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来了两位“眼镜先生”
濮塘镇地处苏皖两省交界处,毗邻长江,是安徽通往沪宁地区的门户。这里山高水远，竹林茂密，战争年代是一块打游击的好地方。
1938年6月，濮塘镇村民们时常见到两位戴着眼镜的先生，他们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白天在村办学堂里教书，晚上则走村串户，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组织起来闹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他们的话讲到了穷苦人的心坎里，大家渐渐地喜欢上这两位“眼镜先生”，邀请他们住在当地农民家里。
“先生叫什么名字?”村民赵光辉问。
“我叫潘田，那个高个子叫夏定才。”潘田胖乎乎的脸上挂着诚挚的笑容，令人感到特别亲切。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我们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
“战地服务团?”
“对呀!抗战爆发后，许多热血青年包括一些华侨，跨越千山万水投奔了皖南的新四军。青年们到了皖南以后，换上了灰军服，扎起裹腿布，穿上草鞋，成了雄赳赳气昂昂的革命战士。他们先集中在军部教导大队学政治学军事，经过一段学习生活后，就背起背包，挺起胸膛，走向茅山脚下，走向石臼湖畔，走向巢湖和洪泽湖，为新四军输入了新鲜血液。”
“战地服务团也打仗吗?”
“我们这些人多是书生，有的做文化工作，有的做民运工作，有的做医务工作。我呢，我要做的是深入地方，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嗯，要让村民们组织起来，还真少不了你们这样的人。”赵光辉钦佩地说。
他想到，前不久新四军先遣支队来到濮塘镇。开始时民众的反应是很冷淡的。因为抗战以来，他们所见到的军队太多了，国民党大批军队，有的是从京沪前线撤下来的，有的是被日军击溃的散兵游勇，有的是调动换防的，几十万大军在皖南地区穿梭似的来来往往。有些穿黄衣服的丘八，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而且拉夫抽丁，打人骂人，抢劫财物，侮辱妇女，干尽了坏事，如同盗匪一般。老百姓中流传这样四句话：“日寇未到，灾难普降，山河未失，浩劫临头。”所以百姓们初见新四军先遣支队，以为也是这样的军队。但是经过潘田、夏定才这些战地服务团成员的热情宣传，让民众看清了这支部队的性质。他们热情的抗日宣传，组织民众救亡运动，帮助民众保卫家园，解决民众疾苦等工作，以及我军不害民不扰民的模范行动，博得了濮塘地区村民们的好感，使得他们对新四军先遣支队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当赵光辉听说先遣支队就是从前的红军，便更加信任这支部队。把他们看成真正的抗日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
新四军先遣支队离开濮塘后，潘田、夏定才并没有随部队一道撤离。他们作为民运干部留了下来，被派到濮塘、杜塘、霍里一带开展抗日工作。潘田住到了赵光辉家里，时常与赵光辉亲切交谈，向他了解这个地区的基本情况。此外，潘田还和丁村的薛德英、邱德仁以及邻村的蒋恩祥、王霞亮、赵传贤、陈树生等人经常联系，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翻身求解放的道理。
放手发动群众
当群众的抗日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后，潘田与夏定才一道又把群众组织中的积极分子、骨干分子集中起来，在杨家村章家祠堂举办训练班。他俩通过悉心观察，严格考验，从积极分子和骨干分子中选出党的培养对象，在条件成熟后，先后发展他们入党。1938年8月，潘夏二人把新发展的党员薛德英、赵光辉、邱德仁、蒋恩祥、王霞亮、赵传贤、陈树生召集到薛德英家，由潘田带领他们，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们决心跟共产党前进。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资本家，不怕流血牺牲。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宣誓完毕，夏定才宣布濮塘党支部成立，薛德英任支部书记，并确定党支部的工作任务是：向人民宣传抗日，开展减租减息，发动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和新四军，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坚决同日、伪、顽作斗争。
除了做农民群众工作外，潘田还把地方上的士绅集中起来，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他们在动委会的领导下，做对抗日有利的事。开明绅士邱德贵家有茶山，还开设了一个经营杂货的小店。当年红军抗日先遣队经过家门时，他目睹了红军秋毫无犯，抚慰人民的情景，深受教益。现在通过潘田做工作，他又受到新四军先遣支队爱国精神的感召，邱先生主动为南来北往的新四军干部提供住宿，他家实际上成了新四军的招待所，他还主动组织运输队，为新四军运输辎重。
