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著有《俯仰由他》《看左手》《先前的风气》《肉眼看文坛》《放心集》《散文观察》，文学访谈《平凹之路》，点评本《土门》等作品。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先前的风气》入选2014年中国好书。
导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在漫长的农耕文明里产生的文明、文化有着怎样的历史密码，请看作者以煌煌之笔，如何为你一一解码。
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
穆涛
一
每一种文明的形成，都有其独到的历史密码。
中国最早的政治，出现在部落时代，兴奋点和焦灼点不是权柄的角逐与操控，而是顺天时而治，政治术语称为“君权天授”。
天，高高在上，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但一场天灾，突如其来的洪水，蔓延的疾病，或耕猎歉收带来的食物困乏，就可能产生灭顶之祸，造成一个部落的崩溃。那个时代，人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解决温饱和繁衍后代上，填饱肚子、抵抗疾病和让孩子健康长大，是日常生活的三大主题。中国人在神农氏时代，就已经能够辨识和熟练地使用一些草药了，智慧是在对困境的挣扎和摆脱中产生的。
神农氏时代，是有历史记载的中国第一个盛世阶段，神农氏即炎帝。接下来是黄帝时代，我们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孙，这两个时期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的上游。其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700年。所谓时代，在历史学中一般是指强盛时期。此之前有发生时期，此之后有衰落或转型时期。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庄子·盗跖》
“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周易·系辞下》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蠬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淮南子·修务训》
学会向造物者低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向谁低头，是艰难之中的智慧选择。
在对天灾、疾病、早夭和饥馑的恐惧中，产生了中国最原始的宗教——对天地的顶礼膜拜，听天由命、昊天罔极、天大地大、天长地久、苍天有眼、奉天承运、物竞天择、谢天谢地……后世的这些成语，昭示着先民们敬畏天地的拳拳初心。
部族之间发生火拼和战争，始自黄帝时代，“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时候，多个部落繁衍壮大，人口增多，领地意识致使野心膨胀，相互之间征伐不断。在此之前的部落时期，人们生活在荒野之中，“卧则居居，起则于于”，却是没有野心的，肚子里跳动着一颗与天地共甘苦的祥和温良之心。
二
中国早期的部落领袖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先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在遥远的上古时候，有一个三百或五百人的族群，生活在绿水青山之中。在初民阶段，这样的人口规模已经是大族群了。这些先民过着极简的日子，刀耕火耨，随遇而安。此时已经发明了刀、斧、凿子等生产工具，都是石质的，因而称为“新石器时代”。学会制造并使用生产生活工具，是新旧石器时代的分水岭，是那个时代的“科技革命”。研究古代科技史的学者告诉我，这时期属于“迁移农业”形态，人们刚刚摸到春种秋收的门路，用石刀、石斧铲除田野中的杂草和低矮树丛，铲不掉的就用火烧，但对顽强的草根和树根，他们则无能为力。一块土地整理出来了，就撒下种子，然后等着收获。当时还没有田间管理的概念，这一时期最高亩产大约50公斤。若对这块土地的收成感到不如意，就再去整理下一块，荒地多得是。此时还没有完全定居下来，居住地随时可能迁移。“迁移农业”类似于游击队战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哪里安全就在哪里落脚。
土地产出的粮食是填不饱整个族群的肚子的，他们还成立了渔猎组织，结绳织网，去河里捕鱼、蛤，或进入森林捉拿麋鹿一类弱小的动物。让族人吃饱，并且过上岁月静好的日子，是部落首领的首要责任。
每个族群里都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大姐大，但大姐大不是凌驾于整体之上的人，也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表率人物。母系社会的治理方式一直是个谜团，由谁发布命令，由谁管理，由谁执行，一直处于臆想和猜测之中。一位学者说出了他的“研究心得”：大姐大首先是一位英雄母亲，生育能力突出，孩子们不仅健康长大，而且还出类拔萃，那个时候“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母因子贵。母系社会的生活模式与“蜂群思维”相类似，一个蜂群出动，蜂后是在队伍后边的，女儿们在左右照料母后，几只工蜂飞在前头负责侦察、搜索食物、判断有无危险，并及时向后方传回信息。其余者都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窝蜂地跟随响应。一只蜂后的在位时间通常是三到四年，蜂后生育能力衰弱以后，新蜂后就取而代之了。一个族群中大姐大的在位时间，与她儿女的能力强弱息息相关。
让我们继续展开想象：庄稼成熟了，一个人向大姐大禀告：三天后天将降大雨，如果不及时收割粮食会烂在地里。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三天后果然天降倾盆大雨，但庄稼已收获，粮食颗粒归仓。入冬以后，粮食出现短缺，这个人再次禀告：十五天后天将降大雪，抓紧时间多捕猎，一旦大雪封山，后果就严重了。他这个建议再次言中。冬去春来，一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了，族群中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病倒，母亲们万分焦虑又无比忧伤。这个人去野外采回一些草叶和树根，放入水中煎熬，孩子们服用几天后痊愈如初。这一年，整整一个春季没有降雨，旱情极其严重，庄稼秧苗出土后不久就枯萎了。这个人又禀告并发出预警：接下来还会发生更大的灾难，入夏之后，天会连降大雨，河水暴涨，我们的居住地会被洪水淹没。之后，他带领众人，选择了一个新的居住地，在半山腰上，那里地势迂回，不受山洪侵扰，而且动物多，树上的果实也多，这些举措使族群成功渡过了洪灾以及庄稼绝收带来的危机。
这样的预测多次应验之后，这个人以及他的母亲，会被族群奉为神明一样拥戴的。
叙述到这里，需要做一个说明，在这个时候，春和夏的时间概念并没有形成，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还相当肤浅。所谓原始，就是文明还没有萌芽，一切都在模棱两可之中。
