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君：一九九二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小说刊发于《人民文学》《作家》《上海文学》《天涯》《西湖》《鲤》等期刊。出版小说《金刚》。曾获“人民文学·紫金之星”中篇佳作奖，《山西文学》双年奖。现居北京。
迷失海岸(节选)
文/崔君
我爸出来半年多了，我还没回过一次家。
接了我妈电话，她吞吞吐吐把事情说了，我心里明白，这次算躲不过去了。
请好一周假期，捡了几件衣服匆匆去赶飞机。阴云密布，坐上公交就开始下雪。到家三点多，我爸穿了一件灰色羽绒服，戴着买摩托车配的头盔，正在院子里用废弃的细钢筋焊一个脸盆架。可能是我鞋底高的缘故，一眼看过去他小得很。焊条摆在台阶上，满地的工具和绝缘线，旱烟缭绕，火花耀眼。他摘了头盔，还留着劳改犯的发型，眼睛因为近视眯成一条缝，飘飘悠悠向我看过来。我说你这头盔能当防护面罩用吗。他说可以，一举好几得。我迈过切割机，拿过地上的草纸，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了几个数字。我问没个草图啥的吗，我爸说，大差不离就行，怎么戴两个口罩，真那么严重了吗?我说现在说不准，防着点好。院子里的梧桐赤条条地伸展树干，上面站了一只低眉顺眼的母鸡。
伊丽莎白趴在沙发里睡觉，上次回家还是送猫。新房东不准养宠物，问了一圈朋友无人帮忙，只能搭车给我妈送回来了。我说它叫伊丽莎白，我妈说这名字真难听，一脸煞白，不好养活。我说那就叫小白吧，我妈说小白也不好，叫小脸吧。两年过去，它早忘了我，看我回来，睁了睁眼又冷漠地睡了。
市区新建了机场，我爸连连慨叹交通的便利，他说之前到江北包工程那会儿要坐十几个小时火车，现在三个小时就到了，真是不得了。他弯腰替我拿行李，腰带上方漏出一小截红色内裤的边缘，算了一下，才想起来今年是他四十八岁本命年。他像招待客人一样给我倒了杯水，但是烫得没法喝。
我妈情况复杂，人在医院住着。我俩谁都没提我妈那件事，甚至小心翼翼地绕开，当它没发生过一样。这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家从来都这样，没人具备沟通能力，何况是这么隐秘又难以启齿的事儿。
我打开水龙头洗了手，我爸指着屋里说，毛巾在椅背上搭着。屋里火炉马上要灭，旁边木箱中照例有为了省炭堆在那里的板栗壳子。我提壶将口罩摘下来塞进炉里，又劈了几根玉米骨头，还是半天没有一点热乎气儿。透过窗户玻璃，我看见屋顶的烟囱徒劳地冒着牛奶般的烟。一条秋裤五秒钟就冻透了，拉开箱子又找了条加绒的穿上。直到坐进车里，才感觉暖和过来。
车是我爸在亲戚的帮忙联络下花一万块钱买的，三排座儿，我们那里叫面包车。小的叫小面包车，大的叫大面包车。等我了解了一番，马上就发觉他被人忽悠了。车破破烂烂，完全不值一万块。名义上是他的车，但十天有九天半被借到亲戚的厂里拉饲料。最让人不解的是，他还属于无证驾驶，只能偷偷在没有交警的小路上开开。
一进院子我就看见那辆车，是接近橙黄的颜色，车身看上去更显臃肿。方向盘没有助力，不能自动回正，掰起来特别费劲。幸运的是它的空调系统正常，发动没一会儿就管用了，我的指甲由紫变红。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这几天就睡在破车里得了。
“在大城市是不是压力挺大?”我爸略带关切地问我，我却不领情。
“是，压力挺大，这两年我都变矮了。”他试图跟久不相见的我聊天，但聊不了几句就说不下去，只能另寻他路。
“走，咱们去山上转转。”听说我学了证，我爸搓着手说。
