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疫情第三年的年末，闸口启开，人们像洪水一般冲出钢筋水泥之城。我家老大也受儿女之托，从海南岛回老家修屋，历经三月，年关之际，老大家新房在老屋地基上落成，我家五兄弟约定一起回乡过个团聚年。
我十八岁离乡，几年后，父母相继走了。父母是家的象征，是游子朝思暮想的归途。父母不在，家亦不在了。由此，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不是不想回去，是害怕回去后看到二老荒草覆盖着的坟茔和残垣断瓦的老屋，更增添心里的痛楚。不回去，便会觉得双亲仿佛还健朗地活在老屋里。双亲在，我不是孤儿，我只是游子，漂泊的日子会变得踏实，心中会充满力量。直至后来，随着几位老兄与他们的儿女来到海南岛上定居或工作，故乡就只剩老五一家了。前些年起，我们的生活就基本以海岛为中心。年末的时候，老五放下农活，带着一家大小来海岛上与我们团聚。从老五的口中我多少知道一些故乡的人事，大到修高速公路占了村里多少地，小到隔壁丁家妈妈与贵强媳妇吵了几次架。虽与故乡天各一方，但故土始终在我心里。
这一次，起心动念回乡过年，算好了日期，看好了机票，备好了行李，订好了行程。然而，没料到，放开后的状况并不乐观，微信朋友圈不时闪跳出的感染数据与视频里频繁传来的感染者哭爹叫娘声让我心生恐慌，尤其是专家们不厌其烦地提醒着新年前后因人口大流动，病毒将出现更大规模的传染与爆发，这令我深信不疑且不敢轻举妄动。我一边保护自己不被感染，一边对回乡的事开始纠结。行李收了又撤，日子订了又改。直到机票售罄，我才彻底放弃。
大年三十那晚，我一个人踌躇在空旷清冷的街头，想象着老大家的新房和热腾腾的年饭，怅然若失。终于熬到新年三月，病毒销声匿迹，海岛阳光明媚。我在一个清晨醒来，一跃而起，收拾行李，决定了结这份回乡的夙愿。
我的故乡叫华容。外人大抵从《三国演义》的“曹操败走华容道”这一典故中知道这个地方。它地处江南，南临洞庭，北倚长江，邻交湘鄂，土地肥沃，自古兵家必争。在华容西南方向，有一个名叫操军的小镇——这名字颇有来历，相传岳飞奉命镇压杨幺时，在此域内筑城练兵，人称操军场。“操军”一名即源于此。操军镇被一条叫藕池的大河环抱，镇府所在地就在大河边上，名曰南岳庙。相传旧时藕池河洪水肆虐，人们企盼垸泰民安，乃在此修庙一座，供奉南岳菩萨，遂以庙名地。遗憾的是我出生后根本没有见过这座庙。
因“华容道”，华容名声在外。事实上，华容本就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策马过一代枭雄曹操，成全过千古忠义的关公，揭竿过农民好汉杨幺，驻扎过民族英雄岳飞；半个世纪前，还走出了红色前辈蔡协民、何长工与开国少将朱绍清、方之中……他们像星辰一样，闪烁于我故乡的天空。在异乡，有人知我是华容人氏后，常直呼我为唐华容。这令我惊慌汗颜。以故乡呼其名，古来有之，大抵都是名耀故里、功炳千秋之士，而我一浊骨凡胎、愚夫俗子，岂敢欺世盗名乎！
一
三月的故乡，春寒料峭。
进入故乡地界，车窗外的景色变得越来越清晰：一条乡间的水泥大路伸向远方，路两旁是高耸入云的水杉。车在路边停下，放眼望去，便是无边无际的金黄色油菜花田。路的另一边，则是一条干涸的河沟。我指着这河沟问同车的老二，这河沟是不是以前能够走船到南县城？老二答，正是。我自言自语，感觉它变窄了。老二说，不可能。每年的田园建设，路面加固了，沟道也加宽了。
我固执地记得它应该是一条小河流，是我家屋后那条河的支流。
雨季来临的时候，出生才几个月的妹妹圆圆高烧不止，镇医院的医生看过几回，没有任何效果，父母决计送她去离家十来里地的南县城关医院看病。那时候没有任何交通工具，雨季泥泞的乡村小道全靠双脚丈量。父亲考虑了一晚，决定走水道。天麻麻亮的时候，父亲借来一条小木船。我哭闹着要跟脚，父母奈何不得。那是一个潮湿的清晨，小木船载着我们动身了。我家小狗花儿在河堤上跟着船儿跑了两里地。回家去！身材高大的父亲手握竹竿站在船尾，一声大喝。花儿便极不情愿地掉转头回家了。
晨曦中，父亲挥动着长长的竹竿，用力撑着小船，小船如箭般疾行在我故乡的河道上。河上雾气朦胧，河水清澈见底。两岸高耸的水杉绿叶随着清风起舞。河道的静谧被我父亲手中竹竿搅动出湍急的水声惊醒。我的母亲坐在船舱里的小凳子上，怀里紧紧抱着我的妹妹，嘴里一遍遍安抚，圆圆不怕，妈妈带你去医院抓虫子，虫子抓掉就好了。我一点也不安静，总是侧着身子去看船边水中五彩的游鱼与摇曳的水草。父亲命令我不准乱动，我才两手扶着船帮坐稳。每当船儿轻微摇晃一下，母亲便会腾出一只手来攥住我的衣领。一路上，妹妹圆圆更像个懂事的孩子，胖乎乎红润润的脸儿，黑亮亮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不时忽闪一下，对着我与母亲露出一个微笑——我一辈子都深信，妹妹圆圆长大后一定是个绝世美女。
船行到一半，河道上一个防汛的石闸挡住了我们。父亲将小船泊在堤边，跳上坝子，攀爬到闸顶，躬腰撅股狠劲地拧着闸盘，显然由于雨季的潮湿，闸盘已生锈，闸门纹丝不动。父亲沮丧地回到船上，告诉我们只能下船走路了。于是，我们上到堤上。父亲把小船绑在堤边的一棵水杉上，从母亲怀里接过妹妹，大步流星地走在我们前面。半个多时辰，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南华渡的渡口。一条大河波浪宽。后来我知道，那正是流经我故乡南岳庙的藕池河。河的对岸便是南县县城。渡口停靠着一条柴油机渡船，船上已经站了很多人，马达的轰鸣声与粗黑的油烟纠缠不清。售票窗口上挂着写有“过河五分钱”的牌子，窗口前排了一条长队。父亲二话没说，抱着妹妹一个箭步便往船上冲。船主呵斥道，你个大男人咋这样呢，去买票！坐下一趟！父亲说，不行，我闺女病急，我得赶紧送她去医院，上船了再补票。船主看到我父亲一脸焦急，再看看他怀里的孩子，也不好说啥。我母亲牵着我也想上船，但是，船主死活不肯，说再上来船就翻了。父亲无可奈何地对我们摇了摇头，说，你们就在这等我吧。母亲不同意，我也不依。但是，狠心的船老板已经将船驶离了渡口。父亲站在拥挤的人堆里，他害怕妹妹被挤着，便双手举着妹妹。我清楚地看到妹妹正睁着黑亮的大眼睛，四处寻找，当她望到我们时，那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地对着我们笑了——那是妹妹留给我们也是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美丽的微笑。
我母亲买好票，带着我等待下一趟渡船。可是，事情竟是那般不巧，渡船竟然坏在对面不能回来。我母亲焦急地坐在渡口的石凳上直抹眼泪。两个小时后，渡船像个醉汉一般忽东忽西地从那边驶了回来。我们在排队等待上船的时候，突然看见父亲垂头丧气地从船上走下来——他的怀里竟然没有妹妹！他黝黑的脸那么苍白，混浊的眼里充满了血色。母亲意识到了什么，冲上去，急切地问，圆圆呢？父亲没有回答，头耷拉着。圆圆呢？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父亲一屁股沉沉地坐在沙地上，开始呜咽。圆圆呢？母亲疯了似的扑上去撕扯着父亲。父亲无力地摇着头，仍然没有说话。母亲发出一声哭嚎，身体瘫倒，晕了过去……父亲抱着母亲，豆子大的泪珠一颗一颗地砸在河沙上。
几天后，父亲才告诉我们，他抱着妹妹赶到医院时，妹妹的呼吸很微弱了。医院进行了抢救，但是，回天乏术。父亲跪在医生们的面前，乞求再抢救她。医生们摇了摇头。父亲抱起妹妹，感觉到妹妹的身体正在渐渐冰冷。他抱着妹妹去了离医院不远的百货大楼，给妹妹买了身漂亮的花衣裳，好心的售货员帮着父亲给妹妹换上。然后，父亲抱着妹妹返回渡口。就在他准备乘船过河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无论如何不能让我那患高血压的母亲见到冰冷的女儿。于是，他从河边老乡家讨了几块木板，做了个小盒子，将我美丽的妹妹安放了进去。我父亲找老乡借了把铁锹，怀里抱着木盒子，在藕池河边走了好久，最后选择了一片杉树林……
那个发霉的雨季，我的母亲常常怀里抱着妹妹曾经穿过的小棉袄，坐在门槛上，声嘶力竭地哭喊：圆圆回家啊——圆圆回家啊！
