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轶伦，1983年生于上海。《解放日报》记者，已出版《如果上海的墙会说话》《隔壁的上海人》《似是故人来》《说宁波话的上海人》等，小说刊发于《上海文学》等。
宣传队锣鼓敲到门口。日敲夜敲。外公外婆眼看躲不掉，放下话说：“长子不能走。”
我妈起身，被小阿舅按下去。小阿舅立起来，讲：“阿姐是女的，不要为难她。”
屋外吵闹，众人听不清，都抬头看他，小阿舅说：“我走。”
过几日，大红喜报贴到门口，来人恭喜小阿舅，准备好去安徽。
这年小阿舅十六岁。临走前一天，他到晒台上，用模子敲煤饼，给丝瓜架好藤，给小鸡留下一袋蝉蜕。
一只只小鸡，都是小阿舅亲手孵出喂大。他把晒干的蝉蜕拿在手里，捏紧按碎，小鸡凑过来，争先要啄。小阿舅蹲着，默默看它们彼此推搡。
出发这天，早上天光刚亮，他背上一床被子，一手提几件衣服和毛巾，一手去拿伞柄。我妈抓住伞尖，把小阿舅拉回来一些，一边把手指按在唇上，示意不要说话，一边递上布包，里面是我妈瞒着大人拆换来的全国粮票。
大卡车载一车胸佩大红花的青年，从人民广场出发，经福州路开到外滩，绕一圈后到市百一店门口，然后向北拐弯，直接开去上海火车站。南京路两侧都是欢送的队伍，大喇叭，大标语，红绸翻滚的人浪。
我妈跟在车后，一直跑，跑到夹道的人群都看不见，跑到西藏路桥当中，再也望不到车尾。人来人往，有农民推着装蔬菜的板车上坡，桥下苏州河，流水滔滔，运沙船、运粪船，各有各的方向，样样不急不慢。天气和暖，波光如画。她蹲下来哭了。
家里子女三人，按政策，有人顶了当知青的名额，剩下的才能留在城里进工矿。大舅舅去了铝厂，我妈被分进街道的食品加工厂。在车间，我妈遇到我爸。敲定关系时，她提了一个要求，以后要对这个阿弟好。
小阿舅到黄山第四年，夏天山洪。他和同伴手挽着手做人链，涉水去抢救对岸林场的物资，走到桥半，桥被大水冲散。几天后在山另一头的泥滩里才找到几个小同伴，身体已被泡大，头上身上没有好处，全是在水里被碎木浮石砸烂。小阿舅抱着浮枝捡回一条命，缺了一条胳膊，被送回上海的家。
家在闸北石库门里二楼的一间，前后厢房加起来不到二十个平米。样样与邻居合用。外公外婆早已讲明，长子婚后随他们住。小阿舅还没痊愈，新嫂嫂家的人已经来探病几回，话里话外不外乎在打听，小阿舅什么时候离开。
我妈急得只能去掐我爸胳膊。我爸呼呼喊痛，向后避让，手里一摞书掉在地上。外公外婆嗤之以鼻。小姑娘，赔钱货。书蠹头，无一用。
爸爸当时还是青工，婚后也只能带着我妈挤在集体宿舍，的确毫无花头。我妈团团转，倾其所有，到处托人，最后是食品厂的工会干部好心，告知文化宫传达室缺个门卫。
小阿舅讲：“阿姐放心。文化单位好。”我妈叹气。
小阿舅讲：“传达室里可以搭张床。”我妈跺脚道：“太小了，不是个人住的。”小阿舅笑，右手捏着空袖管说：“不要紧的，反正现在，我只算半个人。”
文化宫先前是外侨商会在上海的俱乐部。大花园里有草坪，草坪上面立着一个小天使雕塑，西洋面孔，胖嘟嘟，后背双翅收拢，小手臂藕节一样，合掌枕在腮下，似睡非睡，凝视脚下一方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金鱼一动，水面搅动，映照出俱乐部主楼波光粼粼，一幢带罗马式外廊和立柱的白色豪宅。