山野间的水泥路上没有雪，发动机嗡嗡地响，我换了三挡，后视镜里，路和树飞快远去。这片地方我仍旧感到熟悉，暑假经常到这里放羊，捡拾紫色石英石，在树下睡午觉。但奇怪的是，它比我记忆里要狭窄得多。车窗外一片苍凉，土地连着土地，另一座山在遥不可及处。前几天的雪还没有化尽，平展展地铺在地上，仿佛一小片白色的湖群。淡黄的枯草在北风里摇曳，一头小牛在啃噬雪上的麦苗尖儿，车快速开过它身边。
“停车!”我爸说。
他站在那儿，掏出前几年我丢在家里不用的手机开始打电话。他告诉那人你家有一头小牛跑出来了，没拴绳子。但那边回说牛自己知道回去，跑不丢。我爸挂了电话，朝牛扔了几块石头，把它吓到一块空地上去了。
“这是故意放出来吃别人家麦苗的。”我爸朝我走过来说。
“你怎么知道?”我问他。
“糟践东西。”我爸没说别的，开门坐进了车里。
远处的村庄小得好似一圈柴堆，煤炭燃烧出青云，目光所及的海面涂满铅灰色，鸟群集聚成小点，起起落落。路上碰到熟人，我爸就让我按一下喇叭打个招呼。喇叭声大刺耳，仿佛要把车劈开。太阳淡淡的痕迹压在车头，几朵雪花飘落。我想象我们的车像一颗橘子跳动在冬日的山岭。中途我爸让我坐在副驾，他开了一阵儿。除了用方向盘时不太会交叉打轮，他开得不错。路上，他停车捡了一些山楂枝条和红薯秧扔到后座，尘土漫到前排，一股甘涩的气息弥漫开来。
我又继续开。
我没问他在里面有没有受苦。他倒主动说起来跟别人学了广东话，还说了几句。不仅如此，在屈指可数的几次接起来的视频通话中，他反复用狱友的例子教我做事。我不爱听，反感他带着吹嘘和训诫的口气说起里面的一切，这又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天已经擦黑，据说我爸就是在眼前这片岭上把那人砍伤，才去蹲了监狱。我也没问他，当时是气疯了吗?砍人怎么能跑到岭上砍?想表演给人看吗?
“你杀气腾腾的，开车不能像个土匪，方向盘别老是打死……”我爸突然警告我说，“开得挺好，倒车尤其好，我还害怕你想刹车脚会踩到油门上……后面这些木头，咱们可以炖鸡。”
我爸在我三岁多就跑到国外打工，直到我六岁上幼儿园时才回来。到现在，我对他的好印象就停留在那么几件事情上，每当我感到厌倦时，总把那几件事拿出来想想。
那时他刚回来，存了一些钱，我们从烟城搬到了三十公里外的新家。我很快忘却了搬家的烦忧，对新世界充满好奇，天天在街道疯跑。有一天早晨，空气清新，风凉凉地吹，我在街上见到了一队小孩儿，他们是附近几个小学的学生，排队来隔壁的中心小学过六一节。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面小旗，细细的竹签，上面贴了三角形的彩纸，红的黄的都有。
“我也想要一面那样的旗子。”我跑到我爸跟前。
“可是，咱们没有那样的纸。”当时他正在家门口架葡萄。
等我回家吃午饭时，发现水井盖儿的干土豆上有一面绛紫的小旗，被风吹得摇头晃脑。虽是挂面纸做的，但我好高兴。在十几年的反复回忆中，我甚至想象了我爸做的小旗比那些学生的更好看一些，他们的旗子是直角三角形，而我的旗子是等边三角形，比例更舒服。但我心里知道，这是我鲁莽地添加上去的，因为那会儿我根本不可能知道等边三角形和直角三角形的区别。
我爸喜欢把东西拆得乱七八糟，他热爱钻研物件的工作原理，还自学了焊工。我妈不止一次把肉汤倒进还没放内锅的高压锅里。相似的轮廓总会让人产生错觉，让人把准备好的东西往里面倾倒，让人在出神儿的时候犯下可笑的错误。我爸叹一口气，又仿佛暗暗开心，就地把锅拆开，清理里面的汤汁。他一边拆一边给我讲解复杂的结构，拆完之后又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拧回去。在最后一个螺丝拧上之后，他隔两米远把螺丝刀丢进工具箱，像电视里进球了一样把手举过头顶拍几下。然后，他把锅盖拿起来准备扣上的时候，我们俩对视了，我的眼睛肯定睁得比鸡蛋都大。因为有一个螺丝悄咪咪地滚在了盖子下面，没有回归到它的岗位。
“去，把螺丝刀给我拿回来。”我爸雄心勃勃又把盖子揭开。
