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蒋在，中国作协会员、英美文学硕士。诗歌、小说见于《人民文学》《诗刊》《十月》《钟山》《山花》《上海文学》等。出版小说集《街区那头》，诗集《又一个春天》。曾获“山花文学双年奖·新人奖”，牛津大学罗德学者提名。】
1
父亲去世后半年，黄杰明收到叔父发来的邮件，信中提到父亲的遗产，要他尽快去处理。那封信隐藏在一堆广告打折邮件中，要不是他多看了一眼，就删掉了。
黄杰明租住的公寓在通往海天99号高速公路的交叉口，晚上他和李俏躺在床上听汽车不断经过，想象那是瀑布下落的声音。卧室里有一扇小小的通风窗，打开它时要站到椅子上去，李俏总是抱怨窗口太高太小。窗上有上一任租客遗留下来的用细小的铁丝绑着的紫色蝴蝶。她冲完澡，卫生间的热气难以散去，扑扑地在往他们脸上灌，热得他们整夜醒着。
夜里，他打开了风扇想开灯去喝杯水。可灯和窗不能同时打开，灯源会吸引体积更小的虫子穿过纱窗。这会儿，窗外的声音并不比风扇的声音小——激烈的风声，树叶的抖动，还有拉货的火车呼呼向前，不停地鸣响汽笛。每一辆火车经过时，厕所的水管都会震动，像是要爆炸了似的。他睡不着。他数不清楚旋转风扇到底有几个扇面，仿佛越数就会越多。风扇只有两个挡位，开或是关。
收到叔父的邮件后，黄杰明每晚入睡前或半夜醒来，都会沉浸在杂乱或想象出来的声音里。李俏躺在黄杰明的手腕上，想象他父亲留给他的遗产，那意味着未来的房子和生活，她几乎躺在钱哗哗作响的幻觉里。无论如何叔父邮件里提到的遗产都让人振奋，那是绝处逢生的希望。遗产是多少叔父没有说，只留下一句，你父亲的遗产还需要你来处理,像故意留个花样百出的谜底让他们去猜。
如果不是李俏对这笔遗产抱有热情和想象，黄杰明几乎不想去处理。父亲的病将他们家消耗一空。那些年他在建筑工地挣的钱，还不够付他的治疗费。黄杰明无法想象父亲怎么还会有遗产?
中国人。中国人。这是黄杰明到加拿大后听得最多的话。
爸爸在哪?
“加拿大温哥华。”
那时候东方电视台每天都在重播《别了，温哥华》。爸爸在电话里告诉他，温哥华的大街上，有一种很久很久以前的煤气钟，每个准点都会发出汽笛声。他想象煤气钟发出的呼呼声从开满鲜花的大街一直传到广州。那时奶奶随着叔父投资移民去了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后来搬到了暖和点儿的安大略省，只有他和母亲留在了中国。
他和母亲来的那天被称为登陆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挤满了人，一个挂着工作证的女人走向他们，一边对折单据，一边在上面画圈标出重点，引导他们向前走。那里面站满了妇女和小孩。
父亲来接机那天，冲他们挥舞着加拿大的小国旗。他们抱了又抱。父亲把行李塞进出租车的后备厢，司机打开车门，又帮忙把最后一件行李放了进去。
刚上车，黄杰明就感到眩晕。他分不清楚这是在飞机上还是在陆地上。那些远处的海和雾气都像是货船上飘出的蒸汽。他从后视镜里打量司机，司机是个外国人。在飞机上他也看见很多外国人，想和他们说话，把学校里学的都讲出来，你好，再见，晚安。他却不敢与他们的眼睛对视。只有在后视镜里，他才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个外国人。
“在这里开出租车的都是印度人吗?”母亲问。听到印度，司机仿佛听懂了似的，从后视镜里打量着这个中国家庭。父亲点了点头，不去回应印度司机的目光。
“印度人开车，中国人就是开开饭馆，做做厨师，还能有什么?”