最早的“作息时间表”是挂在天空的。
先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对天象的耐心观察中，最先发现了太阳和月亮的“轮回”运行规律，由日出到日入，再到日出;由月亏到月盈，再到月亏。就这样，“日”和“月”的时间概念产生了。发现了时间，才开始有渐而清晰的历史。
在中国最早的计时工具是一根棍子，初名叫“表”，棍子被垂直竖立在地面上，用来观察太阳影子的位移，因而时间的另一种表述叫“光阴”，大自然中的“时”本来是混沌“无间”的，先民们用立表的方法区分出间隔，有秩序的间隔构成了“时辰”。据科学史家推断，日、月的时间概念成形于伏羲时候，大约公元前6500年前后。把一日等分为“十二时辰”要晚，是计时工具由“表”升级为“日晷”之后。
科学史学者补充说：目前，伏羲、神农氏、黄帝以及尧帝，都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尽管有典籍记载，但多为零落散碎的风闻奏事，彼此之间缺乏通联和互信，尤其缺乏史迹的实证。也就是说，公元前6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夏朝建立)之间，均为史学界的模糊地带。模糊地带之前，则是一片更遥不可及的混沌与苍茫。
我向多位历史学家请教过一个问题，在我们中国，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转折点在哪里?得到的回答基本验证了我的思考。突出的转折点有三个：一是农耕生产规模扩大，人们逐渐定居下来，领地和家园意识出现了，而领地是要维护的，有了家园，对家长的依赖和期待就增加了;二是人口增加，部落之间的火拼和战事不断升级，而火拼和战争是用拳头和武力说话的;三是对天象的研究持续深入，逐渐产生了对天地有意识的敬畏和崇拜。第三个转折点是中国独具的，在世界史中不具备共性。不仅敬畏天地，而且对天地的气象变化进行探索和研究，并由此构成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法。
三
传说，是最早的口述历史。
传说，是把真相隐藏在缥缈的层层云雾之中。在4000多年的模糊地带，我们搜寻着相对清晰的记忆标识。
伏羲时期，“八卦”问世了。
“古者包牺氏(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
伏羲八卦是中国人最初的世界观，是对天地之间时空秩序的首次解构，大千世界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质元相化相合中变化生发，当时，还没有文字，用八种符号指示，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伏羲八卦图在时间上对应一天中的卯、午、酉、子四个时辰，在空间上对应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乾为天，☰，三线完整联通为纯阳。坤为地，☷，中间发生裂变为纯阴。图形中的每一画，称为爻，爻是交流和变化的意思。每卦三爻，寓指多般变化。“爻，交也”，“爻者，言乎变者也”。乾坤两卦拉开了天地之间的大帷幕，天地相映，昼夜相续，阴阳相持，动静相和。世间万物在大帷幕之间衍生千姿百态的多重变化。“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上》)
当代有几位学者把阳爻解读为男性生殖器，把阴爻解读为女性生殖器，是美好的联想，不是祖先的初心。
离☲坎☵，是日和月，衍化为火和水。
天、地、日、月这四个大象，构成八卦基本元素。在天地之间，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钻木取火，凿井而饮，乃至月盈与月亏，人们的生活既错综又和谐地融汇于其中。
震☳是雷，巽☴是风，这两种物质元，就带着科学判断的意思了。天地间的万物凭据雷和风两种动能发生变化。“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雷动万物，风协调万物。“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这是我们古人的观念，在遥远的古代，万物自身的生长动因还没有被认识到，但当时能具备这样的认识，已经是“科学前沿”了。
艮☶是高山，兑☱是河流湖泊。八卦符号是象形的，因形而画，是文字之源。艮卦下方两个阴爻，代表水，上面一个阳爻，以实体构成山的形状。兑卦下方两个阳爻，代表河床，上面一个阴爻，象征水在流动。
大约在宋代，人们为了方便记住八卦符号，还总结出了“八卦取象歌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伏羲是中国首位既观天象又释天象的老人，或许是一个人，如传说中的那样，是一位伟大的部落领袖，或许是一个智慧群体的化身。在距今8000年前的遥远时代，给我们留下了烙印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伏羲八卦的创世价值是巨大的，简而述之有五功：
一、天地是神圣的，天覆地载，包容涵养万物。
二、创立时空秩序观念，思维方式由平面而立体，进而奠基早期的中国天文学。
三、发端中国的方法学，在观察太阳和月亮的过程中，发现并形成阴阳互映的思维模式，开启了观察世界、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中国方法。八卦图是在繁复错综的天地万象中梳理出的基本规律和原则。
四、发端易理，观察世象的方式是在阴阳对立中求中和，万事万物在变化中守恒成为硬道理，由此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元。
五、八卦，使用特定的语言符号表达思想，是文字产生之前的书面语言。书面语言的萌芽，是文明史的标志性曙光。
四
伏羲八卦图是一颗深藏于上古时代的时间胶囊，内储着既奥妙也朴实的多极信息元。“八卦”这个词，是后人追溯来命名的，“卦”字的本身，包含着中国天文学的两个阶段。
卦，从卜从圭。
卜是象形字。一竖，是最初垂直立于地面的那根棍子，中国最早的计时工具——表。一点，象征光影的移动，寓示先民们通过立竿见影的方法捕捉时间。
圭，是测量光影长度的尺子。初表的“卜”只是一根棍子，之后，观天工具技术升级，更新换代为“圭表”。在棍子正下方的地面上，正南正北方向安置一块长方形的石板，板面上标有刻度，用来测定一年之中每一天正午的光影长度以及变化规律，因此也叫“量天尺”。
由“卜”到“圭”，时间跨度是漫长的，先民们用“卜表”锁定了日和月的时间概念，用“圭表”锁定了“春分”和“秋分”两个季节的节点。先民们认识春秋两季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
中国的观天工具是在不断升级的，今天到了“天眼”级，贵州省大山深处那座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据说可以接收到137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这仍是阶段性的，以后会看到更遥远的太空。
在中国古代，仰观天象和俯察地理民情是密切相连的。由“圭”又引义出“圭臬法则”，臬指水臬，古代测量水平面的工具。在古人的认识中，宇宙万物中最守信用的是“天时”，是比“诚信”更上一层楼的境界，是“至信”。“圭臬法则”的含意是循天时，应天理，守人心。
