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国务院特贴专家。出版著作十六部，其中《先前的风气》一书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2014年中国好书"。2021年获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201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我们中国人自表为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是并列着讲的，但两位祖先的生活年代差距很大，炎帝在先，黄帝随后，《国语·晋语·重耳婚媾怀嬴》一节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 异德之故也。”这样的记载如果从字面上去理解，少典与有蟜氏生了黄帝和炎帝，就成历史笑料了。这句话意在指出黄帝与炎帝两个族群同出一脉，因生存环境的差异，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存在。
作为我们的共同祖先，历史中祭祀炎黄的规模和规制却有差异，黄帝大于炎帝，黄帝“国祭”多，炎帝“民祭”多。我理解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同为传说中遥远的伟岸人物，黄帝的“正史记载”多于炎帝，可触摸的记忆多了，情感中就多了亲切。二是国家祭祀是政治纪念，黄帝时期，才有了比较清晰的国家治理观念，并在天文历法，农桑技术，军事应用，医学以及国家管理层面，提供了诸多供后人学习借鉴的内容。任何文明都是渐进的，不是骤变的，也都是在前辈经验之中改造而成的。黄帝族群“战胜”炎帝族群，而成为古代部落联盟首领，是类于朝代更替的那种社会进步。钱穆先生说，黄帝是奠定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而这块基石的基础，则是炎帝族群，以及更早的中国祖先创造的智慧。
神农氏、炎帝、黄帝
“神农氏即炎帝”，这是既往史料对炎帝的身份判断。近些年随着考古学的深入，新史料的发现，这个身份判断被不断刷新。许顺湛的研究可作一则例证，他建议把炎帝单独提出来，将其作为三皇时代向五帝时代的过渡阶段来看待：
神农氏是代表一个早期的农业文化时代，神农教民耕而陶，自出现农业和陶器就可以说进入了神农时代，那时没有炎帝。从三皇角度来说，神农是三皇之一，不能说炎帝是三皇之一，如果说炎帝是神农氏，列入神农时代也没有大错，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把炎帝单独提出来比较好，他已经跳出神农时代，而且与黄帝时代交叉，文献记载也较多，因此，把炎帝作为三皇时代向五帝时代的过渡阶段看，可能更符合实际。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
许顺湛之说，将神农氏、炎帝区分开来，不仅将神农氏时期的特征凸现出来，还为三皇时代向五帝时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缓冲，有利于更细致地分理出历史的脉络，呈现出不同历史阶段间复杂的嬗变。
历史学中的时代，大抵是指一个时期的繁荣强势阶段，此之前有兴起阶段，此之后有衰落阶段。神农氏时代可以理解为新石器时期的早期和中期，炎帝时代则是新石器时期的后期。就像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西汉内含着十三位皇帝，东汉内含着十二位皇帝，神农氏与炎帝不是人的名字，而是族群首领的称号，内含着多位早期部落的首领。从这一点看，会丰富我们对这两个时期的认识，避免将历史简单化，概念化。
轩辕(黄帝)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
——《史记·五帝本纪》
《史记·五帝本纪》这一段话，穿越了神农氏时代、炎帝时代、轩辕黄帝时代，时间节点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到前2700年之间。此外，还有一些相关史料，将这段历史时期展开，分别记载了黄帝、炎帝、神农氏的具体内容：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国语·晋语》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淮南子·修务训》
包羲氏(伏羲)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周易·系辞下》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庄子·盗跖》
神农氏和炎帝部落生活的区域在黄河中游地带，发端于渭河流域，“姜水”是渭河的一个支流。上述史料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神农氏部落分五谷、尝百草，制作耜耒，以及兴集市，利贸易的生动细节。“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已经追溯到母系形态时期，“卧则居居，起则于于”，展现的是一派原始祥和的风貌与习俗。
