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甜菜发布历史故事《徐霞客：如果一生只能追寻一种意义，那就是旅行》，内容如下：
一根拐杖、一双旧鞋、一生万里
如果要盘点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旅行家，那么徐霞客是一个绝对绕不开的名字。
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
在《徐霞客传》里，这是徐霞客临终之际所留下的遗言。但其实，这段话是本传作者、明末清初的着名士人钱谦益自己想象、杜撰的。
钱谦益把徐霞客与张骞、玄奘、耶律楚材相提并论，并指出了徐霞客的不同之处——他从没有奉谁的命令而出发，没人护送、自筹旅资，以一名“老布衣”平头百姓的身份，靠着一根拐杖、一双旧鞋，完成了行走的壮举。
况且，他旅行的时代，也不是大一统的太平时代，而是兵荒马乱的明朝末年——农民起义、灾荒瘟疫不断、遍地流寇。因此，相比于钱谦益提到的另外三人，徐霞客的旅行，更显现出一份平凡中的伟大。
不过，钱谦益还是搞错一件事情，在真实的历史上，徐霞客旅行的重点，并不是西域，而是中国的西南。
今天我们提到西南，总不免有彩云之南、四季如春之类的想象。然而在四百多年前，云贵高原还是尚未得到完全开发的远蛮之地。这里不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而是由当地土司进行半封建、半奴隶制的统治。中原世界对这里的山川形制、人文风土，也是一知半解。
前往这里，相比通往西域所走的、自汉代就已经成熟的丝绸之路商道，更是凭添了未知的风险。
如果你真正选择去旅行而不是旅游度假，那么你一定会发现，大部分的旅行其实并不轻松。
独自旅行要做非常复杂的准备：对地区和路线的了解、对可能遇到的危险的把控，沙漠、草原、高温、寒冷、饥饿……哪怕在现代社会，我们有了更好的装备、医药和救援，深入荒野的旅行都可能有致命的危险。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徐霞客毅然选择以布衣之身冒死远赴一场并不能给他带来彼时儒家社会所公认的名望和声誉的旅行？
世界很大，但一个人的时间已经用完了
徐霞客，名宏祖，字振之，江阴梧塍里人。生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7年。
江阴属于明朝的南直隶常州府，这里邻近长江出海口，河网密集，是明朝后期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风气上也比较开放。
虽然徐家也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但父母对徐霞客没有硬性要求。父亲徐有勉就没有科举入仕，而是更喜欢游玩山水。
这种环境下，徐霞客从小就养成了正确摸鱼的方式。每次装模作样读四书五经的时候，其实都在看垫在下面的历史、地理一类的闲书，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壮游天下”。
十五岁他应付了一次童子试，没考中，之后就再也没碰过科举。在徐霞客十九岁的时候，父亲徐有勉“遇盗扼而死，其（徐霞客）遇此大故，哀毁骨立……如白衣苍狗，愈复厌弃尘俗，欲问奇于名山大川”。
徐霞客二十一岁至三十八岁期间，是他早期旅行中的观光揽胜阶段。1607年，弱冠之年已到，徐霞客决定动身。母亲王氏非常鼓励他，给他制作了一顶远游冠，目的是“壮其行色”。
这一时期徐霞客因为从小读到的地理历史作品，尤为崇敬向往中国北方，所以在旅行地点上首选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的名山大川。1623年徐霞客游历嵩山，慨叹“余髫年蓄五岳志，而玄岳出五岳上，慕尤切”。
另一方面，秉承“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自我要求，他的旅行计划性非常强，几乎没有过漫无目的的浪游，而是“定方而往，如期而还”，往往春天出游，短则十天有余，长则三月。
除了远赴北方的几场长途旅行，他在江南地区也有很多场短期旅行，游历了太湖、珞珈山、天台山、雁宕山、庐山、黄山等等多个地方。
1624年，由于母亲已经八十高龄，徐霞客打算停止出游，侍奉母亲。不过母亲为了表示对他的支持，做出了惊人的举动，和儿子一起旅游。当然，他们的两次旅行都限于徐霞客老家江苏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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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母亲的两次旅行是母子二人的最后时光，第二年，母亲去世，徐霞客守丧三年。
1628年，在守孝三年期满后，徐霞客再次踏上征程，游览福建金斗山、广东罗浮山。1629年，他由运河北上，在河北游览盘山、碣石山等地。
