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下身去，太阳像枚果子结在野草上，我一把攥住那几棵草，挥起镰刀，从根部割掉。一抬头，太阳又跳到了别的草上。眼前，一只蚂蚁急匆匆滑下草茎，在一片草叶下边与另一只蚂蚁互碰触角，交待着什么。它们形色匆忙地乱跑乱撞，完全不知道我是个胆小鬼。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依旧胆小，每当孩子拿起小虫子在我面前晃，都会忍不住尖叫，跳着脚逃跑。
许多个下午，山谷里只有我一个人。有什么东西忽然踏着树叶而来，撩开我齐脖子的头发。我怕得要命，急忙回头，却被一阵风忽然扑在脸上。我怕任何一种忽然起飞的东西。怕野鸡，怕鸟，也怕飞虫，但蝉总会忽然冲着我飞过来，这山林里的歌手吓得我不敢动弹，它大约把我当作一棵粉红色的树了，在我后背散起步，唱起歌。汗珠顺着我的下巴大滴大滴地落下来，砸向野草。我意识到，自己是被一只蝉绑架了。它逼迫我听它的歌声，它的心曲。它自顾自地唱完，不管我是否回应，就飞走了。
我往前腾挪着脚步，忽然，几只嗡嗡叫着的蜂从脚下飞出，它们像拴在我头发上似的，怎么甩都甩不掉。我忙着躲闪、尖叫，甚至像大人们说过的那样在土地上打滚，直到听不到它们的声响时才坐起来。裸露在外的皮肤已经开始火辣辣地疼，很快又鼓起了包。我顺手揪下一截嫩臭蒿，用手指捻出汁液，涂抹在肿胀的地方。奶奶早已教会我与野草为伍，利用它们的功效化解各种意外。后来，我才知道是蜂把房子安在了一颗小石头下边。它们的窝小小的，蜂也小小的。等我超过十岁，说什么都不愿意跟父亲住在同一个屋里的时候，才忽然想到，在那样一块小石头上建窝，是不是一群幼蜂的一次叛逆。从此，我对每一块石头都小心翼翼。确定它们除了石头之外，不再是什么生命的房屋建造基地，才放心地越过去。
蚂蚁当然是隐居在野草深处的土著。它们意识到我来的时候，大多会连跑带窜，我看它们一片慌乱地逃跑，腿部却会忽然传来一阵针扎般的疼痛，那是蚂蚁家族中的一名敢死队成员吧，它不顾一切地对一个“巨人”发起攻击。让我不知道是该觉得它可恶还是可敬。
即便如此，我每天下午依旧会独自出现在山谷里、山坡上。我想我是被那一片片青草蛊惑了，以致于现在在城市里看见满目翠绿，双手都会不由自主做出割草时的动作，心也痒痒的。是的，我有将它们全部放倒的冲动。
割草就应该是一个人的行动。整个山谷静悄悄的，隐约能听见远处村里的狗吠声，小孩的吵闹声。我惧怕这宁静里飞来的各种东西，却又热爱这宁静。置身于野草之中，我感觉到它们是如此丰沛。荒草站立在那里，像一种神秘到无法开解的隐喻。暑假的时间一页页翻过去，原来被我放倒的草又长起来，就像时间一般。荒草就是时间的森林。
母亲几乎每天都会问我，要不你在家玩，我去割草吧。我摇头。接着，她又说，找蔓丽一起吧。秀香呢?我低声说，我一个人去割草。
蔓丽比我大几岁，她总是早早来我家等，坐在院子里的碌碡上，正好被一棵桐树的阴影罩住。到了东山，她讲一个男生老偷看她，她去哪儿，他都会盯着她的背影看。她有点儿羞涩，又几乎是发着恨说她再也不理他。秀香倒不这样，但她家养的是骡子。她在各个地垄上挑来挑去，说骡子不爱吃这个，不爱吃那个。不一会儿就得拉着我去别处。我觉得，还是我家的牛好，大约除了一种牛筋草，它什么都吃。我不喜欢挑挑拣拣，我喜欢在一个地方，将那一条地垄上的草完全放倒。这种喜好后来也反映在我们的人生里。她换了无数个工作，在各个城市间辗转。听说我在一个单位待了七八年之后，她差点从电话那边跳起来。怎么可能?她说。