黄帝则是具体的一个人，其出生地和生长地，史料记载有三处：河南新郑，甘肃天水，山东曲阜。第一处依钱穆先生考据，轩辕丘的地望在河南新郑市，姬水为新郑市的潩水，此为黄帝生于河南新郑说：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
——《史记·五帝本纪》
第二处天水说，来源于清代学者梁玉绳著的《汉书人表考》：
少典娶有蟜氏，名附宝，感大电绕枢，孕二十五月，以戊巳日生黄帝于天水。
——《汉书人表考》
第三处为山东曲阜说，该说法出于《竹书纪年》，寿丘位于山东曲阜城东。
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
——《竹书纪年》
关于黄帝百年之后升天为仙，《史记·封禅书》是这么记载的：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是：“黄帝崩，葬桥山”。桥山，位于陕西黄陵县，也称子午岭。黄帝羽化成仙之后，人们为了怀念，将黄帝衣冠葬于桥山。升天，是中国人观念中最高级的善终。
黄帝族群生活的区域
史书及史料中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黄帝族群生活及活动的区域：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以与炎帝战于坂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崩，葬桥山。
——《史记·五帝本纪》
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西十里，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也。湘山一名艑山，在岳州巴陵南十八里也。
——《括地志》
又东过陈仓县西，县有陈仓山，山上有陈宝鸡鸣祠……《地理志》曰：有上公、明星、黄帝孙、舜妻盲冢祠……姚睦曰：黄帝都陈言在此。
——《水经注卷十七》
黄帝服斋于中宫，坐于玄扈洛上。
——《竹书纪年》
“洛水又东至阳虚山，合玄扈之水”……“洛水东北流，注于玄扈之水是也”……“自鹿蹄之山以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玄扈亦山名也”……“阳虚之山，临于玄扈之水，是为洛汭也。”
——《水经注》卷十五引《山海经》
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沈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
——《水经注》卷十五引《史记音义》
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适遇牧马童子，问涂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异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请问为天下。”
——《庄子·徐无鬼》
潩水出河南密县大騩山。大騩即具茨山也。黄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之上， 受《神芝图》于华盖童子，既是山也。
——《水经注》卷二十二
黄帝封泰山，禅亭亭。
——《史记·封禅书》
《史记·五帝本纪》概述黄帝族群生活区域的路线图，东至大海(丸山即凡山，在山东潍坊，岱宗即泰山)，西至崆峒山，鸡头山(六盘山)，南至长江(熊山有两种说法，其一为陕西商洛的熊耳山，其二为湖南的修山。湘，是岳阳湘山)，北至荤粥之地，与匈奴在釜山(河北徐水)以符节盟约，睦邻往来，筑邑于涿鹿(河北张家口境内)。黄帝生于新郑，衣冠冢于黄陵，与炎帝的三战之地是阪泉(山西运城)。不同专家对其中多处地名有不同的解读和定位，归纳着说，黄帝族群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黄河沿线，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此外也涉及湖南。
在如此广阔的生活区域内，《五帝本纪》还特别讲到黄帝族群的流动性。“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至此，已可以大致算出黄帝的生活之地及其族群的活动范围。
“以玉为兵”，黄帝的“止战”思想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这句话里蕴含着多层涵义。
铜最初是用来制作武器的，蚩尤“以铜为兵”，黄帝用之铸鼎，从本质上改变了功能和性质。“黄帝作宝鼎三，祭天地人”，黄帝以铜制鼎，规范了三种指向。鼎是“烹饪之器”，饮食生活用具;也是传国之物，旌表功德，征示国家威严和权力;还是祭典重器，用于部落之间友善盟信，共敬天地神明。
新旧石器时代的最大区别，在于石器的制造和使用。旧石器时代基本是简陋的打制石器，属于粗加工产品。新石器时代有了“深加工”意识，磨制和简单提纯工艺普遍应用于石器制造中。这时候，人工取火也已经取代了天然取火，进而有了原始的制陶和冶炼。最早使用铜器的是蚩尤部落。蚩尤又被称为阪泉氏，根据地在山西运城一带。