贫困的年代，我的母亲生育了八个孩子。五个儿子，野蛮生长，个个成人；三个女儿，万般疼爱，却一个也没能养活长大。母亲爱女成瘾，却一辈子没有女儿。母亲五十岁的时候，大孙女出生，她自然喜得合不拢嘴，整天抱着，爱不释手。邻居们笑她，她也不恼，说，我指望宝贝孙女给我送大肘子呢——我老家习俗，孙女出嫁时给奶奶送猪肘子。我的母亲既没等到孙女长大，更没吃上孙女的猪肘子，六十四岁时，便早早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世界。
快到家了！老二的叫声把我的回忆打断。
我把目光从面前的河沟拾回，望向另一边，油菜花田的尽头，一排排绿瓦红墙隐现着。虽然变化极大，但是我知道，那是我的故里，我的老家。我别过脸去，用手擦了擦眼睛，对老二笑道，走吧。
二
回乡的第二天，我在老五带领下，去给父母上坟。
在离老屋两里地的田野上，有一块名叫“陈家台子”的坡地，此处百年前是个陈姓地主家的大院子，后来，陈地主被消灭，土地被充了公。某夜，陈地主家的房子突然着火，被烧成灰烬，据说还烧死了几个人。村民们认为此地不吉，时间一久，便成了荒坡。后来，村里干脆将之辟为墓葬地。半个多世纪来，陈家台子疯长的野草与荆棘丛下，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堆，沉睡着乡民们的先辈亡灵。还未到清明，墓地显得荒凉落寞。坡边有棵高大的苦楝树，树上歇着几只乌鸦。我们走进墓地时，一只野兔突然从草丛中窜出。
我的双亲合葬在一座大坟里。陈家台子里坟墓太多，荒草茂盛，很难区别各家的坟堆，经常闹出祭错主的笑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兄弟为双亲修建了围子，立上了墓碑。这样，既可轻易找到双亲坟墓，又能方便扫墓时的祭祀跪拜。后来，乡亲们也都纷纷为先辈亡灵建围立碑。
我踉跄着走向双亲的坟茔，在墓碑下点燃了六根香烛——三根给母亲，三根给父亲；我匍匐于地，磕了六个响头——三个给母亲，三个给父亲；我跪在坟前，一声声呼唤着我的母亲与父亲。
漂泊天涯，最怕听人喊母亲喊父亲。我的双亲带走了我喊他们的权利。有时候，想他们想得发狂，一个人躲在房间，对着他们的照片，用久违的乡音，声嘶力竭地哭喊着他们。
我清楚地记得与母亲的最后一次离别。
母亲给我煮了一大锅五香蛋，又东拼西凑给我装了一大袋咸鱼、腊肉、酸菜、辣椒。我埋怨她，弄那么多干吗？母亲说，多带一些，免得以后想吃没得吃。母亲执意要送我一程。一路上，母亲叮咛这嘱咐那，把我当成长不大的孩子。母亲一说话眼里就湿润，好几次呜咽出声。我怕母亲太伤心，不让她送。可是，母亲嘴里答应着，脚却一个劲地往前移。我赌气说，你再送我就不走了。母亲这才抹了抹眼睛，停住了脚步。好，我不送了，你要经常回来啊！母亲说。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真正体味了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含义。
母亲生病的那些日子，老是古怪地追问父亲，四伢子去了哪里？父亲说，去了海南岛。母亲问，海南岛在哪里？父亲说，在南边。母亲又问，那地方么子样？父亲说，有很大的海，海上有个岛。母亲一听吓坏了，万一那岛沉下去何事得了？父亲说，沉不了。母亲不信，闹着父亲捎信叫我早些回家。母亲临终的时候，迟迟闭不上眼睛。父亲摸着母亲冰凉的手哽咽着告诉她，你别等了，四伢子……一时……赶不回来。我的母亲这才泪水一横，永远地合上了双眼——我的母亲没有看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就匆匆地走了。
我的故乡，浩瀚八百里，生生不息繁衍了许许多多诸如我父母一样的乡亲，他们含辛茹苦地把儿女哺育成人，他们一生离不开那片土地却又把儿女放到了外边；他们逢年过节总是坐在门前或站在村头，眺望儿女归来的身影却又不得不忍受黄鹤一去无归期的气恼……这类故事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在我的故乡俯拾皆是。
我跪在坟前焚烧了我的一本新书。老五笑着说，他们又不认得字，怎么读？我说，不需要他们读。是的，不需要他们读，我只想告诉他们我还在坚守着那份热爱，我只想让他们知晓我没有辜负那些苦难。
为了买一本书，母亲狠心打过我。
那个下午，母亲给我一块钱去镇上称盐巴。她已经切好了一筐萝卜，等着腌制。我拿着钱到了镇上，经过供销社旁的新华书店时，远远看到书架上摆放着一叠新书。封面有两个形象高大的人物和一个闪亮的“剑”字深深吸引了我。我径直走进了书店，拿起书看了看。那是一本关于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书的定价是六毛二。我几乎连眼睛都没眨，便把那本书买了下来。然后，拿着剩下的三毛八分钱去边上的食品店买了盐巴。我提着盐巴走出来后便坐在供销社门前的一块石头上如饥似渴地读起了小说。我竟然入了迷，一直读到我弟弟的喊叫声在我背后响起。我抬头一看，天色已暗，赶紧把书往裤腰里一插，提起盐巴跟着弟弟往家跑。母亲接过盐，问道，怎么才这么点盐呀，拿钱做么子了？我说，拿钱买书了。我母亲气得不行，从屋檐下捡起一条竹枝便往我屁股上打，我痛得连蹦带跳往门外逃，母亲挥着竹枝在后面一边追，一边骂道，人小胆子大咧，叫你买盐，你买书！我奔跑着，书从裤腰里掉了下来。母亲捡到书，怒火难消，似乎就要开撕。我掉头奔回母亲身边，抱住她的腿，央求她不要撕书。母亲把书往地上一扔，手上的竹枝雨点般落在我屁股上……傍晚，我抱着书睡着了。母亲端着煤油灯，来到我床前，轻轻掀开我的被子，察看了我那被打得满是竹枝印的屁股。随即，她出门找来一把草根，放在嘴里咀嚼几下，吐在掌上，往我屁股上涂抹。崽呀，妈不是不想让你买书，是家里实在没钱。母亲说着，眼里湿润了起来。我懂事地点了点头。记忆中，那缸萝卜因为缺盐，不到一个月就酸得下不了口。我们几兄弟嫌酸不吃。母亲舍不得把它扔掉，和父亲一起吃了半年。
那本小说，成了我的文学启蒙。小说里的梁寒光、阿妈妮，成了我最初的文学记忆。后来，我在千里之外的海岛上动笔写些东西，每发表一篇，总会郑重其事地寄回家。母亲不识字，却是我最忠实的读者，每每收到我的文稿便请人念给她听，听完后逢人便相告：我的四伢子又做文章了！众多识字或不识字的乡亲把我的文稿传过一遍后，我的母亲便用针线将它们缝在一起。我想象得出，我的母亲为我缝起文稿时的心情与为我缝补衣衫时的心情完全一样。母亲去世后，父亲从衣箱里翻出一包东西，里面有我儿时的笔盒、钥匙串，还有那叠为我缝起的文稿。
漂泊的日子里，我常常梦见母亲，梦见一切与母亲有关的事物。我总是觉得我的母亲还健朗地活着——她站在黄昏的村路上，她坐在老屋的门槛边，她眯着眼睛凝望着南方……是的，我的母亲没有离去，她在老屋里等着我，她还将为我送行，还将为我缝起文稿，还将为我收藏一切。
母亲走后，一生坚强的父亲被击倒了，一夜之间，满头白发。
第二年春天，我回了故乡。仅仅一年时光，父亲衰老得不成样子。老五告诉我，母亲走了后，父亲几乎不出门，但是，每天去母亲的坟地成了他固守的习惯。他总是躲开儿孙们的视线，独自一人摸去那里。他会把母亲的碑文一遍又一遍涂上鲜艳的油漆，会将母亲的坟前坟后拾掇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在坟边，一边抽烟，一边跟母亲说话……
