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二愣
崔哥近段时间所推出的口语诗，在保持其前阶段简洁、幽默、精炼特征的前提下，进一步紧贴现实生活，以其简练、干脆、爽快的风格和深入普通百姓五味生活的感悟，成为当代口语诗中具有浓郁现实主义气息的代表之一。
崔体诗，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结合现代主义的统一性、永恒性和后现代主义的无序性、多元性，二者均注重“以人为本”的表达元素，以传承中国传统诗歌讲求意境美、个性美为艺术追求，关注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反映人民心声、体现时代精神、抒发真实情感，逐步呈现其口语诗与人民群众之间具有高强度的思想粘合性和简洁、明快、易懂、速懂而不失诗性美感的艺术特征，与“伤春悲秋”、含混、模糊、自我、臃肿的“我”体诗形成鲜明对照，或者说是一种挑战。在句式上，他的诗大多每首三五行，每行最长七八个字，与当代快餐式、碎片化阅读的快节奏生活相适应;在表意上，大都浅显、直白，但又难以用单一词汇去概括其语性，强化了口语诗的诗化效果;在题材上，都是普通百姓的日常形态，涉及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让诗与普通读者没有阅读障碍，去掉了过分贵族化，过分雅化的“高阁”成分，让诗轻松飞入寻常百姓家。
崔体诗，形象、生动，充满生活气息，坚持去“陌生化”创作。崔诗总是以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遇的普通事物为题材，将读者所熟悉、熟知的事物描写得生动形象，如《与蚊子共处》《饺子》《南瓜》《残荷》等。这些诗，崔哥以细腻的文笔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事件和人物，将自己的情感与体证融入其中，与现实场景和个体感知相统一，引发情感的共鸣，具有很强的代入感。读者很容易被阅读拉回曾经的生活场景和与之相关联的回想，真实地进入感受、体验，从更加宽广的视角看待自己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给人以启迪。
诗歌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民生疾苦，自古诗到新诗从未发生颠覆性改变。《诗经》是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代表，其中“国风”篇多角度、多视点地呈现了古人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与剥削的悲惨生活和反抗精神，也表现了当时青年男女间的爱情，诗中记述的各种“小人物”的愤懑与酸楚，如鲜活的生活长卷，展示出我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风貌，倾诉了当时劳动人民深刻而复杂的思想感情。
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陆游的“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等诗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现实人民疾苦，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兴亡和对人民生活的关注。所以，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意思是说，文章应该为时代而写，歌诗应该为现实而作。
中国百年新诗的探索与传承，经历了一场由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等为主帅的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革命。随着时代变迁，进而对诗意的外延和内涵进行了演进，并构筑起了新诗全新的体系。当下，无论什么主张、什么流派，只有立足于现实生活，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在诗歌与现实间构建起主客一体，既来源于生活又超越于生活的诗歌，才能让诗歌有生存的后续力量。中国新诗正是通过诗人们百年来的不断继承、创新、发展，以通俗易懂，人们喜闻乐见的诗体语言走向精彩纷呈的现实，走向精神内核，走向多元交织的人性，将诗意绵柔而又混杂不清的生活形态，将气定神闲而又惶恐不安的内心，将和谐协调而又抵触冲突的本性充分结合起来，才保障了百年新诗得以势如破竹、蒸蒸日上。
崔体诗出道以来，崔哥秉承传统，吸收汉乐府诗叙事为主，故事性强的呈现方式，常用比兴和铺陈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用朴素、生动的口语直率表情达意，使崔体诗在短短几年间便成为诗界亲民、近民、暖民的一道风景。同时，崔哥集几十年的生活沉淀，以精、简、小的生活细节为能量，酝酿为具有巨大爆发力的冷抒情诗语，保持了古诗词的内敛、含蓄，存储诗歌的沉静，以自己简洁而不失委婉，简直而不失间接的独特的呈现和表达，过滤出口语诗口语的纯度，又不失诗歌多向度的旨趣。如他的《中秋夜》只有三行：“拿块月饼/嚼故乡/我怕露馅了”。诗人紧扣中秋夜的主要景状，以“拿”“嚼”“怕”三个字，描摹了中秋夜情感丰盈而多情绪交织的生活。这些意象的捕获与诗性表达，得益于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凝视与自身诗观的据守与恒持。
崔体诗注重于对现实生活客观的描绘和反映，不夸张不伪饰。他着重关注社会问题、人民生活、政治状况等，用诗歌表达对现实的理解和看法。如他的《走进十月》：“走进十月/在祖国的版图上/按规划路线/从城市到乡村/我领着山河/唱《东方红》”一诗，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祖国的版图和城乡之间的对比，通过“我领着山河唱《东方红》”这样的描绘，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他的《看电影后》一诗，没有对电影本身作任何陈述，而是通过小饭馆里的爱情细节，传达了诗人经电影故事洗涤后，对真挚感情和美好生活的渴慕与热爱之情，体现诗人对普通百姓爱情生活的关注与价值主张。
崔体诗注重具象描写。他通过对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进行形象描绘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体现诗人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感悟，给读者更加直观的感受。如他的《残荷》一诗，将残荷作为象征，叙述了一种生命形态的衰老和死亡。他通过对残荷的凋零和枯萎，以及它们散发出的孤苦气息的具象描绘，表达了对生命过程的深度思考：“我开始怀疑从前/眼睛往死里钻/那些洁癖的症状/出于污泥，终于污泥”。正是因为有这些具象描写，其对生命过程的思考和富有哲理的象征才能深入读者的情感，引发读者对生命的联想与沉思。
崔体诗将自己厚重的情感赋能在纵深的时空背景中，使其现实主义诗歌对人物或事件的书写具有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宽度。如他的《穿新鞋》：“换一双新鞋/走老路/似乎头头是道”，写出了“新”与“老”在对立、对峙中的妥协与和解。他的《陪父亲爬山》：“老父亲冲在前头/我负责垫后/命运的走势/愁肠百转/起伏的阳光照过来/见证一匹山/在我父亲的背上/伸懒腰”这一影像的诗写，对父亲的描绘和作为后来者自我的反观，呈现出诗人多维度的情感自忖：也许是过去时，也许是现在时;也许是历史的，也许是当下的。这能够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物命运的时空背景和社会变迁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而这样的诗态存在，其价值已不是诗人独享的心灵巢居，而是人类命运史的不可回避的栖息地。这是诗人目光始终不游离于现实生活的独特体悟与领略的结果。
捷克斯洛伐克诗人塞弗尔特说：“但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人民的良心”。所有的诗歌创作中，每一个诗人都应该立足于现实生活，关注于民生，扎根于生活的沃土，所有的创新都应以人民喜欢不喜欢、人民传颂不传颂为标准。如果只是诗人之间相互愉悦、自我陶醉，没有被广大人民所喜爱和认可，再好的诗，可能也只是孤芳自赏，落落寡合。当然，我不是说崔体诗目前就是将诗歌完全扎根于现实生活中，已成为什么绝世佳作，但他对现实生活的长年据守、遵循、服从，是值得我们重视和期待的。编辑：侯懿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