传说是一次山洪暴发导致了大规模的泥石流，天然铜矿石，还有铁矿石混杂而出，被蚩尤部落人捡到了，铜矿石相对铁矿石易于加工，蚩尤部落人就这样掌握了第一批“先进武器”。此之后，除了被制作成武器之外，铜片还被制作成简陋的面罩和护甲，于是，就有了传说中的恐怖形象，“铜头铁额，牛耳，鬓如剑戟，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触人”。再之后，蚩尤部落不断挑起战争，以“丛林政治”终结了神农氏时代，转型进入炎帝时代。
山西运城沿线，成为了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拉锯战的前沿地带。
黄帝部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最终取得完胜，捉住蚩尤，并在“中冀”这个地方将之处决，身首分两处埋藏。“黄帝斩蚩尤于中冀”，关于“中冀”，一种说法在河北，一种说法在山东。
黄帝自此被众部落推举为盟主。
黄帝部落战胜蚩尤部落有“三宝”：战车、弓矢、行兵布阵之法。所谓战车是原始简陋的，大概是几根树木连接为一体，不是捆绑，可能他们掌握了简单的榫卯技术，由众多士兵推动着前进。这是防备近身肉搏而又能加强自身保护的方法，以应对蚩尤部落犀利的铜制武器和坚实可怖的盔甲。这种战车的特殊之处是具备“指南”功能，可以机动变换方向。“弓矢”也是适用于远距离作战的武器，是最早的“导弹”，“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具备百步之外的杀伤力。“行兵布阵之法”是以心力克制蛮力。同时黄帝重用通天象的高人，可预知风雨。总之，黄帝是以智慧取胜。
蚩尤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武不止亡者”。蚩尤连年征战，士兵得不到休整，军心疲顿，民心在哀怨中散尽 。“昔阪泉氏(蚩尤)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涿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
“神农以石为兵，黄帝以玉为兵，蚩尤以铜为兵，禹以铜铁为兵”，《越绝书》中的这个记载，既讲了古代兵器的演变历史，同时也包涵着对黄帝“以玉为兵”的尊崇。玉，是石之精品，也包涵着向仁止武的文明内核。黄帝平复蚩尤之后，铸鼎于荆山之下，构建和合社会，创造出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繁荣稳定局面。
“武不止者亡”，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理念，不仅是当时作战获胜的硬道理，还具有现代意义。军事的目的是服务于政治，以武制邪，以武制恶，以武力实现共和。
关于古代的荆山，也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是在河南灵宝，其二在陕西富平。“北条荆山属富平之南，三原之东，临潼之北，蒲城之西，皆统一为荆山”。富平塬上有一个古老的村子，以前就叫“铸鼎村”，现在改为向阳村。
中国的文治自黄帝开始
黄帝是传说中的政治人物，尽管没有确凿详实的史实记载，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项内核元素，均指向黄帝：国家管理、天文星历、甲子记岁时、歧黄医理，乃至仓颉造字、音律、军械弓矢，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房屋建筑、衣裳鞋帽、饮食器具，“黄帝臣于则作履扉”，“断木为杵，掘地为臼”，“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中国大历史中的国家文治意识自黄帝开始，或者说自黄帝开始清晰起来。
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史记·历书》
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史记·五帝本纪》
关于黄帝五官
黄帝的五官制度，是现存记载最早的国家职官系统。“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五官具体指春官青云氏、夏官缙云氏、 秋官白云氏、冬官黑云氏、中官黄云氏。
黄帝五官的设置，对应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国家管理因循大自然的运转序次，上应天时，下合地理物候与人和。周代的《周官》中将此种设官置职完善为“六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关司空。到唐代之后，“六官”又定型为“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
五官对应着大自然中的五色，春为青，夏为缙(赤)，秋为白，冬为玄黑，黄土居中央;同时又与五行相连理，春为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土居中枢。天道与人事交相感应，融会贯通，构成古代中国的政治智慧。