1633年，他再次北上京师，游览五台山和恒山。遗憾的是，记录这些行程的游记大部分已经丢失了。现存的徐霞客游记中，1636年以前的内容，仅有全书的十分之一。
时间来到1636年，五十岁的徐霞客感到“老病将至，必难再迟”，决定开始他的“万里遐征”。
此时距离明朝覆灭，还有七年；距离徐霞客去世，还有五年。在这生命最后的五年里，他从江苏出发，游览南方数省，深入云贵，探访帝国西南边疆。
这是徐霞客连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丰硕的一次出游，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次出游。
在浙江金华，他登上山顶，看落日沉入衢江的江水之中，写道：
夕阳已坠，皓魄继晖，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
夕阳已坠下山去，明月接着照耀大地，天地间万籁俱寂，一碧如洗，我俩真像是用玉壶水洗涤了骨髓，觉得体态身影都不同了。回想人世间忙忙碌碌，谁又知道有如此的清光照耀呢！
在江西，徐霞客穿着布鞋在当地向导认为无法通行的吉安白鹤峰的山崖间攀援。
刚过完除夕，徐霞客第一次看到了南方瀑布被冰冻的壮观景象：
时见崖上白幌如拖瀑布，怪其无飞动之势，细玩之，俱僵冻成冰也。
次日一大早，白鹤峰雨停雾起，徐霞客醒来推门，看到大雪覆盖着的千山碧玉如簪，一轮红日喷薄而出。
在徐霞客感慨自然之壮阔的同时，整个国家正在滑向覆灭的边缘。从北方到江南的大范围饥荒，飞蝗遍野；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席卷河南湖北。
当徐霞客穿过江西，经由湘江抵达衡阳的时候，正是张献忠的军队在湖北被官兵击败的时候，在他的身后是无数的溃兵和更多逃亡的流民。徐霞客的旅途没有遭到战乱的直接袭扰，但湘江两岸的匪患，还是给了他致命一击。
在《徐霞客游记》中，对那群土匪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
群盗喊杀入舟，火炬刀剑交丛而下。
那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失去理智的人，他们的刀刃不认识徐霞客，在船上胡乱地挥砍，木制的小舟不堪一击，很快倾覆，徐霞客也跌进了江水。他在冬日寒冷的江水里躲过了一劫，上岸后却已经“身无寸丝”。
友人劝他回家，下次再来，但徐霞客心中应该清楚，没有什么下一次了，到了这个年纪，遇到这样的风险，家人一定不会再让他出门，所以他“不欲变吾志”，坚持继续西游，并说自己带着铁锨，“何处不埋吾骨耶”。
他向着广西继续前进。那些今天被我们称为“桂林山水”的连绵山峦在召唤着他前去一探究竟。
他举着火把深入那些从无人迹的喀斯特洞穴，研究其中的石灰岩融蚀现象。他把这些所见所闻所思写入游记，留下了中国最早研究喀斯特地貌的地理文献。
1637年，徐霞客抵达贵州。在瘴气弥漫的贵州丘岭山林里，他要披荆斩棘，与毒虫和瘴气对抗。在黄果树瀑布下，他记录下贵州民生、经济的困苦——
为安邦彦所荼毒，残害特惨，人人恨不能洗其穴。
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第势为所压，生死唯命耳。
因土司纵容，甚至还有人掠卖人口——
土人时缚行道者，转卖交彝。如壮者可卖三十金，老弱者亦不下十金。
苦难而残酷的贵州大地最终给予他重创——数次遭遇抢劫、诈骗与背叛，徐霞客失去所有盘缠，甚至失去了和他一路同行的僧人朋友。
但是他答应过朋友，要带着他一起登上彼时中国西南的佛教圣地——鸡足山。
于是，他背起朋友的尸骨继续前行，誓要完成朋友的遗愿。
一年后，徐霞客终于得以进入云南，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两次登临鸡足山，撰写《鸡足山志》。
他跨过澜沧江，抵达他旅行的极限——腾冲，又折返北上，远游至云南丽江。
长期行走毁坏了他的双脚，到丽江之后，他已无法行走，但仍在坚持编写游记。1640 年，他病况更加严重，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到江阴。
1641年正月，五十六岁的徐霞客病逝于家中。他的遗作经友人整理成书。
登不必有径，涉不必有津。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
途穷不忧，行误不悔。
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
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这是康熙年间徐霞客的江南同乡潘耒为《徐霞客游记》所作的序言。
我在想，是不是有那么一刻，徐霞客的心中也包含着一丝丝的遗憾。当他站在腾冲的云峰山上向更远的南方眺望，却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向那里走去。这个世界还很大，但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已经用完了。