父亲把跷起来的腿又放了下去，“他们喊我们chichong，像剁菜板的声音。”
他不记得父亲说这话时笑没有。父亲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他在加拿大的工作，好像总是不停地换。黄杰明印象最深的是他忙碌的厨房，他在中国餐厅从早忙到晚，加上时差的原因，他几乎听不到父亲别的消息，挣了多少钱也是未知。他从来没有给他们汇过钱，寄过一张照片，唯一一张照片。让黄杰明记住的不是照片上胡子拉碴的父亲，而是他抬起一只脚踩在一辆红色吉普车的踏板上。他曾无数次梦见过自己坐着那辆红色的吉普车去学校，小时候他对父亲的所有记忆，就是从红色的吉普车开始的。
在黄杰明的记忆中，有那么一两年，他的父亲是缺席的。偶尔会听到母亲与父亲通电话时的哭声。有时候，父亲会安慰哭哭啼啼的母亲，有时候他会听不下去，直接挂断电话，说是消耗不起电话费，有事写信说。
母亲甚至都不知道父亲究竟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给她留了一个打工餐馆的地址，她常年往那个地址寄信，有时也寄照片，父亲却再也没有寄过照片回来。
那时候洗照片很麻烦，母亲拿回洗好的照片摊开在饭桌上来来回回地选，最后选了一张举在手里看了又看。照片里，她穿着黄色短袖衫配一条碎花雪纺裙站在家门口。她在照片背面喷了自己用的香水。香水的味道让人晕眩，还没等味道全散去，她将信和照片快速放进信封，希望将味道锁住。她想着照片和信要飞很久，飞越太平洋飞越大西洋，到达时味道会淡一些。父亲会顺着这淡淡的奇异清香想起他们。
2
黄杰明一家人最初住在一间小屋子里。他们到来的前一日，父亲专门在进门的墙上装了一面镜子。他的母亲在进门时站到镜子前照了又照，父亲知道她喜欢镜子。她说，国外的镜子是要比国内的亮些。
黄昏到来时，他和他母亲走在社区后面的小路上，那儿长满了荆棘和杂草，太阳强烈的光一直照射到晚上九点才渐渐散去。小路用铁丝网拦出来的地方爬满了刺莓，他和母亲提着小桶沿路采着，看见远处有人走来，他们就假装什么也没有干。他们不想让路过的外国人投来打量的目光，其间包藏着只有中国人才会这样干的轻蔑。
起初母亲的身体里还活跃着对新生活的热情，在屋子里唱来跳去，对着镜子排练她过去学习的舞步。不同的是比起家里的镜子来，这面镜子更小，站得太近就会看不到脚的动作，所以她总是不停地做着朝后挪步的动作。出国前她在文化馆搞舞蹈，负责百姓健康舞的传播，大十字中心广场上跳舞的人遍地都是，她带领着群众在文化馆整天唱唱跳跳过得很热闹。父亲出国后，她在客厅里安装了一面镜子，挡住了一堵墙。她每天站在镜子前排练舞蹈，心无旁骛。镜子让家显得更空旷了，而她在这样的家中更加看不到边界。现在到了温哥华，她一个人还继续在镜子前跳着，似乎只有这样她才能找到自身的存在。
父亲介绍她去中国城的一家汽车旅馆做清洁。汽车旅馆不是真正的汽车旅馆，它只是为了和正规的旅馆区分开。她在房间走廊外挨个用蹩脚的英文喊：“RoomService”，喊完一遍再用粤语说一遍，“搞卫生。”起初她很不适应这份与她的职业天差地别的工作，但却很卖力。那时候不需要说普通话，说普通话的大陆客极少。
每天她用两个超大型的拖布从两头对着跑一遍，再跑一遍，周而复始地这样跑来跑去。来回跑动的时候，确信没人看见，她对自己说权当是练功，身体前倾抬起一只脚，然后放下来再抬起一只脚，反复这样抬着抬着直到黄昏降临。
最初每天出门上班前，她还照一下镜子，扭扭身体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合适。慢慢地就不照了。她开始无数次重复那些对于父亲已经没有意义的责问，说没想到他在温哥华过得这么糟糕，还把他们也弄来了。她不愿过这种看人脸色的工作，整天一个人埋头苦干却没有尽头。
她问，我在这里到底是个什么?