五官，五色，五行，是观测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得到的综合认知，是中国天文学的早期结晶成果。
关于四象
古代中国人在对太空星体的潜心观察中，还别出心裁地建立了“四象说”。四象也称四神，把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点的太空星象图，想象成五种动物，春为青龙，夏为朱雀，秋为白虎，冬为玄武(龟蛇相绕)。
中国古人首先发现的是春和秋两个节点，这个发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前4300年之间，比黄帝时代早了一千五百年。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已经被当代考古学证实。
1987年5月至1988年9月，河南濮阳老城区西土坡挖掘出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大墓，墓主人为男性，头南足北，身高1.79米，仰身直肢葬，在墓主人身体两侧，有蚌壳砌塑的一龙一虎。考古报告中是这么描述的：
在墓室中部的墓主人骨架的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摆塑一龙一虎图案。龙图案摆于人骨架的右侧，头朝北，背朝西，身长1.78米，高0.67米。龙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虎图案位于人骨架的左侧，头朝北，背朝东，身长1.39米，高0.63米。虎头微低，圆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替，如行走状，形似下山之猛虎。
通过碳十四测定，经树轮校正可知第二期文化遗存距今大约6500—6300年，即公元前4500年—前4300年。
——《濮阳西水坡·考古报告》
大墓主人依时间节点判断，是神农氏时代与炎帝时代之间的一位部落首领。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实地考证之后，撰文《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认为蚌塑龙虎图案是中国“四象说”的起源物证。也就是说，在大墓主人的时代，中国人已经观测并锁定了春和秋两个季节。
四象是太空中的星象图，每一物象由七颗恒星构成，共二十八星，古人称“二十八星宿”。
古代中国人仰观天象，观测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并称“七曜”，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发现并捕捉到了一年之中太阳运行的主轨迹，以黄道和赤道(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迹)沿线的二十八颗恒星为观测坐标，并将之理解为太阳沿途休息的客栈，因此称“二十八星宿”。
古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是以恒星为背景的，这是因为古人觉得恒星相互间的位置恒久不变，可以利用它们做标志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经过长期的观测，古人先后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称为“二十八宿”。黄道是古人想象的太阳周年运行的轨道。地球沿着自己的轨道围绕太阳公转，从地球轨道不同的位置上看太阳，则太阳在天球上的投影的位置也不相同。这种视位置的移动叫做太阳的视运动，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轨道就是黄道。这里所说的赤道不是地球赤道，而是天体赤道，即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
——马汉麟《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二十八星宿，是观测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曜”的参照坐标。
在中国古人的视域里，二十八颗恒星是组团运行的，每七星为一结构单元，共四个组团。先民们以春分时节为观测的基准点，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春分这一天，第一组团的七星(角、亢、氐、房、心、尾、箕)出现在东方的天空，形状如苍龙;第二组团的七星(斗、牛、女、虚、危、室、壁)出现在北方的天空，如龟蛇互绕(玄武);第三组团的七星(奎、娄、胃、昴、毕、觜、参)出现在西方的天空，如猛虎下山;第四组团的七星(井、鬼、柳、星、张、翼、轸)出现在南方的天空，如大鸟飞翔。中国古人的观察力宏阔而且细致，同时富有充沛的艺术思维魅力。
