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夏难捱，味蕾也寡淡，便有些疏于厨事。每以绿豆米粥，配馒头面包实腹，或者佐以小碟凉菜，吃饭的事就算妥了。心下以为，舌上简朴，可以让身形轻盈，也是美事。
岂料，近日得两件礼盒，内置一组香菇酱菜，凡六瓶，微辣、香辣、原味、牛肉味等。琥珀色的酱糜，皆覆以清亮的茶油，透过清亮的玻璃瓶，看得人食指大动。开盖后，一股鲜香气，鱼饵般抛来，撩得心底各种馋意撅起。
先盛之以小碟，再用盅，最后连瓶上桌。举簪挑瓜子大一坨入口，牙舌间仿若插进了一片开启食欲仓库的钥匙，味蕾醒了，胃口也四敞八开，后来得以汤勺子大勺大勺往嘴里运送，方觉痛快。我的饭量，被这几瓶香菇酱一鞭子抽过来，就如野马脱缰，无法管控了。看清了标签，是“十三村”的牌子货，我湘北家乡的东西。
现在，提起这酱，就嘴里涌涎。
见美食而口舌生津，是人本能的生理反射。奇怪的是，我见到这来自老家的酱菜，引起的感觉不止如此，还有强烈的情感反射。那些与酱菜有牵连的事，在脑子里鸣金而返。
记忆里，酱菜是湘北人家餐桌上的重头戏。大街小巷的门户里，少不得有几坛酱菜，尤其生活被贫穷的尖牙利齿撕咬得疼痛时，“下饭”的酱菜，就成了家家的必备。一碟酱，吃一顿饭，也是常事。主料多从乡下地里长出，豆子、辣椒、萝卜、瓜果之类，洗净后上火蒸，摊晾控干水后，揉入辣椒姜蒜米、盖薄盐入坛，酿数日便成。
母亲最拿手的是“腊八酱”与“霉豆腐”，把煮黄豆或老豆腐摊在簸箕上制霉，待豆子与豆腐们长出一头白发，佐以配料入坛。因为它们好咽饭，就长年占驻着我家餐桌。
物资匮乏年代，酱菜居家，有些许生活的霜寒，也有喂大我的功劳。
那时，我最喜欢的差事，就是遵从母亲的吩咐，到洞庭北路那家青瓦木梁的酱菜铺去买辣椒酱、“簑衣萝卜”之类。隔着木柜台，店员从身后水缸大的坛子里，夹几串粘糊着红辣椒的腌萝卜，用两片干荷叶，横一卷纵一叠，搁秤盘一称，再动作麻利地递交我。
路上，我会悄悄把荷叶抠出个小缝，撕一丁点萝卜解馋。若是买二三两豆瓣酱，店员亦是用苔绿的荷叶做容器，卷成三角筒形，包成粽子状。我也有法子，挤一两滴出来，舔一舔。
当年，初到长沙谋饭食，阮馕羞涩，我常到菜场买芝麻酱当零食。周末窝在房里，边看书，边用一支长柄小勺，轻轻剜一点搁到舌尖。它的绵软纯香，伴着细碎轻柔的翻书声，治愈了一个外乡女孩的寂寞。
那年收拾行李负笈伦敦前，我在箱子里悄悄夹带了一瓶芝麻酱，一瓶辣椒酱，都是湘北口味。出门在外，故乡无法打包带走，就带上她的味道。在北伦敦的科林德尔，我以鲜香的家乡两酱，就着长长的法棍面包，细嚼慢咽，似把洞庭湖的波光与湘江的月色都装入了肚子。而桌上，总有一杯君山毛尖，冒着腾腾热气。这时，窗外静悄悄的，只有黑人清洁工乔万尼，正用长帚在清扫园外的落叶。有酱相伴，面对窗外寂静的房子、树木和异国的人事，便不觉得离情太重。
说实话，酱菜这种东西，对我而言，有一种久而醇香的味道。有家乡老岁月的亲切，可以咀嚼，可以拥抱。我往昔的烟火日子，与酱字贴得很紧，掰都掰不开，以至如今一看到酱菜，便会打开心中那股似乎前生就备好的欢喜情绪。
前些时日，顺着那缕香菇酱的味道，我来到湘北的“十三村”。原以为“村”字后背，站着一些小打小闹的制酱作坊，却不料，此“村”竟是一家有村庄魂、工业魄的民营企业。
走进厂区，如置身绿野远村，眼前车间屋舍皆被李树，无花果，杨梅等果木环绕。成熟的杨梅，红宝石一样缀满枝头;浓密的枝叶后，悬挂着二百多个人工安置的木窝，叽叽喳喳的鸟们，在其中飞进飞出。空气中，漫溢着花草、池塘、果实的清新气味。“十三村”厂子的创办人李国武，是临湘“土著”，瘦小精干，内心却蜇存着大抱负。他守着老辈人留下的工艺旧矩，不添加，不凑合，坚持做自然发酵的良心食品。他的厂区，以树花、甜果、雀影，往工业惯常的坚硬、冷冽里，注入了布衣蔬食的温情。
难怪“十三村”的香菇酱这么有味，原来制酱人把质朴、厚道揉入了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