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有时候总会在不经意间跳出来，鲜活如昨。
秋天已经来了好久，气温仍是居高不下。好在季节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入秋以后，早晚还是有凉爽的味道。晚饭后散步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都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倒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两人各自忙碌了一天的工作，只有这个时间段才是最放松的。我们一边走一边聊，不知什么时候，天边的晚霞像调皮的孩子，没头没脑地躲进暮色里。
街灯渐次亮起。火车站广场前，一位保姆阿姨推着一位老太太散步。她们想从人行步道上来，但是轮椅卡在两根障碍柱之间没法动弹。“大姐，需要帮忙吗?”我走了过去。“哦，那太谢谢了!”我在前面用力将轮椅抬起，她则抬起后轮，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轮椅解放出来。“谢谢你啦!”我摆摆手，微笑着看看轮椅上的老太太。“咦，您不是邱老师吗?我认识您呢!”本来面无表情的老太太睁大双眼，又惊喜又不解：“你是哪家的姩?看着面生呢。”我半蹲下来，握住她的手，报上了我父亲的名字。她立刻激动起来：“哦!哦!像你父亲，这眼睛特别像。”老人的话匣子一旦打开，想要收住不是件容易的事。她对我大哥记忆特别深刻，一个劲儿问：“小华现在在哪里工作?是教书吗?当领导了吧?”我如实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互相道别。
邱老师不是我的老师，从严格意义上讲，他是我大哥的语文兼音乐老师，是我父亲的同事。邱老师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彩云，天上的云朵本就自带仙气，彩色的云朵更是美不可言了。在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她在中学她任教。那时的我虽然年龄尚小，但她留给我印象最为深刻。记得那是下午放学后，我又偷偷摸摸来到大哥初三(1)班的教室外，里面传来欢快的歌声：“春天马格叫呀哈咳，春天斑鸠叫呀哈咳。”透过门缝，看见大哥哥大姐姐们双手在桌子上用力地拍打。讲台上，一位身材中等，剪着短发的女教师双手左右开弓，右手拿一根扫把柄当指挥棒在讲台上打节奏，左手在划着弧线。她唱一句大家跟唱一句，那是我听到最为动听的歌声，对音乐毫无感觉的我竟坐在教室外，跟着唱起来，手里也拍打着节奏：“你在那边叫呀哈咳，我在这边叫呀哈咳。”这支歌到现在我仍然会哼唱，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因为遇见彩云老师，儿时记忆中的几位和她一样的老师全部从记忆深处一股脑儿涌了出来。有些老师的形象已经很模糊，有些老师我记住了他们的长相与秉性。大脑真是一件神奇的东西，多年前的印象能够在大脑深处藏住如此之长的时间。
记得有一位打扮十分时髦的金老师，高挑的身子，软糯的语调，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听父亲他们议论才知道金老师是上海下放知青，来乡里接受劳动再改造来了。好像金老师在中学教了没几年便回了上海，从此与大家断了联系。还有一位费老师，精瘦的样子像极了现代家庭剧中有文化但尖酸刻薄的婆婆形象。她是邻县人，说话温柔。她经常坐在父亲房间檐下聊天(每位教师都有一间单人宿舍)。而我们几个教师子女和许多顽皮的孩子一样，在他们之间穿来穿去。费老师从不把眼光落在我们这些小孩儿身上，大人有大人的话题，孩子也有孩子的乐趣。金老师和费老师的姓氏一度成了我们这群孩子中的笑料，方言中的“金”与“精”“费”与“肥”发音相似，我们就笑话她们是精肉和肥肉。现在想来，应该是当时没听过这样不常见的姓氏，所以才会以此为乐子。
最令人费解的一位老师，倒真记不起他任何样貌特征，连姓氏也忘了。只知道关于他的一件奇事，他竟然喜欢吃蛆虫!这在当时可是爆炸性的新闻，若是搁在今日，他一定会上头条成为热搜榜首。三伏天，他买来三两斤猪肉，用绳子挂在房间天花板上，再用一个塑料袋(应该是蛇皮袋)，将猪肉包裹严实，不出三天，猪肉里蛆虫涌动。他把蛆虫放进油锅里炸得金黄酥脆，他还对父亲炫耀，说是蛆虫高蛋白，营养丰富。我想，蛆虫应该和我们现在吃的炸葛虫一个味道吧，只是那蛆虫，稍微加上点想象力的话，让人实在下不了口。
一个人能给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长相，就是缘于才华，当然，另类的也是叫人记忆深刻的。柳老师属于后者，他留给我的感觉不像老师，像是老板或者是电视上的人物，总觉得他在教书这件事上是不上心的，有些痞痞的样子。柳老师总是游手好闲，最喜欢背着鸟枪到处逛荡。那时候的人们可没有保护动物这样的高觉悟，下课后，他经常背一把鸟枪在中学后面的竹林里转悠，收获也只不过是几只麻雀之类，但他乐此不疲。倒是后来一件事让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母亲得了很严重的胃病，有人说需要用乌鸦做药引子。刘老师听说后，想尽各种办法先后给母亲送来八只乌鸦。
清清浅浅，日子不紧不慢。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一段时光会印记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而我却并不曾在他们的记忆中停留。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缘分并不需要抵达，有些情感也并非一定要双向奔赴。他们谁会知道，在小城的一角，会有一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女人会想起他们。有人说被人惦念是一种幸福，那坐在阳台上写下这些文字，在记忆中徜徉的人不也正在享受幸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