这房子内部，一色半人高的柚木护墙板，营造时全部从欧洲运来。二楼一间间小房间，每间屋内都带阳台和壁炉，如今全部打通，靠墙列架，中间排开长条桌椅，做图书室，向周边中小学生开放；有时又不开放，是写作组来闭关。底楼礼堂，比一间普通中学的礼堂还大些。弹簧地板，用细木工艺拼成无数人字形状互嵌。原先大约作舞厅用，舞厅边上一间宽敞的衣帽间，给阔人们挂大衣披肩。现在礼堂开放给周边工厂里的文艺骨干当排练厅。衣帽间就成了后台化妆间。外头闹得厉害的时候，这里反而平静。
小阿舅打扫卫生、收拾草坪，替工友关门开门。看大家反反复复就这么几出戏，倒也有序，就好像把同一个日子，过了一遍又一遍。
只是外头闹到实在不堪的时候，也有人嚷嚷着把豪宅上上下下的柚木护墙板都拆了。最后既没发现夹带窃听器，也没发现藏着的黄金，倒是有不少白蚁窝骤然曝光，轰然一散，阳光下金粉飞扬，乌泱泱散落一地小翅膀。小阿舅扫了三四簸箕。拆下来的护墙板就被堆在底楼礼堂角落的衣帽间，一堆堆了几年。
1978年冬天，几个青工通宵来排话剧《于无声处》，走时还在激动，关了礼堂的灯，却忘了关衣帽间的灯，灯亮了一夜。也许房子老了，线路也老了，到凌晨时短路的火花掉落在堆成小山的木板里。天干物燥。等消防队赶到，整个一楼都过了一遍火。礼堂内外的帷幔标语付之一炬。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失火那天小阿舅不在。他到医院陪着我爸等了一夜。护士叫着家属名字推门出来。三只手伸出去接过襁褓。我来了。
上海人的规矩：新生儿满月，要娘舅抱着过桥。
桥要过三座。到桥中要扔硬币，且不能走回头路。这样宝宝长大后勇毅茁壮，能闯四方。妈妈用毛毯包裹我身体，再绕过小阿舅右颈，穿过他的背，最后在腰头打结扎牢，像行军的人斜背一条子弹。小阿舅从天潼路出发，走过四川路桥，绕过乍浦路桥，最后到外白渡桥立定。
桥上车流行人都穿蓝色布衫，男人戴布帽，女人多齐耳短发，朴素似与过去无异，但精神面貌不同。此刻江风料峭，拂面却蕴暖意。从桥上往下，只见苏州河汇入黄浦江，两股汇成一股，两色变作一色，分秒不歇，滚滚向东海奔去。海鸥跟在货轮后面进出，逐浪展翅，缓缓飞高，忽而飞低，贴近水面，又瞬间飞升，如在炫技，如此自在。
鸟鸣高声，船笛低沉，海关大钟奏响整点报时曲，一个新的时刻到来。小阿舅低头看我。我的心脏，紧贴他的胸膛。
这年我爸考上大学，平日住校，周日才回家。我妈给我断奶后白天上班，夜里读夜大。为了不打扰别人休息，她捧一册书到彻夜营业的公共浴室门口借灯光看书。两膝中架一块搓衣板当桌子写笔记。
去浴室前，她总是先绕到文化宫，把我放在传达室。小阿舅学会用左边肩膀抵住我，低头牙齿一咬掀起我上衣，右手提起我两腿，更换尿布。我玩着他晃啊晃在我脸上的空袖管。酥酥麻麻。咯咯乱笑。
但更多时候他把空袖管用皮带扎在腰间，提着锄头出门。文化宫被火烧过的底楼礼堂外，背阴处有个五步见方的空地。烟熏火燎变黑后，渐渐谁也不来，变成垃圾场。堆着闲置的舞台道具、清理出来的书籍杂志，花园里修下的枯枝落叶也被扔在这里沤肥。
小阿舅就地开垦一垄蔬菜，靠墙支架，让番茄和丝瓜攀藤。角落里养一对肉鸽。这对鸽子常常换新，因为每四个月其中一只就会变成肉汤到我奶瓶里，后来到我饭碗里，再后来我就能徒手捏牢鸽子翅膀了。
小阿舅讲：“不许拔它的毛。”我讲：“反正最后杀掉被我吃掉，有啥关系？”
小阿舅讲：“吃可以，捉弄不行。”又讲：“你是自由人，它是笼中鸟。”
我把鸽子往地上一扔，它们扑棱翅膀也飞了几下，但很快停住，咕咕叫着踱步，又绕回我脚下。
