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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也难忘高一那年的春季运动会。
那次运动会我除了参加100米、200米短跑项目外，体育老师还安排我参加1500米中长跑，中长跑不是我的强项，我有速度，但缺乏耐力。两圈下来，我还能跑在别人前面，但跑第三圈时，我已感力不可支，嗓子发干，像喝了辣椒水;两腿像灌了铅，每抬一步都很困难。接踵而至的是胸闷，呼吸困难，眼睛发黑……失败的阴影和身体的痛苦一起折磨着我。
就在这时，我听到耳边一声轻轻呼唤：“梅洁，加油!”原来，我的哥哥就在我身边，他一边轻声呼喊，一边在我左前方领跑。像一针兴奋剂，哥哥的出现，给我惊喜，给我力量。我的眼睛不再发黑，胸闷也突然减轻，铅一般沉重的双腿也变得轻松起来。我迅速向哥哥递过一个笑，然后便紧跟在他身后跑完了全程，并取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
后来，我才知道，哥哥是从他任教的襄阳东津中学专程赶来看我比赛的。东津中学离襄樊市(现为襄阳市)有十五里路，汉水在这里拐了一个很大的弯，哥哥要渡两次江和步行好几里才能到达我比赛地点的。哥哥一直没有惊动我，他只是站在人群中注视我所有项目的比赛。当他发现我在1500米跑道上开始踉跄时，他就悄悄跟上了我。哥哥在我身后跑了近一圈，最后200米，在我就要彻底崩溃时，他突然出现在我的旁边，轻轻地呼唤着，为我“加油”，并带我跑完了全程。
几十年过去了，我都不能忘记这一幕，不能忘记那湾蓝色江水，不能忘记和长我5岁的哥哥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人生的岁月里，哥哥总是默默地、或近或远地注视着我。在我极其困难抑或是大祸临头时，他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咬紧牙关，平静地接纳我人生的苍凉……
生命里，无数次渡过命运蓝色的江水，哥哥是江水里那艘无言的木船。
我这篇文字不是专写给哥哥的，我总在想，在我40年的写作生涯中，有多少好人、好编辑，如哥哥一样，默默地、或远或近地注视着我，在我行走出现困难时，他或她即刻追上来，在我耳边轻轻地喊：“梅洁，加油!”然后在我前面，领跑一段路。这段路无论短长，都构成我命运交响曲里的一段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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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9日，我收到了三本来自塞外的文学刊物《长城文艺》，是张家口文联编辑冯海燕邮政挂号寄我的。对北京至张家口咫尺之远的邮件走了11天，这其间我有过多次的焦虑和盼望。
至今发表、出版了近700余篇(部)、900余万字作品，经历了那么多文学报刊、出版社，对于样刊、样报、样书，好像没有太多这样的焦虑和盼望，但这次却多次给海燕发微信、留语音问询样刊寄出没有，数次快递员按响门铃时都以为是送刊物来了……
我在急切盼望什么呢?自己也没理清。
收到刊物，剪开包装纸的那一刻，2021年第5期《长城文艺》如一片暖色光在眼前流逸：乳黄色的布纹纸封面、封面上连绵逶迤的远山、水草相依的湿地，一片美好、清朗洇染在眼前。而《长城文艺》四个红色草体字有如电击般撞了过来：这是我曾经多么熟悉的手写草书——1958年由郭沫若题写的刊名一直沿用至今。
《长城文艺》，曾几何时，“她”是怎样鼓舞了我的创作和文学梦想啊!我和“她”曾经怎样朝夕相处?怎样一起泅渡艰难困苦?怎样一起走过酸甜苦辣的岁月……
翻开还飘着淡淡墨香的刊物，心中一惊：我已离开“她”近30年了!1992年我调离张家口到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今日，就在此刻，竟像老朋友重逢似的，我惊喜也伤感，一种悠远的心绪陡然而至，当年那些一起工作的编辑、同事，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我知道，他们许多人在岁月里早已先后离去，但此刻，已走在天堂里的他们，分明一个个笑靥吟吟地向我走来……