从西水坡“龙虎图案”也可以了解到，在公元前4500年-前4300年间，古人就准确认知了春分和秋分，但还没有把握住夏至和冬至的时令特征。史料中对四季的最早记载，是在《尚书·尧典》中，春、夏、秋、冬被称为“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其中“星鸟、星火、星虚、星昴”，均为“二十八星宿”中的恒星名称。
关于“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
中国人的大历史，是从认识太阳、月亮、星辰开始的。
远祖先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由此知道了太阳的重要，于是用心琢磨，捕捉到了日出和日入的规律，“日”的概念形成了。为了弄明白日长和日短的奥秘，人们发明了一个方法，在地面上垂直树立一根棍子，立竿见影，记录并分析影子的位移变化。大自然中的“时”本来是无间的，混沌一团，用这种方法，把“光阴”区分出间隔和间距，“时间”的概念就此而成。这根棍子是中国最早的计时工具，学名叫“表”。今天，钟表秒针的跳动，就是对当初光影位移的生动临摹。
有了时间，人类才有了可以触摸的历史。
先人们白天观察太阳，晚上观察月亮，月亮的运行规律被认识到之后，视野由平面变为立体，开始用比较的眼光看待世界，万物在阴阳对立之中和合共生。中国天文学和中国哲学在这个时间节点，相伴随着开启了序幕。
“伏羲八卦”的出现，是中国人认识力的首个标志性成果。
人们以天(乾)，地(坤)，日(离)，月(坎)，雷(震)，风(巽)，山(艮)，泽(兑)，八种物质元解构世界。天地定位，日月水火相映相射，雷与风相搏，山与泽通气。这时候还没有文字，用八种符号指代。乾(☰)，坤(☷)，离(☲)，坎(☵)，震(☳)，巽(☴)，艮(☶)，兑(☱)，八卦符号是中国最早的书面表达，是中国文字的源头和肇始。那是传说中的伏羲时代，距今天八千年之前，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左右。
黄帝与蚩尤征战的时候，天象研究的成果开始应用于军事。黄帝的大臣风后、力牧、常先等，既是军事家，也是天象学的专家。传说中的呼风唤雨，实际上是预知风雨，就是天气预报功课做得比较扎实。黄帝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之后，将天象研究纳入“政府”日常工作，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
羲和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两个部落的首领名称，羲是一个部落，和是一个部落，常仪也是部落的首领名称。羲和与常仪也可以理解为天象观察和研究机构的名称。到尧帝时期，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首家天文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尚书·尧典》)。黄帝时期任命“羲和占日”，尧帝时期仍是“乃命羲和”，由此也可以得出“羲和”不是人的名字。此外，还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建立起了天文观测站:“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嵎夷”大概在东部海滨之地。“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旸谷”，“南交”有两种说法，一是交趾，在越南北部，汉武帝时期曾设置“交趾郡”;一是指春秋两季之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谷”在西部，一说在昆仑山。“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朔方在内蒙古境内，汉武帝时期设置“朔方郡”。
“臾区占星气”，臾区是黄帝的大臣，即鬼臾区，是上谷的医学家，《黄帝内经》中有黄帝和鬼臾区的对答。(《黄帝内经》一书现已被证实是后人假托黄帝、伯岐、鬼臾区之名的医学专著，成书年代在春秋和汉代之间)鬼臾区还是星象学家，传说是“五行原理”的发明人，是中国最早的风水学大先生。
中国古人观测太阳和月亮的同时，夜空中满天的星辰更具魅力。二十八星宿，“四象”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超凡想象，四季中的五行原理，以及北斗七星、天宫三垣，共同构成着上古时期中国天文学的辉煌成果。
关于“正闰余”
闰余，即闰月。
中国古人观察太阳和月亮，形成了两种历法认识。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回归年的时间，最早以366天计算。月亮绕地球一周时间以354天为基数，阴历一年十二个月，六个月三十天，六个月二十九天，其中还有二十八天的特例。太阳历与月亮历一年之间的时间差为十一天左右，古人以置闰的方式补足这个时间差，约三年补一个月，称闰月。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历法“农历”，农历是“太阳历”和“月亮历”的合历，上合天时，下应地理物候变化，“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左传·文公六年》)。古人置闰是经过精确计算的，而且总结出了时间表，大致是“三年一闰，五年两闰，十九年七闰，四百年九十七闰”。