民众发动起来了，抗日救亡的烈火在燃烧，广大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到前线去杀鬼子。就连一向封建的皖南妇女也行动起来了。在潘田等人的帮助下，濮塘村成立了民众动员委员会，难民后援会等抗日组织，还办起了妇女识字班编写壁报。地方党组织建立起来以后，积极领导和组织人民配合新四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开展抗日活动，当向导，查路条，反奸，反特等。濮塘镇有猎枪的青年，组织了猎户队，队员有30余人。
皖南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它成了大江南北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抗战开始后，全国大批进步青年奔赴民主圣地延安，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敌占区的阻隔，路途遥远，去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于是安徽、江西、浙江、江苏、上海的许多进步青年舍远求近，走向皖南。而作为沪宁地区通往安徽的门户，濮塘成了进步青年投奔新四军的中转站。潘田和当地的村民们一道，做了大量的接待工作。
先生也不是吃素的
春末夏初，农忙之前，正是青黄不接之时，穷苦农民要下大力气干活，却没有粮食吃不上饭，这怎么能行呢?这时向地主老财借粮就是唯一的活路。而地主老财总是以高利贷放粮，这对农民来说，无疑是“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秋后算账，一年辛苦，几乎被高利贷盘剥精光。
潘田了解到这一情况，和夏定才商量，决定通过农抗会，开展减租减息，让组织起来的农民向地主借粮。他们把借粮大会的会址设在丁村邱德仁家，桌上放着两张大白纸，谁能借多少，由各被借人自己写上数目。
桌子后面站着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两位“眼镜先生”，他们身旁则是农抗会骨干成员：薛德英、赵光辉、薛永太、陈树生、李安则、邱奇才、薛永清、吴学礼、薛中林等人，薛德英是农会主任。有两位先生把舵，让他显得很有底气。他说：
“各位乡绅，眼下即将农忙，可是许多人家却吃不上饭。你们家有余粮，不能为富不仁。借给乡亲们度过这个难关，也算你们行善积德。各位能借出多少，在纸上写个数吧。”
乡绅吴方顺、吴世宏、李本财等七八个富农都很识相，知道这时候不借是不行的，乖乖在纸上写了数字。唯有地主张福昌像块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负隅顽抗说，没有粮食可借。这一下惹恼了潘田。这位先生胖乎乎的，平素看上去笑眯眯一副菩萨相，没想到撂下脸来，十分威严。潘田说：
“你是想敬酒不吃吃罚酒吧?”
张福昌知道遇上硬茬了。一点儿不借是过不了关的。他十分狡猾，眼珠一转，哭起穷来。最后哼哼唧唧地说，他最多只能借出三十担。
潘田事先通过赵光辉了解过情况，对各家的家底大致心中有数，知道张福昌家粮食最多，如果他只借三十担，别人就更不肯多拿了。想到这里，他将桌子一拍，说：
“张福昌，老实告诉你，借粮是客气的。惹恼了农抗会办你个汉奸，你家的粮食就全部没收了。”
“四……四十担，”张福昌流了一脑门子汗。
“你跟谁讨价还价呢?六十担!限你三天以内挑完!”
潘田再次拍了桌子，算是一锤定音。富农们见了这个阵势，都不敢怠慢，地主老财张福昌也乖乖地借了粮。
这次借粮百担，大涨了农抗会的志气，解决了农民春荒夏忙之前的燃眉之急。通过借粮斗争，农民们认识到组织起来力量大，新四军派来的人是代表农民利益，为农民着想、替农民说话的，从此他们更加靠近潘田、夏定才，视他俩为亲人。他们开玩笑地说：
“两位先生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没想到，先生也不是吃素的。”
“哈哈哈，”潘田爽朗地笑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文尔雅，该下手时就下手。”
特务营的教导员
1938年7月，新四军二支队三团团长黄火星率数百人来到濮塘一带，在东阳庙召开2000多人的群众大会，黄火星作了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报告，潘田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新四军二支队三团的到来，给濮塘地区的抗日活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潘田抓住机会，把18岁至45岁的男子组织起来，成立民兵，开展军事训练，从中选出骨干，组织成抗日预备队。民兵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把守要道路口，盘查形迹可疑之人，担任递步哨，密切注意日军动向，传递情报。潘田还经常向民兵讲授我军的游击战术，如：“敌来我去，敌去我归”、“鬼子兵力多，聪明避开莫硬打;鬼子兵力少，同胞袭击打包围”等。
长期的民运工作，让潘田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三团到来后，为争取当地民间武装刘一鸿，黄火星派潘田到刘一鸿的抗日自卫大队工作，用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改造这支自发的抗日武装。稍后又增派了其他干部到刘一鸿自卫大队，逐步把这支队伍改造成“苏皖边区抗日自卫大队”，由潘田任这支队伍的教导员。