那些日子，我总觉得我的父亲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可他始终没说。直到我将启程的那个清晨，睁开眼，看见父亲坐在我的床头，抽着烟，两颗泪滚下。见我醒了，他抹了抹眼睛，对我笑了笑，说，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父亲的声音低微而细弱——我是个老党员，从不相信有什么鬼啊神啊的，可我相信你妈妈有魂魄。你回来的这几个晚上，她每晚都回来。我的心像被揪着一样疼痛。但我极力抑制着自己，我安慰父亲，您是出现幻觉。父亲摇了摇头，说，别人死了老伴难不难过我不知道，可我就怎么也走不出来……父亲叹息了一声，继续道，我跟你妈妈是一个摇篮里长大的。你妈妈三岁的时候，你外婆去世，你外公续了新房，一狠心将你妈妈送给了你奶奶。你外公说，当女儿养也行，当儿媳妇养也行。那年，我才两岁。我们就睡在一个摇篮里。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他又抹了抹眼睛道，六十年了，你妈妈跟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我点了点头，不愿老人沉浸在伤悲中，我打断他的话，说，我知道您舍不下我妈，可是，人去了不能复生，您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为了让父亲离开那个环境，我回到海南后便作出决定让他来海南散散心。他起初死活不肯，后来，经我兄弟们劝说，才勉强同意。动身那个晚上，他把老五叫到房里，说，我明天就要去你四哥那边了，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我得跟你妈说一声。当时已是夜里九点，在乡村已算晚了。老五理解父亲的心思，便陪他到母亲的坟地。父亲坐在母亲的坟边，对老五说，你先回去吧，我跟你妈说说话。干农活累了一天的老五也就丢下老人回家了。
凌晨五点，老五醒来，发现父亲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心想老头子这么早就起床了？他推开门，走进房里，却没看到父亲。老五慌了，赶紧跑去老大家叫起老大，兄弟二人直奔母亲坟地。晨曦中，母亲的石碑显然擦拭过，变得新亮；坟前的杂草也被清理过，新土一片。父亲坐在坟边，正打着瞌睡，苍老的脸上还挂着泪痕——我们可怜的老父亲竟在我母亲的坟前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父亲对两个儿子说，我坐在坟边做了个梦，梦到你们妈妈拿着一把电线来找我，说，老头子，你房里的电线旧了，要换新的……我怕是你们妈妈不让我走，拿根绳子来绑我呢。两兄弟都没把父亲的这个梦当一回事。早上八点，父亲告别送行的儿孙与乡亲，搭上了开往县城的大巴车。
父亲死得很惨。车祸后的碎玻璃扎在他的头上、脸上和全身。随车的二哥说，当两车相撞后，他听见前边座位上的父亲发出痛苦而沉闷的一声“唉哟——”后，便倒在车玻璃堆上。二哥呼叫着扑过去救父亲，可是，父亲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唯有紧闭的眼里滚出两滴泪来……出门仅二十里。故土难离，我的父亲终究没有走出故乡的那片土地。
母亲走的时候，六十四周岁；次年，父亲追随她而去，也享年六十四周岁。送父亲上山的那天，久旱的老天突然下起了绵绵的细雨，给干枯的八月带来湿润与希望。我则想，是不是老天也为我的双亲在另一个世界的重逢而落泪呢？
没有了双亲。
没有双亲的游子再坚强也是个孤儿,没有双亲的世界再热闹也是空空荡荡。
三
祭拜完双亲，我返回老屋的菜园，给奶奶扫墓。
奶奶的坟是父亲从几十里外的祖籍地新河口迁来的。因为当时陈家台子找不出空地，父亲只好将奶奶就近埋在我们老屋的菜园子里。奶奶坟边有一个小土包，是我父亲为了告慰奶奶而埋下的爷爷的一件“国军”大衣，算是我爷爷的衣冠冢。
十年前，我完成了一个心愿，将七十岁的老叔接到了海南。老叔由我父亲与母亲一手带大，二十岁结婚后才与我父母分家立户。老叔跟我父母的感情极为深厚。老叔有儿女三个，女儿在岳阳，小儿子在广州，大儿子在身边，都挺孝顺。老叔一辈子在地里忙活，没出过远门。当我订好机票要请他坐飞机来海南时，他愣了半天，说，不去。我问，为什么？他说，没坐过飞机，害怕。我说，一定要来，代表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他这才不敢推辞。在他心里，我的父亲与母亲是神圣的。
在一个椰风习习的傍晚，我陪老叔在白沙门公园散步。老叔精气神不错，跟我说起了我们的家史。老叔门牙掉了两颗，吐字有点不清，但记忆力十分惊人。
老叔的记忆从1943年开始。老叔告诉我，那一年，我父亲八岁，我母亲九岁，他刚满五岁，开始记事了。从老叔的叙述中，我对往事进行了基本的还原。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天冻地僵。日本鬼子闯到我们家乡，一路烧杀掳抢，直扑常德。鬼子刚走，国民党军队便来到村里抓壮丁。保长挨家挨户宣传：前方吃紧，常德危在旦夕，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爷爷兄弟九个，他是老大。几个叔爷，要么生性老实，要么体弱多病，要么少不更事。“国军”看不上他们。只有我爷爷，一米八几，高大魁梧，身体壮实，“国军”一眼便相中。但是，我爷爷已婚成家，我奶奶又是小脚，三个儿女尚幼，几张嘴全靠他去地主家打长工养活。我爷爷正想逃躲，“国军”便拿着一根麻绳来家里捉人。当麻绳就要往我爷爷身上套的时候，他两手往前一摊，一声怒吼，山崩地裂：别绑老子，老子去打鬼子了！
天亮的时候，队伍要出发。我奶奶带着我父亲、我母亲与我叔叔，去给我爷爷送棉袄。我奶奶一直哭哭啼啼，我爷爷瞥了我奶奶一眼，笑道，哭个卵啊，老子又没死。我爷爷接过棉袄，对我奶奶说，别担心，你就带好崽女们，打完仗，老子就回来了！
那一战，炮声隆隆，战火映红了方圆百里，硝烟弥漫了我故乡的天空。那些日子，我奶奶坐立不安，吃睡不宁，右眼皮跳个不停。直到一个月后，传来消息，仗打完了。我奶奶在家左等右等，不见归人。她每晚做一个同样的梦：梦见我爷爷坐在一条河边，对着幽暗的河水哭泣。奶奶醒来后泪水涟涟，可恨我这双小脚啊，没法去找你，你得要平安回来啊！我奶奶绝不相信我爷爷会战死沙场。在她心里，我爷爷高大威猛，顶天立地，一定会平安归来。从那以后，小脚奶奶总是蹒跚在村口，她望着村路，等待那个高大而熟悉的身影；也是从那以后，我奶奶每晚留一盏如豆的油灯，亮到天明，她坚信那不灭的灯光能够照亮我爷爷回家的路。
我爷爷音信杳无，生死茫茫。小脚奶奶愣是靠给地主家做针线活换来的米糠、菜叶，养活了我的父亲、我的童养媳母亲和我的叔叔。
那个冬天漫长而寒冷，洞庭湖里的野鸭子冻死了许多。我奶奶思念成疾，瘦骨嶙峋，卧床不起。我父亲已经十岁了，成了小小的男子汉，他决定背着我的小脚奶奶去寻找我爷爷。娘俩走走停停，花了半个月时间，才来到常德城，却没得到我爷爷的一丝下落。只听人说，那一战打得很惨烈，“国军”全死了，连军长都死了……那个血色黄昏，我的小脚奶奶坐在常德城墙下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她对着苍茫的夜空哭喊：回家吧……我等着你啊……
那年夏天，八百里洞庭大旱，泥土龟裂，寸草不生，地主家也闹起了饥荒，奶奶连针线活也做不上了。为了活命，奶奶不得不找户人家帮衬。秋天的时候，奶奶要走了，她含着泪，指着墙壁上那盏如豆的油灯，对我父亲说，要点着那盏灯哪，等着你们爷老子回来！
奶奶走后，我的父亲、母亲、叔叔相依为命。我父亲去湖沟里抓鱼虾，我母亲去野地里寻野菜，我叔叔去树林子里掏鸟窝，起初还能应付肚子。后来，这些都搞不到了。奶奶冒着被那户人家发现后挨打的风险，不时偷些米糠送回来给三个崽女充饥。三姐弟也懂事，不愿让奶奶为难，便出门乞讨。姐弟三人，从新河口流浪到了几十里外的操军乡，终于在这里遇到了共产党。
老叔说，你母亲十七岁参加革命，你父亲十六岁参加革命。这令我吃惊不小。我从来不知道我的母亲竟然也参加过革命。老叔说，你母亲漂亮又能干，担任乡政府的妇联主任，带领妇女闹革命；你父亲担任村农会主任，斗地主，分田地。你母亲十八岁那年与十七岁的你父亲结为了夫妻。你母亲十九岁生了第一个女儿，夭折；二十岁的时候，生了你大哥。老叔抿了下嘴巴，苦笑了一下，说，这可把我害惨了，我天天要照看你大哥，你母亲早出晚归，一天只给你大哥送一次奶，你大哥一饿了逮着什么咬什么。我背着他，头上经常让他咬得血糊糊的。为了这事，我跟你母亲吵过好多次架，你母亲总说我没带好你大哥。
我笑了。
那我奶奶呢？我问。
