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住淳化县委大院。当时整个县城都没有一所幼儿园。我六岁，可以上小学了，县上突然就有了一个机关幼儿园。我眼红得很，于是去幼儿园玩了一年的滑滑梯和跷跷板，到了七岁才上的小学。
上幼儿园的这六岁前，我就一直在县委大院里玩耍，爬树寻知了壳啦，摔画片啦，翻墙啦，说脏话啦，打雪仗啦，猪八戒背媳妇啦，墙上画娃娃啦……院子的叔叔伯伯见面了就是：来，来，来，让叔(伯)摸个牛。
好歹都是国家干部哩，你看这玩笑粗俗不粗俗。
红梅她爸人不错，不爱摸牛，一见面只问我要不要娶他家红梅当老婆。
平时我不言传。有一天他脖子上驾着红梅，碰见我了，又问呢。
我仔细看了看红梅，觉得啥都好，就是眼睛小，便朗声道：不要，我嫌你娃眼窝碎得很。
红梅她爸哈哈大笑，红梅气得两手把她爸头发一揪，眼睛努力瞪得大大的，如铜铃。
真事，不信问红梅去。红梅现在是淳化县二中的老师。
县委后门一路之隔是印刷厂。后门是铁栅栏门，我们这些碎娃们会一个个猴在门上，并派一个力气大的站在地上推。我们在门上荡来荡去，铁门被折磨得咯吱咯吱响，我们欢乐地吱哇乱叫。我们将这项健身运动称之为“荡铁门秋千”。
印刷厂的碎娃人少势单，远远地看着我们荡铁门秋千，并不靠近。有一天，一个印刷厂的女娃，我并不认识。她引着她的弟弟，走到我跟前，送给了我三枚印刷用的铅字，说可以当印章。
我默默地接了。
其他县委大院的碎娃一下子眼红了，纷纷从门上跳下，涌过来讨要，印刷厂的女娃轻蔑地扫了他们一眼，拉着她弟弟回去了。
日渐黄昏，该吃晚饭了。
此时，院子里的紫茉莉就开了，一朵朵像喇叭在吹，滴滴答，滴滴答，真热闹。紫的最多，黄的也有，白的就不常见了，一半紫一半黄的更难得，还有黄色里混了红血丝的，就叫“抓破脸”，更稀罕。
我会把紫茉莉黑色的种子搜集起来，装进一个宝贝瓶子里。那种子就像袖珍的手雷炸弹。那瓶子葫芦状，陶瓷的，浅黄色，上有“速效救心丸”几个字。
晚饭不外是豇豆黄瓜、馒头稀饭之类的。此时，院子里已经很凉快了。我听到院子里孩子的嬉闹声，扔下筷子，无心吃了。
“商女不知亡国恨，恨，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花，花”，我急吼吼地背完一首唐诗就往外跑。到了院子，看见张全叔家门口围了好多人。原来是他家的昙花就要开了，一时三刻，就在今夜。瞧热闹的人坐着小马扎，一齐等着。
“一九八五年，我学会迷踪拳。打死了霍元甲，抢走了赵倩男……”旁边围了一群半大小子胡吼哩，其中豁牙张国栋的声音最响。
当时的人家，养的都是些好养耐活的家常花草。窗台摆上几盆，吃了鸡蛋，蛋壳就戳到花盆土里。常见的有文竹、剑兰、四季果、天竺葵、牵牛花……家里有女娃，就种点凤仙花，可以染指甲。
大院的花坛里也不过是月季、金鱼草、鸡冠花、美人蕉，还有臭臭的万寿菊……那个朴素的年代，花草都不娇气。那时的女排姑娘也特别能打，连我这个碎人都知道郎平的外号是铁榔头。
昙花的主人张全叔有两大爱好：一是练气功，鹤翔桩和香功都练;还有就是养花。他剪一枝夹竹桃的嫩芽插进装了水的啤酒瓶，瓶口用黄泥封住，一个礼拜，就水里生根了。
张全叔说昙花是“见月不见灯”，月光下才开，点了灯就不灵了。于是大家在月光下等着，抽烟的抽烟，说笑话的说笑话，摇扇子的摇扇子，拍蚊子的拍蚊子。
最先失去耐心的是小孩。藏猫逮、贴胡子、骑马绕城……好多游戏在等着我们。
张国栋也想跑，武打片《霍元甲》开播了，在放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涛涛……
张国栋身子刚一动，就被他爸扯住耳朵拉回来了。张国栋上三年级，已经开始学写作文了。他爸是宣传部副部长，笔杆子出身，戴个高度近视眼镜，嘱咐他静静等着看昙花是咋开的，认真观察，积累素材，回去了要写日记哩。
张国栋不服不忿，嘴撅着，脖子都能扭到省城西安去。他爸嫌丢人，气得拿扇子抽张国栋的脸。张国栋老牛一般闷声大哭。
把我吓得，赶紧跑远。
我没有追上小伙伴的大部队。黑灯瞎火的，他们能去哪里呢?