伏羲八卦的次序，是在阴阳对应中达成中和：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周易·说卦》)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周易·说卦》)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周易·说卦》)
乾坤(天地)恒定上下大位，艮兑(山泽)交融气脉，震巽(雷风)相应相搏，坎离(日月水火)相克又不厌不弃。此八种物质元在宇宙间错落相连，相互依存，不可割裂。
雷醒万物，风融万物，水(月)润万物，火(日)耀万物，山以制衡，泽以愉悦，乾主君临，坤主藏养。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这一句话，是伏羲八卦运行原理的智慧眼。
伏羲八卦的易理秩序，由乾开始，到坤为止，“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从“伏羲八卦方位图”中可以看出来，由乾位左旋，乾、兑、离、震皆为阳卦。由乾位右旋，巽、坎、艮、坤皆为阴卦。这个秩序称“天道左旋，地道右旋”。
朱熹在《易学启蒙》中，对这句话的注释是“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故云知来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矣”。
阳卦是已生之卦，由震、离、兑到乾位，是从立春、春分、立夏到夏至，阴消阳长，顺天时之势，因此称“数往者顺”。
阴卦是未生之卦，由巽、坎、艮到坤位，是由立秋、秋分、立冬到冬至，是阳消阴长。貌似顺天势，实则逆行，这是伏羲八卦图的智慧高点所在。伏羲八卦图的易理秩序是天与地互为参照。观察天，以地为参照，是人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自震至乾为顺”。观察地，以天为参照，是人在空中俯察大地，与在地面上观察的结果截然相反，因此称“自巽至坤为逆”。朱熹说，“夫易之数，由逆而成矣”，指的就是这一层意思。
可以这么说，伏羲八卦图是两张图合而为一的，一张图观天象，一张图察地理。
《周易·说卦》这篇文章，依司马迁《史记》记载，为孔子所作。孔子晚年痴迷《易经》，爱不释手，以至穿竹简的牛皮绳子多次磨断。“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
五
“文王八卦”之于“伏羲八卦”，是整体的更新换代，思维的方式和方法都变了。
比较着说，“伏羲八卦”是宏观看世界，看整体，看自然世界的构成气象。“文王八卦”是微观分析，看自然世界的内部变化，既看世界，也看世道，并且形成了规律性的哲学认识。“文王八卦”荟萃为《周易》这部开山著作，融中国天文学、哲学、逻辑学、谶纬学乃至文学于一炉。《周易》之后，中国的著作之风才开始兴起，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竞相著述，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中首个创作峰值期。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周易·说卦》)
春雷一声响，万物出乎震。世间万物在春分节气里觉醒，开始茂盛葱茏生长，震居东方，即“帝出乎震”;到立夏，清明风袭来，万物洁齐。齐通粢，是祭祀的谷物。“洁齐酒食，以供祖宗”，即“齐乎巽”;到夏至，草木丰茂，缤纷呈现，即“相见乎离”;到立秋，天地开始颐养万物，即“致役乎坤”。“役，事也”，“万物得其养”;到秋分，庄稼成熟，果木飘香，一派丰收的喜悦，即“说(悦)言乎兑”;到立冬，阴气上升，阳气收敛，二气相缚相搏，即“战乎乾”;到冬至，阴气与阳气经历“战乎乾”后呈疲弱之势，即“劳乎坎”;到立春，三阳开泰，新年肇始，大自然一个新的轮回又将启动，即“成言乎艮”。
“文王八卦”在空间方位以及时间顺序方面，对“伏羲八卦”均做出修正，最重要的是，它破译了自然世界中空间方位与时间大序之间相互通联的密码，东南西北与春夏秋冬和谐构筑为一个有机整体。在空间方位上，震兑为东西，离坎为南北，巽为东南，坤为西南，乾为西北，艮为东北。在时间顺序上，坎为子时，艮居丑寅之间，震为卯时，巽在辰巳之间，离为正午，坤在未申之间，兑为酉时，乾在戌亥之间。
周文王不仅是政治表率人物，还是一位智慧超凡的天文学家，是他那个时代的学术领袖。姬昌，生于公元前1152年，四十七岁时承袭“西伯”爵位，成为周部族第十五代首脑。西伯，是商朝君主赐给周部族首领的封号，相当于西部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八十七岁时，在伏羲八卦易理的基础上，潜心推演七年而成“周易”。公元前1056年卒，享年九十七岁。又十年后，其子姬发灭亡殷商，建立周朝，被追谥为周文王。
“周”是渭河流域的古老部族，根深叶茂。始祖的名字叫“弃”，意思是出生时被丢弃的孩子。弃长大后成为闻名遐迩的庄稼高手。弃的了不起之处，是对山形地理的来龙去脉有研究，能根据不同的地形地势种植相应的庄稼。到后世这种人被称为堪舆家，民间称风水大先生。因为这种高超的本领，弃被尧帝任命为首席农业专家，并在全国推广他的种植技术。“……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史记·周本纪》)
舜帝继位后，任命弃为“后稷”，执掌国家农业，并封疆赐姓。在尧舜时代，农官是天官，相当于宰相。《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国语·周语》)一文中，对“后稷”的职位职能有具体记述，“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天官。”国计民生之首要在于农耕，天地的祭祀用品出于农耕，百姓的日常生活出于农耕，国家财政供给出于农耕，国家和谐稳定出于农耕，经济贸易往来出于农耕，国力强大出于农耕，自古以来后稷为天官。弃的封地在邰(今陕西省武功县境内)，赐姓姬。周部族自此发端，立地生根，祖脉袭传，渐而繁荣壮大。“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史记·周本纪》)
《诗经·生民》对弃的一生有生动的文学描述，摘选其中两个章节：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十月怀胎之后，
始祖吉祥顺生，
母亲的宫门完美，安然无恙，
康健的小生命，
弥漫着神灵的气息，
是上天有什么旨意么，
人们以畏惧之心祈祷着，
放弃吧，这是神灵之子。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稷的种植之道，
有神灵护佑，
锄除杂草，在沃土之中，
埋下精心选择的种子，
萌芽了，破土了，
秧苗茁壮成长了，拔节抽穗了，
颗粒一天一天饱满着，
谷穗们低着头，又是一个丰收年
在我们的祖源之地。
周文王的天文学养，是有家传的，始祖弃的血脉里具备这种基因。
文王推演周易的经过，需先从他的父亲季历说起。季历是有政德之心的人，这种品质也是源自周部族的传统。所谓政德之心，有着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行政之才，有能力，有智慧，能做成大事。二是敬职守本，敬畏天地，恪守职任。用老话讲叫吃饭敬碗，是敬行当的意思。从后稷开始，周部族行大义，守臣道，历经尧帝、舜帝、虞朝、夏朝至商朝，十几代人生生不息。周部族的领地几度迁移，由邰至岐(陕西省岐山县)，至豳(陕西省彬县，《诗经》中“豳风”之地)，再回到岐，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但谨守人臣职任的初心和初衷不变。政治势力不断增大增强，但仁心不野。“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史记·周本纪》)