他从一开始就和前辈们不一样
明初的周忱写道，“天下山川之胜，好之者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文”，认为真正的旅游家必须同时“能至”“能言”“能文”，三者缺一不可。
徐霞客无疑把三者都做到了极致。但这并不是他所以能被人们记住的原因。
在他之前，伟大的旅行家有很多，汉朝的张骞，唐朝的玄奘，宋朝的丘处机，而他，从一开始就和他的前辈们不一样。
在徐霞客之前，中国古代人们旅行主要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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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郦道元写《水经注》，是为官之余的业余工作，可谓不闲不为。
像苏轼一路辗转黄州、惠州、崖州，是被贬谪的不可不为。
像汉武帝巡游天下，是彰显帝王权威的不阔不为。
像盛唐诗人们互相串联，饮酒唱和，遍访名山，是享受型的不乐不为。
像西天取经，是目的性为主导的不用不为。
而徐霞客呢，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介布衣，身处体制之外，不受官方委派，他的旅行是全然自发的，以旅途本身为核心。他旅行不为修身养性，也不是为了寻找文学灵感，而是把行走本身作为他的灵感。
路途上，他并不循例官僚士大夫的宦游，依照官道就近旅行。为了探究到异样的景致，“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
在水上，他乘坐一叶小舟，在地面上，就几乎全靠步行。遇到仆人逃跑的情况，还要自己背负全部的行李。因为不是官员，他不能投宿驿站。事实上，他也很少住客栈。除了投宿寺庙，一条小船，在白天是他的车马，夜晚就是他的客栈。
他作为那个时代的普通人，用这样的方式旅行，却留下了两百多万字的游记。所谓“古今纪游第一”，此言不虚。
在科学上，徐霞客是个十足的实证主义者。他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材料，否定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禹贡》中一些地理概念的错误，证明了岷江不是长江的源头，辨明了左江、右江、大盈江、澜沧江等许多水道的源流，同时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研究卡斯特地貌的人。
在文学上，他的游记在写作方式上摆脱了流水账式刻板的记述，让旅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书写，又进了一步。
对黄山的云海，在游记中，他有非常精彩的描写：
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
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干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
山高风钜，雾气去来无定。
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
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徐霞客旅行的关注重点，那就是强调对旅途本身的叙述。对动作动词和行动动词的巧妙使用，让词语形成的画面不仅鲜明，而且还有连续的移动感。而徐霞客自己就是这种种场景中的参与者，通过写作，他重构出运动的场景和此情此景中的身体经验。
用我们更熟悉的概念来说，这是徐霞客的主观叙述。
跟随他足迹与遭遇的变化，能看到他对自己心情和感受诚实的表达，感到他的悲哀、遗憾、快乐与狂喜。而那种直接的个人经验，正是旅行文学中最吸引人最能共情的地方。
生命的意义在于“再次出发”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徐霞客为什么要去旅行？
要知道虽然旅途困苦，国家飘摇，但徐霞客家中一直还算殷实，回家意味着上等物质生活和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几番经历生死风险，为什么每次都没有留下，而是再次选择出发？
其中，当然有外部原因，那就是明末的旅游热。彼时的江南地区存在着一个不爱仕途爱旅行的“亚文化”知识份子群体。
稍微看一下历史，就能发现，直到明朝末年，对于普通人的生活而言，他们的准则是：如无必要，概不外出。
明代的《徽州府志》记载：
嘉隆之世，人有终其身未入城郭者。士补博士弟子员，非考试不见官长，稍与外事者，父兄羞之，乡党不齿焉。
你要是不是科举考试、因公外出，无故接触外部世界，连邻里相亲都会为你感到羞耻。