我长到三岁。我妈评上区里的劳模，有资格送我去机关幼儿园。寄宿制全托。第一天给送去，我被一房间新奇玩具吸引，没回过神来，等过了几个小时，我意识到孤身在陌生房间，开始狂哭，把一房间已经驯服下来的小孩都惹哭了。老师们见惯阵仗，神色如常，到点该喂饭喂饭，该去花园去花园，我还是哭，别人午睡时，我大便拉满一裤子，臭水从裤管流下来。老师拖着我到花园水龙头前，横抱起来，头朝下，脚朝上，掀掉裤子直接开龙头冲屁股。冷水一个激灵，我就没了声音。
此时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叫：“小奇，小奇。”
是小阿舅。他在幼儿园的栅栏外一直站着，从我进来到现在一直站着。他用独臂摇晃幼儿园大铁门。我从陌生人的手腕外看到倒过来的小阿舅，那表情似要和人拼命。他径直翻过铁门进来抱走了我。我记得脸贴着他胸膛的感觉。他穿了一件毛衣背心。他把我抱得紧紧。毛衣无数个针脚，好像无数个嘴巴，在心疼地吹气。我被无数个嘴巴亲吻了，也包围了。我不觉得冷了。我觉得热。我发烧了。
我生了一场肺炎。等退烧后，小阿舅板着脸和我妈说：“不送了。”
我妈和我爸对看一眼，说：“这怎么行，我俩忙进忙出，家里又没人看他。”小阿舅说：“我不是人？”
我妈笑道：“小孩都这样的。去去就习惯了。”
小阿舅说：“我不习惯。”
最后折中。我去普通幼儿园，上半天学；下午放学后，小阿舅接我回文化宫，再等晚上父母来接。有时太晚，我就在传达室睡下。
那张窄床睡一个成人都勉强，所以有时我就叠在小阿舅肚子上，像一对仰泳的水獭。
他故意用力呼吸，腹部一起一伏，我如卧浪上，一边和他说话。
小阿舅讲，小时候外公外婆上夜班，一人分到一个肉馒头，带回家给小孩。大舅舅总是一人吃一个，小阿舅就和我妈分一个。我妈撕掉肉馒头的皮，就算吃过，肉馅都给小阿舅。
小阿舅说，小时候他和大舅舅一起去苏州河里游泳，回家时被外公发现，外公抽出皮带，不打老大，却要打他。我妈第一个扑过来抱住外公大腿。
小阿舅又说，他十岁时出水痘发烧，外公外婆带着大舅舅回鄞州乡下避开传染，我妈那年才十三岁，因为出过水痘，自告奋勇，一个人留在上海，烧饭打水，昼夜帮小阿舅冷水敷身，直到两周后他痘尽烧退。
小阿舅还说，我妈结婚时，我奶奶送给新媳妇一斤酱红色羊毛线，我妈拿出七两，倒是先给他织了件背心，就是他现在穿的这件。
我摸着那毛衣的元宝针脚，一边摸，一边讲幼儿园里的事情，讲我看到的鸽子，讲鸽子咕咕地叫，起初小阿舅和我应和着，然后模模糊糊中，我看到鸽子列队，每个小小的身体都套着酱红色的毛衣背心，它们在天空飞翔，翅膀一起一伏，小阿舅起来，把毛衣盖在我身上，他坐在边上的椅子上，我睡着了。
到后来，文化宫里进进出出的演员和职工看到我，都认得了。他们机关里过元旦、办联欢会，也叫小阿舅去，看到我，也抓一把糖给我，对小阿舅说：“你的尾巴来了。”
过了元旦，差不多就进入我家最冷清的时候。我妈已经从厂里车间调到办公室当干部，新春是食品厂的出货高峰，正月十五前她都扑在厂里。我爸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年夜饭总是和不能回家的外地学生共进。
小阿舅说：“文化宫食堂也放假了。我们去哪家吃年夜饭呢？”我说：“小阿舅去哪里，我去哪里。”小阿舅蹲下来，刮着我的鼻子说：“回答正确。”
我们在菜园里架起小煤炉，小阿舅列好单子，一天做一样，年二十五炒瓜子，年二十七水笋烧肉。年二十九，我们还做了蛋饺。我在铁勺里放入蛋液。小阿舅在炉火上持勺晃动成蛋皮。我加入肉糜，然后对半合拢。到了年三十这天凌晨，小阿舅五点起床，推我起身。我迷迷糊糊也起来，他帮我穿上袜鞋，说：“买条鱼去。年年有余。”
