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已经过了四季，未来不知还要持续多久的顽疾。其实在此之前，这顽疾曾心慈手软犹豫许久，迟迟未射出那颗致命的子弹，并用持续一个半月的莫名咳嗽提醒我。伴着不可遏制的干咳和自认为解决问题的白开水，我在那些反复提示的有限时日里不以为然，又被千头万绪的事情牵扯着上蹿下跳甚至风驰电掣，全然不知它早已淡淡微笑，盘桓左右窥视我多日，并以全然的昏厥将我掀翻在地。
冬末的手术室
那是个永远都横亘在我心间的冬天。其实冬日已经所剩无几，在被摔得全身青紫之后，寒冷又被无限延长。
印象里是穿越了无数的检查和医院里永远的人海，依然干咳着并且左下肢肿痛异常的我被告知，情况危重需要马上手术。
躺在病床上被从病房移动到手术室，记忆里还是第一次。屋顶上的白色迅速掠过，然而那白色又绵延无尽，长路漫漫，伴着凛然干硬的寒冷。盖着巨大的被子，我依然觉得耳畔风声呼啸。护士的脚步匆忙坚定，我的心，突然随着病床的快速移动剧烈地跳了起来。我充满确定性的生活和那一条又一条的计划，就这么被彻底打乱。
会是什么样的医生帮我手术?在病房外，我心里居然还能盛满好奇。依旧是冷，我裹紧了被子，睡意莫名袭来。似乎有人在观察我，我缓缓睁开眼睛，看到一双温和善意的眼睛，医生接手了我，我被推着又进了消毒更为严格的介入手术室。
好几个助理医生围上来，帮着术前准备，许是因为看到我慌乱，他们热情地和我聊着天，平日并不多言的我因为紧张在喋喋不休，说我正在写的书稿，说我忙碌中的大意，说我数次昏厥而不以为然的愚蠢，略带夸张甚至没有停顿。一时间，我听得自己有些尖厉的声音频率极高地四处乱窜而且无法控制，手术台居然是一片忙碌而热闹的景象。
左脚要输液，一位女医生把那只脚的袜子轻柔地褪下来，麻利地给我穿到另一只脚上;口罩当时极为稀缺，我还戴着的口罩，主刀的医生帮我拿下来，对折好装进病号服的衣兜里。暖意，让沿着眼角流下的泪水不那么冰凉。
那泪水里，还有控制不了的恐惧在摇摇欲坠。几乎是突然之间，我一个人躺在巨大的操作台上，两个大屏同时移动起来，身体在被透视，恐惧从心底升起时不可遏制，它如此强劲，瞬间击垮了我，裸露在外肿胀烧灼的病腿忽然变得冰冷，我的手找不到可以放置的地方，从四面八方涌入的寒意将我全然覆盖。
我像是放置在高处的祭品。所有恓惶推动着未曾考虑的问题突然奔涌过来，几乎成为巨浪，最大的一个浪头是，我不会死了吧?如果有这样的意外，我这么多年左省右省一点一点给11岁女儿和年迈双亲攒下来的那些私房钱可怎么办?它们存在我那些自己也分不清的银行卡中的一张上，又有谁能挑出来?又告诉他们唯有我知道的密码?而死后，又会如何?我昏迷前在镜中看到的那些漆黑和暗黄是死亡的颜色吗?