我妈她一直多愁善感，难得有几次笑容。不仅那时，直到我长大成人的二十多年间，我妈从来不相信擤鼻涕时，鼻涕会从眼睛里冒出来。我和她叠床单，她总是先于我折好下一步，然后对我下命令说，这样!这样!她搬到梦寐以求的新房子，可还是喜欢像在烟城时栽种各种东西，阳台花盆里全是菜，茄子、西红柿、香菜都有，她自己搬运土壤，不要别人插手。青椒不知道为什么总也不结一个。
相框里有一张我们的合照，我妈在海边卖铁板鱿鱼，我在帮她收钱。我记得是一个记者拍了这张照片，发在烟城的晚报上，他觉得特别好，还花钱洗印出来寄给了我们。我妈年轻时是长头发，松松垮垮绾成一个发髻，包在帽子里，我白白胖胖，戴着玩具墨镜，一边吹泡泡糖一边数钱。烟城那片海滩竹蛏多，我妈经常围着花头巾独自去赶海。周末她会叫我一起去。我铲除表层沙土并撒盐，我妈捉它们。
“这些蛏子好傻，不会好好躲着嘛，偏偏伸出头来被人捕了去。”我说。
“它也没办法，盐呛着凭它是谁都受不了。”我妈试图给我解释。
新家住着舒服又温暖，爸妈给我腾出一间单独的小卧室，但也有一些不满足。他们的床宽大柔软，床下是一体的储物柜，而我睡的只是简易的单人小铁床，床板下面空空荡荡，晚上睡觉总觉得床下会有可怕的东西。于是，我妈把她结婚时的棉被装在塑料袋子里，再装在大纸箱里，塞在我的床下面。纸箱里除了被子，还有许多杂乱的东西，我小时候的衣服、鞋子、玩具，我妈都留着。大概是想再生一个孩子，那些东西还能用上。但那美好的愿望后来也没能实现。
我记得靠外的箱子里还有一件蓝色泳衣，我妈带我去市场，我自己挑的。她在浅海里教我学游泳。在学校的手工课上，我做了一个泡沫的黑色鲨鱼背鳍，用两根松紧带穿起来，固定在背上。那个东西让我很得意，每当我去海边都要带着它。即使去学校的游泳馆，我也不喜欢用分发给我们的浮力板，我都是穿着我的鲨鱼背鳍。一下到水里，我就觉得它长在了我身上。但我妈不喜欢，她觉得那个玩意儿不吉利。
我们在新家只住了几年，小学还没毕业就又和我妈搬回到烟城。巧的是，回到烟城的那天海面也是波光粼粼，展现着烟城难得的好天气。我们的老邻居“小灵通”站在路边，迎接我和我妈。几年过去，他也做了爸爸。“小灵通”还跟到我家，帮我们从车上往下卸行李。大家都悄悄围观，当他们没看到我爸，就知道事情肯定是真的了。我妈哭哭啼啼，“小灵通”却不管那些，末了他还从家里和他的老婆一起搬来一棵桂花树，放在我家的前廊上，混着打扫屋子的尘土气味，闻起来特别香。
那一阵子我放学的路上，总是碰见几个小孩儿。她们坐在废弃的石棉瓦旁，脚浸在清凉的水渠里，反复唱一首拍手歌谣，“今天星期一，我去买雨衣，雨衣的价钱是一块一毛一……今天星期五，我去买老虎，老虎的价钱是五块五毛五……今天星期八，我去买爸爸，爸爸的价钱是八块八毛八……”
我妈在桂花树旁边开始种菜，破桶、泡沫箱、旧花盆，都可以装上土壤、播撒种子。在西南角的台阶上，也摆放着几个陶盆，那里阳光好，几盆荠菜已经可以吃了的时候，有两个油漆盒子里始种没有绿芽冒出来。我妈每天郑重其事地往里面浇水。一天我忍不住好奇，将里面的土全部倒出来，发现什么种子的踪迹也没有，每个油漆罐都在土壤中间埋了三粒纽扣。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妈可能疯了，她开始种扣子了。”我跟“小灵通”讲。
“你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脸上别总是这副表情，种子烂了当然找不到，你妈才不会种扣子。”“小灵通”说我真滑稽。
我在点炉子的时候接到了李昆的电话。
他问我是否已经回家，我说是。接着他问我从哪儿回来，是不是从武汉的时候，我就明白了，电话里不只是我曾经的小学同学和好朋友李昆，也是街道工作人员李昆。我老实地回答是的。接着他简略地问了我回家的时间、航班号、住址、身体有无不适等等例行问题。
“微信就是这个手机号码，现在需要统计外来人员信息，我给你填个表。”李昆说。