季历在位期间，广修仁政，但周边的戎狄部落不断犯边滋扰，于是精兵治武，连克戎狄，令其远遁。此时正值商朝第二十八任君主文丁执政时期，文丁忌惮周部族不断壮大的势力，先以“伐戎有功”之名晋封季历“西伯”爵位，之后召其进京述职，随后软禁，再之后杀害。
姬昌是在悲痛中承继“西伯”爵位的。
姬昌继位后，光大周氏族脉体统，天下多位俊杰人才慕名来归，“西伯曰文王，尊后稷、公刘(周部族第四代首脑)之业、则古公(古公亶父，周部族第十三代首脑)、公季(季历)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史记·周本纪》)。贤士中有一位叫鬻熊的人，是观天象的专家，与周文王亦师亦友，后来出任大巫师(天象官)。周成王时，为感念鬻熊功德，晋封其孙鬻绎为子爵，为楚国开国的始祖。
公元前1066年，商纣王召西伯姬昌进京述职。姬昌深知此行凶多吉少，但仍效法父亲季历，从歧地赴国都朝歌(河南鹤壁)履职。这一年姬昌八十七岁。
到朝歌之后，即被软禁在羑里城(商朝国家监狱，今河南安阳汤阴辖区内)，由此开启了长达七年的潜心推演周易的生活。七年后被纣王赦罪释归，又两年，姬昌迁都丰邑(今西安市鄠邑区内)，再一年去世，享年九十七岁。
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姬昌被拘禁而推演周易，是另一种卧薪尝胆，是蒙蔽纣王的政治用心，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我的依据有三点：
一、行仁政，守德心，是周部族的政治传统。仁政有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君臣各守其道。君有失，不能作为臣失德的理由。正因为君有失，臣子更应该尽心而行。姬昌一直信奉这样的“愚忠”信念。
二、姬昌无反逆之心，他主政西北已经四十年，政通人和，也具备拥兵自重的条件。如果有反心，不会以八十七岁高龄只身赴京。但他对纣王有取舍心，由歧地到国都朝歌，他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决意效法父亲季历，以自己的一躯，换取周部族的可持续发展。
三、卧薪尝胆之心，是忍耐心和忍辱心，而姬昌有圣贤心，同时具备天赋大智慧的恒定之心，以八十七岁高龄，在被囚禁的七年间，心无旁骛地潜心研究天文，对伏羲八卦进行重新定位，并且对易理进行系统性思考。如果胸中跳动的是一颗躁动的心，是无法完成这种超强脑力工作的。
六
先民们对一年之中四个季节的认知，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突破，最先发现的是春和秋两个节点。据考古实证，发现年代在公元前4500年之前。
1987年5月至1988年9月，河南濮阳老城区西水坡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大墓，墓主人为男性，头南足北，身高1.79米，年龄56岁，仰身直肢葬。
“在墓室中部墓主人骨架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摆塑一龙一虎图案。龙图案摆于人骨架的右侧，头朝北，背朝西，身长1.78米，高0.67米。龙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虎图案位于人骨架的左侧，头朝北，背朝东，身长1.39米，高0.63米。虎头微低，圜目圆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如行走状，形似下山之猛虎。”
——《濮阳西水坡·考古报告》
“通过碳十四测定，经树轮校正可知，第二期文化遗存(龙虎图案)距今大约6500~6300年，即公元前4500~前4300年。”
——《濮阳西水坡·考古报告》
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实地考证后，撰文《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认为蚌塑龙虎图案是中国“四象说”的起源物证。
四象，“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即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象又称“分至四神”，既正四方，又循四时，春分为青龙，秋分为白虎，夏至为朱雀，冬至为玄武。
中国古人仰观天象，观测太阳和月亮，同时观测金木水火土五星，并称为“七曜”。经过长时期的观察，古人发现并捕捉到了一年之中太阳运行的主轨迹，以黄道和赤道(太阳和地球的运行轨迹)沿线的二十八颗恒星为观测坐标，并将之想象成太阳沿途休息的空中客栈，因此称之为“二十八星宿”。
“古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是以恒星为背景的，这是因为古人觉得恒星相互间的位置恒久不变，可以利用它们做标志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经过长期的观测，古人先后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称为‘二十八宿’。黄道是古人想象的太阳周年运行的轨道。地球沿着自己的轨道围绕太阳公转，从地球轨道不同的位置上看太阳，则太阳在天球上的投影的位置也不相同。这种视位置的移动叫作太阳的视运动，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轨道就是黄道。这里所说的赤道不是地球赤道，而是天球赤道，即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王力主编，马汉麟主笔)
二十八星宿是观测日月五星的参照坐标。
二十八颗恒星是组团运行的，每七星为一结构单元，共四个组团。先民们以春分时节为观测的基准点，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春分时节，第一组团的七星(角、亢、氐、房、心、尾、箕)出现在东方的夜空，形状如苍龙;第二组团的七星(斗、牛、女、虚、危、室、壁)出现在北方上空，如龟蛇互绕(玄武);第三组团的七星(奎、娄、胃、昂、毕、觜、参)出现在西方上空，如猛虎下山;第四组团的七星(井、鬼、柳、星、张、翼、轸)出现在南方的上空，如大鸟飞翔。中国古人的观察力宏阔而且细微，同时又富有充沛的艺术思维魅力。
依据西水坡遗址可以推定，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先民们已经掌握了春分和秋分两个节点的天象变化规律。对夏至、冬至两个季节的认知要晚，已到了尧帝时期，而南方朱雀和北方玄武的形象认定则更晚，到战国时期才有史籍记载。
七
尧帝时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轫阶段，设立了世界上首家全职能的天文台，任命重臣，专司天文星象的研究，制定历法，并在东南西北分设四个观测站，跟踪观察春夏秋冬四个节点的星象运行，并督导人们顺应节气变化从事生产与生活。这个时间点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
(尧帝)任命羲与和担任“天地四时之官”，敬奉天意，按照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历法，用以指导人们遵循时令节气从事生产。