从来遥远的死生和我关联得那么突然。它们呼啸而至，可我毫无准备。恐惧，被无力阻挡的寒冷，无从安置的牵挂，无法把握的未知和刹那觉知的遗憾堆砌得结结实实，横亘在我心头，心脏无从负载这沉重，它被加速压迫时又如此迅猛，只是瞬间，心率就飙升到130。
我听见医生们在议论我的心率，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孤独前所未有，排山倒海袭来。我是一个人。我得鼓起勇气，协助医生让那些可能要进入我身体的各种器械顺利到位。此时此地此间，只有此身能度。我努力摸索到手的位置，还没来得及抓住什么，医生让我放松，病腿的一处被当机立断切开，手术开始了。
我在一条狭路上行走，前路茫然，踉踉跄跄。意识只够听得耳畔各种器械的声音，医生的询问遥远而笃定，清晰又模糊，身躯和意识原来都如此滞重。手术的结束是我被绷带紧紧绑上，全然不动的姿态，为那些可见不可见的伤口争取合上的12个小时。
我还活着。在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瞬间，我只来得及转头，看了看那个不知道盛放过多少病人生死悲喜的手术台，此刻它空空如也，大多数人从它上面活着下来，也有一些，永远离去。向生挣扎的那些百转千回和惊心动魄，于死者将永远封存，于生者会结痂或是忘却。死生之间，终究只是一段一个人的孤独旅程。
早春的母亲
困居病榻还是第一次。住院的消息没有告诉远在江南的父母。新冠疫情仍然蔓延，我们南北千里相隔，思忖再三，北地早春苦寒，没有必要将他们从南方的温润和梅花盛放中拖拽出来。
可是，母亲打来电话直截了当地问我出了什么事情。她的心疑其实没有道理，而我只能如实相告，自己生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病，现在是术后，就快出院。
疫情肆虐之中流动会被限制，长时间机舱内的出行被认为风险极大，七十岁的母亲还是高危人群，以及回来可能被隔离，电话里我们都很理智，约定一南一北，暂不相见。
然而正是我出院那天，母亲回来。
远远的，母亲站在我的家门口。她仔细地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问，只是和我笑着说一路安检诸多，见了的人几乎都穿着防护服。许是为让女儿和我放心，她反复强调，她应该是安全的，因为一路上戴着面罩、口罩，也戴着橡胶手套，没吃没喝，就为了不给病菌可乘之机。从南北归，是七个小时的旅途。把自己用橡胶塑料制品裹得严严实实的母亲，四个小时颠簸在车里，三个小时起落在飞机上，而晕车腿疼，是她的老毛病。
也是远远的，我小心地扶着墙看着母亲细致地给自己消杀。雾状的酒精在她稀疏花白的头发上停留得那么久，我笑，妈妈要把头发也喷掉了，母亲也笑，不怕，头发掉就掉了，瘟疫可不能跟着我进咱们家里。酒精又迅速到了身上，极细的雾珠笼罩着母亲，那些雾珠迅速从她驼着的背上滑落，因为，妈妈的肩膀也是耷拉着。
本是春来，万物正要蓬勃，我第一次发现，母亲变得瘦小了。一米七○老是挺胸抬头的母亲现在低眉顺目，当她屏气凝神将鞋底也彻底消毒时，我看到她在归顺一个巨大的不可知力量。
变了的还有母亲的脾气。雷厉风行的母亲突然柔和下来，她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轻言细语。她从来都不问这个奇怪而麻烦的病啥时候好，只是紧紧地盯着我的药盒，每一颗药都不会落下，而每一次吃药时，都要目光炯炯地递过水来，然后直直地盯着我仰头吃下药去，一次再一次，认真而努力。
母亲回来后的饭桌也变了。很多年并不特别关注菜蔬饭食的母亲，开始戴着眼镜严肃地研究食谱，那些从电视上、广播及时记下来的食物烹调方法被大量写在卡片上，放在家里各处。我常常捡起那些随处可见的卡片中的一个，笑，怎么写了那么多错别字，妈妈还大学毕业呢。
错别字连篇的食谱笔记，让饭桌变得五颜六色南北汇聚，厨房里整日都热气腾腾，各种料理器具往往是在同时开动，那些轰鸣我即便路过也听得刺耳，母亲穿梭其间浑然不觉，她像是在面对我的病魔时生出了和它作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一顿又一顿的饭，是她的武器。清亮的稀粥，细软的肉糜，奇奇怪怪的豆子汤，五颜六色的水果汁，蔬菜绿肥红瘦，它们和我的药一起，前所未有地在我的身体里浩浩荡荡行进，成了我身上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力气。