你奶奶也算是遇上了好人。那男人对她很好，也对我们三个不错。你奶奶给他家生了个女儿，就是你们现在的满姑。几家人经常走动，不分彼此。你奶奶活了七十岁，临死前把我们叫到床前问，灯还亮着不？我们说，还亮着呢。你奶奶这才点了点头，泪水一盈，闭了眼。你奶奶至死还惦念着你爷爷呢。
至于我爷爷后来的事情，我是知道一些的。
我奶奶过世后，我父亲跑了好多趟常德城，想寻回我爷爷的尸骸，均无功而返。直到1988年，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我父亲四处打听，才寻着我爷爷的下落。功夫不负有心人，从一位返乡的老兵口中终于知道了我爷爷的讯息。老兵说，你父亲分在新兵营，死守城门三天三夜，寡不敌众，常德沦陷，全部殉难。老兵送给我父亲一件破旧的留着弹孔的“国军”将士的棉大衣。我父亲抱着棉大衣，匍匐在地，悲痛欲绝，号啕大哭起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那年的年末，我父亲把那件破洞的棉大衣埋在了奶奶的坟边，他告诉我奶奶，放心吧，家里的灯还亮着呢！
那盏灯一直亮着。在我们兄弟的记忆里，母亲常往那盏油灯里添上一勺子树脂油，或棉花油，或菜籽油，再换上母亲亲手捻出来的一条细如发丝的灯芯……每个幽暗而冷寂的夜晚，我们的家里便温暖而明亮——那盏油灯伴随了我们兄弟的成长。
我跪在奶奶坟前，没有仪式，也不知说些什么，唯有内心充满着对血脉传续的感激与感动。
我起身回头时，看到八十多岁的老叔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的后面。回来了？他和蔼地问我。回来了，还没来得及去看您呢，我笑道。看什么看，我还走得动呢！老叔迈了两步，表示身体硬朗。我说，您要活到一百岁。老叔点点头，说，是的，我得替他们多活些时间喽。老叔说这话的时候深陷的眼窝里有了泪光。我知道，老叔说的他们，便是指我的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
四
老五黝黑的脸上沟壑纵横，明显与他的实际年龄不符；而那略显肥胖的身躯，又与他的农民身份有些违和。
老五院子里挤满了拖拉机、收割机、打土机，宽敞的屋檐下赫然摆放着一架硕大的无人机。这些你都会用吗？我指了指这些农机疑惑地问他。他淡然一笑，有些骄傲地说，不会用我做摆设吗?坐在一旁的堂弟告诉我，老五是乡里最早使用种田机械的农民，还是县里颁发了证书的农业机械能手、种田大户、致富标兵呢！我点了点头，一股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去看看我的田吧！老五迫不及待地带我去参观他的田园。
这是老屋门前的一片广袤水田。我熟悉这片田，我在这里插过秧，割过稻，捉过泥鳅，打过滚。我是那个始终分不清稻苗与稗草的傻蛋，我是那个以为红花籽能榨油而被父亲抽过鞭子并被村人传了好久的笑话的人。
此时节，田野里正疯狂开着金黄的油菜花。故乡变化大，但是，这片水田还是老样子，依然夏种水稻春栽油菜。唯一改变的是，从前窄小泥泞的田埂，现在宽阔坚硬得能开拖拉机。老五站在田埂上，指了指这片田，很有气势地说，一百二十亩！见我有些惊奇，他又很骄傲地说，我一个人种咧！我问，忙得过来吗？他说，全部机械化，一顶十！他带着我走进油菜花田，若有所思地说，我想……搞些改变。我问，怎么改变？他说，今年过年的时候，小龙虾价格一百多块一斤，还供不应求，我打算将这片水田整出来养小龙虾。我问，不种水稻了吗？他说，一边种水稻，一边养龙虾。见我不是很明白，便仔细介绍起来：这种改变了的田叫虾稻田，水稻可以给小龙虾遮荫和供给养分；小龙虾给水稻提供肥料，还能疏松土壤。养虾种稻两不误呢！我明白了，点头说，这个好，立体高效农业。他看了看我，有些试探地问我，你能不能……投点资？我愣了一下，说，这个，我还没考虑。他笑了笑说，看来，这么多年，你还是不放心我。
是的，我从小对他就不放心。
我家五兄弟，我排行老四，他排行老五。他小时候很瘦，不爱读书，极为顽劣，被称为“猴子”，远近闻名。小伙伴玩“家家”，他把屎尿拉到人家“油盐缸”里。快过年了，邻居家杀年猪，讲吉利。他窜了过去，开口便是“杀猪太麻烦，杀人才简单”。气得邻居大爷操起棍子就要扑他。那时，我家老大老二老三相继参加了工作，父母膝下只剩我与他。人说父母宠最小的，但我敢说，他没受过我父母的偏心。我是个爱学习的孩子，但也不是省油的灯，算是个顽皮角色。顽皮的我遇上顽劣的他，便是针尖对麦芒。自然，他成了我的下饭菜，常常遭受我的欺凌。记忆中的童年和少年，我们都在打斗中度过，直到我出门读书远离家乡，他才不再饱尝为兄我的老拳。
他混了个小学毕业，便死活不再上学。父母拿他没办法，只能任他。他去了几十里地外的舅舅家学泥水匠。学了不到一年，便从舅舅家逃跑出来，跟邻村几个伙伴一起去外乡工地干活。混到十八岁，带回一女孩，说要结婚。父母吓了一跳，原来他把人家女孩肚子搞大了。父母又气又急，没别的法子，只得同意。可是，结婚证办不了——法定年龄不够。父母思来想去，只得扯上比他大三岁的远在千里之外海南岛的我。于是，他结婚证上的名字便成了我。
结婚后不久，他闹独立，要与父母分家。父母分给他两间土房，外加几百块钱的结婚欠债。他抵赖不掉，只得出门做泥水匠还钱。那个时期，挣钱比要命还难。没钱的小两口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我母亲气得直想跳河。印象中，他的两个儿子就是在他们夫妻打架斗殴中降生的。父母在边上，总能帮衬一下，他们还算有个靠山。而几年后，父母相继走了，靠山垮了，沉重的负担全部压在了二十来岁的他的肩膀上，最后，无路可走，决定投奔远在海南的我。
好久没使过拳脚的我，当然同意他来海南闯一闯。
农村的顽劣小子，来到繁华无序的开放城市，算是如鱼得水。由于没文化，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不愿去干那种又脏又苦的建筑活，整日浪荡于海口街头。他极为聪明，也喜欢结交朋友，不久便与一群老乡捞仔混在了一起。我由于工作太忙，加上他故意远离我的视线，所以，对他的事情一无所知。几个月后，当我知道时，为时已晚，他已经沾染上了可怕的恶习。我惊恐不已，当即决定把他赶回老家。我给了他一些钱，儿子他娘也将自己的一些衣品打了个大包，让他带回去送给弟媳。他满不在乎地同意回家。
我以为他真地离开了海南。
没承想过了两天，朋友告诉我，你弟又回来了，还告诉了我他的藏身之处。我意识到他已染上毒瘾不能自拔，如不采取强硬措施，他的生命就可能要葬送在海南了。我愤怒而又恐惧。那天晚上，我拿着一把军用手电筒，在那条充斥着“黄赌毒”的小街上找了几个来回，终于在一间幽暗的房子里找到了正在酣睡的他。我怒不可遏地扑上去，将手里的电筒雨点般砸在了他的头上……
那个晚上，我带着他吃了宵夜。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口婆心地跟他谈到了半夜。我现在都不知道是我的哪句话起了作用，终于把他感动，让他有了回家的意愿。天麻麻亮的时候，我送他去了新港码头。街上冷冷清清，路边椰影婆娑。两兄弟一路默默无言。到了码头，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再给他一分钱。我去附近店里给他买了一大包路上吃的食品，然后，把他送上一辆直达我们家乡的班车。我想，即便他半路逃跑，身无分文，也将寸步难行。我仍不放心，找到司机，诚恳地说明原委，请求路上关照，尤其是沿途不能让他下车。司机是个好人，答应了我的要求。我跟他说，你安心回去，一到家，我便给你汇款。他转过头去，偷偷地抹了抹眼睛。我假装没有看见。其实，我的眼里也早已湿润。
他与海南一别，便是二十多年。直到前些年，他来海南看我。他走在海口街道上，四下张望，这座他曾经熟悉和浪荡过的城市，令他感到陌生和惶然，他有点不知所措。“这可是我的伤心地呢！”他似乎是自言自语，似乎是对我说。我看了看他，心里也溢出一缕辛酸。