1970年8月告别大学校门，我便从北京来到了塞外蔚县。
在蔚县沟壑纵横、黄土垒就的石垛大队(那时村庄都叫大队、小队)劳动锻炼一年后，我便正式获得了我们那个年代的“铁饭碗”——成为国家正式“干部”，也即现在的公务员。拿着一月53元的工资，我先后在县城销售农作物种子的良种场、农业局、外贸局三部门转了一圈，一圈下来就是14年。14年里，除了认认真真填写好每天的财务报表、账单之外，就是在蔚州老镇上全心全意养育、拉扯我的两个儿子，丈夫14年不在老镇工作，我不问晨昏地担起了全部的家务。在蔚州古老窄瘦的小巷里，我买菜、买粮、担煤、挑水、奶儿子，哪怕累得披头散发，哪怕衣服上尽是儿子的尿味、屎印，哪怕胸前衣服被奶水洇湿出一圈一圈的奶晕，哪怕袖肘、膝盖处补丁摞着补丁……只要我的两个儿子能健康成长，只要我的儿子能吃饱穿暖。
我以为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在蔚州老镇上做一个这样的女人。
1978年12月，我的父亲和千千万万如父亲一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另册”回归，回归为真正的“人”了。国家的命运、个体的命运一起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父亲承受得了苦难却承受不了幸福，他溘然离世了。
1980年我开始写小说《遭遇》，以父亲为模特。
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遇到《长城文艺》诗歌编辑逢阳，我可能不是今天这样一个文体写作的梅洁，我没有强大的虚构能力，我会在写小说的路上一路挫败，我会因不断挫败而告别文学。
在《遭遇》投稿《人民文学》《当代》《长江文艺》接连退稿后，1981年6月2日，我的诗歌处女作《金色的衣衫》在《张家口日报》发表了。记得那天我双手高举着当天的报纸，在办公室里又笑又跳，转了好几个圈。两个月后，三首写儿子的诗歌《啊，云朵》《深夜，我守护着儿子的梦》《母亲的思虑》在《长城文艺》第9期一次推出。那时，我是第一次看到《长城文艺》这样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
依然记得，我当时同样高兴得不知所措，收到刊物那天正是星期日，我在母亲从南方带来的一只木脚盆里洗衣服，听到邮递员按自行车铃，接着敲响院门时，我慌乱地起身就往外跑，险些被洗衣盆绊倒。因为之前我已收到编辑逢阳的信，告诉我诗歌发表了。我想当然地断定邮差这两天就是来送刊物的。
放弃写小说、开始写诗是肯定受到逢阳影响的。
与《张家口日报》发表我诗歌的编辑孙新民一样，逢阳是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我的诗歌的。编好后他就给我写信，告知采用的消息。那个年代接到作品被采用的信件，就是幸福从天降!看着洁白信纸上漂亮、清逸、洒脱的钢笔字，我惊喜不已。那字一行行微微向左倾斜着，如天上淅淅沥沥飘落的细雨，润泽着大地一片葱绿。我在想象诗歌编辑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久久盯视着把我的诗歌变作铅字的第一本文学刊物《长城文艺》，就如30年后盯视海燕寄我的久别的刊物一样，感动、恍惚……初始的惊喜弥漫至今。
后来，我的诗歌都是一组一组被《长城文艺》推出的，诗人逢阳的信也如一只一只洁白灵性的鸽子，带着快乐的哨音从张家口飞到塞外古镇。那一个个俊俏的钢笔字总在告知：“你的诗稿收到了，待我读后给你回信……”“你的诗歌意像要简洁，切忌集聚堆砌……”“记住，不要把话一下子说完，要给读者留下回味……”
他一封又一封地教诲，我一封又一封地体味，我在体味中终于懂得了什么叫诗文的“含蓄”“简洁”“空灵”，懂得了什么是文学重要的审美。现在，从2015年我出版的诗歌集《苍茫时节》中发现，在我短短几年的诗歌创作中，仅《长城文艺》就发表了19首诗作，那是逢阳真真切切的关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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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断发表我的作品之外，逢阳还不断将我的诗歌往外推送，1982年10月，他来信说要把我的诗歌推荐给《当代无名诗人诗选》，让我自选几首寄他，他说要为我打开一些局面。那时，刚刚起步的梅洁，还是一只趔趄着学走路的“丑小鸭”呀，怎么能上选刊?可逢阳说“不要没有信心，天鹅刚出生时都谈不上美，但美的质地与生俱来”。
