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遵义会议有很深的历史渊源。遵义会议前，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及时传达党中央的声音，鼓舞红军指战员斗志，为遵义会议召开从舆论上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此外，邓小平还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在第一代领导核心身边接受历练，增长见识和才干，他和中国革命都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邓小平对遵义会议有特别深刻的感受，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践行和发展遵义会议精神，实现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二次伟大转折。图为遵义会议会址。 王家梁 摄
遵义会议前，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及时传达党中央的声音，鼓舞红军指战员斗志，为遵义会议召开从舆论上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34年10月，邓小平和《红星》报编辑部随总政治部机关被编入第二野战纵队，踏上漫漫征途。这时，党中央在中央苏区办的其他报刊都已停办，《红星》报是跟随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唯一报刊。
邓小平为《红星》报铸魂。在江西瑞金办报的时候，邓小平就塑造了《红星》报的灵魂。他充分发挥《红星》报作为红军“政治指导员”的作用。他认为，《红星》报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实现党提出的奋斗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除了经常在报刊上刊登党中央、中革委和总政治部的有关决议、命令和通报外，还经常约请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同志写稿。前10期就先后刊载了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写的社论和其他文章。
“红星”之光照亮红军指战员的心。邓小平充分运用《红星》报这个阵地，宣传正确主张。他刚刚主编《红星》报，就约请毛泽东为《红星》报撰写了一篇题为《吉安的占领》的文章。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集中总结了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攻占吉安的经验与教训，其中特别说道：攻打吉安之所以成功，第一条就是抵制了立三路线的主张。这时的毛泽东已被中央“左”倾领导人排挤出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身处逆境。邓小平却认为，毛泽东的军事谋略对反“围剿”斗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应该让红军指战员了解和掌握。在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大肆横行的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红军的前途，他无所畏惧。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后，在红军指战员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红军指战员更加怀念在毛泽东指挥下的日子。红军指战员正是心中装着这样一盏灯塔，走到遵义的。
《红星》报及时传递党中央声音。行军途中办报，困难可想而知。邓小平一边赶路，一边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和材料。一到营地，别人睡觉时，他就把装着油印设备的铁皮箱当成办公桌，写稿、编稿、刻写蜡板、油印报纸。1934年10月20日，长征中，邓小平主编的第一期《红星》报出版了。报头“红星”二字，是邓小平的手笔。报纸内容紧密配合突围战斗。头版刊登的文章是《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文章指出红军战略转移的必要性，阐明红军面临的战斗任务，号召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奋勇前进。由于机关和部队的转移是秘密行动，红军指战员已有十多天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了。大家把《红星》报看成是党中央的声音，看到他们熟悉而喜欢的《红星》报，大家都感到兴奋，备受鼓舞。
《红星》报为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良好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遵义会议前的1934年10月至12月，《红星》报刊发多篇文章，阐述在白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做群众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如，10月27日，《红星》报油印版第二期刊发社论《在新的环境下的政治工作》，强调部队要灵活宣传形式，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斗争，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红星》报油印版第六期刊发中共中央《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给瑶、苗以实际的帮助”等一系列少数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红星》报的这些舆论宣传工作，为党在黔北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良好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在第一代领导核心身边接受历练，增长见识和才干，他和中国革命都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
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在湖南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正确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会后，中革委根据新的形势需要，为充实战斗部队，对干部进行了一些调整，邓小平接替生病的邓颖超，调任中央纵队秘书长，也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是他第二次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
1935年1月9日，邓小平随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城内。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工作。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邓小平传》和《邓小平年谱》都对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参加遵义会议，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长征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在遵义会议上，邓小平囿于身份没有作正式发言。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会议资料大都在四渡赤水和过雪山草地时丢失。多年以后，他是否参加遵义会议和以什么身份参加会议，一度成为遵义会议历史的一个疑点。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这段真实经历被污蔑成“篡改历史，硬把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的照片一度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室的墙上取下来。面对别有用心的污蔑，邓小平平静地说：“我一生的经历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
邓小平对参加遵义会议印象深刻。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在视察贵州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走进当年的会议室，他肯定地说：“会议室找对了，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个角里。后面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现在没有房子了。原来那个院子结构复杂，几进院子。在走廊上议论走四川的问题，那个时候觉得走廊很宽，现在窄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有谁能记得如此清楚，连已经拆除的房子都记得。按照惯例，中央秘书长肯定会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履历表，职务一栏一直填的是中央秘书长。邓颖超说过，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周恩来等亲历者也证实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前线的领导力量，中央决定任邓小平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由刘英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职务。邓小平这一职务的接替者刘英在回忆录《难忘的三百六十五天》中写道：“遵义会议后，大约四月间，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就这样，我当了中央队的秘书长。”刘英到中央纵队报到时，毛泽东对她说，小平同志要上前线去，我提议你来接替他的工作。
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实现了人生重要转折，他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有了更多直接接触。邓小平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写道：“父亲告诉我，遵义会议时，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遵义会议后，他和毛主席、张闻天一起长征……一路都走在一起，住在一起。”
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邓小平见证了毛泽东在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的领导集体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一幕幕。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照顾大局，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邓小平对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军事谋略非常敬佩。他曾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他形象地把当时毛泽东采取的那种同敌人兜圈子、打奇袭的运动战比作“猫捉老鼠”。
邓小平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也是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发展者。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践行和发展遵义会议精神，推动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
邓小平在政治思想工作中传播遵义会议精神。邓小平经常用遵义会议以来的历史性探索和历史性成就教育鼓励部队官兵。1943年6月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北方局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师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和整风问题的报告。他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特别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各国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于本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很久以来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是独立解决与处理本国问题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党的历史发展经验再三地教导我们，凡是以教条主义方式对待马列主义就会使革命遭受损失。我们永远是马列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使之适合于中国实际。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典礼上作整风动员讲话。他在讲话中回顾了党的历史，从决定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强调了开展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在讲话中，邓小平阐述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反对“三风(学风、党风、文风)”的关系。他说：“我党自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彻底克服了党内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
邓小平高度评价遵义会议确立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因为亲身经历这段历史并参加了遵义会议，邓小平才有特别深的感受。他后来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
正是邓小平亲身经历了我们党引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历程，反思了经历的挫折和失败，邓小平才能以敏锐的政治思维、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遵义会议精神在邓小平身上得到发扬光大。正是有遵义会议的亲身经历和对遵义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和感悟，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邓小平才能始终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大刀阔斧拨乱反正。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堪称新时期“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第二次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遵义会议精神在邓小平身上绽放出绚丽的光芒。
遵义会议精神在邓小平的血液里流淌，也让邓小平能够保持战略定力，把握正确方向。1982年9月1日，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应该说，这些历史经验，首先是遵义会议的经验，其核心要素“实事求是”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遵义会议精神在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得到发扬光大。(侯立新)编辑：郭梦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