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说
在那个刚刚摆脱禁锢的年代，出身贫寒的少女何丽因惊人的美丽而招致人们好奇的目光。美成为她的罪罚。几年间，她经历了哥哥的死于非命、父亲的重病去世、初恋男友的背叛。身心俱疲之际，她与转业归来的中学同学情投意合而成婚，可丈夫却车祸身亡。她最后的情爱因她本质中的纯真而经受住了命运巨变。三十年后，那些不幸、厄运终于都离她而去，就像一场灾难随着美丽的逝去终于平息了，落定为这个地方的另一种历史。
美人
张惠雯
那时我大概八岁，和往常一样，跟着哥哥和他的朋友在外面玩儿。哥哥比我大四岁，他厌烦我这条“尾巴”，但母亲强迫他出门时带上我，因为我小时候很瘦弱，她总担心我被其他男孩子欺负。我们都是医院子弟，那天就在大院里玩儿。
病房楼前面有一块快枯死的草坪，草坪中央是一个水泥花坛，里面栽着几棵无精打采的冬青和月季，干枯、落满灰尘。围绕花坛稀稀落落地种着几棵矮小的树。我们坐在树下打牌。如果哥哥心情好，会让我替他起牌。我得到这个差事既兴奋又紧张，因为终于能摸到牌了，但如果起的牌不好，哥哥又会骂我手气烂。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坐在他旁边，看他们打牌。接近晚饭时间，树底下的光线渐渐变暗了，但离真正黑下来还有一会儿。临路的几棵老楝树开满了紫花，这时候散发出比往常更浓郁的、带苦涩的香味儿。我观看打牌的注意力早已涣散，只等哥哥打完，赶快回家吃饭。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听见有人小声而急促地喊：快看，快看，何丽来了!哥哥他们突然都停下手里甩牌的动作，朝同一个方向望过去。他们一动不动，像在玩“木头人儿”。当我也朝那个方向看过去，我看见一个穿连衣裙的年轻女人，推着自行车走在从病房楼通往门诊楼的路上。她走路的样子和我妈妈、我姐姐、我见过的其他女人都不一样，仿佛踩着某种特殊的、轻柔的节拍。她披散的黑发刚刚长过肩膀，穿的裙子青里发白，像月亮刚升起时天空的那种颜色。连衣裙领口系的飘带和裙子下摆在晚风里朝后飘，头发也一掀一掀地微微翻飞，和身体的律动相一致，引得我们的心也跟着摇荡、飞扬起来。
我们愣愣地瞅着她，而我们一齐死盯住她的目光似乎产生了某种作用：她转过头，朝我们看了一眼。所有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都低下头，像是完全经不住这美丽的、突然的一瞥。但几秒钟之后，我们又赶紧抬起头去看她，生怕错过什么。我把她推的那辆自行车和前面车筐里的两个输液瓶也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眼睛就那么追随着她，像一群被线牢牢牵住的木偶，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门诊楼后面。然后，大家像从梦中猛然醒来一般，再也没有打牌的兴致，喊叫着各自飞奔回家。那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何丽本人。
八十年代，小城里有几个美人脱颖而出，就像高跟鞋、牛仔裤、乔其纱上衣、山口百惠、流行歌曲等诸多新事物脱颖而出一样，而何丽是其中最有名的。我想，我们在医院的树下打牌、看见她的那年，她可能只有十几岁。但也许因为我当时年纪小，所以在我最初的印象里，她已经是个年轻女人。往后，我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听不同的人谈起过她，谈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些事、追求过她的那些男人……这些小城里人们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在我听来都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而无论这些事是悲是喜，是否被描述得庸俗、肮脏、轻率，它都没有损伤这个年轻女人留给我的初次印象。