羲与和是两大氏族的首领。受命担任这一职务是世袭的，在《尚书》另外一篇文献《吕刑》中，也有任命“重”和“黎”相关职务的记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思维方式，是天与地相呼应着的，因此称“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不要降低格候之人的地位。格，在《尚书》中是常用字，含义也多有不同。此句中的格是指“格候”，专指依天象推衍时令。季候之人，通俗的解释就是天象师，地位相当于国师。重、黎是羲、和的祖辈，尧帝任命羲与和，是承守世袭的规制。
《国语》中，也有相关记载，“颛顼(黄帝之孙)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国语·楚语》)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尚书·尧典》)
命令羲仲居住在东方海滨一个叫旸谷的地方，观测日出。“平秩东作”，秩是次序，考据一年之中不同时间日出的变化。“日中”，指昼夜平分，以昼夜平分那一天作为春分。“星鸟”中的鸟，即二十八宿中南方七星中的“星”，星，以鸟替代，是避开星星两字重叠。以星鸟显见于南方天空正中，作为确定仲春的依据。南方七宿的形状，被古人想象成大鸟，此时还没有“朱雀”的命名。“厥民析”，厥是虚词，析是分散，仲春时候，万物复苏，农耕在即，人们分散在田野中劳作。“鸟兽孳尾”，这个时令里，是鸟兽交配繁殖的时候。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尚书·尧典》)
命令羲叔居住在南方交趾(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一带)叫明都的地方。“南交”，指交趾，《墨子·节用》中也有相关记载，“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墨子》此文中涉及的四个地点，与尧帝设置的东南西北四个观测站相合。“平秩南讹，敬致。”讹是运行，致同至，观测太阳由北向南运行的次序。“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白昼最长的那一天为夏至，以火星(二十八宿之心星)显见于南方天空正中时，作为仲夏的依据。“厥民因，鸟兽希革”仲夏时节，溽热难挨，又逢多雨，人们择高地而居，这个时令里，鸟兽脱毛。因这个字，甲骨文的写法，是人躺在席子上，有身份的人才能享用席子。此句中的因，是“高就”的意思，指人们住在高处。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尚书·尧典》)
命令和仲，居住在西部一个叫昧谷的地方。“寅饯纳日”，寅是虚词，表敬意。饯，即饯行。观察太阳落山，为太阳饯行。“平秩西成”，西，指太阳向西运行，考据一年之中不同时间日落的变化。“宵中，星虚，以殷仲秋”，以昼夜平分这一天作为秋分，以虚星显见于南方天空正中作为观测仲秋的依据。“厥民夷，鸟兽毛毨”，夷，指平坦之地。人们由高地搬回平坦之地，便收获庄稼。这个时令里，鸟兽皮毛是最佳状态，可以为人们利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尚书·尧典》)
命令和叔，居住在北方一个叫幽都的地方。“平在朔易”，观测太阳由南向北运行。在，指观测。朔易，太阳由南向北运行。“日短，星昂，以正仲冬”，以白昼最短的这一天作为冬至，以昂星显见于南方天空正中，作为确定仲冬的依据。“厥民隩，鸟兽氄毛”，人们居住在室内取暖，这个时令里，鸟兽为了御寒，皮毛密实丰厚。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尚书·尧典》)
尧帝说，“拜托呀!羲与和，望你们以三百六十六日为太阳的一个回归周期，以置闰月的方式推算确定春夏秋冬四时而成岁。并以此规范各行各业的职能，这样，一切事务都可以有序进行了。”
尧帝这番话，在基本意思之外，还透露出三个信息：
一、当时已经测定到了太阳一个回归年的周期是366天，这个数字是比较精准的。现代科技手段勘测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
二、“旬”的时间概念已经产生。旬是干支纪时的概念，十天干对应十二地支，由天干甲日到癸日的十天为一旬。
三、以闰月定四时，由这句话可以推定，当年已实行置闰。中国的农历，以观测月亮的运行规律为基础，一年十二个朔望月，其中六个月为平月，每月30天，六个月为小月，每月29天，一年354天，比太阳的一个回归年少11天左右，古人用“置闰月”的方法补足时间差，三年增加一个月。“一岁有馀十二日，未盈三岁足一月，则置闰月。”闰月的基本原理是，三年一闰，五年两闰，十九年七闰，四百年九十七闰。
八
春秋和战国是中国大历史中时间跨度最长的分裂时期，长达550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由镐京(西安)迁至洛邑(洛阳)，“平王东迁”事件是一个重要节点，标志着西周时代结束，进入东周时代。由于国家形态不再是一个整体，朝代名称也不叫东周，由两部史书《春秋》和《战国策》名字替代，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史称“春秋”，从公元前475年到秦始皇统一国家的公元前221年，史称“战国”。春秋时期，诸侯列国渐而做大做强，彼此之间割据争霸，战火硝烟不断，但在表面上，还认可周天子为荣誉君主。进入战国之后撕下伪装，众脚把周天子踢开，战事连年升级，整个国家成了四分五裂的大战场。
春秋时期，诸侯列国重视编修国史，“吾见百国《春秋》”(墨子)，国史多以“春秋”命名，“可见《春秋》乃当时列国史官记载之‘公名’”(钱穆《孔子传》)。其中，孔子在鲁国国史基础上编撰的《春秋》最为卓著。“孔子春秋因于鲁史旧文，故曰其文则史，然其内容不专限在鲁，而以有关当时列国共通大局为主，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换言之，孔子《春秋》已非一部国别史，而实为当时天下一部通史。”(钱穆《孔子传》)
孔子著《春秋》，至今仍有三个待解的谜团。
谜团一：孔子的《春秋》，止笔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这一年，孔子七十一岁。但从哪一年开始动笔写作，不可考。“是年，鲁西狩获麟，孔子《春秋》绝笔。《春秋》始笔在何年，则不可考。”(钱穆《孔子年表》)
谜团二：《春秋公羊传注疏》中记载，“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孔子受周王室之命，著《春秋》，派子夏等十四个学生搜集史料，得到120个诸侯国家档案，用九个月时间撰成春秋。当时的诸侯国只是120个吗?子夏等人有没有疏漏，不可考。
关于“孔子受端门之命”，依钱穆先生的观点，是假托周王室之命，“孔子以私人著史，而自居于周王室天子之立场，故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亦惟《春秋》也’。”
谜团三：孔子是在鲁国国史基础上编著《春秋》，鲁史已佚失，或丧于秦始皇的焚书之祸火。两部史书之间的关联程度不可考。
秦始皇把诸侯国史作为首烧之书，“非秦记皆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实在是罪孽深重，试想，墨子说的“百国春秋”如果能够沿袭下来，将是何等的文明大观!