小菜场里光线昏暗。我还未醒透，只觉得一切影影幢幢。营业员们在各自摊位前做开市准备，随光线，他们的身影被拉长，肉摊头前师傅高举大刀，乒乒乓乓，声音可怖，我赶紧走快几步，手伸进小阿舅裤兜，攥紧小阿舅的手。
小阿舅把右手插进裤袋，挽着菜篮，踏过湿漉漉地板，带我走到鱼摊位前。门口早已有一支队伍。队伍中间，每间隔几人，有两块砖头，一只搪瓷小脸盆，一段团起来的草绳。这是菜场里的约定俗成。一样物事代表一个人在此排队占位。
小阿舅走到草绳前面，这是队伍前三名位置。低头刮鱼鳞的营业员抬头看小阿舅一眼，说一声：“你也晓得来的啊。”她还想要说什么，但转眼看到我，又什么也没说，只从摊位下面掏出一条黄鱼，重重扔进我们的菜篮。
排在我们前面的阿姨探头过来，愤愤指着我们菜篮里的说：“这条明显新鲜。”卖鱼的营业员呼地扑过来，把这阿姨菜篮里的鱼拿回摊位，往鱼堆里一扔说：“不卖给你了。”那阿姨说：“你什么态度？”卖鱼的营业员说：“你看见人家断手了吗？人家是为国家负工伤。你要少只手，我这个摊头的鱼都留给你一个人。”阿姨面孔赤白。后面排队的人起哄说：“过年啦，不要吵。”又说：“不买鱼的走开，后面辛苦在排队。”
小阿舅不响，把盛放黄鱼的菜篮递给卖鱼的营业员。她戴着手套的手在毛巾上一擦，抿了抿鬓角垂下的一缕头发，开始过秤。把鱼递给我们的时候，她看看我，又努嘴看小阿舅。
小阿舅说：“我阿姐的儿子。”推我说：“叫阿姨好。”我叫了一声。边上划黄鳝的师傅凑过来说：“叫舅妈好吧。”
卖鱼姑娘扬起一瓢水打跑了卖黄鳝的，这才低下身子来回答我说：“真乖。”又说：“小朋友眼睛大大，卖相交关好。”小阿舅凑上去说：“小朋友长了好看，你知道为啥？因为三代不出舅家门。”卖鱼姑娘伸手过来，推了一下小阿舅的左肩。
小阿舅四顾，似乎担心别人看见，又似乎等着别人看见，他笑着说：“腥气吧。”
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爸爸被大学公派去英国进修。至于我妈，读出大专，又在夜大读出本科。当她从厂里被选拔到区委机关的第三年，机关在近郊的新公房里分给我们仨一套两居室。
小阿舅每周末换两次公交车，从市中心赶到我家，有时嘴里咬着钉子，有时嘴里衔着刷子，帮我们在厨房靠墙装了一张折叠桌，又把大小两间卧室四壁刷白。
这天我妈难得到家早，到家仰头欣赏工程进展，放下公事包，从小阿舅手里接过工具，又递上毛巾，拉过他，叫他蹲下，给他擦后颈上的墙粉，一边嘱咐我去给小阿舅倒茶。
我端水进来，见小阿舅孩子一样，一动不动，蹲在我妈膝边。
小阿舅说：“阿姐，到底是你有出息。”
我妈平时骂我高亢嘹亮，但此刻她的声音低到几如耳语：“没有阿弟，没我今朝。”
我妈说：“他爸如果还回来，起码也是五年后。阿弟来，和小奇住一间。我买张高低床。”我狂喜，进屋放下水杯，拉着小阿舅的右手不肯放开。
小阿舅站起身，勾起右手，如力士展示肱二头肌。我跳上去攀在上面，两脚腾空，如荡起秋千。我妈看着我俩笑，揉了揉眼睛。
我妈越来越忙，常常有司机开车到我家楼下，接她去开会。我在学校里成绩中下，但老师们待我特别客气。比如我们同学几个争夺游戏机，后来大打出手，互扔词典和砚台，撞碎了一扇玻璃窗，班主任训其他几个同学如训灰孙子，看到我时声调就降了下来，还问我有没有受伤。