不上学的每个下午，我都会背着挎篮出门。这挎篮出自于姥爷之手。而编它的藤条是我的盲人二舅在山里砍回来的。二舅从上到下抚摸过每一根藤条，先抚摸叶子，确认是不是他要的那个种类。再摸一遍粗细长短是不是符合要求。他寻找这种藤条也不是刻意的，在每次捡柴禾的时候，顺便砍上几棵，半年之后便攒下了一捆。我看见姥爷在院子里一个临时的炉子边烤着这些藤条，先烤软，再一点点编起来。藤条来回交错着，好像要结成一个巨大的鸟巢。几天后，一个半大的挎篮就成形了。姥爷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我。
挎篮是一个勤快女人必备的装备，这是我后来发现的。女人们用它往地里背种子、化肥，也从地里背回玉米棒子、土豆、各种蔬菜、核桃或者其他山果。好像一家人的日子是从女人的后背上开始的。
那个挎篮让蔓丽和秀香都羡慕得不得了。背着它，我就觉得自己长大了，像蜗牛有个厚壳一样，又得意又踏实。我先背着去井边的菜地，回来的时候，里边放了几个鲜红的西红柿和两个带泥的萝卜。母亲夸赞，西红柿挺好，萝卜也不错，可是咱们家根本就没种这些。我吓得要命，赶紧问：那是谁家的，赶紧去还吧。母亲笑着想说什么，但却没说出口。我知道她想说“你个胆小鬼!”但是想到上次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哭了。我连“胆小鬼”这三个字都怕。有时候想，我一次次自己去割草，或许就是在与这三个字对抗。
我背着一挎篮阳光，走出村庄，人声和蝉鸣渐渐模糊成背景。每次，双腿好像比我的心对这些小路更熟悉，在我还没想到去哪里割草之前，它们已经把我带到了某一处。我常会辨认着草的种类，虽然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必要。但还是会在心里为它们归类，并且叫出它们的名字。灰菜上边像是抹了粉，马唐一片片的，根浅扎在土地的表层，不易整理。我喜欢龙子草，喜欢狗尾巴草、野菊草，总觉得它们的样子好看，牛吃起来也会心生欢喜。我还喜欢不太老的艾蒿、水蒿，它们长得高大，割起来也很爽快。牛吃起它们来，大约会跟人吃大馒头或者大碗吃肉般过瘾吧。有的草我叫不上名字，这也没关系，干脆就给它们现取一个吧。长得像鬼针子的就叫它鬼线子，开黄花的叫它小黄鸭，长白毛球的叫它白刺猬……这是我一个人的游戏。那些名字我也经常会忘掉。几天之后，它们就像被割掉的的青草一样，又一次冒了出来。几十年后，当儿子从路边采下一株麻桃，说“这是皇上，它拥有一个想当蒲公英的儿子”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时光好像一下子被植物打通了。
我寻找着那些野草之间的联系，它们的故事有时通往快乐、温暖，有时通往哀伤。哀伤往往会在阴天来。那时，我就用一个大大的叶子把哀伤和土包在一起，再用长长的酸枣刺牢牢缝住。把它丢到远处的山坡上。我希望它在那里能长出一大片狗尾巴草。第二年，我会用镰刀亲手将它们割掉。
即便我天天与草打交道，我也不够了解它们。我喜欢跟奶奶一起去山里，她知道那些野草的习性、传说，介绍它们跟介绍家里人一样清楚。我也会放下镰刀，去采一些草药。瓜蒌是给牛吃的。柴胡在感冒了以后用，牛筋草是长了疙瘩以后用来煮水洗的。当然，最后这个偏方得来的奇特。有年我们村几乎所有的人后背都长满了疙瘩，用了多少药都不管事。一个小脚老奶奶跑去山坡上采了这种草回来，她先是在孙子身上试验，果真有效果。后来，牛筋草就成捆成捆地进了村子。大家的病症果然就好了。