最难忘的是1982年我写了209行的叙事诗《月儿》，《月儿》是写给阿桂和她的儿子的。阿桂和她大学同班的丈夫，是和我同年大学毕业从北京来到塞外蔚县的。阿桂10岁的儿子得了白血病，10岁的儿子“放学后回家能踩着砖头开高高的门锁了”，10岁的儿子能“帮妈妈烧好做晚饭的水/然后趴在地上问他的蝈蝈饿了没有/儿子说他长大了/要帮妈妈干活”。然而，10岁的儿子最终躺在妈妈怀里，望着天上圆圆的月儿，永远地走了……我把《月儿》寄给了逢阳。
那些年，凡读到我的好诗，他都想着往大刊上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神》等等。《月儿》一诗深深地感动了他，他读完就给我写信——我庆幸我迄今保存了他23封信。
他写道：“……我爱诗，读到一首好诗就激动不已，自己写出固然是这样，朋友们写出好诗也同样欣喜，《月儿》打动了我。我想若能发出来，也同样能打动别人的。”
他发现《月儿》诗稿上有两个错字，就帮着改了，改动后他觉得稿子不好看，就把200多行的诗重抄一遍，他说他喜欢稿子上一字不易，一笔不勾。他说“大概就像你们做母亲的，女儿出去时，总是要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心情都是相似的”。
看到这里，我感动不已，眼内盈满了泪水，独自唏嘘了许久。
他在信中写道：“《月儿》在我这里，我抄好后，让我爱人读了，她不懂诗,可心地善良，最富感情。我猜到的，她读完肯定会落泪的。她哭了，哭得很伤心，一个中午，屋里尽是你的诗的气氛。我甚至后悔不该给她读。”
逢阳的信写得很长，满满四页纸，那好看的字依然如丝丝缕缕的雨滴润泽着一只在湖塘里游走的“丑小鸭”的心。他在信中第一次写到了他的身世，他的不幸遭遇。他2岁时掉进了石灰坑里，险些弄瞎了双眼;他17岁时就在报刊发表了诗歌，眼看就要成为一名小诗人，可“十年浩劫”来临了。接下来的“关押、审讯、批斗、逼供、武斗，其后的亲人离异，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忍受寒冷……”读他这样的信，我的内心充满震撼和沉重，和我一样，一个遭遇过少年苦难的人。而更为感动的是，一个并未谋面的诗歌编辑，已经把我视为一个可以诉说的朋友了，而不仅仅是一个作者。
1983年，在《长城文艺》组织的“蔚县小五台山诗会”上我见到了逢阳，一双2000度的近视眼，藏在两只玻璃瓶底一样厚厚的镜片后面，一圈又一圈的凹透聚光，使人无法看清诗人的表情，但那有着一颗凸牙的笑容，却一眼让你识透他内心的清澈、纯粹和干净。
20多人的诗会，只有7人攀登上了海拔2882米的华北第一高峰小五台山，我是其中之一。从小五台山下来，我写了诗歌《悲哀的石说》，是写给逢阳的，但我没告诉他;又写了《大山：记住了一个女儿的姓名》，是写给我自己的。后来，逢阳把这两首诗都发表在了《长城文艺》上。
话说逢阳把《月儿》一诗抄写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后推荐给了《人民文学》编辑杨兆祥。他说，老杨是特别爽朗痛快之人，即使不采用也会很快告知消息的，不会让人等很久。
其间他去了趟北京，还专门去拜访杨兆祥，但杨先生不在北京，没见着。但杨先生的夫人告诉逢阳：老杨已把《月儿》送审了，可能会被采用的。逢阳十分高兴，回来后即写信告知我好消息。
接信后我感动，惊喜，也忐忑。感动的是为我的诗歌逢阳专程去北京拜访《人民文学》编辑，这是怎样的一种用心!惊喜的是杨先生的夫人居然知道《月儿》送审的事，说明杨先生对此诗十分看重，不然怎么会回家对夫人说《月儿》送审的事呢?忐忑的是不知送审后主编能否通过，通不过还是发表不了啊!但我已经看到那个年代里一些好编辑扶持一个作者的真情和苦心。
三个月后，即1983年6月14日，杨兆祥给逢阳回信了，说“终审未能通过”。那个年代有规定，投稿三个月未接到采用通知，方可改投他刊。杨先生是赶在三个月时告知了消息。原本我们都在日夜盼望有喜讯降临，等来的却是“终审未能通过”的坏消息，逢阳给我写信说叫我“别受不了”，但我觉着他比我还受挫。他随信把杨兆祥的信也转寄给我，杨先生在信中写道：
逢阳弟如见，你好!
