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夜灯初上，岭南的广州城已经悄然度过2200多个春秋，时间长得让人有些炫目。当年埋藏地下的古城墙今天已经被新城所覆盖，夜游珠江的广州人，你们坐船穿过万紫千红，流光溢彩的珠江时，是否还能聆听到两千多年前这里的市集嘈杂声?
屈大钧说：“粤处炎荒，去古帝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研究岭南文化的人，很多把从中原迁居到岭南的人当作文化的先驱者，认为岭南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接受王道教化的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不够严谨，至少在经济文化上值得考究。
岭南的地域很多是丘陵和水乡，并不都适宜耕作，当人们在山里捕获一只野兽或者在河里捉到一条鱼，却又羡慕别人的庄稼想交换的时候，他们在不经意中就碰触到一个现代的名词——商业。
广州人商业人格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古代人民在很多地方还进行着原始商业交换时，南越王朝时期出土的文物里面，竟出现非洲的象牙和波斯的银盒，说明两千多年前，广州和南洋存在某些未被史册记载的交往，这一个令人震撼的发现，甚至把广州和海外从商的时间推前了上千年。
二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汉朝时期的生产力低下，在很多人还没有获得温饱，当时却有人穿上一种油滑的织物，这种衣物色彩艳丽，又轻又薄。这让当时的罗马人认为这是一种童话般天衣。为了获得这种神话般的丝绸，罗马人坐上商船不惜一趟耗时数年，经历千幸万苦，到达广州进行购买。而看到商机的岭南人，不顾危险和性命，闯入浩瀚无垠的大海去博弈。海上丝绸之路就在这惊涛骇浪的大海中，渐渐形成。
这里的原因深可探究，我一直认为和很多的同辈人在商业方面有一大缺漏那就是只局限于陆地，而忘记更广阔海洋。很多古书里，都记载着岭南人善舟楫。一开始，他们只是局限于楫舟在河间捕鱼捉虾。但很快，当地的广州人已经不满足在河间小打小闹，开始把眼光投向广袤无垠的大海。为了捕到更多的鱼，为了实现他们的富裕梦，他们的船是越造越大，航程也是越行越远。
东晋时期，仿佛半个中国的商人都挤进广州，他们和本地商人，南洋蕃商交换物品，再运往北方。
唐朝时期，广州日均进11艘西洋船，年均客流量达80万人。每天广州城里“蛮声喧夜市，海色浸朝台。”这里的人恨不得24小时不停都在做生意。
宋朝至道末(996)年前后，指南针已经开始用于航海。全国每年有三千多艘新造的海船，江河船下水。熙宁十年(1077)，广州，宁波，杭州三州市舶贸易总收入，超过两百万贯，其中98%以上来自广州。
明朝禁海的时间最长，但广州城入夜张灯结彩，热闹非凡。隆兴元年至隆兴六年间，海禁大驰，西洋船云聚广州。有刑部尚书郑晓到广东巡视，留言“人逐山海矿冶蕃舶之利，不务农田。”这时广州商人的势力之大，从昔日“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反超居四民之首。
清朝时期，乾隆十三1748年，来广州的外贸的商船仅有18艘，到1837年，已经达到213艘。仅这一年出进口总值折合白银3932万两。《南越游记》对广州的街道有载：“歌声达旦，往来者流连观听。”“灯火辉煌，金鼓喧震，男女耳目，势不暇给。”
广州商业的繁华，有很多数据来证实，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和海运有关联。在历史上可以这么说，除非朝廷有禁令，只要一有机会，广州人几乎从不放弃和海外经商。而广州城的繁华很多时候会随着海运的开放，更加热闹非凡。
三
广州人千年商业的延续，这种骨子里的经济行为，走在了很多地方的前面，我们这时不妨从表面上分析一下原因。
其一，得天独厚的条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和广州的特殊地理位置相关。远离帝都，靠近沿海，让广州人既尝到商业的便利，又享受到政策的便宜。不知道多数朝代的从政者怎么想，也许是“广州是边远之地，闹出事端，一时半刻也不至于祸延京邑。”总之，只要是开放商业政策，对外贸易，很少有广州不被开放。甚至有些年代的对外贸易，独开广州。让广州成为了当时朝廷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比如，明中叶后期。再如，乾隆二十二(1757)年，他把其它港口都关闭了，只留下广州的一口贸易。广州立刻成为了世界各国商人眼里的财富。此时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国的商品涌入广州，让广州很快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城市之一。
其二，坦率从商的心态。中国有士、农、工、商的社会定位，让很多的中国人在很长的历史对商人地位不够尊重。有的商人赚了钱，也赶紧让自己的孩子堂堂正正做个读书人。但广州人从商的行为没有一点顾虑，从商就是从商这没有什么感到可耻的，甚至是朝廷政策允许的，鼓励的。那就把商业做大，做强，做纯粹吧!在广州，没有人看不起商人，甚至在有些人眼里商人的地位是比士、农、工都高。
其三，敏锐的商业眼光。从商涉及到本钱，利润的平衡和机遇的把握，所以广州商人普遍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精细的学术头脑。比如:每次贸易开放交易，他们都要及时作出反应，想到应该要进口什么，出口什么，价格如何，什么时候出货利润最大，什么时候应该囤货。事无巨细，把中国的特色物产和海内外的价格信息，运输渠道掌握在手中。
其四，冒险精神。海外贸易的这种商业行为，在很大的程度比一般商业风险更大。
海山楼下水朝东，此去弥漫拍太空。
稇载宁寻蕞尔过，周行好迩快哉风。
往来云汉经星外，出入鱼龙巨浪中。
拜手君王零湛露，举殇须似吸川虹。
这是宋人洪适所作的《设蕃乐语》，写的是远航商船出海远航时的中外商人，在码头践行的场面。当年带着丝绸、瓷器、茶叶等义无反顾出海的广州人。面对表面上风平浪静，美丽无比的大海，不知包含了多少的暗涌激流。码头上的每次出发，都是一场关乎生死的道别，一对对年轻的夫妻，看着渐行渐远的航船远航，心里多少有些不舍。不顾一切的出发，不一定会到达大洋的彼岸，在经历过多少个晚上的辗转不眠，商人用身家的投资和风险的竞争，坦然走进中国富豪的行列。而每一条海上丝路的航线下面，有多少艘沉睡的商船，不断地诉说着艰苦和不甘。四
中国的封建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农耕的社会，广州的商业行为，无疑大大地打破农民当时自给自足的思维。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农耕的这种模式，靠劳动力而没有商业头脑是很难实现富裕的。中国的正统思想来看，农民应该通过学习从工，从士，才是致富的正规渠道。这时又有一些农民认为，富裕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结果。细细想来，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广州的商人只是赚取差价来致富，并且要付出风险，他没有与民争利，相反他为农民的产品提供更广的销售渠道。所以海洋足够辽阔，容得下更多的商品，更广的市场，更大的雄心。
海上丝绸之路是农耕时代中国物产为中心的大交流，广州一地多元化的从商除了在政策上有很大的包容，更多的是精明的广州人不惧目光，坦然从商的结果。每天一批批的商品，从国内四面八方向广州汇聚，然后又运往世界各地，不士不农不工的广州人，以敏锐的商业眼光，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商业行为进行得淋漓尽致，真正地演绎了中国千年的经济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