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灯火阑珊发布历史故事《为了鼓励生孩子，中国皇帝操碎了心》，内容如下：
中国是从何时开始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
据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整理的历史数据，从公元元年至16世纪，印度人口规模都大于中国；直到1600年，中国才取得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虽然此后也有一段时期，两个国家在人口规模上交替领跑，但是至少自1700年起，中国便牢牢守住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
达到这个地位并不容易，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候，政府都是在鼓励生育的。
生孩子，配保姆，发粮食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劳动力的多寡和耕种土地的面积直接影响国力强弱。为掠夺国土和人口，战争成为常态。连年的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增殖人口除了能为国家带来更多赋税、服役人员和兵源，还关系到家族的生息与繁衍。
中国官方以政策推动生育的具体记录，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国语》一书中的《越语》，也记录了越王勾践时代鼓励生育的政策：女人生产时只要通知政府，政府就会派大夫帮助孕妇生产。生男孩，奖品是两壶好酒和一条狗；生女孩，奖品是两壶好酒和一头小猪；生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生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
三国时期魏文帝称帝之初，百姓经历战乱，需休养生息。御史大夫、安陵亭侯王朗上疏“劝育民省刑”，其中提到：“嫁娶以时，则男女无怨旷之恨；胎养必全，则孕者无自伤之哀；新生必复，则孩者无不育之累。”
在唐朝，唐太宗将生育率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指标，这一政策被后世的许多君王延续。同时，又出台了很多人性化的婚育政策，以鼓励生育。比如，凡是有成年男性的家庭，朝廷奖励100亩土地。女子出嫁时，国家也会奖励30亩土地。
宋朝效仿唐朝，也将人口作为考察地方官员的标准之一。
据《宋史》记载，两宋时期长期推行鼓励民庶多生多育的政策。宋高宗颁布“胎养政策”：“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也就是说，再穷不能穷生育，如果养不起，政府贴钱。
尽管宋廷的“胎养令”要求所有州县必须给辖下的贫困之家发放生育补贴，但由于财政资金紧缺，或因吏治腐败，“胎养令”实际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如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有臣僚反映：“顷常指挥州县，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钱四千，后给支义仓米一石。然近于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
为弥补“胎养令”的不足，地方官员和士大夫发起社会化养儿基金——“举子仓”或“举子钱库”。宋朝政府规定，每户贫困产妇生下一胎，给米一石，发钱若干。贫困家庭无力养孩子，政府会动用财政资金和社会公益基金帮助老百姓抚养孩子。
在多项政策加持下，公元1223年，南宋加金国人口达到1亿多。
后来，元世祖也推行了很多利于人口增殖的婚姻政策。按《元典章·户部·婚姻》，嫁娶聘财和宴会均按上、中、下等户类分别作有明确规定：品官之外的庶人嫁娶聘财，上户一百贯，中户五十贯，下户二十贯；宴会高下，品官不过四味，庶人上、中户不过三味，下户不过二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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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还对多胎生育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据《元史·世祖本纪一》载，中统二年（1261年），“河南民王四妻靳氏一产三男，命有司量给赡养”。
明初，政府即将“田野辟，户口增”作为中原之急务，制定并推行了若干刺激人口增殖的婚姻政策。如鼓励早婚，“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十四以上，并听婚娶。”男子16岁、女子14岁时便可以结婚。
清朝也采取多方面政策鼓励生育。朱元璋向贫困家庭发放钱财、粮食和乳娘，缓解其生育压力。1662年，康熙帝下诏规定老百姓一次生多个孩子、男女并产，官府奖励5石米、10匹布。到道光皇帝时期，清朝人口增加到4亿人。
为促生育，减税
为更好地照顾怀孕和生育期妇女、抚养子女，古代官府还常免除其丈夫或家庭的赋役负担。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产假。
农业税是中国古代历朝最重要的税收。秦汉之后，中国的税收主要是根据一户人家的“丁口（男丁）”来征收。也就是说，不管你的家庭拥有多少土地，所缴纳的税赋都按照“人头”来算。同时，成年男丁还要服徭役和兵役。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提到，由于刘彻连年征伐，增加税赋，将原本每人20钱的赋税提高到了23钱，征收年龄从7岁提前到3岁，以至于大量贫苦家庭无法负担新生儿带来的赋税，选择将其扼杀。
因此，历史证明，生育成本太高，赋税过重，会成为阻碍生育的重要原因。相反，如果一个朝代能轻徭薄赋，人口增长率会自然增高。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沿用汉朝的政策：“令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复其夫勿算一岁，着以为令。”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也颁布规定：“凡孕妇五月，无问男女，即经保申县，专委县丞注籍，其夫免杂色差役一年。”
到清代康熙时，政府提出“取消人头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期“摊丁入亩”，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鼓励民众多多生育。
可以说，中国古代历朝出现人口高增长的时期，都是人民处于稳定的、生活成本低的、易于生活的环境。
不结婚？有罪
出于人性化和生育、养育婴儿的考虑，古代政府对怀孕期的妇女一般都采取减轻刑罚或缓期执刑等政策。
在中国某些历史时期，曾限制僧尼、严禁私阉。比如，南北朝佛教流行，僧尼众多。北魏肃宗熙平二年（517年）令：“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有犯者，以违旨论。”
唐代佛教兴盛，寺院膨胀，唐武宗时掀起灭佛运动，强制“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增加了大批育龄人口。
明代，禁止育龄妇女出家。洪武六年（1373年）规定：“以民家多女子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
五代时期曾盛行权贵蓄养宦者的恶习。针对私阉男童为宦的恶状，北宋诏令“人臣家不得私养宦者……士庶敢有阉男童者不赦免”。
元代，养宦之风盛行，明朝建立后，洪武五年（1372年）规定“毋阉人子为宦者，犯者抵罪”。
单纯育龄人口的增加还不够，各朝政府还在想办法鼓励年轻人早点结婚。
据《国语·越语》记载，越国当时强制早婚，规定如下：“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汉惠帝也推行强制早婚措施，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公元前189年，刘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也就是说，适龄不结婚，要缴五倍人头税的罚款。当时，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国民，每人要缴120钱的人头税。
如此看来，历朝皇帝不但要操心自己的子嗣数量，还为全国家庭的生育问题操碎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