他们去厕所踩蛆娃子了吗?他们摸黑去菜园子偷西红柿了吗?他们打了手电去食堂后墙的墙缝抠蜗牛壳了吗?不知道呀。
我一个人也能玩的，去臭水池附近捉萤火虫，黄光的、绿光的都有。
等捉了一玻璃瓶萤火虫再跑回来。看昙花的人群散了。昙花已经开过了，且迅速枯萎。
昙花一现的美，我终究是错过了。
那一刻，不到六岁的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是怅然若失。
后来我遇到了张国栋，我问昙花开是什么情景，还问他写日记了没有。
张国栋说：碎批娃，滚。
碎批娃是骂人话。我们当地人把男孩叫儿子娃，女孩叫女子娃。那时候还小，几乎没有什么性别意识。儿子娃和女子娃可以一起快快乐乐地玩耍。
有一个叫李婷的女子娃，和我同岁，却极成熟老练。她爸给她一毛钱，她要带我上街消费，买瓜子吃。当时大人告诫我，不能出院子耍，不然就让长毛往口袋一塞，逮走了。
长毛是啥?我想应该就是长胡子，长头发，形如野人吧。
我不敢去，给李婷说了长毛的事。
李婷说：世上就没有长毛，都是大人编出来吓瓜娃的。鬼也没有，龙也没有，都是编的。
我不服，举例证明有长毛。我说的是汽车站门口那个卖水果的大胡子。冬天卖甘蔗，夏天卖西瓜，留着马克思一般的毛胡子。那估计就是个长毛。
别看我小，马克思我是知道的，我还知道恩格斯，我妈办公室挂着他们的像呢。
李婷笑了，说，西安电影制片厂有个导演有次坐长途车，倒车，在淳化汽车站门口碰见这个大胡子了，觉得这胡子太带劲了，就请他去拍电影，专门演大胡子。有戏了就叫他去拍戏，没戏了就继续在淳化卖水果。不要小看这个大胡子，不白留，有补贴，每月五块钱。
李婷总结说，那是个电影演员，不是长毛。当然了，他不能剃胡子，剃了，补贴就没有了，拍电影也不叫他了。
“西安电影制片厂”，我被这专业的名称唬住了，感觉这是放着金光的七个字。后来我一寻思，觉得李婷说得不靠谱。人家拍电影的，不懂得贴假胡子吗?可是有了疑问已是时隔多年了。
那天被说晕后，我就跟着捏了一毛钱的李婷出了县委大院的门，上街了。一路又兴奋又惶恐。
走到电影院门口，有几个守着竹推车买瓜子的。从旧杂志上撕下纸来，卷成纸筒装瓜子，一纸筒五分钱。
李婷给卖瓜子的人说，能不能先尝后买。卖瓜子的同意了，说：碎人，你尝吧。
我又被一个词给震惊了，“先尝后买”，这是个多么神奇，多么高级，多么潇洒的词啊。我一肚子滚瓜烂熟的唐诗三百首，与此相比，自惭形秽。
李婷很老练地抓起一把瓜子就嗑，然后就一直嗑下去，直到卖瓜子的开始喊：碎人，碎人，甭吃啦，再吃我生意做不成啦。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李婷都是我心目中的偶像。“西安电影制片厂”和“先尝后买”这两句足以封神。
这也是真事，不信去问李婷，李婷现在在淳化县公安局工作，警察。
自从被李婷带着上了街，心野了，县委大院都耍不下我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此后我就常常一个人偷偷溜出大院，到别的地方去探险，成了一个“街溜子”。
路边的国槐上有花苞了，那是叫槐米的中药。会有人提杆来采，晒干了送药材公司换钱。药材公司还收带毒针的蝎子。我想看，又不敢凑过去。
麦子黄时，小县城会来一批甘肃麦客。他们顶着草帽，带着镰刀守在街边的屋檐下，或坐或躺，或静静地吃着锅盔，神情肃穆，等待雇主。