父亲问，你在国内是什么?
她说，我是舞蹈家。
父亲说，不过也是个卖艺的，现在你卖劳力，都一样。以后会好的。
她就哭起来，原来以为外国的月亮会很圆。是啊，圆得我们都站不稳，被人踩在脚下。父亲就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的孩子以后就好了。她不听，继续哭闹，边哭边进厨房，看见什么就摔什么。摔得黄杰明惶恐，放声大哭。她才会跑过来抱住他，直到这间屋子，再也包不住他们一家的哭喊。
3
黄杰明翻来覆去调整姿势，睡不着是常事。白天他在建筑工地穿着深筒雨胶鞋，准确迅速地将水泥搅拌器送来的水泥浆护送进地基的坑道管里。午休吃饭时，他坐在钢管上越过停止工作的吊车，看到工地外的马路上车来人往，两个穿着工装服的女人戴着安全帽，嘴巴里的哨子和她们的手势一样一起一落。她们举着大红色写着“停”的牌子左右晃动，指引行人走到对面安全的路上去，这儿在施工。这些单亲母亲，她们在工地上干不了沉重的体力活，只能在工地外面指引行人和车辆。夏天，她们也必须戴安全帽，穿着宽大的黄外套，汗流浃背地站在太阳底下。
下班后，黄杰明把脏雨鞋带回家，他没有把它放在门口，而是直接提进家来。李俏问他想做什么。他叹口气朝洗手间指了指说，脏得没法穿了，得洗一洗。李俏抱着双腿半靠在地上的弹簧床上，懒洋洋地看着他把外衣脱下来说，等拿到你爸的遗产，就去租一套好一点的房子。
黄杰明不理她，走进洗手间关了门。李俏看着他映在玻璃门上的影子，走过去调皮地敲敲门说，你不要装没有听见啊，钱怎么花我都想好了。
黄杰明没好气地回答，钱在哪里?
你不是说你爹有段时间很神秘吗?钱可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天黑前，乌鸦飞过小小的窗口，它们一闪而过，像是天上散落下来的黑色碎片，呼啦啦坠落下来，然后又在风中被扬起。风的声音和汽车的声音，在李俏的嘴里变得格外特别了。她说，心情变了，外面的声音就好听了。黄杰明不理她，继续把一块鱼类的拼图，往一块小木板上粘贴。
李俏侧着头看了他半天说，你有点无聊。
黄杰明埋着头，从小木块堆里捡起一块黑色的颜料，认真地填到鱼的眼睛部位。李俏静静地看着他把别的颜料抹了又抹，一块木板被他染得很乱。她用力往床上一坐，嘟着嘴说，你对遗产到底有什么打算?
黄杰明说，我想不出我爹会有什么东西留给我。
李俏笑起来，她看着那扇被风吹动的小窗户说，你就想象一下嘛，想象一下总是可以的。
黄杰明已经把拼图完成了，他端详着手里的作品说，我想不出来。
不管怎么说，我们得租一套新房子，我在网上都看好了。
李俏也跟着看黄杰明手里的拼图，一条张着嘴巴的鱼，想往树上跳。
黄杰明从来没有想过要搬家，那得多花多少钱，他只是工地上挣时薪的杂工，一小时二十块，每天和混凝土吊车搅拌机打交道，工作毫无技术可言，明天说没也就没了，他可以被任何人替代。
夜里窗外滴滴答答地下着雨，李俏走进卫生间，撕开验孕棒的塑料包装纸，做了尿检。她从厕所出来时，情绪有些低落，郁郁地躺到床上。
黄杰明翻了个身转向她，“结果怎么样?”
她不说话，缓缓地拉过他的手，放在她的腹部上。他突然翻身跃起，再将头埋下，贴近她的肚
子，他不敢靠得太近，生怕她会感到不适，她感到他在颤抖。
李俏侧身靠在他身上说，我想把它生下来，你爸的遗产可以让宝宝长大，我们还可以带着宝宝周游世界，你说好不好?
