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务局机关有个小车队，满打满算，汽车小车队的停车场里一共才有三辆车。一辆湖蓝色的华沙，一辆军绿色的北京吉普，还有一辆灰不溜秋的中型卡车。从国外进口的华沙车，造型美观，封闭严密，是真正意义上的轿车。因轿车上面的顶子有点儿像往下扣着的鳖盖，有的矿工把它叫成小鳖车。这种叫法并没什么贬义，更没有骂人的意思，只是觉得比较形象，好记，就叫开了。在整个矿务局，有资格坐小鳖车的只有矿务局革命委员会主任，小鳖车等于是他的专车，也是他身份地位的象征。他曾是一个挖煤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就一步登天，平步青云，当上了有十多万名职工、家属的国有大型企业的革委会主任。他坐着小鳖车到矿上检查工作，矿工们只要看见车，没有看见人，就知道主任驾到。
那辆中型卡车是矿务局电影放映队的专用车。当时全局只有一个电影放映队，下属十几个矿、厂的职工和家属要看电影，只能由放映队轮流去放映。矿工们劳动繁重，生活单调，都喜欢看电影，能看场电影，似乎才能把精神生活稍稍改善一下。尽管十天半个月，才能轮到他们在露天地里看一场电影，尽管放的电影多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之类的黑白片，他们看得还是很高兴。矿务局下属的煤矿，离矿务局机关大楼所在地都比较远，十几公里或数十公里不等，放映员到基层单位去放电影，有一辆汽车是必须的。放映员有男还有女，每当从机关大院出发时，他们把电影放映设备往卡车后面的车厢里一放，人往前边的驾驶楼里昂首一坐，那是相当的优越，牛气。不光能在大银幕上放出人影的放映员牛气，为放映队开卡车的那个司机，似乎牛上加牛，比放映员还牛。有证是，在白天不放电影时，司机动不动就把队里唯一的女放映员拉出去，他们或到附近的县城，或到开满野花的山沟。他们肯定不是去放电影，谁都不知他们外出干什么。局机关的干部们后来才知道，司机和女放映员打到一块儿去了，致使还没结婚的女放映员怀了孕。把司机和女放映员的事情横生出去，无疑是比较吸引人的故事。因这个故事跟本文的题旨关系不大，就点到为止，不再细说。
排除掉华沙和卡车这两辆有着专车性质的汽车，剩下的就是那辆北京吉普了。三辆汽车如果按档次来排，吉普车应该可以排到第二位，它虽说比不上华沙那样高级，总比人货混装的卡车上档次一些。吉普车的机动性强一些，使用的频率也高一些，它几乎每天都不闲着。局机关还有好几位革委会副主任，还有那么多部门的头头脑脑，都想把吉普坐一坐。把吉普坐上一回，仿佛给屁股镀了金，就身价倍增，有了吹牛的资本。别说担负有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了，就连局机关里那些普通的干事，看见四个轮子的、前面冠有北京字样的吉普车，也腿痒、脚痒，找机会蹭着坐一回。
宣传组的新闻干事小张，有机会坐了一回吉普，沾的是宣传组王组长的光。
“革命”之后，矿务局机关被整合成四个大组，即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和后勤组。政工组下面又分成两个组，组织组和宣传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组长想给省报写一篇比较有分量的通讯，把全局大批促大干的成果宣传一下。这篇通讯，他没让哪个宣传干事独立完成，而是自己写一个小故事，要求宣传组的其他五个宣传干事，每人写一个小故事，最后，他把六个小故事合在一起，凑成一篇通讯。这种写稿子的办法，并不是王组长别出心裁，更不是他的首创，因为当时流行的就是集体写作模式，好像只有通过集体写作，才能跟上时代潮流，才能集中大家的智慧，所写出的东西才高明一些，发表的可能性才大一些。王组长让每个干事在规定时间内都写一个小故事，谁都不敢不写。大家都领悟到了，王组长这种做法有调动集体力量的意思，也有考验每个宣传干事的意思，看看你到底是一匹骡子，还是一匹马。五个男女干事谁都不敢怠慢，不甘落后，像参加考试和比赛一样，马上分头行动起来，积极投入采访和写作。