真正的美人身上是有光的。我想，在那个傍晚，我被这种光照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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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西城只有三条主要街道，一条南北大街和两条平行的东西街。靠北边这条东西街和南北大街交叉的“十字街”一带是县城中心。交叉口有家国营饭店，饭店包括一个餐厅，设在一栋两层水泥小楼里，供应炒菜;还有一个搭在路边的黄色帆布大棚，卖胡辣汤、小米粥、炸油条、糖糕、菜角等小吃。在当地人眼里，去两层楼的餐厅吃饭就意味着最奢侈的生活水平。从这家国营饭店沿东西街往西去一点儿，是另一家国营清真食堂，叫“回民食堂”，供应羊肉烩面和清真小菜。如果往东走，走不久则会看见三根高耸的、冒着浓烟的水泥烟囱，那就是小城里最大的企业——化肥厂。三条街中，南北大街才配得上“大街”的称号，因为最热闹，其繁华地段主要在十字街口以南，可以说，这半条街主导着小城的文化和商业生活。从十字街口沿南北大街稍向南走，路西是当地最大的国营商场“百货大楼”，它有四层楼，在八十年代初就是县城里的大厦和地标。再往南去，紧挨着百货大楼的是“人民影院”，那时不仅放映新国产片，如《甜蜜的事业》《大桥下面》，也放映译制片《罗马假日》等，是全县人民的娱乐胜地。影院对面就是县文化馆。再往南走，两边都是国营零售商店，叫“门市部”，有盐业公司门市部、医药公司门市部、五金门市部、食品公司门市部……最后，在南边那条东西街和南北大街交叉的路口左侧，矗立着一个模仿人民大会堂造型的带廊柱的灰色水泥建筑，样子相当庄严宏伟，叫“人民大礼堂”。它是县城的剧院和政府会场。从礼堂再往南，就是县委和县政府等机关大院儿。
县城虽小，却有顽固的轴心感，城里人、乡下人划分明确。当时，在这三条主街两旁以及从主街岔分出去的小街两边居住的人才被认为是“城里人”，而城乡的地理分界线就在俗称为“四门”的地方。“四门”是指东西南北四道老城门。县城过去曾有古城墙和城门，早已毁弃，可老一辈居民的心里还存着这么四道城门旧址的位置，所以他们仍然习惯用“东门”“西门”这样的说法，最终成了一种约定俗成。虽然四门人的活动范围几乎和县城人一样，但城里人仍认定“四门”的居民是郊区农民，因为他们还有田地，户口也是农村集体户口，不是吃“商品粮”的。
何丽的家就在“西门”附近。她父亲在化肥厂干活儿，是厂里的合同工。他们家在城外还有几亩麦地，主要是母亲打理。何丽的父亲瘦高，为人老实，不大爱说话，对两个孩子却温和耐心，从没有动手打过，这在城郊实在不多见。也许因为农活儿干得多，风刮日晒，她母亲比父亲显老些。她也瘦削，性格敏感，爱为小事发愁，还有肩膀疼、关节炎等各种小毛病。但从那双塌陷、下垂的大眼睛里，仍可以看出她年轻时也漂亮过。父亲在厂里干完活，回到家会再帮着干一点儿地里的农活儿。他月底从厂里领了工资，除了留几块钱买烟，其他全都交给妻子。母亲尽管爱叹气、爱唠叨，但照顾丈夫和孩子都温柔尽心。这一家人起初是幸福的。
何丽和哥哥童年时最喜欢割麦子的季节。那时父母亲会带他们一起到田里去，让他们坐在麦地边一棵大树的树荫里。他俩看着父母亲头戴草帽，脖子里挂着一条擦汗的毛巾，在金黄色的麦地里魔术般地挥着镰刀，一茬茬的麦子就在他俩身后倒伏下去，惊叹不已。但他们还小，父母不让碰镰刀。割完一块地，父母亲就到树下休息一会儿，喝塑料桶里的凉开水，吃筐子里带来的食物：茶叶蛋、变蛋、油饼、五香花生米、豆腐皮……割麦子的季节，是人们最舍得吃的时候。兄妹俩随着父母吃一点儿东西，就戴上遮阳帽，跑进收割过的麦田里。他们淌着汗，却不觉得热也不觉得累，把饱满、金黄的麦穗掬了满怀，帮大人运到路边。断了的麦秸秆儿在他们脚底下发出“噼噼啵啵”的脆响，他们在一片金澄澄的光的世界里来回奔跑，追着、笑着。过后，等父亲拉着一车麦子往家去的时候，兄妹俩跟在车子后面，捡拾滑落到路上的麦穗。这是让他们俩都觉得特别快乐的事。