这天我妈照例没空，小阿舅接到电话到学校接我。我见小阿舅又高又壮的个子，晃着空袖管走到家长群里，好像一滴清洁剂掉落水中。身边人退后一些，让出一个圈。忽然有人轻声说“副区长家的阿弟”，一时那一圈空隙又不见了。家长们客气地推让小阿舅第一个进来接我。
我自知犯错，低头不吭声。小阿舅说：“先回一趟文化宫。”
搬去新家后，我已长远不来文化宫。默默跟着小阿舅走进大门，只觉得围墙变矮，房子看上去也小了。小阿舅说：“等我分好报纸，再拿点东西一起回家。”我点头，踢着草坪一角。我在这里学会走路，每一棵树我都认得。现在我已经长得快和小阿舅一样高了。它们还认得我吗？
我走到草坪中央。池塘看起来几乎迷你，上面立着小天使雕塑，是真人孩童大小；日晒雨淋，身上斑驳一些，双手依旧紧贴脸下。
脚步声响起，是小阿舅走到我身后。他说：“你知道这个雕塑派什么用场？”我摇头。
小阿舅说：“我也是听此地老人说，原先一些外国穷鬼到上海来淘金，金没淘到，死在上海，又没家人，其他侨民就出资在这里帮他们立尊雕塑纪念，名叫守护天使。”
我说：“我看像一只大鸽子。”
远看或许会以为天使闭着双眼，但其实走到跟前才能看清，天使双眼没闭，但视线向下，并无聚焦，仿佛孩子疯玩后的力竭，此刻对着池塘发愣，是已渴睡至极。天使在水与陆的分界点，也是站在醒与梦的中间。
小阿舅把一样东西放入我的手心，我摊开一看，是一枚小小的鸽蛋。小阿舅说：“已经另辟地方在造新文化宫了。我们这个花园过几年就要拨给外国公司办公。上面叫我把菜园拆了。鸽子我放了，打扫的时候发现落下一只蛋，就想着送给你。今天阿姐叫我去学校，我还当是你考得好。”
我说：“小阿舅，对不住。”
小阿舅说：“小奇，你爸妈争气，你也要为他们争气。”
我耳朵发烫，低头端详鸽蛋。
小阿舅和我回到家，在鞋盒里塞满报纸和棉絮，做成保温箱。他往热水袋中灌上热水，再把鸽蛋放上去，把温度计放在鸽蛋边上。将一块旧毛巾盖在上面，上面开着台灯。每天早晚，他和我各负责给蛋翻一次身。二十三天后的那个早上，小阿舅到上铺推我。晨光初露，从下垂的窗帘透入室内，淡淡的青色中房间里响起一片唧唧的声响。是小鸽子破壳了，张嘴叫个不休。
小阿舅说：“我们约定过的。等小鸽子孵出来，你要怎么样？”我和他拉钩说：“考进前三名。”
我考高中这年暑假，我爸总算回国。但他时差还没完全倒好，就被叫去浦东上班。那里一片滩涂，我爸去一次非常不方便，总是带上换洗衣服，在那边住一周才回来。
我也乐得没人管我。我在学校里刚学会打网球，如今中考结束，暑假悠长，我几乎天天都要和小阿舅一起去文化宫。他看门的时候，我在里头自己挥拍对墙打一个上午，然后去洗澡，和小阿舅一起在食堂吃午饭，下午再回家看书温课，等小阿舅买菜回家做晚饭。
暑假过半的那天，我照例在打球，忽然下起雨来，那种上海夏季例行的阵雨，街上传来人们四散奔走避雨的脚步声。我因为等着要去冲澡，索性也不急着避雨，慢慢收拾球拍，快走回大楼时，看见栅栏外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用一件外套蒙着头，看起来完全被淋湿了，但一动不动。我不由走过去，发现这个人正眼巴巴盯着门卫室。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不好意思进来躲雨，于是我跑过去，想叫这个人放心，可以去门卫室躲雨。可就在我走近的时候，发现门卫室的门开着，小阿舅站在门口，雨点打在他头上，他湿了半边，却好像浑然不觉，他也在看着这个淋雨的人。