黄杰明一动不动地躺着，他清晰地感觉到她呼出的气，在自己的皮肤上酥酥软软的，和着雨点慢慢地植入另一个黑夜。
……
全文请见《当代》2021年6期
《遗产》创作谈
蒋在
这辆红色的皮卡车是父亲留给他唯一的遗产。
自从父亲死后，他不停地画父亲临死前脑袋凹陷进枕头的模样。这样的画布满了他所有的笔记本。他上课时在画，小组作业时还在画。画来画去让人依然无法辨认他父亲具体的样貌。上午他在巴黎圣母院画建筑，下午又回到奥赛博物馆描摹雕塑。他久久地坐在《地狱之门》前面，在本子上画那些备受情欲、恐惧而扭曲的面孔。吃完晚饭后，他在客厅的餐桌上画父亲临终前的一些碎片。好像那些痛苦的面孔给他启发，但罗丹作品中的痛苦似乎都不比最后的那些时刻，而这一切只是将心中隐痛的那部分轮廓描深了不少。时至今日，他仍在此种痛苦里面找到快感，像是为了使什么得以复活。
叔父的邮件来得不早不晚，从法国回到加拿大后不久，就写信告知了他关于遗产的处理问题。
从叔父那里取到这辆红色皮卡车后，他便往回赶了。路途遥远，一天的时间只能赶一半的路，他得中途找地方住下。他2017年7月3日停留的确切的位置是：7001SavaonaAccessRoad,Savaona.,它在从温哥华开往坎普鲁斯必经的一条公路上。这也变成了故事中黄杰明和女友居住的公寓原型。如果将来有人有兴趣去寻找的话，沿着这个地址走进那条右侧的小路，会看到一栋蓝色的排屋，排屋的最左边就是故事里的房间了，白色的门用金色的字体写上了房间号：1001。或许再仔细寻找的话，仍然能在房间里的纱门上找到故事里“用细小的铁丝绑着的紫色蝴蝶。”房间朝北，若打开手机里的罗盘，上面的刻度会显示3°N。
车是在开回来的路上出事的。在那之前他正驱车通过狮门大桥，这座桥长期以来车流量很大，也是事故频发的地段。只要经过那座桥以后，很快他就能找到高速公路的出口。桥上有一个通行时间只有十五秒的红绿灯，所有的车遵循着秩序缓慢地移动，他把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看到仪表盘上有1710000千米，最后一个零即将跳动成1。再次启动发动机的时候，车子无法点燃，他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这种味道并不浓厚，所以他无法判断气味是来自自身还是窗外。
巨额的修车费让他焦虑。现在的情况是遗产除了是一堆破铜烂铁外，还可能会搭上他所有的一切。但如果他选择放弃修这辆车，无疑不在映射是对父亲的某种放弃。好像父亲的灵魂已经转接到了它身上。就像他坚信父亲为什么会去世那样，若不是因为母亲渐渐将沾有父亲“灵”的东西，比如他的毛衣、工具清理出去，父亲可能不会那么快去世。这样的醒悟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变得癫狂。他先是申请停学，将下一个学期的学费全部取出拿去修车了。
当被告知车无法维修只能简单涂漆使它成为一个摆设时，他又费劲心力地出钱找拖车公司跨国(从加拿大到美国)，将这辆车拖回家中。前期付出的沉没成本让他无法放弃了。他从网上订购了许多关于修车的书，接下来断断续续的一年里，开始自己维修这辆车。这种行为的情感位移并不难理解，他在重构一种关系，也在再现一种关系。
他父亲去世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复活某样曾经存在，如今却缺失的东西。他通过仪式的途径驱使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来实现自己在人世的缺憾和愿望。和远古制像相似，巫师在制像时并不用刻意用相像的物件甚至不需要人像，只用手边仅有的材料，通过念咒语的方式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而一旦建立起这样的连接，不论制像者对物体做什么，都会投射到本体身上。
一年后，就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他终于将车修好回到了镇上。他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都到学校的停车场来看这辆车。那时候女友已经带着他们的小孩离开了这里;为了修车，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毕业的事变得遥遥无期。好像从遗产的出现开始，他的命运便驶入了另一条道路。但无论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和有着怎样的结果，他至少留下了这样的一张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