闰月这种方法，在黄帝时已经开始使用了，但正式的史料记载，是在《尚书·尧典》中，“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一年366天，以置闰月方式补足阴历的时间差，以定四时。但这时候置闰月的方式，是放在年底，称“十三月”。汉代颁行《太初历》(公元前104年)之后，才实行当月置月，比如庚子年闰四月，当年就置两个四月。
中国古人还研究发明出了另一套计时系统，即二十四节气。这个计时系统科学指数非常高，一年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15天，粗计算是360天，但每个节气到来的时候，是精确到时辰分秒的，比如2022年谷雨节气，时辰是2022年4月20日10时24分7秒。每个节气实际上是15天多一点点，二十四个一点点累计是5天多，一年的时间是365天多。现代高科技手段测量太阳一回归年的时间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二十四节气的计量时间，与这个是高度吻合的。
二十四节气的最早记载是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完整表述在汉代的《淮南子》和《礼记》书中。
黄帝时期，中国的天文学、历史学、文化学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均得到了系统性开展，对此，《世本》中有具体的记载：
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著《调历》。
黄帝使伶伦造磬。垂作钟。沮诵、苍颉作书。史皇作图。伯余制衣裳。胡曹作冕， 胡曹作衣，于则作犀履。雍父作舂雍父作杵臼。夷牟作矢，挥作弓。共鼓，货狄作舟。
关于“大挠作甲子”
大挠是黄帝时的史官，甲子即干支记时法。以干支纪日，在中国起源很早。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与地支相配，一个循环可记六十日。“大挠作甲子”，指大挠在干支记日的基础上，又做了丰富研究，此之后，干支不仅记日，还记年、月、时辰，构成世界史中有独特价值的中国记时方法，一直袭用至今天。
关于“容成综此六术，著《调历》”
容成是古代天文家，一种说法是黄帝时的大臣，一种说法是黄帝之前的部落首领。黄帝尊其学术，推广他的学说，《调历》是容成制定的古代历法，现已佚失。
关于《黄帝历》
汉代《太初历》颁布之前，古代中国存在六种历法，称“古六历”，分别是《黄帝历》《夏历》《殷历》《颛顼历》《周历》《鲁历》。《黄帝历》并不是黄帝时期使用的历法，黄帝时尊《调历》，而《黄帝历》是遵循黄帝时的天文研究成果而成的。
“古六历”最大的区别，是“岁首正月”设置的区别。
中国古人以“冬至日”作为一年之中的首日。冬至这一天，阳气由地心上行，因而称之为“一阳”。古人描写这一天的诗很多，如“今日交冬至，已报一阳生，更佳雪、因时呈瑞”，“一气先通关窍，万物旋生头角，谁合又谁开”，“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冬至大如年，纳履添新岁”。“二阳”在小寒与大寒之间。“三阳”特指“立春日”，“三阳开泰”这个成语，指的是从冬至开始，阳气由地心上升运行45天，在立春这一日浮出地表，润泽万物生长。以冬至为一年的首日，与西方历法中的元旦，相差八九天的时间。这不是天象的差别，而是观测者所站的地理位置的差别，中国古人是站在黄河流域，更具体一些说，是站在渭河流域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
冬至所在的月，依农历是十一月，“古六历”中，《黄帝历》《周历》《鲁历》都是以冬至所在月为一年的岁首正月，历法中称“建子”。依十二地支序次，称子月，再依次为丑、寅、卯、辰、己、午、未、申、酉、戌、亥月。端午节是农历五月初五，因循的就是这个程序。
《夏历》“建寅”，岁首正月与今天相同。《殷历》“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正月。《颛顼历》“建亥”，以农历十月为岁首正月。秦朝实行《颛顼历》，汉代承袭秦制，从汉高祖刘邦建国，到汉武帝刘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一直袭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正月。《汉书》等史书记写一年中的大事件，都是从十月开始写起，就是为了强调太初元年改革历法的这个重大事件。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祭祀黄帝
公元前110年四月，汉武帝刘彻首次泰山封禅，之后颁布诏书，诏告天下，改年号为“元封”，“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十月，他亲率十二部将军，领十八万铁骑北巡匈奴，出长城，登单于台，以震慑匈奴;返还长安途中，于桥山隆重祭祀黄帝。