小阿舅脸上的表情我从没见过，似乎很痛苦，又似乎很凶，好像在哀求，又好像在赶人走。但我看得出，他认识这个淋雨的人。
我放慢了脚步，远远在雨幕里看着他们。他们隔着几步路，互相看着对方，但谁都没有说话，也没有移动，真怪。直到那个淋雨的人缩回一只手，摸出一把折叠伞来，打开，然后放下蒙着头的外套。
我认出她来，菜场里卖鱼摊位的阿姨。
但她没有说一句话，撑着伞走了。小阿舅变了脸色，他左臂的空袖子落了下来，瞬间被大雨弄湿了。他抓了两次门把手，最后走到雨里，抓住门边，这才关起门卫室的门。
说不出为什么，我一时不敢走过去，只能绕去主楼洗了澡。午间我去叫小阿舅吃饭。他看到我来，抬头笑笑，像大病初愈的人那样，从抽屉里取出饭碗和筷子给我，说：“今天小奇先自己去吃吧。”
我说哦。
我走出门卫室，快到主楼，又折回门卫室。雨早就停了，只剩玻璃窗上的水，眼泪一样滑下来，凝结成很大很大的一滴一滴，大声落下。
小阿舅一个人呆坐在门卫室，香烟烧到他手指。他被一烫，才一动，低头摁灭烟。
这年岁末，爸爸做主，开车带妈妈、我和小阿舅进入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电视塔已经结构封顶，上面发射天线钢桅杆已经安装就位。塔内大厅正在装修，观光层在调试照明设备。父亲豪情万丈，也顾不得和我们细聊。别人过来叫我爸：“高工，高工。”我爸和我妈应声走过去，留下小阿舅和我。
我们甥舅站在上海至高处，俯瞰全城。
黄浦江阳光下发亮，如拉链合拢，将浦东浦西聚在一处。我们试图在变化了的地标边上找到自己的家，试图认出文化宫。岁末文化宫已经在清点打包，即将搬迁去别处。老房和花园在大修，外面都是脚手架。
不过从高处看，哪里还能辨认出来？只见浦江两岸，处处有工地在施工。处处欣欣向荣。江上点点船只，兴兴勃勃，我们辨认四川路桥、乍浦路桥和外白渡桥，都像指甲一样细细一条。桥上的路人，更是几乎看不出。
倘若真有神明在高处俯瞰，这城中那么多人，具体到一户一家一人身上的喜乐哀愁，能否被听到？
我已经和小阿舅一般高，我拍着他的肩膀，和他说看这看那，小阿舅沉默下来，凝视上海，久久不语。
这晚破例在饭店吃饭。父母点菜。小阿舅和我去洗手。我先回到包房，在门口，听到父母在房间里说话。
我爸问：“阿弟朋友谈得如何？”
我妈说：“不提了，出国潮，卖鱼姑娘去日本嫁人了。”
我爸说：“怪不得。文化宫也要搬走了，他以后去哪？”
我妈说：“他能去哪儿？”
我爸说：“要不你给阿弟介绍个新工作？”
我妈说：“现在不比以前，到处要讲学历。市场经济了，高工，不是我不介绍。再说你不在家、我不在家，家里总要有个大的看着小的吧。”
我爸不响。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的阿弟，你拿主意好了。”
我推门进去，父母转变话题，接着小阿舅也来了。一家人坐齐，服务员开始上菜。窗外是浦东新景，点点灯光，到处在变样。我爸说：“看吧，烂泥渡路不再是乡下地方了。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了。”
小阿舅举杯，说：“有时觉得，这个上海，已经跟我没啥关系了。”
我妈说：“阿弟放心，我家就是你家，以后就住我们家。”小阿舅起身要说什么，我爸给他倒酒，他又坐下。
我爸说：“阿弟帮帮忙，还有三年，帮我看牢这只小鬼。”