我不想探究老五变化的心路历程。我只知道，回到家后的他经历了地狱般的戒毒生涯；我还清楚，在我善良的三舅的帮助下，他开始了勤劳致富的崭新人生。后来的那些年，他接二连三地给我传来好消息：两口子不打架了，家庭和睦了；承包二十亩田了，买了拖拉机；承包五十亩田了，买了收割机和打土机，收成不错……有个晚上，他又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我，承包一百亩田了！还买了一架飞机！这后一句把我吓得差点心肌梗死——发了什么横财？竟然能够买得起飞机？他笑道，买了架打药的无人飞机。那次，我终于问了他，你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好了？他嗯了一声，回答我，我得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是三舅。你把我打醒了，把我打上了岸；三舅在我回来时，没有歧视我，还借钱给我买拖拉机，支持我这个浪子回头。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吧了一口烟，继续道，当然，最感谢的还是政府。这么些年，给农民的政策确实是越来越好。我欣慰地笑了。他说，你有时间就回来看看吧，现在家乡不是过去的样子了。我说，会的。那天，他还乐呵呵地告诉我，孙女的成绩特别好，每年都拿奖状和奖金。你这个当四爷的要多关心哪！我听了自然开心，点了点头。我就吃在没有读书的亏上，要是当年我多读点书……他说。我笑出声来，道，你终于后悔没多读书了吧。
倒春寒的夜晚，寒风冷飕飕的。
我起床方便的时候，透过窗户，看见夜幕里的门前油菜花田里有盏灯在晃动。我大吃一惊，已经午夜了，怎么地里还有人？正纳闷时，便听到脚步声由远及近，向家走来。灯光临近，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老五。这么晚了不睡去干吗呢？我问。老五粗嗓子一笑，道，天一亮，挖机就来了，我去看看从哪里下田，好做个规划。我眼里有些酸涩，沉吟了一下，说，我决定给你投资了。老五淡淡一笑，问，你放心了？我点了点头，答，放心了。
回家的日子，我没见老五坐下休息一会儿过。每当我们开始搓麻将或者喝茶闲聊时，他便默默地拿起农具走向田野。弟媳说，他现在真的是上窜下跳忙得像只猴子了。
五
我在春天的故乡徜徉。
我像一只土狗，不停地四处嗅闻，希望能从故土芬芳中找回更多的记忆。
晒场还是那个晒场。童年的快乐大都与晒场有关——我是那个看到乡亲们晒谷子便躲在谷堆里，举起竹筒水枪向他们射击的坏小子；也是那个躺在晒场的稻草垛上看天上云朵便幻想骑上去飘游世界的梦想家。
晒场上，一个扛着锄头正准备下田的汉子叫住了我。
他呼我小名四伢子，令我一惊。还认识我吗？他站在那里一脸笑容地问我。我凝神一看，原来是德子。我迎上去，掏出香烟，递上一支。德子连连摆手，不抽不抽。我说，我可记得你小时候抽烟的呢！德子说，前两年戒了。德子显然发福了，黝黑而圆润的脸上荡漾着一种农民丰收的喜悦。我听老五经常说起他，说他富裕了，盖了三层楼，还说他女儿很有出息，上的是一中，前年还考上了一所医科大学。
德子是我儿时的玩伴。我印象最深的是冬天的他穿得又破烂又臃肿，感觉像是披着一床发霉的棉絮。德子人老实，话不多，耳朵有点背，特别爱读书。只因家里穷，读完初中便回家务农了。我有一个小书柜，藏书多，他就经常来我家看书。我上高中后住校，便把小书柜钥匙交给了他。他每天来我家看一会儿书。德子很勤快，每次来我家看书，自然会帮我母亲做些事，挑水，砍柴，打扫门前的禾坪等。
我问他，还是住老地方吗？他笑了笑，指着不远处田渠边的一幢楼房，道，还是在那老宅基地呢。我远眺阳光下的那幢红墙绿瓦的楼房，感叹不已：不错不错，真的富裕了！德子嘿嘿笑着，搓着手，仍然像儿时一脸憨厚。他说，现在农村日子好过了喽，你回来可要多住几天，不比城市差呢。我说，那确实。德子突然问我，老黑死了，你知道不？我点了点头，说，去年冬天老五打电话告诉过我。德子说，死得惨呢！
老黑是我们共同的玩伴，年龄比我们大一点，因为长得黑，我们便叫他老黑。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因感染血吸虫病死了，唯一的姐姐又嫁到了很远的地方。老黑算是吃着百家饭长大。印象中他似乎一天校门也没进过，一直在给生产队里放牛。夏天的晚上，老黑常常带着我们几个小伙伴潜到河南老头的地里偷西瓜。老黑又黑又瘦，却武功高、力气大，冲在偷瓜第一线。每当被巡逻员发现，他总是仗义地最后一个逃跑。由此，代替我们挨了不少拳脚。因为家穷，老黑一直没有讨上媳妇。三十岁的时候，村民给他介绍了一个外乡的寡妇，人挺漂亮，带着个五岁的孩子。只是一到春天，脑神经就短路，犯起病来，四处游荡，六亲不认。老黑二话没说，一板车把寡妇与孩子拉了回来。到了春天，老黑日夜守护，精心宠爱。好日子过到第三年春，寡妇还是犯了病。某个晚上，她带着孩子跑了路。老黑爱那女人，很是伤心，寻了数月，没见踪影，悻悻然又回到单身汉的境地，从此不再念娶。前些年，老黑做起了鱼贩子生意，穿行在南县与华容两个县城之间，赚了些钱，盖了幢大平房，做媒的也不时上门。好日子还没开始，老黑开始了咳血。去县城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医生叫老黑回家，好吃好喝地休息。老黑耷拉着脑袋回到家，躺了三个月，身体境况愈下，发作时痛得哭爹喊娘。他自知时日不多，决定自行了结。
德子向我讲述了那惨烈的现场的情况。
那天清早，老黑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将一串鞭炮、一叠纸钱和一叠崭新的人民币码放在堂屋里唯一的木桌上。他换上一套新衣服，把一条粗大的麻绳挂在门梁上。做完这些，他把大门打开，对着离他家十多米的德子家喊了一声，德子啊，你出来下！德子那时正吃着早餐，听到老黑的喊声，便把后窗打开，探出头，一眼望见老黑把门梁上的绳索套在脖子上。德子吓得不轻，正准备冲过去，老黑喝道：你不要过来！等老子脚伸直了，你再过来把老子放下。鞭炮与纸钱都放在桌子上了。德子还真是乖乖地竖着耳朵听老黑说话。记住呀，老子要是没死，你千万不要过来。老子要是死了，你就把鞭炮放了，把纸钱烧了。桌上有一万块钱，你把老子拉到镇里的火葬场烧了，再把骨灰扔到藕池河里就行。那钱应该还能剩点，就当给你的辛苦费了。兄弟一场，这个忙你得帮老子了——老黑说完这些话，一脚把凳子踢出了半丈远。德子全身僵硬，眼泪夺眶而出，死死地盯着老黑，直到看着老黑的双脚在空中徒劳地踢腾，看着老黑的身形在扭曲中渐渐挺直，看着老黑的头颅完全耷拉……他冲出家门，扑了上去，一把抱住了老黑。
德子叹息了一声，对我说，老黑确实没办法，受不了那病痛折磨，也算是最好的解脱。我点了点头。不说了不说了，兄弟见面说这些晦气，德子有些歉意地对我笑了笑说。不晦气，我摇了摇头，说，慷慨悲壮，宁愿死，不窝囊，是条汉子！
别过德子，走过晒场，便看到一口池塘，我想起它是我叔爷屋后的那口塘。
叔爷死了快三十年了，屋子早拆了，屋基也由村里收了分给村民建房。这塘还在，只是比原来小了些；塘水也算清澈，隐约可见茂盛的黑草。记得儿时，这塘里四月长出一株株亭亭玉立的绿荷；五月开出一朵朵粉嫩的荷花，蜜蜂嗡嗡地飞落于花蕊之中；六月荷花凋谢，绿杆上顶着一颗颗硕大的莲蓬。叔爷总会在太阳落下的时候，驾着一条鸭划子下塘摘莲，次日清早便拿到南岳庙去换酒钱。叔爷摘莲的时候，老黑、我、德子、贵强一众小伙伴，站在塘边，馋得口水直流。叔爷也会向我们抛上几个。但是，吃不过瘾。于是，大家合计晚上来偷。入夜，月光皎洁，田野寂寥。估计叔爷已睡下，我们便像电影里的战士，头戴柳枝做成的伪装圈，光溜的身体扎满绿色树叶，趴卧前进，爬到塘边，无声没入池塘……我们小心翼翼，生怕被叔爷发现。传说叔爷有武功，曾经一根扁担撂倒三个鬼子。让他捉到那可得遭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吹牛。出门打鬼子的是我爷爷。不过，少年的我，还是跟叔爷学过三两下，比如蹲马步，深呼吸，甩胳膊。叔爷说，这是基本功，练好这些再教你真功夫。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叔爷也在几年后驾鹤西去，可惜无法跟叔爷学得真功夫。不过，叔爷传给我的基本功倒是用到如今，强身健体，三两个歪瓜裂枣靠近不了我。
回老五家的路上，我遇着了程婶。程婶七十多岁，跟我父母一辈的。老四回来了啊！我还没来得及向老人打招呼，她便一眼认出了我。