从回来那天起，我去喂鸡都戴着口罩。几只老母鸡已经在我家的小院子里生活多年，给我妈贡献着每天的鸡蛋。我爸用一种黑蘑菇炖那只鸡，红薯秧点火，烧旺了再放山楂枝条，整整炖了两个小时。鸡汤油大，但无比鲜美。小脸被一只碎柴沫里的地鳖吸引，在灶头钻来钻去，耳朵已经蹭黑了。我用湿巾给它清理爪子，晚上搂它睡觉格外暖和。
我爸拿着刀走向那只鸡的时候，我又忍不住想起他砍人的事。新闻上说农民工将拖欠工资的包工头砍伤，这其实有点讹误，我爸才是包工头，他上一层的包工没有给他钱，他把我们没住多久的新房子卖了还是不够发农民工的工资，就把那个包工砍了。
吃完晚饭，我躺在床上很快睡去。夜晚用它苍凉的斗篷将我覆盖。
有一种声音，反反复复从墙的缝隙里钻出来。一开始我以为是窗台上的东西在发出声响。白天我细细查看了老房子新修的窗户，之前的横木木条已经腐坏，现在换成铝合金的推拉窗，被粉刷了银色的油漆，半土不洋。窗台上则堆晒着黄芩和甘草，在两个茶褐色的罂粟壳子旁边，有一只浅蓝的皂盒，一条丝袜包裹着已经小得不便使用的肥皂头，这样一来，它们紧紧抱在一起，球鼓鼓的，又变成一块去污的好肥皂。丝袜两端各打了一个小结，远远看去，像一只僵硬的眼睛。外面刮着黑色的风，小城的夜晚在安睡，如果再下些雪，那就更听不到响动了。我怀疑那声音是被捏在一起的肥皂在夜晚悄悄分开碎裂。
房子太老，又或许是老鼠在啃啮花生壳子，或是撕咬什么坚硬的东西，来扩大水泥下的活动场地。黄鼬在冬天的屋顶上跑过，饥饿催促它为鸡崽穿梭寒夜。
又有一阵儿，我觉得那可能是我爸的呼噜声。
他坐牢，他被囚禁，他出狱，他重获自由。现在，他的老婆在为他的自由和释放付出代价，住在医院里，准备堕胎。他竟然可以睡得这么香甜。爸!你持续有罪!你的女儿在心里就这样判决你。外面随时可能下雪。我在即将入睡前的善意推论中，听出声音里模糊了边界的渴望和恐惧，仿佛被石头撞击。在梦里，他或许经历了一件好事，却续接了一个噩梦。
我妈之前就流过产，那时我还小，许多事情一知半解。她没到生二胎的规定年龄却怀孕了，只能去流掉。医院离我们家有些远，她又晕车晕得厉害，为了省钱却坚持当天往返医院。回家时，她从袋子里掏出一个玩具，是一只柳黄色的小熊。我妈问，你喜欢吗?花了八块钱。我当然喜欢。正是盛夏时光，我和李昆带着那只小熊去海边玩，涨潮时跑得太快了，一不留神掉进水里，被卷走了。我别提有多伤心了。我以为我妈会痛打我一顿，没想到她安慰我说没关系，回头托人再给我买一个回来。
我那会儿害怕搬家转校，不想离开我的学校和同学。暑假前的鼓号队汇演，我打小镲，李昆吹号。鼓号队的衣服是白色的军装，只有少数几件是干净的，剩下那些衣服上，总能找到油点、钢笔水和干鼻涕。放学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跑着去挑干净衣服。后来不知从谁开始在衣服隐蔽的地方写名字。有天我去得早，顺手拿起一顶干净的帽子，发现里面写着李昆。李昆找不到自己的帽子了，大喊是谁拿了我的帽子。那时那顶帽子正戴在我的头上。帽子里的字迹和气息让我沉迷。我戴着那顶帽子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汇演。
我开始天天向李昆报送体温，真是百感交集的一件事。从没想到还能和李昆再建立联系。朋友圈里，他带着可爱的女儿在市场的摊位上买热豆浆和熏鲅鱼，认真而又积极地干着自己的工作。
黎明时分，我做了一个梦。我们在读小学，大家坐在乱糟糟的教室里，桌子和凳子倒下去，所有的书都摊在地上。李昆成为大家的焦点，因为他可以随意穿梭于过去的时间，可他不愿意分享方法。大家都在找寻他的诀窍时，我突然发现他的座位上有一盏独特的蜡烛，火苗影影绰绰，蜡油流淌到地上。看着里面迟疑的光，我突然受到启发，站在蜡油可能流经的方向，没过一会儿，我的脚触碰到温热的蜡油，于是我也成了掌握秘密的人。
……
(原载本刊2021年第9期“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