高二结束那年暑假，八月末，十七号台风到达上海以南大约400公里的海面上，上海连续暴雨，市区东北大风8级。电视台天天在放各级单位迎战台风暴雨大潮的新闻。小阿舅乘雨势略小，说要赶紧出门买菜，回来浑身湿透，像是蹚过大河。
晚饭过后，我俩凑在屏幕前努力辨认，看看能否看到我妈。我爸是早就打包了衣服睡在了陆家嘴工地。我妈在机关值班防台，已经十天未见人影。
半夜，我被不断撞击的呼喊声吵醒，醒过来一片黑暗。我侧身拉到线绳开灯，窗外风雨大作。
原来有一截树枝被吹到我们窗台，不断敲打玻璃，如有人急促叩门。我下意识地往下铺一看，小阿舅的位置是空着的。我以为他去上厕所，便叫他。
无人回应。
我翻身下床，家里统共两室，另一间是父母的卧室。此刻应该没人，却分明有声响，窸窸窣窣。
我摸到桌边的网球拍，紧紧捏在手里，犹豫再三，壮着胆子走到隔壁大卧室，摸着壁上的开关，亮了灯。小阿舅躺在我父母的床上，边上毛毯高高隆起一团，散出一把长发。
小阿舅喘着气说：“小奇，是我。”
我看到床脚散落玫瑰色胸罩。蕾丝细带的内裤。小阿舅说：“她……她们楼下发廊进水了，外面雨太大了。我才让她上来。”我刷地红了脸。
我们家楼下，沿街一列商铺里杂着一家发廊。成日半拉着窗帘，开着粉色的灯，照亮几个半躺在沙发上的穿吊带的女人。
这么脏，现在躺在我爸爸妈妈的床上。我只觉浑身血气上涌，抡起网球拍，就奋力砸向床中。毛毯里的人吃痛，哇哇叫起来。我扑上去要掀毛毯。
“滚！”我吼，“这是我家，我家！你们什么东西？”
小阿舅赤裸着身体翻过来，紧紧护住毛毯，他左臂残肢的肉剧烈抖动，灯光下发白。
他用几乎哀求的口气说：“小奇，你先回房间。我们马上走。小奇，求求你不要和你妈妈说。”
像有人用消防水龙头在冲刷我家窗户那样，外头的雨倾倒下来。
小阿舅说：“小奇，我没有别的去处。”他回头看我。
他哭了。
高三一年我都住校，连寒假都没回家；只有当中换季的时候，我特意叫上几个同学陪我一起回家拿衣服。小阿舅开门看到我，又看到我同学，又看看我，就转进厨房。我打包好衣服准备出门，小阿舅赔笑地指着桌上冒热气的三碗山芋甜汤和一碗切片的橙子。同学们迟疑片刻，看我要不要坐下。我拉着同学扭头就走。
走到楼下，同学问：“高奇，你们家保姆怎么只有一只手？”我说：“嗯。”另一个同学说：“像《神雕侠侣》里的杨过嘛。”我说：“我们去吃炸鸡吧，我请客。”
1996年酷暑中，我高考前夕，外婆去世。妈妈请假扶灵回鄞州乡下，要将外婆安葬在外公身边。我考完最后一门，连夜坐火车到宁波城里。出站时，看到人群里，高高壮壮的独臂人。是小阿舅来接我。
偏偏是他。
我们坐车去乡下，一路上，我不吭声，他看我脸色，也讪讪地不说话。我太累了。半路晃啊晃着睡着了。醒来发现车还在黑暗中开着，只有车灯照出两边的庄稼。司机开了窗，夜风呼啦啦吹进车厢。我们在一片稻浪上夜航。仿佛此刻全世界就只剩下我们这条小舟。
我抹了一把脸，这才发现自己的头不知何时贴到了小阿舅胸口。我闻到小阿舅身上汗味。他挺直坐着一动不动，只有肚皮一起一伏。往日都到眼前来。
车身颠簸。我们都被一震，下落时，我的头敲在他的肋骨上。他下意识右手伸过来，想摸摸我的脸。我们有一年没有说话了。
我没有避开。
但他却把手缩回去了。
他看向窗外。
小阿舅轻声说：“小奇，对不起。”
翌日上坟。外公去世不过一年，但墓前草已经半人高。我辨认上面外公外婆名字。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全名，现在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刻在这对夫妇墓碑后面，让我觉得怪异。仪式结束后已近中午。死者所有后代集齐，在当地订了餐馆吃饭，坐满一桌，在我记忆里是头一回。