西瓜摊也是极好玩的，摞成小山，卖瓜人晚上就睡在瓜山旁。不怕塌了砸到自己吗?卖瓜的会拿刀给瓜破三角口子，让买主验瓜。那被抽出的小三角西瓜，红红的，像个小印章，好可爱哦。
在街上还能捡到空烟盒和冰棍的棍棍。
县委和武装部一墙之隔。武装部还有我一家亲戚。我的辈份高，他们家两个双胞胎姑娘把我叫叔叔。我这两个侄女一个叫安琪，一个叫安娜，名字都很洋。后来上学了，成了我的同学，所以她们也没有叫过我一声叔叔。
我去武装部不是找侄女的，我要找的是一个外号叫“鸡沟子闪电”的儿子娃。
鸡沟子闪电是我们当地的粗话，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眼睛小，像鸡屁眼那么大，还眨巴眨巴像闪电。
我找这个叫“鸡沟子闪电”的碎娃，不是想看他挤眉弄眼，而是听人说，没有谁爱和他耍，但是有一天他突然神气起来了。因为他的邻居叔叔是退伍老兵，战斗英雄，有一枚军功章，那是在越南战场杀了敌人换来的。他得了意，说谁和他关系好，他就带谁去看军功章。
那时候流行一首歌《十五的月亮》，我们都会唱：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我们唱的时候耍怪哩，做出夸张的掰饼动作，饼子掰成两半，唱：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
我跑到武装部，很容易就在一群孩子里辨认出了他。应该大我一两岁，黑瘦，还有点驼背，当然，是眼睛出卖了他。
和他的眼睛比，红梅的眼睛一点都不小。
我问他：你是鸡沟子闪电吗?你能让我看军功章吗?
他说：你妈来个批，我有名字哩，我叫王峰。
我说：王峰，你能让我看军功章吗?
王峰眼睛眨了眨，闪了几下电，就带我去了。我很开心。
那个军功章叔叔很爽快地从抽屉拿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个盒子，再打开，才是军功章。闪闪发亮，烁烁放光，一看就知道是个宝物。
这叔叔还把他的军功章给我戴到衣服上，给我教敬礼，让我美了一会。
后来，我绕开王峰，一个人跑到军功章叔叔那里去看军功章，叔叔也给我看哩。后来发展到我带头组团，领上一大帮孩子浩浩荡荡地去。
王峰知道了，很气愤，觉得我撬行了，要打我。他的力气实在太小了，也没有人帮他。他一冲过来，我一推，他就屁股蹲儿，倒了。
王峰爬起来，鸡沟子不闪电了，开始流眼泪，一直流到嘴里。呜呜呜，呜呜呜……
看他哭了，我也很内疚，此后就不去军功章叔叔那里去看军功章了。
过了很久了，有一天，我和杨凯在县委院子靠着武装部的红砖小楼底下的空地玩儿。一抬头，瞅见王峰在楼上居高临下，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我们。
杨凯说：咱不理他，鸡沟子闪电。
我还是抬头喊了起来：王峰，玩不?
王峰：你妈来个批。
然后，他头一低，消失了。
我气得浑身都颤哩，过了一会我平静下来了，心里觉得有说不出的畅快。
哼，我不欠你的了。
出大门上街的事终于被家里人知道了。是我说漏嘴的。
有一次，街上来了个耍猴的河南人，拿鞭子抽猴，抽狠了，猴惊了，带着绳子窜上路边的国槐，然后再上了电线，最后就被电死了。
我给家里人描述之，家里人反问之：你咋知道的?