《月儿》早已收阅，读后，我个人认为，此诗确有动人之处，写得也朴素自然，情真意切，没有堆砌雕凿的痕迹，叙事与抒情结合得也好。我阅后当即送审了。在此压了些时日，终审未能通过。我又转到《儿童文学》，现又转到了我手中，他们要求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要求语言上让孩子们读懂……你让作者进一步努力，会改得更好。改好后再寄我，我再力荐他刊，争取出世与读者见面。
我回信问逢阳要不要改，他回信说，不用改，你又不是写儿童文学。他同时告诉我，说他的力量不够，准备把《月儿》寄给省作协主席尧山壁，请山壁帮助推荐。并说前些时在省里开会时已对山壁说到了《月儿》，山壁当时即说需要时他会出面……
现在看这些38年前的信，感动得直想流泪!我文学前行的路上，有多少好人在用力扶持、支撑啊!一个人的成长路上，绝对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啊!伯乐之于千里马，是命运中有大缘大幸才能相遇相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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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阳再次把《月儿》一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抄写一遍寄给了尧山壁。
1983年7月底，我在蔚州老镇收到了来自成都的著名诗刊《星星》副主编陈犀先生的信，落款时间是7月23日。看到洁白的信封、信笺上两个红色毛体草书“星星”，我欣喜若狂。陈犀开篇即说：“梅洁同志：近好!山壁同志转来的诗看了，基础好，写得有感情，我们考虑选用。但还要请你再改改……”
我惊喜：作协主席山壁出面了!
我在无比欢喜中开始修改《月儿》。
整个八月，《月儿》的稿件在塞外蔚县与四川成都四千里迢迢的长路上来回走了两趟，因为我将第一次修改稿寄陈犀先生后他又建议我二次修改。直到9月6日，这位耐心、诚恳、负责的主编给我带来了好消息，说“改稿收到了，基本就是这个样子了，月儿就要圆了”。还同时寄来了已送审的《星星》处稿笺，陈犀的钢笔字写得不好看，小学生的那种笔画。但那报送主编白航的7个字的处理意见“改了几遍，可以了”，就如天上的北斗七星在夜空中灿烂，照耀着我因兴奋而熠熠发光的心。
我把喜讯立即写信告知逢阳和山壁。就在我们三人都殷殷切切盼月亮、盼星星时，《星星》之火熄灭了：1983年11月4日，陈犀先生来信了。他写道：“诗，原已发排，后经白航同志看了，考虑到当前情况，决定不发了。从客观上说，对你的情绪是有影响的，希望你能沉住气，再接再厉，写出新的好作品来。”
陈犀随信又寄来了《星星》处稿笺，稿笺上分明写着“小叙事诗，排小字号，P6”，即排第六页，这是很靠前的排版了。我也看到处稿笺上主编白航的钢笔签注意见：“写得还动人，但是，调子低了，现在发不合适。”
我不知山壁、逢阳得知此消息后是怎样的挫败感，我是难过了许多天的。至今我都不知1983年白航先生考虑的“当前情况”是什么情况，《月儿》就是写“母子生死伤别的疼痛”，没有写别的什么呀!这样的伤别怎么能写得高调呢?
