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故人来发布历史故事《梁启超的少年意气》，内容如下：
梁启超说不上帅。他额头宽大，浓眉大眼、鼻子挺阔，嘴也阔。这个形象被凝固在教科书中。他畅想了一个“少年中国”，那里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有热情生活的现代公民。在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的今天，我们往回凝视那遥远而模糊的梁启超，从他那段人生履历里，让那个“少年中国”逐步显影。
“一团孩子气”
知识分子也挥拳头。
1897年，维新变法前一年，24岁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约了个饭局，他俩当时是《时务报》的两支健笔。不过章太炎写不出梁启超的感染力，他对梁启超有敬意。
但他对康有为自称超过孔子很是不满。而那时的梁启超，又太爱康有为了。两人带队，一场辩论变成了肉搏。
先是对骂，章骂梁这一边是“教匪”，梁就骂章为“陋儒”。梁启超的弟子梁作霖火气最旺，出言威胁说，在广东时，有人诋毁康有为，大庭广众之下就要被暴打一顿。说着他就要冲上来打章太炎这方一位老友。
章太炎《自订年谱》里，记载了打架这件事，没提梁启超有没有动手，也没写明是谁打赢了。而在金宏达的《太炎先生》里则写道，梁启超挨了章太炎一个大大的耳光。
这是一批寻求变革的青年，热血上头，可以为了主义、观念动起手来。到了民国，梁启超已是出了名的谦和，但他仍然装了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他闹出的最大动静是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梁启超禁不住徐志摩父亲的坚持，再加上胡适的劝，勉强答应给二人证婚。
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硬是把一对新人骂了一顿。是“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他质问徐志摩：“两性爱情之外，还有你应该做的事情没有？”
第二天，梁启超给女儿写信，怒气还没消，他写道：志摩却是很高洁，只是发了恋爱狂——变态心理——变态心理的犯罪。新婚夫妻来看梁启超时，他还把这篇训词裱起来交给了徐志摩。
梁启超与胡适也有一段现在看来甚至有点幼稚可爱的意气之争。
他在北大演讲公开批评胡适写的哲学史，听那段演讲的人撑爆了礼堂，窗台上都坐满了人。胡适回去就写日记：“不通人情世故”“完全是卫道”。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请胡适给他的书作序，胡适认真且不算客气地写了序，提出了些质疑。然后梁启超就小气地把序放在了文末，还自己附了《复胡适之书》，却不刊载胡适的答书。胡适不太高兴，回去又写日记。
梁启超过世第二天，胡适的日记里多了一段评价：“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中西文明之间的盗火者”
梁启超人生中最少年意气时，大约是他在上海办报时。
当时的报纸放在今天，要算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哔哩哔哩的总和。就像我们在21世纪之初经历的互联网信息大爆炸，那也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而因为《时务报》，梁启超成为全国第一大网红，名副其实的顶流。
《时务报》里第一次出现了无线电、X光、潜艇，就好像今年的自媒体一轮又一轮充斥着ChatGPT、引力波、转基因。梁启超甚至为中国引进了小说《福尔摩斯》，《时务报》的“域外报译”中，开始连载四个短篇小说：《英包探勘盗密约案》（《海军协定》）、《记伛者复仇事》（《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身份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最后一案》）。
感谢故人来发布历史故事《梁启超的少年意气》，内容如下：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把梁启超称作中西文明之间的盗火者，“他把西方的权力、民主、自由等知识和思想的火种引入到中国。”《时务报》创办到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几年，成了梁启超的时代。
很难想象，这个人就靠一支笔，极大搅动着这段历史。引进一些新鲜事物之外，梁启超更创造了一套全新的语言，他坦荡荡论国事，用放纵蔓衍的行文，来描绘这个时代的剧变。
在历史的夹缝里
虽然梁启超在公共舆论中风生水起，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的研究中，梁启超却是一个小而边缘的角色，“他的政治活动基本上就是失败的”。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前往日本潜心治学，听海涛松涛。他做的最接近政治的事，是在一艘船上，给当时访日的满清大臣当枪手，写了一大篇考察日本宪政的调查报告。
他因为鼠疫困在檀香山，喝过王老吉凉茶，谈过一段似有若无的感情。游历美国后他写下《新大陆游记》。还因为保皇与革命两个观念的冲突，跟坚定的保皇派康有为发生分歧，挨了康有为掷过来的一个报夹子，幸好没打中。
武昌起义后，他兴致勃勃回国，但好像总是晚了历史一步。巴黎和会时，是梁启超从前方传回给政治家林长民的消息，点燃了五四运动。
此后，他就退回书斋，留下一个背影。一个曾经激进的维新派，在北大教起了传统国学。连鲁迅都要阴阳怪气说一句：“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他身上的矛盾，就是那个时代的矛盾。这种人生与人心的复杂，让研究者们着迷。
梁启超的血总是和二十岁出头时一样热，活泼的生命力总是在。这位老师常带着学生爬山、游湖，很能适应时代舞台边缘的生活。
他真诚地与青年们谈话。希望年轻人的生活过得有趣一些。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演讲里，梁启超说：“人怎样活得无趣呢？第一种，我叫他做石缝的生活，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余地，又好像披枷带锁，永远走不出监牢一步。第二种，我叫他做沙漠的生活，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又好像蜡人一般，没有一点血色；又好像一株枯树，庾子山说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这种生活是否还能叫做生活？实属一个问题，所以我虽不敢说趣味便是生活，然而敢说没趣便不成生活。”
梁启超热情不减，不仅在治学，还在打麻将，他管这叫“四人功课”，还可以边口述社论边打麻将，抓牌打牌的姿势很是潇洒。据媒体报道，他水平不佳，十玩九输。
沛然不可御的激情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少年中国说》。此时，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已经256岁。
他华丽地描述新老的不同：“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
从那时起，“少年”由此变成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热词，而士大夫心中的国家观念，终于从“天下观”里脱胎出来，被放置到全球性的历史场景中，成了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政治理想。
比起思想贡献，反倒是他“捕捉时代信息的敏锐嗅觉、笔端常带激情的宣传性文字”，让梁启超成为近代历史里无法被忽略的人物。
他在自己的年代，用一支笔，和笔下猛烈碰撞的激情，搅动了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