有了只是一点力气，就老想出门看看。塞北四月，迎春花已经开上枝头，而我眼巴巴地看着窗外，已经几十个时日。
被软磨硬泡了好多天，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母亲带我出门。你走在我后边!母亲提高声音对我说，像是走在她身后，春寒和微风都能减弱些，又像是，我们的前面，不是盼望了许久的春天，而是一个怪物可能伺机扑来。
我走在母亲身后，亦步亦趋。只是月余，新生的白发就让她头顶成为苍茫的暮雪。母亲抬着头警觉地走在我前面，不时回头叮嘱，慢点，一定慢点。其实很多年里，母亲和她的叮嘱一直在我前面，只是我自己不曾觉察。
秋天的父亲
一次又一次的术后复查，都是父亲陪着的。往昔拎着公文包的他现在站在我身边时，背着的是一个军绿色的粗布斜挎包。包里，是一个我喜欢的大号粉色卡通保温水杯，还有我每次做完检查都会拿到的一摞检查单。
本来是智能手机盲的父亲突然学会了检索与我病情有关的各种资料，下载、转发给我后，总会再三确认，我发的资料，你看了吗?看到电视里有相关的医学知识，父亲最忙，除了拍视频，还会记笔记、画要点，然后电子资料、纸质资料都标上日期，一并交给我。
我的病应该多饮水就是父亲从大量信息中捕捉到的。时常，进门第一杯是水;出门约莫将近半个小时了，父亲就会从他斜挎的包里取出水杯递过来，即便不想喝，温和的父亲也会不容置疑地说，喝一口，就一口。我便喝上一口，是恰好入口的温度。
在医院，等待检查的时间往往会超过检查本身的时间。心情比医院的气味还要复杂，我们两个总是在医院的长椅上不言不语地埋头并排坐着。父亲紧盯着大屏，等待我的名字出现，好像我不识字。父亲常问的一句话是，口罩戴好了吗?我便紧一紧口罩。在医院，父亲如临大敌，眉头不自觉地皱着，好像路过的每个人都可能给我传染上什么疾病。几次检查过后，父亲就熟悉了流程，他会准确地掐好时间节点，尽量减少我在医院的盘桓，他和老妈一样，把我当成了玻璃娃娃。
那天上午，逾时既久，我突然听见父亲在对着分诊的护士大发雷霆，因为我的预约单被弄丢了。暴怒的父亲，我看到他的手甚至头都在颤抖，所有皱纹都挤在一处成为沟壑，声音异常洪亮地在和那个漫不经心的小姑娘核对。父亲本是书生，那一刻的高声和那个在父亲手臂的挥动中被甩在身后的巨大斜挎包，让他直如一介武夫。我拉着父亲坐回座位上，父亲沉默着调整呼吸，我努力不让眼泪落下来。那个难缠的病，放大了这个完全可以忽略的错误，生生把父亲逼到斯文扫地之境。
无论在职还是退休，父亲日日与字纸相对，敬惜字纸是他的意识也是习惯。在对待检查结果的那张纸时，这种敬惜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医院拿到检查单后，不管结果好还是不好，他总是把每一次的每一张检查结果单都平整好，次序井然地用一个小夹子夹好，再装进透明文件袋里，最后才放到自己的挎包。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摊开这些检查结果单细致耐心地比较，这一次和上一次的指数比较，这一次和第一次的结果比较。冬春的很多次检查过去，父亲齐齐整整地攒着我的检查单，我们全家人心里的明亮和黯淡，都写在上面。
那天的检查遭逢前所未有的秋风，无边落木萧萧下，踩上去声音刺耳，秋叶不断飘零，一切都纷乱起来。我和父亲各自裹着秋季最初的寒凉进了医院，惊讶地发现似乎所有的病患都被这秋风驱赶到了医院。人满为患到接踵摩肩的程度，秋季带来的干燥让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不耐烦，等待检查的时间也在令人绝望地无限拉长。
我在人声鼎沸的杂乱不安中站起来活动病腿，想着走得远些，离开这纷乱，哪怕，只是暂时。要打个招呼时，才看到被扰攘包围的父亲睡着了，在医院冰冷的不锈钢椅子上。第一次，我像一个陌生人，隔着人山人海凝望爸爸。