九
《春秋》这部书，经历过一次劫难，那就是秦始皇制造的焚书之祸。
秦始皇的焚书范围，主要是历史、政治以及诸子百家著作。“焚书令”的第一款，就是“非秦记皆烧之”，不是记载秦国历史的史书全部烧毁，其目的是抹掉其他诸侯国的国家记忆，《春秋》在首烧之列。第二款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尉守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第三款是，“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一个朝代行将灭亡，是有恶兆头的，会发生丧失理智的疯子行为。“焚书”这个事件发生在秦朝灭亡的前7年，即公元前213年。这一年是中华文化史中最黑暗、最寒冷的一年。
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之后，下达“征书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整理、修复遭焚之书，再之后，把《诗》《尚书》《礼记》《易》《春秋》确立为“五经”。所谓经，是治国之书的意思。并且设立“五经博士”，地位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是国家认证的学术代表人物。同时，推出一项官员入仕选拔考试制度，即“察举制”，备考用书就是“五经”。“察举制”到唐代完善为科举制，入仕备考用品增为“十二经”，其中《春秋》衍为三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明清之后的科举考试，又增加《孟子》，成“十三经”。儒家“十三经”不是束之高阁的典藏著作，而是古代官员入仕考试用书，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治世之书。
禁书与尊书，是雾霭时代和昌明时代的标志性分野。
十
《春秋》，天下事也。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这三句话是孟子对春秋的学术定位，他讲了三层意思：《春秋》这部史书是剖析世道和世事的。圣贤治世衰落之后，《诗经》的醒世之功被淡化，粉世浮华之风弥漫。迷惘而失去方向感的时代里，真是万幸，《春秋》问世了。孔子所著《春秋》，是对黑心公务员有震慑力的书。
在董仲舒的认识里，《春秋》既是史书，也是治世之书。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春秋》研究专家，是当年的“五经博士”，他把《春秋》的核心内容概括为“十指”，即十种要旨。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举事变，见有重焉，一指也;见事变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别嫌疑，异同类，一指也;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一指也;亲近来远，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春秋繁露》)
《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天下之大，世事变迁之博，广有包容，概括起来有十种要旨：
记录世事变迁，择重略轻，此为一旨;察世事变迁所涉及的社会诸多层面，此为二旨;根据世事变迁的态势，梳理归纳治世的原则，此为三旨;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强干弱枝，固本疏末，此为四旨;观察世事变迁的基本方法，是辨识嫌疑，区分异同，此为五旨;治世之首要是发现人才，以及对人才的因能任用，此为六旨;治世的长久之道，是亲近抚远，安定民心，此为七旨;治世的理想状态，是承袭西周制度，返璞归真，此为八旨;治理人间事须循守天地运行的四时大序，天之端，即以春为始，春木生火，火为夏，此为九旨;为国家著史，须明确指出治世者的失误导致的恶果，切中时弊，明察乱象，并纠察恶果的成因以及影响，此为十旨。
“举事变，见有重焉，则百姓安矣;见事变之所至者，则得失审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则事之本正矣;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君臣之分明矣;别嫌疑，异同类，则是非着矣;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则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质，则化所务立矣;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则仁恩达矣;木生火，火为夏，则阴阳四时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则天所欲为行矣。”(《春秋繁露》)
中国古人的意识里，天地为大，民为重。重视民生，则百姓心安;考察世事变迁涉及的社会诸多层面，则见得与失;因世事发展态势而施治，可以正本清源;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国家秩序井然守度;别嫌疑，异同类，则是非卓然显见;礼贤尚能，则百官有节;承袭西周制度，则宣民教化有道;亲近抚远，安定民心，则仁行天下;以春为天之端，则阴阳四时交替守衡;切中时弊，明察乱象，是替天行道。
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了董仲舒关于《春秋》写作动机的一段话：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
董仲舒年长司马迁约三十五岁，司马迁尊称“生”，汉代称呼中的生，依唐人颜师古考注，是先生，“生，犹言先生。”
我听仲舒先生说：“周朝的政治衰败之后，孔子出任鲁国司寇(同现司法部部长)，诸侯陷害他，大夫排挤他，孔子自知谏言无门，政见无路，于是考辨评述二百四十二年历史的是非得失，作为世人行为的规范。《春秋》一书中，贬抑昏聩天子，抨击无道诸侯，声讨失德大夫，以彰显王道。”
司马迁身为西汉的首席史官，倍加推崇《春秋》：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史记·太史公自序》)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讥刺而已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在司马迁的眼中，《春秋》是一部给中国史书写作树立标准的大作品。
一、《春秋》上明三王之道(此处指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下辨人伦纲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亲善憎恶，崇尚贤良，抑止不肖，使亡国存，绝学继，补弊起废，彰著王道。
二、拨乱反正之书。
三、《春秋》数万言(近两万言，笔者注)，要点数千，世道兴衰之理尽在其中。《春秋》一书中，记述臣弑君事件三十六宗，亡国五十二个，四处奔走，仍不保国的不可胜数。洞察其中失德失势的教训，尽在丧本。臣弑君，子弑父，这样的恶果，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变，均有其渐变之因。
四、一国之君不可不知《春秋》，否则，明不辩谗人侫臣，暗不见窃国之贼。大臣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处置常规国务不得其法，遭遇突变不谙应变之策。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义，必蒙首恶之名。国家之重臣不通《春秋》，必陷篡弑之罪而遭诛。
五、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种有悖伦常之事发生，在于礼义之丧。君失君道则臣子犯上，臣失臣职则有杀身之险，父无德，子不孝，此四者，为天下大恶。《春秋》以此为标准评判历史人物。
六、《春秋》是关乎礼义的典范作品，“礼义之大宗也”，礼的功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功用是除恶于已然。法之止恶可以显见，但礼义防患于未然则难察，这是《春秋》的卓然远见之处。
七、《春秋》并不是以抨击为主，“非独刺讥而已也”，其功在于为世人衡定标准，扬善贬恶。
八、孔子著《春秋》，确定了史书写作的基本规则，“笔则笔，削则削”，撰写国家历史，于赞颂处则赞颂，于抨击处则抨击。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幾对《春秋》有些微词，指其叙事粗枝大叶，细节疏失，即“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但对《春秋》于中国史书写作的开山贡献，则极尽尊仰之敬意：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史通·六家第一》)
孔子著《春秋》，考据西周礼仪制度，遵循鲁国国史基本脉络，据史实，守人事，述衰败以示贬罚，立兴盛以树功德。以日、月、岁、时，推衍天地运行规律，以朝觐天子匡正国家礼义规则。语气婉约，不露锋芒，用意含蓄，绵里藏针。《春秋》以不容更改的言论，为后世确立了史书写作规范。所以，历经千年，仍彰著于世。
中国的国家历史，为什么以“春秋”命名，刘知幾是这样诠释的：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史通·六家第一》)
考据儒家研究《春秋》的写作体例，叙事具体到日，以事系日，以日及月，春以包夏，秋以兼冬，一年四时，循而成序，因此以“春秋”命名。
十一
守拙，是我们中国人的防身术。
三四岁的小孩子，家长是进行阳光教育的。湛蓝的天空，笑呵呵的太阳，皎洁的月亮，爱眨眼的星星，爱和温暖贯穿着一切。但岁齿稍长，话锋就变了，有阴沉的云雾袭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再稍长，云层渐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群居防口，独坐防心”，“枪打出头鸟”，乃至还有种“厚黑学”款式的箴言，“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虎豹不堪骑，人心隔肚皮。休将心腹事，说与结交知”。
“大智若愚”被置顶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人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磨难，才会构筑出如此橡胶坝般的内心防线?