炒菜撤盘，开始上点心时，大舅妈清清嗓子，说：“铝厂你们知道的，大舅舅已经下岗。我们就一个独养女儿，讲到结婚，将来的事情都难讲。我们总归在老房子里等死。”又说：“有的人做了国家干部，高风亮节点，老房子让给老百姓算了。”
大舅舅闭眼嚼菜。大表姐在拆鱼。我爸低头喝白开水。我妈不响。我转到边上问服务员找厕所。从厕所出来，看到小阿舅从我面前一闪而过。
他走进后厨，单手直接提一把菜刀上来，放在我们一桌台面，面不改色，笑笑晃着空袖管。他用好手捏根牙签，慢慢剔牙，说：“阿嫂，来，来，继续讲，讲给大家听听。”
回到上海，九月即将开学。我到大学报到前，我妈忙进忙出，不住添买东西，只觉得为我准备不足。爸爸说：“小鬼比我还高了，你忙啥？”这话腔调，俨然我妈。但这位女强人忽然伤感，非拉着我爸，两个加起来一百岁的人，一人背一床被子，一人拖拉杆箱，剩下我两手空空，打车到校。我本来想嘲笑她不必多此一举，但跑到宿舍一看，一房间都是家长，倒把新生都挤了出来。
我妈张罗着给我擦桌子，又要打开水。我低头看见老妈颅顶全白。妈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娇小？我扶住她的腰，任她攀着高低床的楼梯爬上去，给我的蚊帐打好所有的结。
报到这天傍晚，有人在宿舍楼下喊我名字。我刚洗了澡，头发还是湿的就冲下楼去，因为和女同学约好去买电脑。
来的人却是小阿舅。
小阿舅笑笑，右手提着一个保温桶，说：“早上去菜场里买的活杀的鸽子，给你炖一碗汤。”我说：“喝了多少年了。”小阿舅笑着说：“才十八年。高才生数学也做不来了。”我拉他到操场边的凉亭坐下。
小阿舅摸着口袋想抽烟，但看看周围的学生，又把打火机放回口袋，目光贪恋观察校园，说：“蛮好，蛮好。”他示意我喝汤。我并不想喝，但不忍拂他好意，只好旋开盖子。小阿舅从上衣口袋里郑重拿出一样东西，塞在我手里。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一份存折，写着我的名字。
小阿舅说：“你外公外婆的房子卖了只得这些，平分三份。这份是我的，全给你。现在做大人了。男人家，总要点钞票傍身的。”
我推给他：“小阿舅自己留着。”小阿舅笑：“三钿不值两钿。你别嫌少。我留了做啥？我又没成家。”
话到此处，我俩沉默下来。
然后没头没尾地，小阿舅说：“你放心，以后绝不会让人……让人弄脏你家。”
我一时语塞，低头说：“我家也是你家。”
小阿舅摆摆手，环望四周。
夏末时分，凉亭边美人蕉红艳夺目，沿凉亭外的走廊一溜，茉莉种满，此时正在盛放，小小白花，极香极香。小阿舅说：“送到这里，我也算功德圆满。”
小阿舅说：“小奇，人到最后进棺材。棺材合拢时，要儿子来敲钉。外公外婆死的时候，都是我和你大舅敲钉。”
小阿舅说：“等我死的时候，你来敲。”
油封鸽子汤，原来是这样滚滚烫。我喝一口，全堵在喉咙口。
校园广播响起，放送一首流行慢歌。走过成群女生，不知讲到什么笑话，笑声清脆。不时有骑自行车的师生打着铃飞驰而过。还有操场里，同学们投球扣篮和彼此呼喊的声音，交织着头顶梧桐里的蝉鸣，阵阵声浪，远远传来。
落日余晖。空气凉爽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