我还记得小脚老奶奶的样子，她退回大家给她买的点心和罐头，说，这没啥，她小的时候全村人一起患过这样的病。后来，也是一个老人用这种草把全村的人给医好了。她讲这些的时候，我脑袋里便会勾勒那些古老的场景，心想，在这大山里，许多植物绿了又枯，枯了又绿，看起来似乎是无用的，但它们的无用摞起来，可能就是为了某一刻的有用。于是，我总会采一些药，将它们采好，带回家，等着日后所需。当然，也可能永远也用不着。草药会在家里的窗台上晾干，然后在某一个角落里被发现或者遗忘。如用不着，便觉得草药有了辟邪的功效。
我一次次辨认着它们，与草的交往或许比人的交往要慢。但我知道一片野薄荷的所在地，知道最好吃、结果又密实的覆盆子长在那里。那是我与野草之间的秘密。但这些秘密到了奶奶面前，却变得不值一提。我总是想用自己发现的事物盖过她的所知，但每次都是徒劳。好像这山间的草木不过是年复一年的重复，哪怕她后来因为年老体弱不再去山坡和地里，依然对它们了如指掌。它们似乎比人还念旧，还信守承诺。
我采过最珍贵的药材却不是植物，而是一条白色带子，它盘在一片低矮的灌木丛上，细碎的纹理充满了神秘感。等我拿给母亲，她说那是一条蛇蜕。吓得我赶紧扔掉。许多天里，我都心生惧怕，担心这白色带子会还原成一条蛇，在我家里自由观光。许多个清晨醒来，我都觉得阳光里爬行着白色的蛇蜕。直到母亲骗我说把它扔掉了，才安心。谁知有一天家里那只虎斑猫歪歪扭扭像个醉汉一般跑回来。母亲一下子就看出了端倪，说，它中毒了。接着便去角落里取出蛇脱来，在小锅里煮了给猫喝。眼见那猫已经口吐白沫，母亲捏着它的嘴，把蛇蜕汤给灌下去。半个小时，它竟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把身子弓成一团，跑到院子里的麦秸堆上躺着去了。它得救了。
我找到一枚早早就红了的叶子，想到给蝈蝈做件披风。我先把叶子对折，又用小的酸枣刺从中间别好。做完这些之后，正好就看见一只绿蝈蝈站在黄色的南瓜花上。它威风凛凛，让我想起家里曾经养过的一只蝈蝈怎样将同类吃掉，吓得我头皮发麻。赶紧把红叶披风放在一棵巨大的南瓜上，让它随风吹向哪里吧。我只当作是给想象里的某一只蝈蝈做了件衣服。而草叶间不起眼的地方，看似宁静，每一日都有生死，有残忍，也有爱与慈悲。那微小的世界在我眼底逐渐放大。我总在心底觉得这些山谷、山坡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我的领地。在不远处偶尔出现的啃草的羊，甚至犁地的人似乎都成了静止的，都像是随意加入这风景里的贴片一般。
我还尝试过给一只野兔研究新的食物。那只小野兔跟母亲的拳头差不多大。是她从山里逮来的。母亲满村给她找吃的，后来只找到了半瓶羊奶。但那兔子不喝羊牛。粥啊，汤啊，它都不喝。我知道许多植物里流淌的都是白色的汁液。比如，那个被我取名叫“豆兰”的长蔓草，每次我割断它，镰刀路过的部分都是白白的。我用一个小瓶，在各种野草上采集着，希望能给一只野兔收集它所需要的营养。可它竟然不长嘴，我又放了糖，它依旧不张嘴。一夜之后，便死了。我哭得很厉害。把它埋在发现它的那片野地。拍好土以后，我忽然想，明年，这里会长出什么样的野草呢?我好好记下了那片地的位置，距离杜梨树有五步远。我告诉自己，永远也不要割这片草。