一切文明的形成都有各自独具的历史，其成因由多种元素汇聚而得。有些成因可以堂而皇之地娓娓道来，但有些则讳莫如深、苦不堪言。我们文化性格中的“守拙”意识，就是不可堪言之一种。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大分裂，长达五百五十年。诸侯国群龙无首，彼此之间使坏斗狠、尔虞我诈，世态万般炎凉，民心碎了满地。
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一时期，周天子只是面子上的君主，实际上已经失去对国家权力的掌控。诸侯国之间丛林政治风行，强凌弱，大吞小。西周时期究竟分封了多少个诸侯国家不可考，但最初是“八百诸侯不期而遇”，到春秋末期，孔子《春秋》中只记载120个，其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三十六个大臣弑君篡位，五十二个诸侯亡其国。
战国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诸侯国割据杀伐，硝烟遍野，国家被完全撕裂，中华大地成了角斗场，不停歇地上演兼并与重组的大戏。《战国策》一书中，有记载的诸侯国是34个，到末期浓缩为“战国七雄”，最后由秦始皇以“暴秦”的方式灭亡六国，天下重新归为一统。
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史学界有多种说法，但基本上采信司马迁《史记》中的观点。“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史记·六国年表》)
司马迁因循《春秋》，《春秋》止笔于公元前481年，3年后，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又3年，是周元王元年。中国古代的史家界定时代的起始有一个惯例，以国家君主的立与废为宗。因此，司马迁把周元王继位元年(公元前475年)定为战国起始之年。
我们一直津津乐道并推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灿烂思想，但众多思想者们并没有照亮且引导那个时代，反而加重了“小国政治”的重重泥泞。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警惕。
病态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出的思想可能会更具尖锐性，但如果不具备长远的导航能力，只是图谋一时一地的生存，则必定是短视的。孔子的伟大之处是着眼于社会形态的“礼崩乐坏”——对大国秩序感丧失的忧心忡忡。但他的思想，对于正处于撕裂之中的时代是软弱无力的。孔子是时代之痛的揭示者，而不是改变者。
“春秋和战国，是天下无主，达人料理国家的时代。”
“达人，是社会精英，是文化翘楚。诸侯国君们是董事长，聘任达人出任CEO，达人们不仅是思想智库，还是执行官，由后台走上前台，像运营企业那样各自治理国家。儒家、墨家、法家、黄老家、兵家、刑名家、阴阳五行家，各彰其长，同场角逐，中国思想史中最璀璨的时代来临了，但思想者闪烁的光辉并没有照亮那个时代。思想者们为自己的思想寻找落脚点，或叫‘试验田’。悲剧式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从55岁到68岁，他周游列国，走了九个诸侯国，到处碰壁。儒家奉行以规则治国，礼仪天下，寻求放长线钓大鱼，但这在当年是行不通的。公元前479年孔子辞世，3年后，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启，速效政治与趋利主义的特征更加突出，诸侯国君与达人们双向选择，达人们是教练员，也是运动员，但没有裁判，没有共守的法则，一切以胜负输赢为前提。如果思想者之间的理性碰撞固化为你死我活的政治丛林，究其本质，这样的文化生态是逆文明的。诸侯列国在这样的环境中尔虞我诈、相互兼并，由34个(《战国策》记载)诸侯国重组为7个，即战国7雄，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暴秦’模式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但仅仅过了15年，公元前206年，秦朝这座大厦轰然倒塌。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超级帝国，仅存世15年的时间，在世界史中也是只此一例。摘录旧作《没有底线的时代，笨人是怎么守拙的》
秦始皇灭亡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但他治理国家的思维方式仍是“小国政治”式的，急功近利，为所欲为。经历数百年战乱之苦的国家千疮百孔，国疲民乏，巨大的伤病之躯，被他拖着加速度奔跑，才导致大秦王朝猝死的结局。
大国建设是以大国思维为基础和前提的，国家之大，不仅在规模和版图，更重要的在于意识形态要蹈大方。
“三丈之木”的故事，是秦国思维模式的典型例子。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也就是今天说的改革。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做了一次旨在“取信于民”的实验。在一个大型农贸市场的南门，竖立一根三丈高的粗大原木，一旁贴出募民告示：有人将此木搬到市场北门，奖励十两黄金。十两黄金在当时是巨款，但老百姓以为是政府设置的套路，无人响应。随后又将奖金提升到五十两。有一个二货豁出去了，碰碰运气，把原木搬到了北门，他果真得到了五十两黄金。
用这种不靠谱的方式构建诚信政府，是速效政治丧失民心的根本症结所在。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史记·商君列传》)
十二
《三国演义》是写汉朝后期政权割据的书，具体写割据之后，意识形态和人心是如何裂变的。
李宗吾在《厚黑学》序言中，讲《三国演义》是厚黑学的鼻祖。其中“偶阅《三国志》”，事实上应是《三国演义》，《三国志》是史书，其中曹操、诸葛亮、刘备以及孙权的形象也不是这篇序言中描写的模样。
吾自读书识字以来，见古之享大名膺厚实者，心窃异之。欲究其致此之由，渺不可得。求之六经群史，茫然也;求之诸子百家，茫然也;以为古人必有不传之秘，特吾人赋性愚鲁，莫之能识耳。穷索冥搜，忘寝与食，如是者有年。偶阅《三国志》，而始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
三国英雄，曹操其首也，曹逼天子，弑皇后，粮罄而杀主者，昼寝而杀幸姬，他如吕伯奢、孔融、杨修、董承、伏完辈，无不一一屠戮，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其心之黑亦云至矣。次于操者为刘备，备依曹操、依吕布、依袁绍、依刘表、依孙权，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知耻，而稗史所记生平善哭之状，尚不计焉，其面之厚亦云至矣。又次则为孙权，权杀关羽，其心黑矣，而旋即讲和，权臣曹丕，其面厚矣，而旋即与绝，则优有未尽黑未尽厚者在也。
