚弱，但后面他去医院住院很多次，肝有毛病。母亲说：“主要是你吃过我的奶，你弟弟没吃过，身体抵抗力不行。”母亲总是将事情的原因做一个简单的归结，很长时间内我都笃信不疑。对于弟弟的肝病，我记得有亲戚提了个方子，主药是癞蛤蟆皮。有个暑期我到处捉癞蛤蟆，虽然平时老能见到，真要去捉才发现踪迹难觅。我爱宅在家，爱看书，给人的印象是学习成绩肯定不错，而弟弟成天不归家，几乎就是野孩子。其实他成绩比我好，初中毕业我成绩太一般，考不上任何部属中专学校，只好去读高中。弟弟成绩不错，去郑州读烟草中专学校——几乎是初中毕业生能考上的最好的学校。那以后我两兄弟就有了长久的分别，只在假期才聚。即使假期，弟弟也是很难见到，他已经和一帮朋友有了自己的聚点，经常用座机给家里打电话，说自己不回来了。母亲噢一声，放下电话长长地叹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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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弟弟上班，我还在读书。弟弟在一家烟厂上班，收入可以，每月给我一些零花钱，我都笑纳。过年回家他冲我说，哥你也要讲究一点，不能老是去菜场买衣服，要逛逛牌子店。于是他带我逛了几家国产牌子店，买了一身过年的衣服，确实比菜场买来的舒服。但那几个牌子，到今天应该全都倒闭了。
弟弟是学机械操作的，但攒了心思要混行政，很快去厂报当编辑，每周一篇文章，都是我帮他写的。我最初的一些文章，大都是我弟弟编辑出来，也是署他的名。他很快混到了采购员，把当时尚有封闭气息的祖国跑了大半，回家肆意说着旅途见闻，口才变得很好，也有点油。对于我的衣着，他会生气，老是按他的意思给我买来价格不菲的衣服，还劝我找个女朋友，缺钱管他要。那一阵，熟人见到我俩，都说他像哥哥，我像是弟弟。其实也就相差一岁，他世面见得多，有一种成熟感。我闭门写作，越来越胖，脸上还有婴儿肥。他很快混到厂办秘书，打算从政，竟然买书阅读，有几本是卡耐基写的。二〇〇三年弟弟买断工龄得了一笔钱，不肯回家。父母叫我去他所在的那个县将他拎回来，怕他把钱都扔在牌桌上。
往后，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二〇〇六年他有了小孩，人在外地做生意，侄女惟惟几乎是父母和我带大。当时我以为必有的格局，是他在外面生意做得顺畅，多赚几个钱贴补家用，而我安心在家写作，顺便照看日益老去的父母。这似乎也符合彼此的心性，我是超级宅男，虽然不懂照顾人，但是可以随叫随到。弟弟屁股长针坐不住，适合到处乱跑。二〇一一年我有了女儿，叫彤彤。我们各有一个女儿，这对堂姐妹天生很亲密，在一起须臾不可分。母亲说这可能是遗传，你和弟弟关系好，你们的女儿也这样。我搞不清这遗传是怎样的逻辑，但她俩真的很要好，现在小孩又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心情，不像我们父母随时爱教训。她俩小小年纪，晚上总要抱在一起睡，早起还要亲几个嘴。我母亲受不了她俩，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不过是一种表达。
生活总是让人难以预料，弟弟和亲戚外出做生意，终是亏得一塌糊涂，又回到家中。而我这从未想过去往别处的人，却突然有机会调到外省工作。我和弟弟像是彻头彻尾做了一个调换。有一阵他在家中很消沉，不到四十，什么都看透了似的，每天枯坐家中看网络小说，偶尔打打游戏，还是单机版。后来我又独自生活，而弟弟的婚姻在我看来也名存实亡，老婆一两年见不上一面。偶尔回到老家，晚上我又去弟弟房间，兄弟俩躺在床上抽烟、说话，就像从前一样。聊到半夜不睡，烟只剩一支，就各抽半支。这时候，我得来一种错觉：这些年，这么多时光的流逝，其实并未真正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