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民间交流的日渐频繁，加之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思想解放，到了晚明，短短几十年，就风气大变，人们转而开始嘲笑那些足不出户的人，认为他们不合时宜，是土老帽。
这种移风易俗反映在文人群体中，就是“知”和“行”的并举。
从前，对于在野、出世的知识分子，人们对他们的想象是“采菊东篱下”，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的“卧龙”风格。
是和徐霞客同时代的董其昌，正式提出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第一次把行走和知识提到了对于读书人同样的高度。
王思任在《游唤·纪游引》中甚至按照旅游者身份、情趣和习惯等，将旅类型细分了23类：
官游不韵，士游不服，富游不都，穷游不泽，老游不前，稚游不解，哄游不思，孤游不语，托游不荣，便游不敬，忙游不慊，套游不情，挂游不乐，势游不甘，买游不远，赊游不偿，燥游不别，趁游不我，帮游不目，苦游不继，肤游不赏，限游不逍，浪游不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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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徐霞客的“同行”、旅行家王士性，他将山水上升到“老师”的高度，并把旅游看做是获得知识奥秘的一种途径：
昔人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塚，鱼龙所宫，无不托足焉，真吾师也。岂此于枕上乎何有？遇佳山川则游。
山泉神林，才是“真吾师”，在家枕着秋月春风的人，哪懂得这个道理？
这些思想都丰富了对旅行内容和意义的认识，也是徐霞客能数次远行的客观条件。是它们加持着徐霞客，让他成为那个时代走出书斋、走向大地的先锋。
那内部条件呢？徐霞客心里的那个出发点又是什么？
享受天伦之乐不是他的追求。在混乱的朝局中，大明官僚系统已经积重难返，他也无法改变什么。而旅行是他唯一能够确证自己存在的方式。在他的时代、他的处境下，旅行是唯一有力的实践。
一句“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他真的是在用毕生的认真的态度在对待旅行这件事情。这份认真，最终没有辜负他。
可是，就像万事万物的衰落那样，在满洲的铁骑入关以后，后人再论徐霞客，他以“性灵”“躯命”为依靠的壮游，在官方论定中，也只剩下了“刻意远游”这几个字。
时间还没过百年，后世已经不能理解徐霞客的所为。
康雍乾的知识分子，那些没有入仕的人，或是埋头训诂学的书本下皓首穷经，或是迷恋那些愈发精雕细琢的人造风物，沉浸在“东方巴洛克”的尺寸世界，他们忘记了那“一介布衣，万千山海吾独往矣”的气概。
或有二三隔空知己再次发现与编撰那本游记，但余下的也只是崇敬仰慕以及自所不能的感慨。
等到晚清民国开眼看世界的时刻再次到来，人们才会再次想起徐霞客。同为旅行家周游欧美的梁启超就多次评价和推举《徐霞客游记》，意在通过徐的毕生经历侧证，作为现代民族形态而新生的中华，也与西方诸国一样，并不缺乏探索与实践的精神。
更为人熟知的评价来自《中国科学史》的作者李约瑟，他评价徐霞客的游记“不像是17世纪的着作，更像是20世纪田野调查者的作品”。
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已经并不再需要西方的学者、论断来认出徐霞客，他的一生也不用再作为民族为自身证明的牌面。
个人的生命并非时时刻刻都与国家的命运相关，当一个王朝灭亡的时候，徐霞客依然在坚持着他的旅程，在他的路线上行走，在做他认为值得的事情。他和那些舍身护国的人、反抗压迫的起义者们一样，值得我们尊敬。
重点不是每个人投入到国家兴亡的奋斗中，我们可能都只是在自己领域和生活中的无名之辈，也许这种无名要持续一生的时间，但这不妨碍我们去做自己的事情，只有“在做”，才是我们得以确证自身存在的依据。
我们也许都成为不了第二个徐霞客，但是我们可以做自己的徐霞客。
除了借由了解他的生平获得当下生活的启示，徐霞客和他的游记应该再次被正确地放置在他同行的队伍中、在旅行写作的世界里，确定那个应当的位置。
我们已经太过熟练去使用“在路上”的概念，我们也深谙无数的公路故事，热爱“背包客”的名号和这个词语背后输入的所有想象，而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也都还是西方的旅行写作。
而徐霞客和他的游记应该是我们有关旅行这个庞大记忆库以及旅行文学养分来源中重新钩沉的那一块。那是在洋气的“背包客”之外，“一介布衣”的缺失。
因为关于远方的梦想已经足够多，也因为66号公路和318国道上早已人潮汹涌，更因为每当清风拂过湖面的时候，我们不是和别人，而是和他此身所在的，是同一片大地。
那是我们生活的地方，那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