这支队伍在新四军的帮助下，政治、军事素质不断提高，经常配合新四军开展对敌斗争。当时日军在马鞍山修建了小高炉，一条铁路线从南山矿把矿石源源不断的运送到江边。潘田带人一夜间扒掉从姚家寨至潘村的铁路两公里多，使日军运输矿石的线路瘫痪;日军护路队队长李太保像一条疯狗，疯狂地报复我方人员。潘田派自卫队员侦察到李保太的行踪后，和三团郑营长研究方案，由向导带领悄悄摸到黄陂村，惩办了汉奸李太保，为地方除掉一害。
鬼子制造了更大规模的报复事件——“黄庄惨案”。之后，潘田和三团的同志们一道，为黄庄死难的同胞掩埋尸体、给受难的百姓发放衣粮、搭建临时窝棚。又和村民一起搞生产自救，补偿群众损失，号召群众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因为苏皖边区抗日自卫大队的一系列活动，使濮塘地区成为敌人重点对付的地区。为避敌锋芒，经常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新四军三团七连、九连和十一连，暂时撤离濮塘。由潘田任教导员、刘一鸿任大队长的“苏皖边区抗日自卫大队”也于1939年2月开赴宣城狸头桥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驻地接受整训。4月部队整编为二支队特务营，上升为主力部队，潘田仍任该营教导员。
成为主力部队以后，潘田更加重视部队基本建设。过去士兵们丢根步枪通条，少个步枪托底板的螺丝，根本不当回事，反正也没有登记，现在可成了大事。武器是战士的生命，损坏武器是要受处分的。潘田跟战士们说：
“我们附近就驻有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部队，我们能不如他们吗?能让他们看我们的笑话吗?”
他每天带领部队练兵，搞得热火朝天。令附近的国民党军心生嫉妒。为了装潢门面，国民党部队也要每天训练，与新四军比个高低。他们驻地原有一个操场早已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当地的国民党军官，就强征了一些老百姓替他们清理操场。正值春忙季节，老百姓怨声载道。潘田知道了这事，就走过去生气地对在场的几个国民党兵说：“真是岂有此理，现在农忙，叫老百姓来做这个，那你们干什么?我们新四军的操场是官兵一起动手开辟的，你们的操场也要自己打扫，不许逼老百姓去干，快回去对你们的长官说。”潘田义正词严的话，令在场的国民党兵无言以对，一个个垂头丧气。
经过严格训练，新四军二支队特务营的军容军纪焕然一新，皖南练兵把一支游击部队改变成为正规部队。经过训练，特务营指战员个个精神焕发，积极要求上前线，抗击日寇。与此同时各地年轻人纷纷报名参加新四军。队伍由此不断扩大。
牺 牲
此后，潘田率领特务营转战各地，随新四军主力挺进苏南，创建了茅山根据地。潘田及其特务营驻扎在黄金山村一带。
黄金山村位于溧阳市别桥镇北部，属丘陵山区。全村总面积5.5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5450亩。1941年5月，新四军在这里与国民党顽军打了一场大仗。
1941年5月21日下午，国民党顽军出动两个营的兵力，向新四军驻扎的黄金山阵地发起进攻。全体指战员奋勇杀敌，直到黄昏时全歼顽军一个连，击溃一个营，残部仓惶逃窜。初战告捷，新四军二支队领导人谭震林料知顽军不会甘心失败，一定会卷土重来，遂布置四十六团以及潘田的特务营，选择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第二天，顽军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再次向新四军黄金山阵地猛扑过来。顽军进入火力圈后，潘田命令手下特务营官兵奋力出击。经过半日激战，再次歼灭顽军两个连200多人，缴获100多条枪，顽军残部向溧阳、南渡方向逃窜。
接连失利令顽军恼羞成怒，第三次集结了三个团的兵力，于24日由顽军四十师师长亲自指挥，向新四军黄金山阵地发动猛攻。新四军在二支队参谋长罗忠毅的指挥下，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术，指挥四十六团主力向顽军背后攻打，击中了顽军要害，加上潘田领导的特务营官兵大力协助，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顽军溃不成军，节节败退。潘田指挥特务营乘胜追击，打出了士气，打出了威风。
战斗中，潘田身先士卒，奋勇杀敌。表现出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黄金山战斗，前后持续了四天，共歼顽军四个营，击溃七个营，俘虏500余人，缴获战利品很多，仅子弹就有几万发。此战为新四军挺进苏南以来“空前第一次之运动战”。黄金山大捷，扭转了皖南事变后茅山根据地的危急局面。
不幸的是，潘田在此次战斗中中弹牺牲，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作为特务营的最高指挥官，潘田在战斗中一马当先，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士们做出了表率。他的死让全营官兵哀痛万分。大家想给潘田的家人捎个口信，却不知道他的籍贯地址，想给潘田立个碑牌，也不知道他的生辰八字。战争年代无数先烈们为了人民的利益默默无闻地牺牲了，他们无名无利，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形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