小张年轻，从矿上调入矿务局政工组时间不长，写作的积极性比较高。王组长要求每个干事写一个小故事，他却交了两个小故事，超额一倍完成了任务。王组长认为小张表现不错，大概为了鼓励他一下，在乘坐吉普车去省会的日报社送稿子时，就顺便带上了他。这就使小张平生第一次有了坐吉普车的机会，并有机会半夜里躲进吉普车里听雨声。
一般情况下，作为矿务局的一个中层干部，是没有资格坐吉普车的。王组长是一个比中层干部还要低一级的干部，更没资格坐吉普车。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有个别例外。管小车队的是矿务局后勤组的马组长，他是一个大胖子，走路时他突出的肚子总是抢在腿和脚的前面，有些影响腿脚的正常发挥。近吉得吉，马组长坐吉普车的机会多一些。这天一上班，王组长就向马组长提出紧急申请，请马组长派车去日报社送稿子。他不说是送他，是送稿子，他不重要，稿子重要。他不惜撒谎，说这篇稿子是报社向矿务局宣传组约写的，今天送过去，明天就有可能见报。马组长说不巧，车已经派出去了，有一位管安全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要去矿上召开现场会，他把吉普车坐走了。马组长又说，一篇稿子，寄给报社不就得了，没必要专门儿送一趟。王组长说，那可不行，他强调稿子是新闻稿，讲究时效性，要是邮寄的话，在邮路上走三四天，到了报社就成旧闻了，就不能发表了。他抬出革委会主任，说主任对这篇稿子很重视，如果不能及时送到报社，不能及时发表，谁来负这个责任呢!王组长这么说，等于将了马组长一军，把责任推给了马组长。马组长当然不愿意负那个责任，他像是想了一会儿，说僧多粥少，人多车少，他也没办法。他又说，就看吉普车下午能不能开回来，要是能开回来的话，可以派给王组长去报社送稿。
半下午的时候，王组长带上宣传组的老游和小张，还有那篇重新誊写的通讯稿子，如愿坐上全局唯一的北京吉普，一路从西往东，向省会城市进发。革委会主任坐华沙，都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王组长坐吉普当仁不让，也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老游和小张自觉往后走，坐在后排的座位上。开车的司机刘师傅是一位退伍军人，他在部队时开车，退伍到煤矿还是开车。人人都喜欢坐小车，车不消停，司机也不能消停。这天下午，刘师傅可能不想再出车，让他出车，他满脸不高兴。王组长让他吸烟，他不吸，王组长跟他说话，说到地方后，晚上请他吃饭，他也待答不理。司机被人们在私下里谑称为司长，“司长”不高兴，吉普车里的气氛显得有些沉闷。
小张经常看见吉普车在局机关大院门口进进出出，他从不觉得吉普车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认为吉普车是为领导预备的，长官骑马，士兵只能步行。他识趣地把自己放在车外人的位置，从不奢望变成车内人。作为一个写通讯报道的新闻干事，难免要到下面的煤矿采访，他怎么去呢?他的交通工具怎么解决呢?比较近的煤矿，他迈开双脚，沿着运煤用的铁路线往矿上走。比较远的煤矿呢，他只能搭一下运煤的大卡车到矿上去。在矿区，运煤的卡车来来往往，总是很多。但那些开卡车的男司机比较欢迎女孩子搭车，不喜欢男人搭车。他站在矿务局门口的路边向路过的卡车司机招手，往往是司机一踩油门，放一炮烟屁就跑了。好不容易停下一辆车来，司机一般也不允许他到驾驶室里坐，他只能攀着车帮，爬到后面的车斗子里。车斗子有时有煤，有时无煤。不管有煤无煤，只要是拉煤的卡车，车只要在坑洼不平的路上跑起来，车斗子里都会煤尘飞扬。等他来到矿上，头上、脸上、衣服上都会落一层黑乎乎的煤尘，跟下一班井差不多。这没什么，矿工采煤是采，他采访也是采，把脸洗一把就是了。