有时，我也会遇到割草的大人。她们总是行色匆匆，完全不理会山林和田野的景色。她们的挎篮里先是要摘一些豆角，或者南瓜，再往上堆草。她们的挎篮内心全是蔬菜，不像我的，全是野草。不时，我也会看见一个挖土豆的女人，她一边挖，一边擦眼泪——这个刚刚失去丈夫的年轻媳妇。我只是远远地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割的草总是太多，多到令大人们惊奇，在他们夸我干活卖力的时候，我总是会脸红。几乎每个傍晚，母亲都会背着她的大挎篮，向着我的方向走来。母亲口袋里总会揣个苹果或者桃子，有时候，她还会用罐头瓶装半杯水。每次老远看见她走来。我都会激动得想哭，好像野草把时间抻长了，我们分开根本不是几个小时似的。母亲一来，好像就把某种气氛给刺破了。我在她跟前跳来跳去，啃起带着她体温的苹果，对她分享我的发现。
她在那些地垄上收起我割好的草，把它们放进自己的挎篮里，横着放，竖着放，往下压了又压。她从地垄这头儿收到那头儿。她也要往我挎篮里放一些，放得松松垮垮，看上去很多，其实很少。这是一个虚胖的草垛。
母亲费力地走在前边，我紧跟其后。她的整个身子被草遮挡着。仅有两只鞋不断交错着出现在貌似悬空的草下边。我紧随其后。一路上，每有人感叹，割这么多草啊，母亲都会说，姑娘自己一个人割的。她炫耀着，让我一路收获别人的赞誉。而这场景一直到延续到现在，与这个家庭有关的所有的功劳，她都会记在我身上。并且不断扩大，而许多事情，她都尽可能扛在自己的肩上，明明很沉重了，还要装出身轻如燕的样子。我手里总会捧着一把花，那些花要被安置在床头柜上一个玻璃瓶子里。它们的味道能把我的梦带向一片没有边的草地。
奶奶和母亲两个人围着一台古老的铡刀，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她们合力把青草分成许多段。一盏混暗的灯光照耀着她们的影子，把这场景雕刻进我的记忆里。
为人母之后，我仅割过一次草，不是去山里，而是在别人家的院子。那家人进城后久不回来，草都要把院子给吃掉了。等我站起身要捆草的时候，忽然想到没有挎篮，便隔着院墙问母亲，我的挎篮呢。她想了好半天，才说，给了我表妹了。结果表妹早早辍学去城里打工，又把它送了回来。前些日子，一个收老旧物件的人，忽然看中它，要把它收走。我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人买走了我成长过程中那么重要的一件物证。但母亲对有人肯为一件已经无用的物件花钱，是有些震惊的，她恨不得直接送给人家。倒是我，听到这消息失落了好多天。
我到了城市之后的许多个夏天，青草的味道还会自动回到鼻息里，挥都挥不去。我想，那是青草在我身体里留下的记号。我一个人去外省读书，一个人去另外的城市工作，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生活。出租屋小极了，仅有一张用砖头搭着的床板和一张旧书桌。夜晚，我翻开一本本书，忽然会出现当年一个人去割草的错觉。文字的芳香一如青草上的太阳，不断跳动着，跳过一片又一片青草，又跳上高树，接着，好像跳到月亮里去了。
刘云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儿童文学》《天涯》《散文》《散文选刊》《文艺报》等报刊。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贡献奖，并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已出版散文集《木头的信仰》《给树把脉的人》，长篇童话《奔跑的树枝马》《老树洞婆婆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