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对外经济开放的新篇章
在对外开放起步之际，我国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扩大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往，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引进来。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陈云同样配合默契，指引着我国走上了对外经济开放的正确道路。
一是借外债问题。为了加速现代化建设、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邓小平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萧条时为资金找出路的时机，借些外债。早在1973年研究对外贸易时，陈云就提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的主张。因此，他亦赞成借外债，但强调两点，一是借外债要考虑还本付息能力，要能还得起，有配套资金;二是要对买方贷款和自由外汇贷款等不同形式的外债进行比较，尽可能借一些成本低的贷款。对此，邓小平表示：“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有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研究，我赞成这个意见，应该这样来研究。”相对来说，邓小平更明确强调要利用国际形势有利的一面，尽可能多借一点外债。但也要求借外债要适当，不要借得太多，尤其要用于发展生产，反对用来弥补财政赤字。
二是出口创汇问题。对外开放起步之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想方设法提高出口创汇能力，是邓小平、陈云的一致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陈云就提出要建立出口生产基地等一系列措施。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要求外贸部转变职能，为本国产品找市场，并要在国外设立外贸分支机构。此外，邓小平、陈云都提议要大力发展国际旅游业。邓小平鼓励外资、侨资来我国建设旅游宾馆，强调“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陈云提出：“旅游收入实际上是‘风景出口’，而且可以年年有收入，一年比一年多。”
三是兴办中外合资企业问题。1978年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期间，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建议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邓小平当即予以肯定。邓小平还提出了请华侨回国投资办厂的想法。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请工商界“五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吃火锅，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陈云对创办中外合资企业也是支持的。6月15日，荣毅仁给邓小平写信，提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中规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和“决定重大问题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两条原则，并非国际惯例，势必会降低外资的投资兴趣。邓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四十九和三分之二都可不写。”而后邓小平把荣毅仁的信给陈云送阅。陈云在信上批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
以上三个问题，说到底，就是在对外开放中保持主动和主导的地位，增强自身实力，而不能受制于人。
四是创办经济特区和开放一系列沿海城市及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问题。实质上，这个问题有三个要点：一是创办经济特区要坚持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二是经济特区要发展拳头产品，从进口型转向出口型;三是创办经济特区和开发区要维护中央的权威。
先看第一点。对外开放伊始，邓小平大力倡导在广东、福建华侨多的地方试办出口加工基地，也叫出口特区，选了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四个点。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但兴办不久，1981年底，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出现严重的走私贩私情况，一时之间形成了一股不良风气。邓小平、陈云都提出要把这股歪风刹住。1982年1月5日，陈云把中央纪委一份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批转邓小平等，并写了批语：“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在陈云批示中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由此，中共中央发出了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在沿海地区开展了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1月25日，陈云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斗争;如何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会议认为，只有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试办好经济特区。
陈云的意见是，经济特区要办，必须把经济犯罪遏制住。但这一批示却被一些人加以消极渲染。其实，1982年11月16日，陈云就通过秘书作了答复：“我讲过的‘特区要办，但必须不断总结经验’的意见主要是指：各种经济犯罪分子会针对我们工作的不断改善而不断变换手法，因此不能满足于总结一两次经验，必须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拿出新办法。”
加强党风建设、打击经济犯罪、转变特区风气，也是邓小平的一贯立场。1982年4月13日，按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在4月10日召开的讨论这一决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讲话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刹这股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这一时期，邓小平还在党内发表了大量谈话，主张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
正因为邓小平、陈云合力刹住了这股风，经济特区党风和社会风气迅速好转，随后几年的经济特区建设出现了兴旺发展的局面。
再看第二点。1984年1月22日至2月10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发展势头喜人。回京后，他约有关领导同志谈话，提出要“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邓小平请人将谈话内容送给陈云。陈云先看了邓小平在视察中和回京后的谈话记录，又听了相关同志的汇报，明确表示赞成邓小平扩大对外开放的意见。
随后，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提议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4月18日，中央书记处对这次会议的纪要稿《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进行讨论，让谷牧到杭州向陈云汇报，听取陈云对《纪要》的意见。4月24日，陈云拿到《纪要》稿后，连散步都取消了，把《纪要》看了两遍，把有关经济特区货币的材料看了三遍。第二天，陈云又听取了谷牧的汇报。在听取汇报时，陈云表示同意《纪要》，谈到：“其中有两点我很注意。一是说要有‘拳头’产品。现在特区还没有‘拳头’产品，深圳也没有。但深圳有新的管理办法，这也是‘拳头’。二是说要有‘一定比例’的内销。国内市场不能不让出一些，否则对外资没有吸引力。问题是让多少，‘一定比例’，可大可小。”
他认为，对国内工业，保护落后是不应该的，但要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达到先进的水平，这还是应该提倡的。
陈云没有到过经济特区，这被有的人误解，以为是他不赞成搞经济特区。事实并非如此。1992年4月，陈云派秘书许永跃去广东的经济特区调查，对他说：“你去了之后，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你是代表我去的。”6月，李先念逝世，邓小平提议陈云写一篇悼念文章。陈云在文章中专门写了对于经济特区的看法，说：“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陈云的这段话，表明他是完全支持创办经济特区的。
再看第三点。经济特区要听中央的，这个原则不但体现在大政方针上，也体现在具体的经济实务上。在开发、开放浦东的问题上就是如此。1990年，邓小平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建议开发浦东。4月18日，李鹏在上海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9月10日，李鹏到上海看望陈云。在谈到开发浦东时，陈云明确表示支持，并强调了中央权威的重要性，“中央宣布上海浦东为经济开发区之后，全国各地也都纷纷办起开发区来，争着宣布各种优惠政策。要克服这种状况，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中央要集中必要的权力”。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陈云大力支持开发、开放浦东。1992年4月26日，陈云听取上海工作情况汇报，当谈到欢迎全国各地来上海投资时，陈云说：“应该这样。上海有很好的基础，尤其有人才优势。上海今后的发展一定会很快。上海大有希望。”他还说：“我非常赞成开发、开放浦东。”
陈云不赞成搞经济特区货币也是一例。当时，不少人主张发行经济特区货币。陈云则提出质疑：“特区货币究竟是一个特区发，还是每个特区都发?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这是货币的客观规律。”还提醒说：“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他建议：“特区货币如果大家坚持要搞，我提出两条，一是特区货币发行权属于中央;另一条是封关以后，特区货币只能在特区流通，不能在其他地方流通。”后来，在考虑陈云的建议的基础上，有关部门意识到经济特区货币不那么简单，就搁置了。显然，在经济特区货币的问题上，陈云是把中央的权威和全国金融货币秩序的稳定放在第一位的。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领导中国开创改革开放道路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陈云的思想和意志形成了一种方向一致且互补的合力。其所以能形成这种合力，根本原因在于，邓小平、陈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考验，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的“实事求是派”。他们正是以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创了引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改革开放道路。(赵士刚)
据《党的文献》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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