程婶告诉我，她的三个儿子都在广州打工，赚了钱，买了房，也成了家。程婶经常去儿子们家小住。可是……大城市住不惯呢！程婶对我说，还是回家好，种菜、养鸡、打牌，不知多快活。我看到程婶耳聪目明，鹤发童颜，挺为她高兴。她说，老四呀，你要经常回来，要不，再过几年，又要丢掉一批人了。她用了“丢”这个字，我知道她的意思。程婶眼里有些湿润，她擦了擦眼角，继续道，说不定你下次回来，连我都看不到了。我听着心里有点难过，赶紧安慰老人，不会的，不会的，现在农村生活这么好，不愁吃不愁穿，个个都能长寿。程婶咂了咂嘴巴，道，人都有命数的。你再吃得好穿得好，老天爷要你走，也得走呀，我可不怕死呢。老人冲我笑了笑。我夸奖她心态好，活得通透，定能长命百岁。
吃晚饭的时候，聊起老黑，老五也唏嘘不已。弟媳插嘴说，老黑死后不久，他的傻堂客回来过，比以前更疯，披头散发，一身脏臭。弟媳又说，真是怪呢，她不进老黑家门，却找到老黑坟头坐了两天两夜，嘴里神神叨叨，好像是在跟老黑说话。弟媳有些怜惜地说，自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她，不知是死是活。老五说，政府收去了。现在政策好，村里的老弱病残，政府不但给钱，还会收养。
六
回到故乡，有位老人我不敢相认。
她是贵强的妈妈。老人家已经九十多岁了，与我母亲年龄相仿，我们从小叫她丁家妈妈。回乡第二天，我便打算去看望她。老五阻止了我：你不要去，如果她认出你了，她会想起贵强，会哭死。老五这么一说，我有点犹豫，虽然很想见见老人，但是，确实不忍心因我的出现引发老人再一次伤悲。
大前年冬天，老五在电话里把贵强患病的事告诉了我，老五说，医生诊断只剩三两个月的时间了。我一下子惊呆了。那些日子我特别难过，甚至想回乡去见贵强最后一面。可是，疫情封控，出不了城，而且，即便回了乡也面临闭关。最后，我打消了念头，只能在心里默默怀念。
贵强是我儿时最要好的玩伴。记忆中的贵强，眼睛大而明亮，会放光的那种；嘴唇有点厚，我们常笑他嘴上挂根香肠。贵强个子高，力气大，我俩从小学到初中，都在一个班。初二时，他便不读书了。当时村里很多年轻人去广东倒卖手机，不少人赚了钱。贵强自然也去了广东。听说他起初在别人店里打工，攒了一些钱，后来，自立门户租了个店，自己又做老板又做店小二。然而，干了几年，不仅没赚到钱，还被人骗了个身无分文，不得已回了乡。后来，他娶妻成家，育有两女。贵强能吃苦，媳妇又能干，两口子一门心思耕耘几亩水田，日子过得还顺当。
记忆最深刻的是跟贵强玩牌的事。
我们儿时玩一种叫“打雷四”的牌。每人三张牌，比大小，也比智勇。起初是三两个孩子玩，玩到中途，可能会有十个八个孩子参与进来。我赢得多，输得少。小伙伴们非常不解。他们不解的原因是我那时患过脑膜炎。大人们告诉过他们，患脑膜炎的孩子非死即蠢。我没有死，总得留个蠢的后遗症吧！一个蠢孩子，怎么老是赢呢？贵强第一个表示不服，向我挑战。那天，我跟贵强打雷四，从早上打到天黑，从村头打到村尾，九九八十一局，他竟然赢不到十局。散场时，我得意洋洋地清点一天的收获，贵强则恼羞成怒，声音低沉地问我，你，你，你，真的得过脑膜炎吗？我很确定地告诉他，我就得过。贵强斜睨着我，撇了下嘴巴，讥讽道，你越得病越聪明哦！
八岁那年，我跟小伙伴们在晒场上玩耍，突然发病，高烧，头痛，呕吐，趴在地上动弹不得。晒场上晒谷子的母亲连忙喊回在村里开会的父亲，两人火急火燎地送我去了镇上的医院。镇医院在南岳庙的主街上，迎街有个两层楼，楼上分布着各个科室，楼后是十来栋简陋的平房，算是住院房。镇医院虽然功能齐全，但医生大都是从各个村里调上来的赤脚医生，医术并不高明，平时就接诊些感冒咳嗽的病人。当然，他们做得最多的工作是跟着计生办干部下乡去搞结扎打胎，遇上大一点的病基本上就束手无策了。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尤其是孩子们，生命最为脆弱。天花、小儿麻痹、脑膜炎、肺炎等现在根本不致命的病，那时很容易就把孩子的小命拿走。我妹妹圆圆就是感冒发烧引起重度肺炎而夭折的。
那天刚好县医院号称“一把刀”的谭医生来我们镇医院巡诊。他一见我这症状，便告诉我父亲我患的是脑膜炎。我父亲不懂是啥病，谭医生说，有点麻烦，你得有心理准备。谭医生给我打了退烧针，叫我父母观察。半天里，我一直处于高烧与昏迷中。谭医生只得用土办法给我退烧，叫我父亲把我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然后把我放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随即，谭医生端来一盆冰水，让我母亲不时地浇一些冰水在我身上。母亲一边浇水一边不时地挪动我一下。当她把我的头轻轻抬起时，我的全身便跟着立了起来。我的母亲大惊失色，喊了声“完了，僵硬了啊”！便一下子瘫软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那时距我妹妹圆圆夭折不到一年，我母亲还没有从失去爱女的痛苦中缓过来。我的父亲赶紧叫来谭医生，谭医生摸了摸我的鼻翼，又用听诊器听了我的心跳，没有说一句话，神色极为凝重。我的母亲更是肝肠寸断地哭着。我的父亲脸色苍白，他把我母亲紧紧搂在怀里，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好一会儿，他站起身来，跟我母亲说我回家一趟——我父亲的这“回家一趟”，竟然让我活到了如今。
我父亲一脸刷白地回到了村里。一切似乎在冥冥之中，他竟然在村口遇见了我们村里种西瓜的河南老头。老头是前年逃荒来到我们村的，当时饿得只剩皮包骨，身为村支书的父亲经历过饥饿岁月，便动了恻隐之心，留下了老头。老头擅长种西瓜，于是，父亲将村里一块田交给他，让他为村里种西瓜。老头对我父亲心存感激，西瓜种得又大又甜。老头问我父亲干吗脸色难看、走路带风。我父亲唉了一声，告诉老头，我家老四在医院快要死了，我回来准备后事。老头问，什么病？我父亲说，脑膜炎。老头问，到了哪一步？我父亲说，脖子都僵硬了。老头说，你快快回去，让医生摸一下娃儿的后背，看有没有肿块，如果有，赶紧动手术。我父亲有些困惑，老头语气坚定地说，你听我的，赶紧回医院。我父亲想想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他心急如焚地赶回医院，把老头的话告诉谭医生。谭医生立即把我翻了个身，结果在我的后背上真地发现了一块已经隆起的红肿。谭医生说，赶紧送手术室。
那是我第一次上手术台。我的意识在那一刻突然变得清醒。我先是感觉到后背一阵麻痹，然后感觉到了手术刀割开我的皮肉，紧接着我听到谭医生“啊”了一声，随即就感觉到了谭医生的手术刀在我背上挖剐，我甚至还异常清晰地听到了手术刀在挖剐时发出嘶嘶的声音。后来，我就睡着了。当我醒来，躺在病床上的我看到了母亲那张悲喜交加的脸。我听见父亲对母亲低声说，挖出一碗像豆腐样的腐肉。那天晚上，我在迷糊中听到我父亲对我母亲说，他当时回家是为了寻些木板——如果我抢救不过来，他就只能像埋葬我妹妹那样把我埋掉了。我父亲的话让我母亲伤心得低泣，她紧紧地把我抱在胸口，呜咽道，我的崽呀，祖宗菩萨保佑你啊……三天后，我出院了；三个月后，我可以上房揭瓦也可以下河摸虾了。谭医生告诉我父亲，跟我同期患脑膜炎送治的两个孩子，一个死了，另一个傻了。非常有意思的是，那个傻了的孩子竟然是我家老五媳妇的亲哥哥。多年后，我见过他。那是夏天，他来帮老五家收水稻。他穿一条脏破的女孩子花格子连衣裙，满脸胡须，头发脏乱蓬松，他不说话，只埋头干活。我们笑，他也跟着我们笑。
有一年，贵强与我家老五因两家水田问题吵架。贵强个高力大，指着老五的鼻子道，我要不是看在你家老四的面子上，我肯定揍死你。后来，这话成了他的口头禅，无论是他走在田埂上，还是他端着饭碗蹲在门阶上，只要碰见老五，便说，我要不是看在你家老四的面子上……老五哭笑不得。有一天，老五问贵强，你为什么老说看在我家老四的面子上？老四的面子真有那么大吗？贵强一脸认真地说，我一生就只佩服老四，得过脑膜炎，竟然（打牌）还能赢过我。老五说给我听时，我哈哈大笑。
那天傍晚，我跟老五一起安装一顶帐篷，准备放在虾田里守夜用。