第一次坐进吉普车里的小张，觉得坐垫又软又有弹性，真的很舒服。可小张没有说话，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喜。他知道，王组长和老游以前都坐过吉普车，他要是显得过于惊喜，就会显得他沉不住气，没见识。他只是在心里把第一次乘坐吉普的年月日默默地记了一下，虽说没记在笔记本上，他想他不会忘记。
时间到了八月，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这天下午，天阴了下来，灰色的云彩正一层一层往下压，每压一层，云层似乎都有所加厚。尽管没有阳光的照射，吉普车里面还是很热。那种热是一种闷热，热得像是蒸红薯的蒸笼一样。小张他们一坐进车内，恰如生红薯放进了热蒸笼，呼地就出了一身汗。王组长随手带了一把折叠扇，他一上车就打开了扇子，举起右手哗哗地扇。坐在王组长后面的小张看见，尽管王组长扇着扇子，还是出了汗，汗水把后背的灰色确良半袖衫都浸湿了，湿得深一块、浅一块。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嚷热，每个人都像没长嘴的红薯一样。能坐上吉普车就不错了，还敢说热，谁怕热谁就下去!他们怕本来就不愿出车的刘师傅撵他们下去，每个人都把闷热忍耐着，连大气都不敢出。
没事儿，车一开动就好了。矿务局机关所在地是在山区，省会城市在平原，山区地势高，平原地势低，尽管吉普车一路有下坡，也有上坡，但总的来说是下坡，上坡也是为了更好下坡。在下坡的时候，给小张的感觉，整个车仿佛在空中飞了起来。车辆两侧的有机玻璃窗是开着的，车行带风，风呼呼地从窗口吹进来，一扫车内的闷热，使之变得凉快起来。空气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在静止不动的时候，它是热的。可一旦流动起来，变成了风，它就凉快起来了。小张不懂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又没人给空气里加凉气，空气只是流动成了风，怎么就凉了呢?
小张坐在后排座的右侧，他的身子靠着右侧的车门，任窗外来风吹在他脸上，吹得他的双眼眯起来，头发向后飞扬起来。他听说过一个词，叫兜风。以前他不大理解什么叫兜风，更不知道兜风是什么滋味。这一次他算是知道了，原来这就是兜风啊!车壳廊把风兜起来，兜了一兜子，又一兜子，这不是兜风是什么!怪不得干部们都想把小车坐一坐，原来大家都想把风兜一兜啊!
在兜风的同时，小张还看到了窗外的风景。路边的地里种满了高高低低的庄稼，高的有高粱、玉米，低的有红薯、花生，不高不低的有谷子、大豆。庄稼的叶子都是绿的，连刚吐出来的穗子也是绿的，墨绿墨绿，绿得有些化不开。在不坐车的时候，小张也看过庄稼，那些庄稼都是站在自己固定的位置，一动不动。在飞驰的吉普车上看庄稼呢，庄稼似乎在追着车跑起来，车一到，他们就开跑，车跑到前面去了，它们还在后边追着跑。大面积看去，庄稼就成了翻滚的绿色的波浪，很是壮观。小张还把一只手伸出窗外试了试，他的手没有给疾行的小车造成任何阻力，只觉得疾风从他的手指缝中穿过，颇有冲击力，像山涧激流的溪水。当小张把右手从车窗外收回时，他的手心里有一些湿。他知道那不是汗水，是空气中的水分留在他手上了。前方黑色的云脚已经踩到了地平线，空气的湿度这么大，说不定真的有一场雨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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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红煤》《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