总而言之，曹之心至黑，备之面至厚，权之面与心不厚不黑，亦厚亦黑。
——《厚黑学》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作者罗贯中，生于元末乱世，山西人，丝绸富商人家出身，自小打下扎实的读书功底，后来又有投身反元义军做军机参谋的经历。反元义军领袖叫张士诚，盐贩出身，先反元，后又降元，再之后与朱元璋的军队苦战，兵败之后自缢。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罗贯中隐身杭州，以写作度日。作家的经历是其世界观的基础，罗贯中虽不是大开大合，但也是栉风沐雨、悲欣交集，尤其晚年，因为，参加过与朱元璋的多次战争，他是需要避世的。因此他看世事、看人生，比一般作家多几分跌宕与冷眼。
《三国演义》第一回开篇即写，“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是必然，分也是必然。这种醒世的认识，有世态炎凉之苦，也透着颓然超脱之涩。书中写战事与战争，场面波澜壮阔，写人物的人生际遇与无常，入木三分。类似的情景，他见过，也经历过。罗贯中的文学笔法老道，视角如多棱镜一样，折射出的东西都是立体的。写忠义，濒临着伪。写信，濒临着失信。写真，濒临着失真。世事险恶与人心不测，是这部小说的底色。罗贯中是古往今来写尔虞我诈的翘楚，无人可以匹敌。权变与机心，不变与应变，预防与攻防，在他的笔端活灵活现，如入实境。《三国演义》这部书是丰富多端的，有文学笔法之美，但不宜深读，领略多了会生出不敢向善之心。
在罗贯中的笔下，三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但有一些残酷的历史真实被遮蔽了，这一时期，政权割据，政治动荡失序，人祸与天灾不断，民生极度凋敝，人口由5600多万骤减至3700万(具体人口数字依据葛剑雄先生《中国人口史》)。《三国演义》由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写起，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公元266年)止笔，覆盖97年间历史。此之间包含两个历史档期，从公元169年到220年，属东汉一朝。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曹丕继位，废汉献帝刘协，“皇帝逊位，魏王自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后汉书·孝献帝纪》)。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于蜀，孙权亦自王于吴，于是天下遂三分矣。”从公元220年到265年，即是三足鼎立的三国一朝，存世仅45年。
公元169年到220年，是《三国演义》的书写重心，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有哪些被遮蔽了呢?
首先是公元166年到168年的“党锢之祸”。
“党人”是当年的知识精英，“党锢之祸”指的是对“党人”进行杀戮和迫害的文化惨案。中国政治史中，自西汉开始创立“学而优则仕”的官员选拔制度，以读书取仕，称“察举制”(隋唐之后完善为科举制)。到东汉逐渐形成“仕”阶层，与外戚、宦官构成官场中的三方势力。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相互角逐权力，“仕”阶层站队在外戚一边，宦官赢得主动之后，于公元166年对“仕”阶层大开杀戒。到公元168年，仅3年间，遭杀戮、迫害、流放的“党人”及家眷有数十万之众。“党锢之祸”事件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标识性转折点，自此之后，文化开始与政治疏离，心生戒备。用通俗的话讲，文化人开始给自己留一手，在进取的同时，也给自己留好退路。东晋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唐代田园诗的归隐意识，都是具体的文学呈现。
《三国演义》第一回中，仅用一句话，将这桩文化惨案简笔带过，“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
再是大瘟疫。三国时期国家人口骤减的原因，一是无休止的战争，50年间大小战事有数百场之多，士兵及平民百姓大量伤亡。二是瘟疫，《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公元169年至220年之间，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瘟疫：
“灵帝建宁四年三月(171年)，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174年)，大疫。
光和二年春(179年)，大疫。
五年二月(182年)，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185年)，大疫。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大疫。”
公元217年的大瘟疫，尤其惨烈，死亡人口在数百万之巨。曹操、曹植、张仲景均有文字记述：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嵩里行》)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
“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建安二十二年，即是公元217年。这场瘟疫致使“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不仅平民百姓，富贵人家和名门望族皆无力幸免。张仲景家族二百余口，十年之间，疫亡三分之二。这一时期名闻青史的文学人物“建安七子”，有五位丧生于这场瘟疫，具体是王粲、应玚、刘桢、徐干、陈琳。另外两位孔融和阮瑀，在此之前已去世。
最后是连年战乱，民生极度凋敝。摘录《后汉书·孝献帝记》中的记载，可见之悲惨程度，甚至人相食的事时有发生。
“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兴平元年七月，公元194年)
三辅是京城周围地区，京畿之地尚且如此，其他之地可想而知。
“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委输不至;郡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野生庄稼),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建安元年八月，公元196年)
朝廷官员落魄到这种地步，平民百姓的生活亦可想而知。
“是岁饥，江淮间民相食。”(建安二年，公元197年)
人心在恶劣环境下是怎么裂变的呢?
比如一粒种子，在萌芽破土的时候，迎头遭遇了压在地表的石头，幼苗也是顽强的，它会沿着石缝蜿蜒扭曲着向上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