丁家妈妈气嘟嘟地走了过来，他虽然九十多岁了，但步履还挺稳健。她把老五叫到一边，说贵强媳妇把她的门钥匙偷了，她进不了门，央求老五去帮她撬一下锁。老五说，我不懂开锁呀。老人便不再说话，瞟了我一眼，便径直走了。她真地没有认出我来。我埋怨老五，邻里邻居的，怎么不帮一下呢？老五说，你信她呀？她天天找钥匙，找不到钥匙就说贵强媳妇拔了她的钥匙，不让她进门，还说贵强媳妇这是要赶她走。搞得婆媳关系十分紧张。
我听着有点难过。
还是放心不下。安装完帐篷，我佯装无事溜达，想去看看老人家。丁家菜园子里埋葬着贵强。我远远地看过去，坟头已长出了绿草。贵强热爱土地，归于了土地。这时就听到丁家妈妈坐在门前呼天抢地的哭声：我的命好苦啊……我的娘啊，你来接我回去啊……不要把我丢在这里啊……我心一紧，正要走过去，弟媳跑过来一把扯住了我，低声道，你不要去，你一理会，她会闹得更凶。弟媳把我扯回了家。我心里又悲又怜，却又无可奈何。贵强兄弟，你若有灵，不要怪我。
下午，丁家大女儿苹姐从县城急匆匆地赶回来了。
苹姐一回来，老人便不哭不闹了。我走了过去，苹姐微笑着用眼神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老人扫了我一眼，安详宁静地坐在桌边。我知道，她仍然没有认出我来。苹姐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原委，钥匙肯定是她自己放在哪里不记得了，人老了，记性差呢。老人耳尖，竟然听到苹姐跟我说的话，情绪一下子变得烦躁起来，向我们摇着头，语气非常坚定地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坏家伙把我钥匙偷了，想赶我出门。苹姐望着我苦笑了一下，低声对我说，上个月我接老人到我家住，几天后便开始寻找钥匙，她一口咬定是我女儿把她钥匙偷走了。说我女儿要赶她走。我女儿多疼外婆呢，每天下班回来都要带好吃的给外婆。
贵强媳妇做了一大碗鸡蛋面端过来，放在老人面前。老人死活不吃，还指着贵强媳妇骂，你是个坏家伙，你是个坏家伙。贵强媳妇不气不恼，一个劲地点头，笑道，是的，是的，我是坏家伙，我是坏家伙。你别饿死了，饿死了我就真地成坏家伙了。
可能是又累又饿，也可能是实在经不住那碗香喷喷的鸡蛋面的诱惑，老人嘴里嚷着，手却端起了碗，大口大口吃了起来。我们禁不住笑了。
我告诉苹姐，老人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病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失去记忆力，性格发生改变或者行为出现异常。苹姐说，能治不？我说，没法治。多给她一些理解和宽容，尤其是多给她一些关心和陪伴。我送给老人一个红包，因害怕她认出我来，不敢跟她说话，把红包放在她的碗边，便跟苹姐告辞了。我在心里默默乞求老天保佑她，更期望后辈们善待她。我的故乡崇恩尚德，我的乡邻善良纯朴，我相信老人能活上百岁。
七
回乡第六天，我在村后河堤散步，竟然遇着了正匆匆赶往村里麻将室的水晶。
我们的见面就如久别重逢的兄弟。水晶握着拳头在我胸脯上柔软地擂了一下，道，老同学，你啥时候回来的呀，也不告诉我一声！我笑着告诉她，回来几天了。她眉梢高扬，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不忘本嘛！
她的身材依然高挑，身姿依然妖娆，下身穿一条水磨蓝牛仔裤，上身配一件黑丝圆领T恤——这身打扮即便放在现代城里也不过时。你是不会老哦，我不由得感慨。水晶笑了笑，说，老了老了呢！她的脸上笑出两个酒窝，确实，岁月让那两个酒窝没有了丰盈与水灵。我问，你不跟孩子们在城里生活呀？她摇了摇头，说，住不惯住不惯，早就回来了，还是家里好。我笑道，以前拼着命往城里奔，现在都不愿待城里了。水晶说，是呀，现在城里人削尖了脑袋往乡里钻呢！然后，她看着我，一脸诚恳地说，你回来我得请你吃个饭。只是……我……现在好懒的，饭都不做了。她眼珠一闪，问我，打麻将不？我摇了摇头说，不懂打。她说，那你坐边上一边看一边学。我大笑道，不行，村里人会笑死我俩。她斜睨我一眼，把手一挥说，有什么好笑的，我们是兄妹，我可是你妈妈的干女儿哦！说着扯住我的衣袖，像小时候撒娇的模样，走嘛，刚好麻将馆管饭，我请你在那里吃了算了。我哭笑不得，坚持道，你去打麻将吧，等你散场了我请你去南岳庙吃饭。她说，那不好吧？你回乡应该是我请你才对。我说，有啥不好，我请你，算是弥补以前的不是。水晶的脸上倏地堆出一层羞赧的暗红，随即，爽朗一笑道，都么子年龄了呀，还扯那时候的事。她说着自个儿大笑了起来，然后对我挥挥手说，那晚上见。
小时候的水晶扎着辫子，身形单薄，乖巧伶俐，惹人喜爱。我母亲与她母亲是要好的姐妹。我母亲一生都想有个女儿，所以，常把水晶当女儿待。我也乐于把她当成妹妹。一放学，便带着她玩家家，掏鸟窝，抓鱼虾。记得有一次，她死缠烂打要跟我们几个男孩子去偷河南佬的西瓜，逃跑时，她却死扯着我的衣服，全身哆嗦迈不开步子，把我气得恨不得踹她两脚。
我俩一个班。她的语文成绩特别好，写的作文经常贴在黑板报上，让我只有羡慕妒忌的份。升入初中那年，水晶的个子一下子窜得老高，辫子也变成了齐耳的短发，性格更是发生了变化。在班上，她不太爱搭理我了；放学回家，只顾跟一群女生叽叽喳喳，把我丢得老远。尤其是她进入学校文艺队后，更像是一个骄傲的公主，就没正眼瞧过我。有一天放学，我悄悄跟着她。走过一段林路，水晶转过身来问，你为什么跟着我？我嘿嘿一笑道，我可没跟着你。水晶说，那你走前边。我只好走到她的前面。而当我经过她身边的时候，从书包里掏出一条塑料玩具蛇，向她头上扔了过去——水晶哇地一声尖叫着蹦跳得老高。我哈哈大笑着跑开了。你站住！她叫道。她腿长，我跑不过她。你太坏了！她瞪着一双凤眼，一边说着一边扬起手中的书包向我砸来。我一躲闪，她的书包掉到路边的沟里。她便嘤嘤地哭了起来。我一下子慌了，赶紧跳下去帮她捡拾书包。幸好沟里没水，书包只是沾了泥巴。水晶仍然哭，泪珠像条线挂在脸颊。要不把我的书包也扔下去？我讨好她。她立即不哭了，一把抢过我的书包，扔进了沟里……第二天，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把手伸出来！班主任一声大喝，我赶紧伸出了手，班主任用教尺在我手掌上狠狠打了十下，训斥道，你这么小就跟踪女孩子呢，你小流氓呢……
初二下学期，水晶爸在工地上挑混凝土爬六层楼时，踩空掉了下去。水晶的幸福日子便戛然而止。她退学回家务农了。我对水晶辍学一直感到惋惜。我当时一直相信她能够跟我一起考上县里的高中。
暑假回家，水晶约我晚上出去走走。
乡村的夜晚那么美。月亮挂在远阔田野上空，星星缀在瓦蓝的天幕，四周涌动如潮的蛙鸣，夜风飘过醉人的稻香。一对少男少女走在月光下的田间小道上。水晶走在我的前面，她身上散发出一缕缕淡淡的花露水清香；她的短发已变成了长发，在风中飞扬，使本来高挑的个子愈加显得飘逸与轻盈。
我给水晶讲县中有趣的事儿，水晶开心地听着，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你们学校有图书馆吗？水晶转过身来，对着我，很认真地问。当然有，我说。她便露出一脸羡慕。你下次回来能不能帮我借本书？我问，什么书？她说，惠特曼的《草叶集》。水晶说出这个外国诗人与作品名字的时候，令我大吃一惊——一个连初二也没念完的村姑看这种书？这令我不可思议。你读惠特曼？我几乎大叫了起来。水晶点了点头，情不自禁地朗诵了起来：
行走过长满青草、树叶轻拂着的小径，
那里鹌鹑在麦田与树林之间鸣叫，
那里蝙蝠在七月的黄昏飞翔，
那里巨大的金甲虫在黑夜中降落，
那里溪水从老树根涌出流到草地上去
水晶朗诵诗歌的声音宛如潺潺溪水清脆悦耳。我发现她真是个诗歌天才，从她抑扬顿挫、意韵深长和富有情感的朗诵中，我可以感觉出她对诗句有独到的理解。月光下，我突然觉得水晶就长大了。她拥有一张美丽精致的脸庞与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感觉到诗歌使她浑身透出了一种村野女孩无法拥有的脱俗、轻灵、优雅。我盯着她，努力寻找她身上儿时的痕迹，但是，找不到了。
你别那么看我，怪吓人的。水晶对我说。