我决定放下《月儿》不再投稿，我就是觉着愧对了逢阳、山壁的期望，尤其是逢阳!但我并没失去对《星星》的信心，继续为之写诗。就凭陈犀两次寄来处稿笺这个行动，我就百倍相信这个编辑待作者的一片真诚，他要让你相信他所说的都是真的。《星星》也没有放弃他们已关注到的一个作者。同样为208行、反映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长诗《弯弯的石径》，在我投给中国作协的《诗刊》被退稿后，逢阳又托山壁投给《星星》。1984年第9期《星星》一字未改、一行未动，将《弯弯的石径》完整发表了。
我们欢呼激动了很久，因为艰难守望的成功!
之后的几年，《我小时候》《儿时我种过一棵树》《雨，刚刚下过》《影子》等，都是由我直接投稿，也都被《星星》诗刊采用发表。对于《星星》的感恩和怀念是很重的。在我曾订购的十几种文学期刊里，《星星》的订购时间是最长的。
让我惊讶和感动的是逢阳居然一直没有放弃《月儿》，因为转年我收到了他转寄我的《诗刊》社编辑寇宗鄂的信，寇宗鄂编辑的信是1984年3月14日写给逢阳的。信中说：“……梅洁的诗(指《月儿》)拜读了，一吟三叹，感情真挚，天下父母之心尽皆如此尔!”但寇宗鄂说《诗刊》社为了让编辑熟悉全国作者，每年对分工负责的省份要轮换一次，他今年轮换负责广东和福建的稿件，无权涉及他省，故已把诗稿转交负责河北的编辑了……
此时，我才知道，逢阳又把《月儿》投寄给了《诗刊》。
1984年3月27日，我接到调往张家口地区文联的调令。
此后我与逢阳成为同事，我们在《长城文艺》一起编刊物。共事数年中，我们谁也没再说《月儿》的事。
《月儿》慢慢消逝了。
其实，我自己并不忍心《月儿》消亡，8年后我再度向《诗刊》投稿。1992年《诗刊》第8期终于发表了《月儿》，但已被编辑删去了一半还多。那时我已调离山城到省城搞专业创作了。《月儿》发表了，我决定不再写诗了。即使后来偶尔为之，但再也没有向报刊投稿的欲望了。我感觉在诗歌创作之路上，我的守望渺茫了。
201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7部《文学典藏》，我把《月儿》收入我的诗集《苍茫对节》;2021年，这家出版社再度出版我文学创作40年纪念文集《梅洁这四十年》，40万字的书我只收入四首诗作，其中就有《月儿》。
2021年7月19日，收到海燕寄来的《长城文艺》后我感慨万千，含泪翻阅逢阳当年的23封信，回忆《月儿》长达8年的命运跌宕，有那么多的相知和错过，那么多的牵携和厚望。而逢阳，《长城文艺》一位优秀的诗人、编辑，太多、太重、太深的投入，令一个在文学路上历经万般艰辛、成长至今的生命怎能不铭记在心?!