不过，此后家里也就默许我一个人上街了。打酱油灌醋的活儿也交给我了。我也觉得我长大了。
有一次我跟我妈说我要去照相馆照相，我妈说她忙，我说我可以一个人去，我妈给了我钱，我自己就去了。照片取回来以后，只要家里来了客人，我妈就拿出照片讲我一个人去照相的壮举。还要把我拉过来，让我情景再现，表演一下，如何面对镜头，一二三，笑。
我那一年最少演了一百场，要是商演，估计都发了。
说来说去，我最爱去的地方是书店。县委正门出去，过条马路就是新华书店了。
那时候，电视上正在放日本的电视剧《血疑》。大人看了哭，我们碎娃也懵懵懂懂地跟着哭，都爱上了剧中的幸子、光夫、大岛茂。新华书店里《血疑》的娃娃书也借势卖得很好。好像是十八本吧，厚厚一摞。
我还在新华书店买过《西游记》的娃娃书。一买回来，就让我家隔壁民生叔家的老二女子张娟盯上了。
张娟是初中生，啥都懂。我捡了一只受伤的麻雀，她说摸了麻雀，手就麻了，以后就抖地不能写毛笔字了。她还告诉我，放屁的时候不能点蜡，会引起爆炸。
我的妈呀，太可怕了。那段时间，淳化老停电，害得我都不敢让家里点蜡。点了也提心吊胆地，不停嘱咐：爸，你不敢放屁啊。妈，你也不敢放屁啊。
张娟想借我的《西游记》看，怕我不借，就拿了一张红纸，上面写了“借书证”三个字，对我说，她有这个证，所以想借谁的书，就借谁的书，谁不借，就是违法犯罪，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一听，怂了，灰溜溜地把书借给她了。
我去新华书店不一定是因为书。那一年，新华书店正盖新楼，院子里堆了小山一样的沙子。我就去玩沙子，收获是结识了一个叫兰兰的玩伴。我们一起盖房子，挖隧道，修水坝……玩得很好。
新华书店有个会计，是个戴着黑框眼镜的老太太，慈眉善目的。她是兰兰的外婆。
兰兰外婆家的门上挂着竹帘。我去了，在门外一喊，竹帘一挑，人影一闪，兰兰就出来了。
兰兰又白又俏，身上还香喷喷的。我的印象里，兰兰应该是个大城市的洋孩子，临时被送回淳化，送到外婆身边过夏天来了吧。淳化的夏天很凉快的，晚上可以看见银河。汉武帝都在这里建甘泉宫避暑呢。
我如今已经回想不起兰兰的清晰样貌。兰兰这名字也未必记得准确。当年我们说过什么话更是不记得了。只记得，每到黄昏时候，挖沙子的游戏结束，我们要各自回家吃晚饭了，她都会先送我回家，把我送过马路。
其实当时的淳化县城，街上车很少的，除过自行车，也就是机关单位的几辆军绿色的吉普车了。对于小孩来说，过马路还算安全。偶尔还有周边的农民牵着牛或者羊走过，到牲畜交易市场去。牛羊都温顺，慢慢地走，顶多街上拉个屎，牛拉出来的是蛋糕，羊拉出来的是巧克力豆。
我们穿着塑料凉鞋，鞋底粘着沙子，手拉手，过了马路，在县委大院门口的陶瓷狮子垃圾桶处分手。这时候我们的脸上也被映得红红的。夏季的傍晚有好看的火烧云。
一个小男孩被一个小女孩呵护着，送过马路，现在想来有些羞啊。
有次，兰兰送我，被一个院子的大孩子看到了，大约就是张国栋，哦，肯定就是他了。他拦住我们，问：你们在谈恋爱吗?
我慌了，还很生气。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种问题。我看了一眼兰兰。
兰兰目光炯炯，毫不惧怕，不理他，继续拉着我走，这回送进了县委大院的门里，送到院子里的柳树下。
柳树垂下青青的枝条。春天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会折嫩枝做柳笛，我们当地的方言叫“弥儿”。夏天的柳枝最茂盛，都垂到地上了，有蚂蚁急匆匆地往上爬。
蚂蚁，蚂蚁，你们爬上去做什么?
不知道。树上又没有果子，只有知了，兹拉兹拉地叫。
夏天过去了，兰兰回她父母身边了，我此后再也没有见过她，小县城变得很安静。
我一直把她当成我的初恋。