她和哥哥小时候读的都是“西门小学”，按照户口，他们不能去城里孩子读的实验小学。但初中以后，这种区别就难以为继了，因为县城里只有两所初中，学生无法根据户籍地划区入学，城里和郊区的学生就混在一起上课。何丽进了二中，她就是那时出名的。据说，在二中的校门口，经常有其他学校或社会上的青年等在那里，只是为了看她。接近八十年代中期，小城里的风气逐渐开化，流行音乐、外国电视剧开始风行。人们渐渐意识到，并非只有流氓坏蛋才会谈论美、关注美，爱美并非一种罪。而就在人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蛮荒时代、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看见了这个美丽的人。
何丽的哥哥那时已经上了高中。为了“震慑”那些聚在校门外围观妹妹的图谋不轨的人，他有时特地来二中接妹妹放学。他经常带几个朋友一起来，有些是他的高中同学，有些是已经下学的、在西门街面上混的郊区青年。这种“震慑”起了作用，敢跟踪妹妹或是对她出言不逊的人少多了。也有不服气的，双方就免不了打架。
等在校门口的都是外校和社会上的人，学校里有些胆子大、感情激烈的人会找别的方法来表达喜爱。他们塞给她书信和纸条，送她明星贴画、明信片、日记本。她不好意思当面拒收那些情书和纸条，就把它们夹在教科书或作业本里。放学后，她走到某条僻静的路上，才把这些信和纸条拿出来。如果写信的人她还不讨厌，她就读一读，如果是她没有印象的人，她就看也不看，把信撕碎、丢弃了。她很谨慎，从不把这些东西带回家，担心父母误会，也怕哥哥看到会去找别人麻烦。
哥哥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他知道自己考不上大学，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在家里当了半年多的“待业青年”后，经过一个亲戚介绍，他去外地跟别人学开货车，跑河南—江苏线。哥哥离开后，她没有了保护伞，上学、放学的路上提心吊胆，生怕被小流氓围追堵截。家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田地全被政府征收作为新城区开发用地，虽然他们一次性拿了一笔补偿款，但母亲想到自己没工作，如今家里又没有了田地，又添了新愁。
最后，父母亲商量了一下，从征地补偿款里拿出一部分，在西街尽头开了个食品杂货铺。门面其实很小，但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大、很冒险的“投资”。他们怕赔钱，也怕有一天政府又不让私营了。杂货铺一开始确实没多少生意，“顾客”大多是邻近的半大孩子，来买一毛钱三块的水果糖、五分钱一包的山楂片，或是被大人差遣来买盐、白糖、五香粉、油炸果子……后来，何丽的母亲又狠下心买了几口酱菜缸，自已腌酱菜。店面本来就小，进口处摆了几缸酱菜，立即显得拥挤。不管有没有顾客，何丽的母亲都把酱菜坛子、柜台、货架擦得一尘不染，和国营商店货架上落满灰尘的邋遢看起来很不一样，加上她的腌菜干净，夏天酱缸上都蒙着白纱布，不像食品公司门市部的酱菜缸整天敞开、边沿趴满黑压压的苍蝇，小店的客人就渐渐多起来。母亲胆子大了一点儿，不时进点儿新货，如毛巾、扑克牌、擀面杖、蒲扇、苍蝇拍……店开着的时候总离不开人，何丽中午常常要给母亲送饭，有时也帮着卖一会儿东西。于是，来店里买东西的男人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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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见《收获》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