也因了逢阳深重的厚望，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了10年诗;也因逢阳的告诫，我及时中止了写小说——我曾把《遭遇》《古泉》等中短篇小说寄给他看，都被他断然否定。他认定我适合写诗、写散文，他断定我写小说不会成功。他希望我写诗的同时学习一些诗歌理论。他让我好好分析自己，选择自己。他的指引和我自己对自己的认知相合相融，我庆幸我适时地选择了自己，成为今天这种样子。
逢阳性格的刚毅、倔强、内敛、正直都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而他诗歌创作的精巧、纯粹、浑然天成、毫无雕饰的美成为我长久的钦慕。但他没有写太多的诗，出版过一本不厚的诗集《逢阳的诗》，他没有在这条路上再走下去。他曾对我说：“这两年，苦于编务，我只能忙于为人作嫁。有些是甘心的，有些是不得已的。由于自己的精力不行，只能有所失去。我没有那种一切都得到的勇气。机遇把我安排到这里来了，好像就是要我做一个好编辑，而不是要我成为一个名诗人。诗人的桂冠大概是不属于我的。我相信一句话，不属于的，得到也等于失去。这话使我理智，使我正确地估量自己……”
逢阳的理智、理性在后来的工作与相处中，我有了深深的体验，他不苟言笑，但一笑那颗小凸牙尤显开心单纯。但更多的时候，他清瘦的、棱角分明的脸庞上总是一脸孤傲、不亢不卑。他好像总是独往独来，对投缘的人他肝胆相照，不投缘的人他理都不理。调往省作协工作后，我们不再联系，也没有通信。以至于离别27年后的2019年他去世我都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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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苍有时不忍心让人忘却美好的事情，在你已不经意过往岁月的人与事时会突然提醒你，哪怕是瞬间的回眸。就在给塞外“蔚州梅苑”捐赠全国各地名家送我的书画作品时，突然发现获奖证书纸盒里有一块折叠整齐的白色绸绢，打开一看，竟是36年前的1985年，张家口地区文联为我召开第一次散文创作研讨会时，与会作家的签名留念!
白绢墨字，我看到当年那么多注视着我、牵拉着我在文学旅途中前行的人：逢阳、杨廉、赵维元、韦野、尧山壁、姜宇清、汪帆、龚富忠、颖川、吴德源……我仿佛看到18个与会者从白色丝绢中笑吟吟地走了下来，如同36年前12月的大雪纷飞中，他们这些人从省城到塞外乘硬板火车穿越64个燕山、恒山之间的隧洞，摇摇晃晃12个小时来到张家口，为一个刚出茅庐的文学女子开一个研讨会!
摩挲着白绢布，我想起这是当年逢阳亲自去商店买回的这块洁白的丝绢。其实，在一本纸质签名簿上也是可以签名留念的，逢阳为何要买一块丝绢呢?他是想守望一个恒久的美好纪念?
36年里，我从未再见过这块签名白绢，珍藏在哪里我已毫无印象。可那天就突然翻出!惊愕之余，我断然决定捐给“蔚州梅苑”。连同36年前来参加研讨会的省城作家与我在风雪中的合影。这应是我捐给“蔚州梅苑”所有实物中最有纪念意义之一种吧!我知道，此刻“蔚州梅苑”已将照片、签名丝绢装裱镶框，悬挂在展厅。36年前塞外的那段文学时光在那里继续……
人生是一次长长的旅行，一路上生命聚散无常，但记忆总是有选择的，它只选择那些刻骨铭心的事情，无论是爱还是恨，抑或是疼痛还是伤心。我今天记一段我与诗人逢阳的故事，权当是对他迟到的感恩。感恩文学的初始路上，一个诗人、编辑给予我的真诚引领。愿诗人的在天之灵，能够感知一个他曾经倾心带跑的人对他友谊的铭记。
梅洁，湖北郧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张家口工作，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文学创作40年至今，累计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了650余篇作品，在全国多家出版社出版了33部著作，达700余万字。作品被收入《中国百年百篇经典散文》《中华百年游记精华》《百年美文》《中国文学年鉴》等230余种经典文本。《童年旧事》《跋涉者》《谛听水声》《楼兰的忧郁》《白发上津城》《山苍苍，水茫茫》等多篇作品被收入大、中、小学教材、读本和课本。其作品累获全国“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一届、三届、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八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河北省一、二、三、五、七届“文艺振兴奖”，第一届河北省“孙犁文学奖”，“第八届北京文学艺术奖”以及《十月》《作家》《长城》《黄河文学》《中国作家》《散文选刊》《人民日报》等报刊奖，计80余种文学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