十月祭祀黄帝是正月大祭。这一年，汉朝还没有进行历法改革，仍袭用《颛顼历》，以农历十月为岁首正月。(六年后，公元前104年汉朝改革历法，废《颛顼历》，颁行新历法，以农历一月为岁首正月。这一年是太初元年，因而称《太初历》)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首位使用年号纪元的皇帝，共使用十一个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前六个年号六年一纪元，后四个四年一纪元，最后的“后元”是两年时间，合计在位五十四年。
汉武帝祭祀黄帝的场面是很壮观的，“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十八万将士一夜之间筑起祭台，黄帝陵至今存留着当年的“汉武仙台”旧址，台高十三米，置身其上，在四面来风中，可以尽情遥想当年的神圣与壮阔。
汉武帝泰山封禅，也是做足了功课的。先是细致了解了传说中黄帝封禅泰山的种种仪程，以及细节，“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之后仿古代仪程预祭，“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方鬼道”。封禅之前，汉武帝决定对泰山一处古代的明堂(古代帝王祭祀建筑)进行重建，正苦于不知规制时，一位济南人(名公玉带)献上了黄帝时的明堂建筑图纸，于是依图而建。“泰山东北趾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知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史记·封禅书》)
封禅之后，又依古制赏赐百姓。“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历城，梁父，民田租逋赋贷，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老人帛，人二匹。四县无出今年算。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汉书·武帝纪》)
此次东行封禅沿途之地百姓的田租，未履行的赋役，皆免。赐全国七十以上老者，及孤寡者布帛，人均二匹。免除国内四个贫困县的人丁税。赐天下民爵一级。赐无子家庭每百户一头牛，酒若干。
公元前110年，在封禅，北巡边疆，祭祀黄帝之外，还发生了三件重要事情。
一，平复南越国和闽越国的叛乱，其地纳入汉朝版图。迁闽越国百姓入内地，安置在江淮之间。“东越险阻反覆，为后世患，迁其民于江淮间”。(《汉书·武帝纪》)
汉代建国之初，南有南越国，都邑在广东番禺;东南有闽越国，都邑在福州大冶;东部有东瓯国，都邑在浙江温州。闽越和东瓯均为越王勾践之后，避秦时战乱远走他乡。当时汉朝廷国力疲弱，采取绥靖政策，册封三地为异姓诸侯番国。东瓯国势力薄弱，经常遭受闽越国的侵扰，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归汉，其国民内迁江淮之间。南越和闽越与汉朝廷关系时和时反，公元前111年(祭黄帝前一年)再次叛乱，当年被平复，闽越百姓内迁江淮，也是叶落归根。至此时，汉朝南疆的国家安全警报全部解除，汉武帝可以集中全力防御北方匈奴。
二，公元前110年，为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经济管控，推行“平准制度”。具体内容是：在中央成立一个类似“国有资产委员会”的机构，当时并没有“国企”，是对国家重要物资进行统购统销，比如盐、铁、酒的专营等。所谓平准，就是市场上一种商品价格上涨时，国家以低价抛售，价格下落，国家以基本价格收购，以保持物价稳定。
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
——《汉书·食货志》
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业投机行为，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但也存在着与民争利的弊端。这项政策使朝廷的钱袋子鼓鼓囊囊，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汉武帝是大帝，宏图伟业，但也因为他的“大手笔”，对国家的财力消耗过大。这一年，汉武帝封禅，北巡，以及赏赐物品的巨大花销，都是得益于这项政策。“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钜万计，皆取足大农”。(《汉书·食货志》)
三，这一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病去世，病因是没能参加泰山封禅大典，“发愤而卒”。司马谈是太史令，职责是记载国家史事，撰写史书，审订国家天文历法，管理国家典籍，还有一项重要事务，就是监理国家祭祀。汉武帝首次封禅泰山，如此重大的国祭，司马谈却因“留滞周南”不能参加，故此抱憾而终。“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而卒”。(《史记太史公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