我没看你呢，我在听你朗诵。我笑道。
那我不朗诵了，你让我紧张。水晶的脸上浮出一朵羞涩的红云，她说着挥手去擦额头上沁出的汗珠。而她这一漫不经心挥手擦汗的动作中，我竟然清清楚楚地看到她拥有了一个丰满得几乎要绽放的胸部。我突然就觉得身体里涌出一股异样的冲动，不由自主地靠近了她。当我一把将她抱住时，她惊慌失措，奋力挣脱。我不肯放手，更加紧紧地抱住。她低头在我手背上咬了一口。我一痛，松开了手。她哭出声来，并伴着愤怒的责问：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这样？随即，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脸红耳赤。
自那以后，水晶再也不见我了。即便在村路口遇着，也会一扭头便跑。暑假结束，我回到学校，便去书店买了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邮寄给她，但是，不久便被退了回来。我想念她，也愧疚于她。从那时起，我经常做同一个梦：月光下，一个读诗的女孩，微笑甜美，眸如星辰，长发飘扬。我开始阅读并热爱诗歌，并不时地将我认为不错的诗集寄给她，结果永远是退回。大学那年寒假，我回到家乡，托同学们传信，想见她一面，她找各种理由躲避、拒绝。几年后，我远走天涯。从此，那个儿时的青梅，那个热爱诗歌的女孩，随着故乡一起，永远珍藏在我心灵的最深处了。
老五投奔海南那年，他告诉我，水晶嫁给县城电器厂的一个工人。我虽然有点怅然若失，但心里还是为她祝福。又过了一些年，一位同学来海南公干，我们吃饭间说起了水晶。他叹息了一声。我问，怎么了？同学说，水晶命苦，丈夫患病去世了，留给她一双儿女。没有生活来源的她，只得去建筑工地做小工。我听后哑然，无法将美丽的水晶与挑着泥水桶的建筑小工联系起来。我托同学带点钱给她，同学摇头说，她不会接受的。同学告诉我，这些年，同学们都想帮她，她一一拒绝了。劝她再婚，她也不同意，说，不想让儿女受继父的气。我点了点头，想起她对我的拒绝与退回，算是领受过她的坚定与倔强。又过了好些年，与老五的一次电话聊天中，老五告诉我，现在的水晶，算是苦出了头，过上了最幸福的农村人生活。我问，如何幸福？老五说，女儿大学毕业留在了长沙，儿子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水晶在城市与农村两头跑。跟年轻时一样，又爱打扮，像个洋婆子。老五说着自己笑了起来，顿了顿，说，不过，她还是喜欢回家乡住。我问，为什么？老五说，迷上了麻将，瘾大得很呢！
那天傍晚，按照约定，我请水晶在南岳镇上的一家土菜馆吃饭。我们各要了一瓶啤酒。水晶显然不胜酒力，喝了两口，脸上便红扑扑的。
我问她，还读诗吗？
她看了看我，神情有些木然，只一会儿，便对我生动一笑，说，早就不读诗了，脑子里只有麻将。水晶拿出一张纸巾，轻轻擦拭了一下有口红残留的嘴唇，继续说道，走在去麻将室的路上，风都是甜的；打完麻将回来，泪都是咸的。我听着哈哈大笑，叫道，这就是诗呀！水晶摇了摇头，一副沧桑通透的样子说，人生不易，快乐地活着，不就是最好的诗吗？
我点了点头。
我们聊了一些共同的人和事，也聊了各自未来的打算。水晶问我要不要见些老同学，她来召集。我沉吟了片刻，摇了摇头说，很多想见的人，回来后，突然不想见了，这就是所谓相见不如怀念吧。水晶有些愕然。我说，岁月已经改变了我们原来的模样，不打扰，便是最好的祝福与怀念。水晶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解释道，譬如，当我远在千里之外的海岛上默默想念你时，你或许正奋战于故乡的一张脏兮兮的麻将桌上。水晶望着我，没心没肺地哈哈大笑了。
尾声
即将结束故乡之旅，我要向故乡告别了。
回到故乡七天，身体不舒服了五天。村里的中医表弟给我开了药，他说，你这是水土不服啊。我心里一紧，故土，我真地成了漂泊天涯的外乡人？
门前有棵高大的橘树，枝繁叶茂。老五告诉我，橘树太老了，不开花也不结果了，还浪费块地方种菜，几次差点砍掉。我说，别，千万别，让它好好地活着。
那橘树是父亲种下的。
那年，父亲带领一群村民去石门参观。几天后，父亲带回来一小筐橘子，告诉我们，这是石门蜜橘，村里每家分几颗，尝尝味。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能吃到珍贵的石门蜜橘了。我留下半颗，悄悄地用纸包好，藏进书包。那是我人小却心思最多的一天，既想拿出来吃上一嘴，又害怕被老师发现。熬到下课，老师刚走，再也忍不住了，我埋下头，从书包里掏出纸包，快速打开，掰了一瓣，送入口中。瞬间，教室里便弥漫着诱人的橘香。我左右一看，几个同学正盯着我，他们的口水落在课桌上。我哪敢多嚼，赶紧一口咽入肚中，然后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同学们只闻到橘香，愣是没见我再吃一瓣。终于等到放学，我们排队回家，我走在前面，水晶走在后面。我走着，假装弯腰系鞋带，掉队到最后。我本想叫住水晶与她一起分享，但是，她根本不看我一眼，我也便懒得理她。我弯下腰，把鞋带重新系了，随后，顺势摸出纸包，掰了两瓣，快速地送入口中。剩下的几瓣，再用纸包好，放回书包。回到家里，从书包里摸出纸包，放进枕头底下。做完作业，上床睡觉，竟然忘了吃。第二天一早醒来，我移开枕头，枕下已是一片黏湿的橘黄。老妈换下枕套床单，把我一顿胖揍。一个月后，一辆手扶拖拉机给我们村里送来了半车石门蜜橘苗。我的父亲号召每家每户都领几棵栽种。几年后，村里每一户的房前屋后，都挂着一颗颗甜蜜的金黄——在那个割尾巴的年代，我的父亲无疑是个英雄。
远离故乡，吃遍了东西南北的橘子，却永远吃不出石门蜜橘的味道。前年，我在海南岛上收到学妹寄来的石门蜜橘。我欣喜若狂。我剥了一颗，用纸包好，走进卧室，藏在枕头底下。我看书、写字，我假装累了，起身溜进卧室，从枕头底下取出纸包，打开，小心翼翼地掰一瓣送入口中……我一边咀嚼，一边热泪盈眶。
我想起我珍藏的一张老照片。
那是故乡寒冷的冬日，我的父亲站在这棵橘树下。橘树凋零的枝桠映衬着他满是沟壑的老脸，使我顿感人生的艰辛与岁月的苍凉；我的母亲坐在我父亲身前的一张木凳上，明显病累浮肿的脸上荡漾出一种不祥的红润。她穿着一身红色的印花棉袄棉裤，使我在千里之外的海南真切感受到故乡冬日土炉散发出的暖暖气息。直到照相机咔嚓前一秒钟，我的父亲还在伸手帮我母亲拾掇她头上的几根凌乱的发丝，而我的母亲似乎并不领情地朝我父亲撇嘴，然后露出一缕心安理得的笑痕。后来我才知道这张照片是为了寄给远方的我才照下的。外乡来的照相师傅劝说道：你们的儿子在外边也一定很惦念你们哩，照一张合影寄给他嘛，让他安心工作。从来舍不得乱花一分钱的我的双亲据说这次竟一致同意，于是，具备劝说天赋的照相师傅赚得了我双亲珍贵的五毛钱工钱。当然，一张完美的却又饱含思念之痛的照片便流传至今。
我凝视着老橘树，我向老橘树告别。
我相信我的双亲此刻也正站在橘树下向我们眺望。他们对儿孙的惦念就如我们对他们的思念一样绵长，我始终认为他们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我们身体里流淌的是他们的血液，我们个性里浸染着他们的情操，我们品格里延伸着他们的美德。他们深邃的目光成为引导我们的路碑。
我带着深深的眷恋与满腹的惆怅告别。
我向藕池河畔的杉树林告别。
我向辽阔的油菜花田告别。
我向堆满草垛的晒场告别。
我向苦难与欢乐堆积而成的岁月告别。
我望向屋后的小河，清澈的河水还在静静流淌。恍惚中，我看见一个少年把书包往树梢上一挂，跳进水中，一个猛子扎到了对岸；我还看见，一位手执细细柳条的母亲，正沿着河堤匆匆地寻来……隐约里，我听见了她软软的唤儿声——那一刻，我痛彻心扉，泪流满面。
等着我，我还将在无数次梦里飞越千山万水，神游故乡；等着我，我还将在另一个春天出发，回到故里，匍匐于地，喃喃细语，轻声呼唤：我的故土啊！
【作者简介：唐彦，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岛城往事》《原罪·天堂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