在睡梦中，父亲也护着他那绿色的粗布挎包，这时，它在他的胸前，被紧紧抱着。不像其他陪着病患来医院的年轻人，他们入睡时四仰八叉，充满与整个世界作战的勇气甚至耐力，此时的父亲蜷缩着，头垂在胸前，挎包在怀里，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是要绕过一切可能的侵袭，护佑住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在生命的秋日里，背着斜挎包的父亲还在为我暗暗吃苦。那些担惊受怕奔波劳累之苦，逼着年迈的父亲换了姿态，拿公文包的轩昂，变成了斜挎着包求得安全方便的防守。这看去退缩着的闭藏秋意深浓，只是为了能积攒力气，带我山海泥淖越过。
夏天的痛哭
像是受降水的影响，在夏天，更容易雨泪滂沱。住院的几次，我都像个面对病魔的战士，咬紧牙关让情绪成为绷紧的钢丝，铁板一块就没有失控的时候。是在出院后，我的内心变得雨骤风狂。
第一次痛哭是在小满，因为鞋子。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因为无法全部消退的脚肿，我那些秀气狭长的高跟鞋、猫跟鞋，会全都穿不进去。门外是花红柳绿在娇妍明媚，已经换好了长到脚踝的法式连衣裙想要融入那初夏的晴热，满心的欢喜就要跳出胸膛，站在满满一柜子鞋之前，没有一双鞋子能装下已经不一样的双脚。突然想起还未发病之前，曾经想跑个半马，好像是专门买过好多双非常专业的半马鞋，有一双居然刚好能穿进去!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然而，穿着拖地长裙搭配着半马跑鞋，又怎么出门?而那即便是最好的跑鞋，也已经再没有用武之地。这些，会不会就是此生?那正来的此生，让我泪如雨下，也终于让我穿着跑鞋长裙行走在阳光下，此后屡次。
芒种的到来让疫情短暂消散，女儿的网球课也开始恢复，我终于能有送她去上网球课的力气。那是病后，我第一次进到自己曾欢快挥拍奔跑的网球馆里，绿色的地面和白色的球网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因疫情相隔许久的孩子们和教练们也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站在场边，我仔细端详打网球的女儿，她开始在场地上姿态优雅地发球，判断稳准地接球，畅快而富有操控力地奔跑。教练过来问，姐，今儿有空吗?你们娘俩拉练一下?教练知道，和女儿拉练，把她调动得满场奔跑是我的拿手好戏。
不打了，我还有事。我笑着和教练说，用病腿能承受的最快速度转身扭头向门口走去。我几乎一刻也不想站在我和女儿共同的启蒙教练面前，解释我说的有事。同样的惊恐再次袭来，是不是我的网球之旅也就此戛然而止?比我走路的速度还要快得多，眼泪夺眶而出，翻滚而下，那是无奈也勇毅的告别。
夏至。四个发小隔着一个生离死别的新冠疫情，在手机上商量继续我们一年一会的相见，这一次是在海边，厦门。电话里的大呼小叫，是我们在安排着可能到来的一切。兴高采烈地订好机票，看到几乎三个小时的飞行时间，猛然想到我的腿，无法承受超过一个小时的空中飞行。眼泪，一滴又一滴地安静掉在我的手上，我该怎么告诉发小，交通已然便利到咫尺天涯，我却无法奔去?而遥远会远到遥不可及，这可能，也是我必须接受的此生?
在一年当中最为灿烂的日子里，这些正在路上的沉重此生，生生在我心上划出一道又一道血肉模糊的印痕，因为，这个病也许下一个季节就好，也许，它永远不好。而我，只能以接受为药，让它们很快结痂，那些夏天的泪水，带走了哀怨，而我终将在四季的轮回中坦然，病苦本是生命的盲盒，在那些由它打开的未知生命航道上，我所能为，只是一路与它同行，又如它般淡定浩荡。
【查娜，本名崔荣，文学博士，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组部第十四批“西部之光”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批“草原英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中国青年》《散文》《草原》等刊物发表散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